農業資本主義演進的古典式英國道路及其新發展

　　作者：張新光

　　摘 要：如何改造小農經濟是各國社會轉型期共同面對的實踐難題。英國作為世界上最早確立資本主義制度的先行國，自耕農的消亡是受到多種綜合因素作用下的經濟淘汰和轉化過程，資本家囤購

土地、國家干預、對外戰爭、大工業衝擊、人口結構和農業結構變化等因素都產生過重要的影響。「圈地運動」的本質是把分散經營的零星地塊合併起來，使公有土地分為彼此完全獨立的資本密集型大地產，形成了以資本主義僱傭制農場為主要特徵的「古典式英國道路」。當代英國農業是自營農場佔主導地位，資本化、企業化經營促使大農場排擠小農場的趨勢更加明顯，同時國家對農業保護和支持力度也不斷增強。這說明，農業資本參與利潤率平均化的規律與國家保護農業政策是並行不悖的。

　　關鍵詞：農業資本主義；古典式英國道路；小農制；現代農業；僱傭型農場；自營型農場

　　馬克思和列寧在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如何佔領農村這一重大歷史變革過程時，把三種不同的農業資本主義演進形式分別稱之為「英國式道路」、「美國式道路」和「普魯士式道路」。長期以來，國內理論界和學術界對由大土地所有者、租佃資本家、農業僱傭工人構成的古典式英國資本主義僱傭制大農場的普世價值不斷提出質疑，進而否定經典馬克思主義關於農業資本主義發展規律的科學性和普適性。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德國和俄國社會民主黨內部也曾有人提出：「用不著有絲毫懷疑，農業的每一部門在中小生產內就如同在大生產內一樣可以同樣合理地經營，而且甚至和工業的發展相反，農業中集約耕作就使小經營較大經營有極大的優越性。……在農業的發展中並沒有走向大生產的傾向，恰恰相反，在農業發展的範圍以內，大生產並不常是較高的生產形式。」[1]他們由此認定：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積累規律的理論「對於工業的發展是毫無疑義的，但對於農業的發展就不然」。[2]這場爭論一直延續到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在西方經濟史學界展開了兩次國際性的學術大討論，被稱之為「布倫納辯論」。[3]我國不少學者也認為：「英國式道路是以圈地為主要形式，以暴力手段剝奪農民為主要特徵。它不顧以往的成規而犧牲自耕農的利益，甚至超越自由農民的土地佔有制而直接過渡到資本主義大土地所有制，勢必伴隨著大批農民被排擠、被驅逐的暴力史和農民日益走向貧困化的血淚史。」[4]其實，這種認識既不符合馬克思主義關於農業資本主義發展規律的科學論述，也不符合當代英國農業資本主義發展的客觀事實。本文試圖重新認識和把握農業資本主義發展的「英國式道路」的實質內涵及其新的變化，以期對我國現代農業的發展有所借鑒和啟示。

