幫會與教會之太平天國

禍國殃民的後果與縱向歷史比較   太平天國這場曠日持久的江湖戰亂,江南地區首當其衝。 曾經人煙稠密的江南在延燒不熄的戰火中變成人煙寥落之區,曾經延續了數百年之久的富庶繁華頃刻之間化作了昨日的故事,取而代之的是一派「愁慘氣氛」。  據時人之《蘇州旅行記》寫道:「我們離開上海後,沿途經過了低洼的平原,其間河道縱橫。這片中國最富饒的土地,一直伸展到天邊,我們的視線除了時或為不可勝數的墳墓、牌坊和成堆的廢墟所阻外,可以一直望到天邊的盡頭。荒蕪的鄉間,天氣雖然優美,但顯得沉鬱幽悶。舉目四望,不見人影。這片無垠的田野,原為中國的美麗花園,今已荒廢不堪,這種景象更加重了周圍的愁慘氣氛,好像冬天永遠要留在這裡似的。」

  從「美麗花園」到「荒廢不堪」,還有什麼比這更具悲劇意味呢   這是一場真正意義上的大悲劇,它持續時間之長,規模之大,損失之慘,影響之遠,在中國歷史上都是史無前例的。  江南由於地處風暴中心,更是一派劫灰,生靈塗炭。甚至在狂飆過去許多年之後,依然滿目瘡痍,遍地瓦礫。  蘇南地區:往往二三十里,不見居民,有的地方人口僅存五分之一;  浙江省:一派凄涼,道饉相望,昔日溫飽之家,大半成為餓殍;  皖南地區:「野無耕種,村無炊煙,市人肉以相食」;  江西省:數百里「不聞雞犬聲,惟見餓民僵斃於道。  在這場浩劫中,究竟死了多少人,至今還是一個謎。  1883年,美國傳教士哈巴安德稱,太平天國戰爭造成的人口損失為5000萬,而美國公使柔克義則估計太平天國戰爭導致的人口死亡數為2000萬。這是當時在中國的外國人所作的估算,並沒有多少事實依據。

  當代人口史學者在確鑿的史料基礎上對此重新進行估算,有的根據太平天國前後《戶部清冊》所載人口數,認為從1851年到1864年中國人口銳減40%,絕對損失數量達1.6億;有的學者則將戰前的人口數據與1911年宣統人口普查資料進行對比研究,認為太平天國給江蘇、安徽、江西、浙江、湖北直接造成的過量死亡人口至少達5400萬,如果再考慮到太平天國戰爭的其他戰場湖南、廣西、福建、四川等省的人口損失,那麼太平天國戰爭給中國帶來的人口損失至少在1億以上,直接造成的過量死亡人口達7000萬。其中以江南的人口損失最為慘重。

  如果上述結論成立,單就人口損失而言,太平天國戰爭就不僅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的浩劫,而且也是全人類歷史上最慘酷的戰爭,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也僅造成了5000萬人口的過量死亡。

與人口損失相伴偕來的是土地的大量拋荒。據蘇南地區各廳州縣冊報,「拋荒者居三分之二」;浙江一省,荒蕪田、地、山、盪多至112366頃;各省之中又「以皖南北荒田為最多,其它地方亦以皖南為最盛,如寧國、廣德一府一州,不下數百萬畝」。換句話說,江南地區戰後已成為一片廢墟。  然而,江南一向是朝廷賦稅的命脈所在,田地的大量拋荒勢必影響到朝廷的財政收入。因此,重建家園,恢復生產,非常自然地成了當政者的首要急務。而要重建家園、恢復生產,就必須有相應的勞動力作保證。由於戰爭造成了巨量的人口損失,戰後江南勞動力奇缺。這是一對深刻的矛盾。

