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中國人的立場研究經濟問題

（洪永淼美國康奈爾大學經濟學系終身教授，廈門大學王亞南經濟研究院(WISE)院長，廈門大學經濟學院院長。）

「我們應以中國人的資格來研究政治經濟學。」在廈門大學經濟學院樓前的王亞南銅像上，刻著他生前最讓世人銘記的一句話。王亞南是最早提出「中國經濟學」概念的學者，而如今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王亞南經濟研究院（WISE），則成為了廈門大學經濟學走向國際化的一面旗幟。

王亞南給當代經濟學研究留下了什麼遺產？中國特色的經濟學應如何發展？帶著這些問題，《南方》雜誌記者在廈門大學經濟學院採訪了王亞南經濟研究院、經濟學院院長洪永淼。他曾師從著名經濟學家葛家澍，而葛家澍是王亞南的得意門生。

時過境遷，精神猶存。一番詳談，記者分明感受到了王亞南「以中國人的資格來研究政治經濟學」這一思想的有力脈動。

王亞南的名字獨一無二

《南方》：廈門大學王亞南經濟研究院和王亞南先生有什麼淵源？

洪永淼：王亞南對於廈大經濟學的建設影響深遠。在上世紀40年代，以王亞南與郭大力兩人為代表，廈大開設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課程。以資本論研究、經濟學說史、經濟思想史等為主題，在全國有非常鮮明的學科特色。至50年代，中國學習蘇聯進行院系大調整，計劃把廈大的會計、金融等部門經濟學遷到上海。當時受周恩來總理任命為廈大校長的王亞南，堅決把這一決議攔了下來，為廈大保留了一批師資力量。

改革開放後，廈大於1982年在全國率先成立了經濟學院，在上個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初更是迎來了學科發展的輝煌時期，培養了葛家澍、張亦春等一大批著名經濟學者。但到了90年代中後期，廈大經濟學發展遭遇了低谷。

進入新世紀，廈大主張國際化辦學，計劃成立與國際接軌的現代經濟學國際研究中心。2005年，王亞南經濟研究院應運而生。

《南方》：新成立的經濟研究院為什麼選擇以王亞南先生的名字命名？

洪永淼：當初，命名還有過一段爭論。有人說叫宏觀經濟研究院，但我們希望新學院在全國能充分體現廈大的特色，王亞南的名字則是獨一無二。以他來命名，別人一聽就能想起廈大經濟學的輝煌歷史。同時，我們也希望後人能夠學習王亞南先生的治學理念和胸襟。

當年，王亞南先生運用馬克思主義先進的理論知識，站在中國人的立場，研究中國的經濟問題。如今，我們也學習王亞南的科學精神，引入先進的西方現代經濟學數量分析方法，結合中國實際，研究中國問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研究，兩者並不矛盾。我們的初衷，是把王亞南先生的治學理念和精神脈絡，一代一代地延續下來。

在中國社會和歷史的維度中，發展中國經濟學

《南方》：提到王亞南的治學精神，您認為有哪些值得後輩學習？

洪永淼：王亞南與郭大力兩人，為了把《資本論》引入中國，總共花了10年的時間來研究、翻譯。在這10年間，他們能夠忍受坐冷板凳，為了準確翻譯特意去歐洲等地考察。這些嚴謹、刻苦的治學精神，現在的年輕人都要學習。當前做研究，比較急功近利。

翻看王亞南的著作，比如《中國官僚政治研究》，裡面描述了資本與政治權力結合的幾種現象，深入地闡述了他對中國社會和歷史的理解，在經濟學界里很少有人能達到同等水平。他還善於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方法來分析，用一種歷史的、實事求是的觀點來做研究。

他治學還有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他很有名的那一句話：站在中國人的立場研究經濟問題。