　　一、近代英國農業革命與小自耕農的消亡

　　馬克思曾經指出：「在英國，農奴制實際上在十四世紀末期已經不存在了。當時，尤其是十五世紀，絕大多數人口是自由的自耕農，儘管他們的所有權還隱藏在封建的招牌後面，但是小農戶仍然遍布全國，只是在有些地方穿插有較大的封建領地。直到十七世紀最後三十多年，還有4/5的英國人是務農的，並且自耕農即獨立的農民還比租地農民階級的人數多。」[5]但是，「自從 1688年的『光榮革命』把地主、資本家這些謀利者同奧倫治的威廉三世一起推上了統治地位。他們開闢了一個新時代，使以前只是有節度地進行的對國有土地的盜竊達到了巨大的規模。……大約在1750年，自耕農消滅了，而在十八世紀最後幾十年，農民公有地的最後痕迹也消滅了。……到十九世紀，人們自然甚至把農民和公有地之間的聯繫都忘卻了。更不必談最近的時期：1801年到1831年農村居民被奪去3511770英畝公有地，並由地主通過議會贈送給地主，難道農村居民為此得到過一文錢的補償嗎？」[6]可見，「英國農業革命的第一個行動，就是以極大的規模，像奉天之命一樣，拆除耕地上的那些小屋，結果使許多工人不得不到村鎮和城市裡去尋找棲身之地。資本主義生產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曾這樣無情地處置過傳統的農業關係，沒有創造出如此適合自己的條件，並使這些條件如此服從自己支配，在這一方面，英國是世界上最革命的國家。」[7]這樣就很容易給人們產生一種錯覺，似乎馬克思把英國自耕農的「災難性減少」簡單地歸因於掠奪性質的議會式「圈地運動」，即「把農民土地所有制的命運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於革命過程中單方面廢除土地關係的封建形式決定的」。[8]其實不然，在馬克思看來，「資本原始積累的各種田園詩式的方法都是利用國家權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組織的社會暴力來大力促進從封建生產方式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轉變過程，強行縮短從舊生產方式向現代生產方式的過渡的一種人為手段。但從根本意義上說，這種剝奪是通過資本主義生產本身的內在規律的作用，即通過資本的集中進行的。」[9]換言之，自耕農的消亡是一個受到多種綜合因素作用下的經濟淘汰和自然轉化過程，除了圈地運動之外，囤購土地、國家立法、對外戰爭、大工業的衝擊、人口結構以及農業生產結構的變化等因素也都產生過重要的影響。因此，「研究英國歷史的人看到，從十五世紀最後三十年起怨聲不斷，抱怨資本主義經濟在農村日益發展，農民日益被消滅，另一方面又看到，這些農民不斷重新出現，雖然他們人數在減少，處境日益惡化。」[10]這一奇妙的現象足以說明「與獨立的、自耕的農村居民稀薄化相適應的，不僅僅是工業無產階級的稠密化」，儘管這兩個逆向加速的歷史進程之間確實存在著內在的關聯性。事實上，英國「圈地運動」的實質是重新分配敞田和瓜分公有地的過程，其結果是「把分散的地塊合併起來，並把共有的田地分為彼此完全獨立的密集地產」。[11]這一過程在英國持續了長達三四百年（也有的說法是六七百年），以1709年為界，可將其劃分為「私人圈地運動」和「議會圈地運動」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開始於十五世紀末，在十六世紀還在繼續下去。但是，當時這一過程是作為個人的暴力行為進行的，立法曾同這種暴力行為鬥爭了150年而毫無效果。」[12]就其影響而言，它主要局限於私人圈地，規模小、數量少、範圍窄，基本上沒有突破英格蘭中部和東部各郡。比如，在1455年至1607年間，英格蘭被圈佔的土地大約在50萬英畝左右，僅佔全部耕地面積的3%。在16世紀，英國人口約有300～350萬人，因圈地而失去土地的最多不超過7萬人，一般農戶擁有30英畝土地是很平常的事；到了17世紀中葉，佔英國人口1/6的自耕農擁有全部土地的25～33%，一般農戶擁有40英畝以上土地仍占相當大的比例。[13]但在第二個階段，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十八世紀的進步表現為：法律本身現在成了掠奪人民土地的工具，雖然大租地農場主同時也使用自己獨立的私人小辦法。這種掠奪的議會形式就是『公有地圈圍法』，換句話說，是地主藉以把人民的土地當作私有財產贈送給自己的法令，是剝奪人民的法令。……這種對國有土地的掠奪，特別是對公有地的不斷的盜竊，促使在十八世紀叫做資本租地農場或商人租地農場的大租地農場增長，促使農村居民變成無產階級，把他們『遊離』出來投向工業。……對農民土地的最後一次大規模剝奪過程，是所謂的Clearing of Estates（清掃領地，實際是把人從領地上清掃出去）。這是英國的一切剝奪方法的頂點，現在是要把小屋『清掃』掉，結果農業工人在他們耕種的土地上甚至再也找不到必要的棲身之所了。」[14]因此在1709～1793年間，英國土地集中的規模、速度和農民人數減少的幅度都大大加快了，自耕農所佔全國土地面積的比例下降至15%左右。[15]據1873年的英國土地調查數據顯示，大約有4/5的土地集中在不足7000人的大貴族地主手中。[16]這樣，英國的自耕小農沒有經過任何過渡階段就從自己的「黃金時代」陷入到了「黑鐵時代」。這一時期，英國純農業人口佔總人口的比例大幅下降，從事農牧業生產的勞動力人數大幅減少。在工業革命前的1520年，英國純農業人口佔總人口的比例為75%，到1801年下降為35%，到1841年下降為23%，到1890年下降為10.2%，到1900年下降為8.4%。1851年，從事農牧業生產的勞工人數為1460986 人，1871年減少到980178人，1891年減少到780707人，1911年減少到656377人，60年間減少了一半以上。[17]這說明了，「決定英國小農經濟在英國革命後的100年中消亡得如此迅速的許多原因中，這次革命的土地立法確實起了不小的作用，它使小農所有制置諸法律之外。」[18]但是，「在農業領域內，就消滅舊社會的堡壘——『農民』，並代之以僱傭工人來說，大工業起了最革命的作用。」[19]「只有大工業才用機器為資本主義農業提供了牢固的基礎，徹底地剝奪了極大多數農村居民，使農業和農村家庭手工業完全分離，剷除了農村家庭手工業的根基——紡紗和織布。」[20]「只有現代大工業所造成的、擺脫了一切歷來的枷鎖、也擺脫了將其束縛在土地上的枷鎖並且被一起趕進大城市的無產階級，才能實現消滅一切階級剝削和一切階級統治的偉大社會變革。」[21]