  在這種背景下,「招墾」成了唯一的選擇。朝廷一而再、再而三地下令招墾,地方上父母官更迫不及待地設立招墾局或招墾分局,制訂各種優惠的招墾政策,鼓勵和吸引各地移民前來墾荒,如安徽鳳陽、定遠兩地的招墾分局,就規定:「如有外來客民,情願領田耕種,取具得保,由總局察驗實系安分農民,一體借與牛力種子,准其開墾。」

  為了打消墾荒者的疑慮,從1869年起,主持江蘇墾務的官員特別訂立了一項章程,規定:「必以無主之田招人認墾,由政府發給印照,永遠歸墾荒者所有。自墾熟之年起,三年之後再交糧納稅。」

  浙江嚴州當局則規定,政府招募棚民墾種之地,如果三年內無業主指認,則准許墾戶「作為己業,過戶完糧」。如果遇到投機取巧的業主,等移民們將荒地墾熟之後,再向政府呈報,當局將對他進行處罰,即把他所耕種的田畝的一半罰歸墾戶所有。這一類規定從法律上保證了墾荒者的合法權益,使響應政府招墾令者有機會成為荒地上的新主人。

  於是,受這些保護性優惠政策的吸引,江南地區出現了歷史上罕見的大移民。一批又一批移民從四面八方翻山越嶺涌到蘇南、浙江、安徽和江西,在荒蕪而陌生的土地上刀耕火種,建立新的家園。有的地方甚至出現了「爭墾」的現象,譬如湖州就曾鬧出了「客民入境,爭墾無主廢田數千畝,訟呶呶不休」的事情,比之最初的「應者寥寥」,自是另一番景象了。

  據估計,戰後蘇南地區接納了大約160-260萬移民人口,浙江大約接納了132萬移民,安徽接納的移民最多,約有264萬人。但與這些地方恢復生產、重建家園的巨大需求相比,相距依然非常遙遠。

  與此相對應,原來寸土寸金的江南如今卻出現了「墾種乏人」的尷尬局面。這個殘酷的現實,一方面說明了太平天國戰爭曾給全國最富庶、最發達的江南地區造成多麼巨大的破壞;另一方面又勢必導致土地的嚴重貶值,原來值4萬銅錢一畝的良田如今只值一千文(80分),就反映了這種情況。當時買得土地的人被稱為「自種」者。

  土地的貶值與賤賣,無疑給新移民們提供了一個擁有「恆產」的難得機會。來自全國各地的移民們在江南』「田畝經界,改變舊形」的間隙中通過各種途徑獲得了一小塊土地,成為「江南小地主」。

  與所謂的「江南小地主」相比,由移民引發的另一種經濟變動則更具時代性。曾經因戰亂而被逼入條約口岸的官紳、地主和商人,他們在條約口岸立足、發展之後,又會掏出一部分閑置的錢款重返鄉下,購置因「墾種乏人」而嚴重貶值的田產,並以在條約口岸學到手的經營理念進行面向市場的開發,為市場提供源源不斷的需求品。

  在這個過程中,他們自己也搖身一變而為「工商地主」。譬如,江蘇、皖南本不出產蠶絲,戰後受對外貿易發展的推動,蠶絲的市場需求迅速放大,這些地方「往往辟良疇接湖桑」,大力發展蠶桑種植業,獲利豐厚,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隨著條約口岸的快速興起,那些生成於特定時勢中的新的小土地所有者,即「江南小地主」,面對的是與過去完全不同的經濟環境,他們在生產和經營過程中越來越受到來自市場經濟的直接或間接的刺激。

  這種刺激對他們來說包含著衝擊和誘導雙重意義,擁有有地權的小地主因為更多的經濟自主,會尋常租佃關係下的農民更自覺地對這種刺激做出積極的回應。刺激和回應,把他們同近在咫尺的市場更緊密地聯繫起來了。他們也開始進行面向市場的經營和開發,這種市場導向使商品性農業在戰後獲得了長足的發展,而商品性農業的長足發展又勢必導致小地主們的生產和生活不得不更多地仰賴市場。

