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與清代學術體系建構
歐洲考察和旅行很快結束了，梁啟超、蔣方震一行於1920年春天趕回國內了。此時正值國內在五四愛國運動之後，新文化運動風起雲湧，向縱深發展。梁啟超有感於歐洲文藝復興對歐洲文明發展的影響，也下了最大決心退出現實政治，全力從事文化學術。
梁啟超的動向獲得包括蔣方震在內的一批友朋支持，也就是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蔣方震將歐洲考察成果寫成了一本《歐洲文藝復興史》，系統向國人介紹義大利、法國、北歐的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等，企圖從歐洲的歷史文明進程中尋找中國文化復興的借鑒。
蔣方震《歐洲文藝復興史》成稿後，恭請梁啟超為之作序。梁啟超動筆作序感情充沛，竟然在不知不覺中寫了五萬多字，其字數與蔣方震的《歐洲文藝復興史》原書大致相等。這篇文章如果繼續作為序言中顯然有點不太合適，於是梁啟超另作短文為序，而這篇長序再經改寫充實，就是我們要說的《清代學術概論》。反過來，梁啟超再請蔣方震為《清代學術概論》作序，這也算是民國學術史上一個有趣的故事。
這篇後來命名為《清代學術概論》的書原題為《前清一代中國思想界之蛻變》，完稿之後出版單行本之前也曾在梁啟超和蔣方震主編的《改造》雜誌上連載。稍後交給商務印書館出版單行本，時間已在1921年初。
《清代學術概論》雖然篇幅不大，但涉及面很廣，但凡清代學術史上的經學、哲學、史學、考古學、邊疆史地學、地理學、金石學、文獻學、佛學、曆法、數學等，都被梁啟超有機編織在一起，構成了清代學術一幅多彩多姿的畫卷。大氣磅礴，邏輯清晰，被後世研究者奉為清學表達範式的典範，是近代中國學術史上的一件不可多得的珍品。
就學術理路而言，梁啟超將清代三百年學術視為中國的文藝復興，這一點對於當時及後世影響很大，胡適等人也在那前後從這個意義上立論，他們都是希望從清代學術中尋找到與西方文明相結合的契機，或者如胡適所說的同構關係。後來的研究者普遍承認，梁啟超、胡適等人的這個看法意義深遠，不僅從學術發展脈絡上為清代學術定位，而且為新文化運動發掘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思想學術資源，對於現代中國的思想啟蒙和新文化運動健康發展提供了一個學術上的憑藉。
在這部文字不多的著述中，梁啟超將清代學術思潮的變遷分成三個不同的時段，由於他在刻意尋找文藝復興的因子，因而在這本書中又比較看重他所說的「科學精神」。梁啟超認為，清代學者具有西方意義上的科學精神，這個精神就是清代學者從顧炎武以來一直提及的經世致用，還有就是乾嘉漢學家經常提及的「實事求是」。經世致用、實事求是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與西方的科學精神具有相似或同構關係還可以再研究，然而必須承認梁啟超的這個揭示在新文化運動正在進行的時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因為新文化運動畢竟沒有對傳統一概否定，對清學史的重新解讀無疑有助於重建中國人的文化信心。
根據蔣方震為《清代學術概論》所作的序言，蔣方震在《歐洲文藝復興史》中曾將歐洲文藝復興的基本思路概括為由復古而得解放，由主觀之演繹進而為客觀之歸納。梁啟超由蔣方震對歐洲文藝復興的歸納反觀清代學術，不期然意識到清代學術與歐洲文藝復興似乎走著同樣的路線，同樣是以復古而得解放，由主觀演繹進而為客觀歸納，這就是一種與西方近代科學精神非常相近或相似的東西，梁啟超在這本書中認為這就是中國的文藝復興。
蔣方震對歐洲文藝復興的研究無疑啟發了梁啟超，不過還值得注意的是，梁啟超對清代學術史其實也早就有著自己的觀察。我們知道，梁啟超不僅是近代中國重要的思想家，而且他本人就是晚清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所以他在很多年之前就對中國學術史特別是晚近學術史有所研究有所心得，至少在他1902年所作的《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書中，就開有專章討論清代學術，據他自己後來說，他對清代學術的基本看法在那時就大致定型了。
梁啟超的這個說法大致是對的，只是如果從更嚴格的學術源流上說，梁啟超對清代學術的看法既有從其老師康有為那裡傳承的一些東西，也有他的同時代人，也是他一度好友章炳麟的深刻影響，甚至有些內容就直接來自章炳麟的啟示，根據周予同的提示和朱維錚的研究，梁啟超對清代學術的許多看法，其直接來源可能就是章炳麟《《清儒》。
章炳麟的《清儒》只是《訄書》重訂本的第十二篇，這個重訂本於1904年首刊於日本東京，由此朱維錚在《清代學術概論導讀》中懷疑梁啟超有關《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的發表時間可能和乃師康有為一樣，是將實際寫作時間或發表時間向後「倒填」，以爭「論清代學術」的首創權。