　　特別是從18世紀中葉到19世紀末，在農業革命和工業革命的雙重作用下，英國出現了大規模的農村人口流動和轉移，面對如此眾多的「失地農民」和「在母國被當成多餘而有害的人」，單純依靠「懲罰、濟民、移民」這些國家強制干預措施是無濟於事的，解決問題的根本出路在於農業革命之外的「純經濟因素」。比如，在19世紀50年代以前，英國農業還在廣泛使用畜力和古老的農具。從19世紀下半葉起，隨著機器大工業的發展，英國開始製造出了一批新型的農牧業生產機械如收割機、扎束機、排水泵、攜帶型脫粒機和多壟犁等，但這些農用機械大多用於出口而沒有在國內大範圍推廣。因此，在大規模的「圈地運動」結束後，「農業革命把耕地變成牧場，採用機器，實行最嚴格的節約勞動型的資本主義僱傭制大農業生產。可是令人奇怪的是『城鎮中工人過剩，而農村中則到處工人不足！』」[22]在比較富裕的公共牧場，未圈圍地區每1000英畝土地需要470個勞力，被圈圍地區需要1500個勞工；未圈圍地區公地和荒地每1000英畝需要190個勞力，被圈圍地區需要1800個勞工。[23]此外，圈圍公有地的圍籬、挖溝、森林、荒野和沼澤地的墾複等也需要大量的農村勞動力。同時，從工場手工業、家庭手工勞動過渡到工廠生產，從輕工業過渡到重工業，從工作機過渡到發動機，最終形成一個以大機器生產為主的現代工業體系，英國尚存在一個勞動密集度高和社會流動性強的「中間就業部門」，「成為由大工業和大農業所造成的『過剩』人口的最後避難所」。[24]馬克思指出：「根據1861年的官方調查數據，單在英格蘭和威爾士，從事這種生產的人就有1024267人，幾乎與農業和畜牧業吸收的人數1098261人相等。我們現在才開始明白，機器生產出來的這樣驚人的大量產品和『遊離』出來的這樣驚人的大量工人究竟到哪裡去了。」[25]可見，「如果機器佔領了某一勞動對象在取得最終形式前所必須經過的初級階段或中間階段，那末，在這種機器製品還要進入的那些仍保持手工業或工場手工業生產方式的部門中，對勞動的需求就隨著勞動材料的增加而增加。」[26]但在工業革命完成後，被機器工業排擠出來的大批農村勞動力就只能向城市轉移了。比如，在工業革命前的1520年，英國城市人口為12.5萬人，城市化水平為5.25%。而到1801年，英國城市人口增加至238萬人，城市化水平已經上升到27.5%。而到1851年，全國已有一半以上的人口（51%）居住在城市，基本上實現了城市化。[27]

　　總之，英國農村勞動力真正的大批轉移實際是社會總勞動在農業、工業和城市之間重新分配和重新配置的過程，這是正確認識英國農業革命和工業革命互相作用、互相促進的關係時所必須注意的一個重要問題。二、當代英國農業資本主義發展的新變化