  於是,戰後的市場經濟日益趨向活躍,由此又形成了另一種類型的「工商地主」。許多小地主由農產品貿易致富,19世紀後期的南洵鎮以買賣蠶絲起家而「家財壘聚,自數萬至數百十萬者,指不勝屈」。可見,因發展商品性農業而發財的小地主,在戰後的江南已不是少數。  太平天國戰後的大移民,以及從他們中湧現出來的小地主和工商地主,隨著歲月的推移,不斷壯大,逐漸填補了由舊有人口在戰爭中的過量死亡所留下的巨大生存空間。他們在廢墟上重建江南,並在這個重建的過程中成為江南的新主人。  當然,就江南社會的變遷而言,太平天國戰爭最深遠的影響和最具象徵意義的變化莫過於蘇州的衰落和上海的崛起了。

  自隋唐以來,蘇州就已是東南巨郡都會,至宋、明、清時期,蘇州經濟繁榮,科甲鼎盛,人文薈萃,被譽為「科甲之鄉」、「東南財賦之區」,不僅成為中國最美麗、富庶、繁華的地方,而且是主導天下雅俗的地方,所謂「蘇人以為雅者,則四方隨而雅之;俗者,則隨而俗之」。蘇州經濟上的富庶與繁華,文化上的精緻與優雅,使它成為江南地區當之無愧的中心城市。作為「天下四聚」之一,蘇州的富庶與繁華,對於農民造反者來說,當然具有極大的吸引力和誘惑力。當他們攻克武昌並決定沿江東下的時候,內心裡想的最多的大概就是江南的財賦了,所謂「三江財富尤賊(指太平軍)所覬覦」。1853年,太平天國定都天京後,蘇州及其附近地區便間接地成為攻防易守的戰區。1860年5月,李秀成統帥數萬大軍東征蘇州和上海,6月2日,攻克蘇州,並以蘇州為首府建立了太平天國蘇福省。雖然,此後李秀成曾採取一些穩定社會秩序的有效措施,蘇州的工商業一度出現過興旺的景象,但只要是戰區,就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經濟恢復和繁榮。隨著整個戰局的大逆轉,湘軍由戰略守勢轉入戰略攻勢,李秀成苦心經營的蘇福省也就成了湘軍、淮軍的必爭之地。在曾國藩的整個戰略布局中,重點是天京會戰,蘇南和浙江是牽制戰場,意在牽制李秀成的後方力量,減少圍攻天京的阻力。但李鴻章、左宗棠抓住天京會戰吸引李秀成主力之機,在蘇南和浙江發動了大規模的攻勢,使李秀成頓時陷入困境。1863年初,李鴻章統帥的淮軍向蘇福省挺進,李秀成與之展開了慘烈的大搏殺。在這場大搏殺中,蘇州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破壞,經濟上的富庶與繁華隨風而逝,文化上的精緻與優雅亦如夢幻般消失了。從1860年代開始,隨著條約口岸的興起,上海迅速走向繁榮,並取代蘇州,成為江南新的中心城市。這種取代,是現代城市對傳統城市的取代。因此,蘇州的衰落又代表了一個時代的結束。   蘇州在太平天國戰後無可挽回地衰落了,地處長江入海口的濱海縣城——上海卻因緣時會快速崛起,向近代化國際性大都市邁進。