《南方》：「站在中國人的立場研究經濟問題」，這句話應如何來理解？

洪永淼：經濟學研究本身包含了為誰服務的目的在內。比如，在英國經濟學史上有相當長一段時間主張自由貿易。這是由於當時英國殖民地擴張，自由貿易是一大利器。中國的經濟學研究，同樣一定要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作為學科，其本身是經濟學在中國的應用，當然要為祖國服務。比如，現在強調智庫的建設，就是服務於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

經濟學研究還要把歷史與現實問題結合在一起。王亞南非常注重問題導向，強調實際調查。

《南方》：王亞南先生最早提出了中國經濟學的概念。現在，中國經濟學發展面臨哪些難題？

洪永淼：中國經濟學發展，其中一個難點是研究隊伍。當前，研究政治經濟學的人才，基本沿用傳統培養模式，仍以定性分析方法為主，缺乏先進的理論和先進的研究方法。

然而，經濟學研究已進入了運用數據，來研究分析世界經濟現象的時代。現在，很多研究仍從書本到書本，從概念到概念，理論上沒有創新，方法上也嚴重不足。要真正地去發展中國特色的政治經濟學，除了現有的師資力量外，還應鼓勵懂馬克思主義、懂西方經濟學、懂中國現實的人，一起來研究。讓各種不同學術觀點的人，一起來自由探討。

《南方》：在當代，經濟學研究更多運用的是計量經濟學的方法。我們應如何理解政治經濟學和計量經濟學的關係？

洪永淼：實際上，價值規律、邊際遞減規律等理論，無論是在哪個經濟體制下都存在。但由於每個國家政治法律制度、文化習慣不一樣，這些經濟規律會以較獨特的方式表現出來。

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是在什麼樣的制度下，如何解決效率和公平這兩個問題。比如全球化的問題，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語言，其本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在全球的滲透和發展。 在過去三四十年，中國早期忍受了不公平的交易和剝削，在擁有了一定的資本積累後，開始從價值鏈低端走向高端。接下來，如何在國際貿易中佔據有利地位，如何促進公平，包括貿易制度制定權爭奪等，都屬於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範疇。其中，涉及到很多國家利益，我們要用中國人的視角和立場來研究問題。政治經濟學便有助於我們保護自身利益，不迷失方向。

但這並不意味著，要全盤否定西方經濟學。一方面，從定性到定量，實際上是現代經濟學一個非常顯著的標誌。在近10年，西方經濟學中定量分析的方法得到重視和廣泛應用。在當代，經濟現象主要是用數據的形式表現出來。定量分析，則是用數據來驗證假說和預測是否成立的一種分析方法。

另一方面，西方經濟學裡總結了過去幾百年來整個資本市場運行的規律。我國是以公有製為主體的市場經濟國家。凡是市場經濟，共性都是通過市場來分配資源。因此，市場經濟理論，對中國有借鑒作用。這是研究的一個有用的工具，這就好比在戰爭年代與敵人打仗，不能因為手裡握了敵人的槍就不打了。在中國的體制下，如何讓資源更有效配置，社會財富更公平分配，改革成果更多人分享，計量經濟學從中能夠發揮作用。

《南方》：去年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大原則。」您認為，我們應如何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

洪永淼：在過去幾十年，中國平均增速保持在9%，快速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經濟能夠實現快速持續增長，背後的路徑應該好好總結。我們現在講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目前，各種各樣的觀點有很多，但還需要有人把這些觀點形成一個理論體系、理論框架來分析。

中國從計劃經濟轉型為市場經濟，主動開放融入國際化，做得非常成功。但中國經濟學本身包括理論轉型和國際化還需要加強。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也要建立一套比較科學的理論來解釋中國為什麼能夠成功？這是重建中國特色的政治經濟學最主要的目的。

現在我們經常說，要用中國語言講好中國故事。周恩來總理請外國人看梁山伯與祝英台，外賓聽不懂，周恩來說這是中國的羅密歐與朱麗葉，外賓馬上就懂了。在經濟學方面，我認為要用世界語言講好中國經濟故事，向全世界展示這條路為什麼成功，通過理論闡釋來發揮中國影響力，讓別人覺得走中國的發展道路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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