　　進入20世紀以來的100多年，英國農業資本主義發展中最引人注目的新變化，就是過去由大地產、租地資本家、農業僱傭工人所組成的租佃制農場開始走向衰落，自營農場成為佔據主導地位的經營形式。比如，在

1920～1960年的40年間，英格蘭和威爾士約有40%的耕地從貴族地主手中轉移到農民手中。自營農場在英國農場總數中所佔的比例由1914年的11.3%和1919年的11.7%提高到1983年的70.4%，在農場總面積中所佔的比例由1914年的10.9%和1919年的12.1%提高到1975年的60.2%。[28]發生這種地產大規模轉移和自營農場佔據主導地位的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政府通過立法手段對農業生產和土地關係進行干預和調整，往往傾向於保護自營農場主的利益而限制地主的權利，其結果是挫傷了地主佔有土地的慾望，促使租佃農場制度的衰落和自營農場的發展；二是隨著地租的下降和地產稅的增加，造成了出租土地的地主無利可圖，迫使他們不得不放棄地產。比如，1906年的英國《農業持有地法》規定：地主不得干涉農場主如何使用租佃的土地，如果地主單方面解除租約或在租約到期前將土地售出，租佃農場主就有權要求地主補償他們為改善土地而耗費的資金。1941年的英國《農業法》規定：農場主可獲得終身租期。1976年的英國法律又把租期延長到租地農場主死後的兩代人。這些土地法令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自營農場主的利益。同時，英國的土地立法和農業補貼政策，對土地集中和農場兼并也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比如，1947年的英國《農業法》規定：對生產效能低、影響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小農場進行合併，種植穀物的農場至少應擁有土地80公頃～100公頃。政府對願意合併的小農場提供50％的所需費用，對願意放棄經營農業的小農場主可獲得2000英鎊以下的補貼或領取終生養老金。除對農業進行直接投資外，政府還對農業基本建設（包括土地改良、田間供排水設施等）提供補助金，如整治、改良土地可獲取60％的補貼，對園藝農場進行的土地改良、建築和購置設備給予15～25％的補助，對農場主自己修建道路、堤壩、供電系統等則提供所需費用2/3的補助，對在土地條件較差的高山地農場以及改進農業工藝等也有獎勵等等。此外，政府對農產品差價補貼的數額基本取決於各農場的播種面積和銷售數量，農場規模越大，獲得的補貼就越多。到1970年代，佔英國農場總數20%的面積最大的農場得到了政府補貼總額的70%。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中曾經預言：「英國政府對農業的財政援助的總額不久將達到約佔農業凈收入總額的三分之二。」[29]而隨著農業機械化、化學化、專業化水平的不斷提高，農業現代化技術裝備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這樣就使勢單力薄的小型農場總是處於不利的地位而被大農場所兼并，自營農場逐步向大型化、規模化、商業化發展。比如，英國各類農場總數從1915年的32萬個減少到1960年的29萬個，到1983年進一步減至18萬個，每個農場平均經營規模從1895年的80英畝擴大到1997年的174.4英畝，其中在300英畝以上的大型農牧場所佔土地總面積的比例由27.8%提高到54.3%。[30]因此到1976年，英國每個勞動力平均擔負耕地面積175.8畝，每個勞動力平均生產糧食48403斤，糧食平均畝產612斤，僅次於日本與荷蘭居世界第三位，每個勞動力平均生產肉類9412斤，僅次於美國居世界第二位。[31]而到1994年，英國每個農業勞動力平均每年提供穀物32585公斤、肉類6428公斤、牛奶29364公斤、雞蛋1224公斤，農業勞動生產率和土地產出率均居世界前列。目前，英國純農業勞動力僅剩下51萬人，佔全部經濟活動人口的比例還不到1％，但卻經營608萬公頃耕地和1105萬公頃永久性牧場，同時承擔了為全國6000萬人生產食物及相關農產品，管理和保護農業生態環境，改善和美化自然景觀等功能。從1979年到1998年，英國農業勞動生產率由22000美元/個提高到31000美元/個，土地產出率由8000美元/公頃增加到12000美元/公頃，農業生產增長速度一直保持在4.7%，其食物自給程度達到82.3%，農業生產力的進步超過了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總之，「二戰結束以後的年代，無疑是英國真正的『農業革命』的時代。」[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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