  受戰亂的影響,大量避難人口紛紛避入江南唯一的安全區域——上海租界,所謂「江浙兩省紳商士庶叢集滬城」。據統計,1862年在上海租界避難的人口多達50餘萬,一度還曾達到70餘萬。上海租界以一隅之地接納來自四面八方的難民,成為難民的福地;而難民的大規模湧入,則為近代上海的崛起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前提條件:資金、勞動力和需求市場,他們以自己的智慧、資金和技藝等給上海的都市化和社會經濟的轉型帶來了巨大的活力,並與界內的外僑一起共同締造了近代上海的初次繁榮。王韜說:「上海城北,連甍接棟。昔日桑田,今成廛市,皆從亂後所成者。」「當租界成為城市的主體的時候,上海的意義完全改變了,它不再是過去那個傳統的棉花和棉布的生產基地,不再是普通的濱海小縣城,而是中國最大的貿易中心,遠東的國際商港。上海正在從"江南魚米鄉』的那個社會模式中國遊離出來,成為鑲嵌在東西方之間的一塊中性地帶,一個新開發的商業王國」。此前的上海是江南的上海,此後的江南則成了上海的江南。    自1851年金田起事後,太平軍如猛虎出柙,由廣西北上,挺進湖南、湖北,並沿江東下,奪取蕪湖、九江、安慶,挾千里席捲之勢,長歌湧入金陵,開始建造「人間小天堂」。

  1853年定都天京後,太平軍繼續西征、北討和東進,戰火燃遍了大半個中國。當中經歷了天京變亂,元氣大傷,遂由盛而衰。後期雖經干王、忠王和英王等人的全力支撐,有過「重振朝綱」的跡象,也曾組織過幾次漂亮的戰略攻勢,但在氣勢和格局上已無法與變亂之前相比。    太平天國在縱橫十數年之後失敗了,它並未建立起真正的「人間天堂」,但它掀動的大海波潮退去後,留下來的是不可復原的歷史變動。那洪秀全實乃一介妄人, 邪教教主而已。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    不信且看大清朝的兩頭: 那李闖王已經滅了殘明,洪天王可曾滅了殘清? 想那孝庄太后大玉兒,實乃5000年來第一人!孝庄太后,可看作是成吉思汗吸取暴政而亡的教訓,轉世而來。    當年成吉思汗奉行游牧民族的鐵騎硬弓,到處屠城。 西夏李元昊的傳人堅貞不屈,射殺成吉思汗。 可嘆一代天驕,未入中原而亡於小兒之手。 其後蒙古人四分五裂。 南下一支,拖雷忽必烈殺盡党項人之後,變本加厲。 斬了史可法,逼死陸秀夫,不知文武張弛之道,不取修德懷柔之計。 圈地屠城不止,致有三世而亡。 唉!游牧之人,比不得農耕民族的忍柔陰韌。    且看孝庄: 出身自成吉思汗之察哈爾,安家於努爾哈赤之女真洲,滿蒙和親弱漢怎擋? 輔佐皇太極,妙計剃了洪成疇的強項之頭,與大清開國賢相范文程異曲同工. 套牢多而袞,鉗制豪格,使蕭牆之禍消於無形. 扶立順治18年,開國執政,那樣不是出於她的辛勞? 選立康熙,開康乾盛世150年之先河. 所以,才有大清立國以孝治天下!  李自成滅明已是強弩之末,遇大清勃興而亡於孝庄之手,雖敗不辱。洪秀全抗清本是如日中天,逢大清沒落卻亡於慈禧之手,臭不可聞。  那麼,太平天國向世人真正貢獻了什麼? 解放大腳!  中國皇權社會下,最卑鄙的事情是:男人閹割,女人裹腳。 洪秀全厲行男人剪髮,女人放腳。於是天國運動真成了天足運動! 洋務派鎮壓太平天國之後,李鴻章說: 中國男人已夠厲害,女人放腳就更厲害,朝廷就保不住了! 其後,康有為梁啟超在全國發起不纏足運動。 鎮壓戊戌變法後,慈禧頒詔,厲行放腳,禁止纏足。 洪秀全,康梁,慈禧,居然在此事上高度一致,前赴後繼--歷史的辯證法,好像讓人看不懂。 其後,馮玉祥剪頭放腳,蔣介石打神拆廟,不也是英雄之舉么?  英雄,不是以殺人救人而論。 更不是推動了誰和鎮壓了誰而論。 而要看他是否:  挽狂瀾於既倒, 拯蒼生於水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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