周予同的提示是對的，因為按照朱維錚的揭示，梁啟超的《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共九章，第一至第七章確實發表於1902年的《新民叢報》，不過到了是年底，這個連載發表到第七章的時候就中斷了，中斷的原因或許與其前往美洲有關，直至1904年5月梁啟超重回日本，方才接續這個連載，在《新民叢報》上繼續發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之第八、第九章。這兩章的寫作時間據此與前面七章相距一年半，甚至連標題都改成了《近世之學術（起明亡以迄今日）》。
按照周予同、朱維錚的說法，梁啟超有關清學史的看法得自章炳麟的啟示，而按照梁啟超自己的說法，他對清代學術形成一套完整看法可能比章炳麟還要早一些。這種首創權官司是一宗無法判定是非的案子，各說各有理，因為我們實在沒有足夠證據證明梁啟超絕對不可能在1902年寫好了這兩章後發的稿子。至於標題的改動，可能是兩年後，那麼內文為什麼不可以在1902年出遊美洲前寫好呢？
從思想史學術史的層面看，這些首創權的爭論意義不大。他們可以有學術上的傳承思想上的相互或單向啟迪，他們也可以獨立地完全自我的發現同一個道理。這種可能性都會真實存在著，這也沒有什麼不可理解。他們的貢獻依然能夠分出高下分出優劣，因為除非抄襲，他們的表達或所要表達的思想不可能完全一致。
在《清儒》這篇經典文獻中，章炳麟運用達爾文社會進化理論對有清兩百多年學術史進行了系統梳理，以為中國古人有關儒家經學的許多解釋，其實從歷史學的立場看就是記錄歷史，分析歷史。只是在清代學術成型前，中國學者在很長一個時間段丟棄或者說忘記了這個優良傳統，方才將儒家那幾部據說經過孔子整理的經典當作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只能膜拜不需懷疑。這其實是不對的。章炳麟指出，直至乾嘉諸老出，他們將先前千餘年被陋儒俗儒顛覆了的歷史重新顛倒過來，恢復了儒家六經在歷史上的真實地位，將這些經典視為中國歷史的原材料，六經皆史，所以清代學術在這個時候終於放出時代光彩。
按照章炳麟在《清儒》中的敘述，乾嘉漢學是中國學術史上的一個高峰，但乾嘉漢學質樸的平實的考證學風格很不合乎另外一些以性命道理為追求的士大夫口味，於是到了乾嘉漢學走上巔峰的時候，另外一派不一樣的學術也出現了，他們借用宋明理學道學的概念和體系，不遺餘力攻擊乾嘉漢學為餖飣瑣碎之學，無助於社會發展，只是一種藝術性的雕蟲小技。這就是桐城派，就是常州學派。緊接著，按照正反和的發展規律，又有調和乾嘉漢學與桐城派、常州學派的新學術流派出現。這就是章炳麟給我們描繪的清代學術全景圖。
與章炳麟的敘事框架稍有不同，梁啟超的《清代學術概論》一書中刻意凸顯「時代思潮」這一主線，以為清代學術其實只是中國學術史上一個被時代促成的思潮，就像歷史上的經學、佛學、理學一樣，必有其生、住、異、滅的全過程，所以梁啟超在討論清學歷史時，並沒有像章炳麟那樣建構清學的歷史，而是按照自己的理解，根據生住異滅四步驟，重構清學的啟蒙期、全勝期、蛻分期和衰落期，由此展示清代學術的全過程。這四個階段的描述雖然與章炳麟的描述有相像的部分，但我們應該相信那是因為歷史就是如此，並不意味著梁啟超在理念上、分期上沿襲了或者說暗襲了章炳麟的判斷。
關於啟蒙期，梁啟超說，啟蒙期就是對先前舊思潮初起的反動。舊思潮經全盛之後，也就血液凝固淤積，則反動不得不起。所謂思潮的反動，其實就是對舊思潮的批判，就是追求一個新思潮。只是建設的前提必須對舊思潮有所批判有所破壞，所以此時期的重要人物，其精力其貢獻顯得不是在創造在建設而是在破壞。只是破壞之中也蘊涵著建設的種子，只是這些種子還沒有生根沒有開花結果而已。所以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認為，清初學術不僅是對明代王陽明心學、程朱理學有批判，即便在新學術的建構上也有相當貢獻，只是尚未成型無法構成規模而已。實事求是地說，梁啟超的這個分析或許有著章炳麟思想的影響，但顯然較章炳麟的分析更周密更具體。
按照梁啟超的說法，清代學術啟蒙期的代表人物有顧炎武、胡渭、閻若璩。其時正值晚明王學極盛而敝之後，學者習於束書不觀，游談無根，理學家所講的那些道理已經無法維繫社會信仰，所以顧炎武等人起而矯正，大力倡導「舍經學無理學」，勸說人們特別是學者應該脫離宋明儒學的羈絆，直接反求於儒家古代典籍，而不是繼續抱持宋明儒者的解釋。
顧炎武的呼籲是一種正面倡導，而閻若璩和胡渭則是從相反的方面揭露了宋明理學所賴以存在的經典可能存在著相當的問題。閻若璩以求真的理念對儒家經典進行辨偽考訂，而胡渭則竭力攻擊宋明理學家所賴以存在的什麼河圖洛書其實只是來自道家道教的一些胡說八道，並不儒學正宗。按照這個思路繼續發展，再經顏元、李塨；黃宗羲、萬斯同，王錫闡、梅文鼎等分別從日常倫理、經世致用、研究方法等各個層面繼續闡發，逐步形成了清初學術史上一個以啟蒙為特徵的學術奇觀，使舊的宋明理學由盛而衰，逐漸退出。
啟蒙期是對先前舊思潮的批判，是為全盛期作準備，按照梁啟超的演繹，破壞事業告終，舊思潮屏息懾服，而先前所播下的新思潮種子終於有機會生根開花結果，終於為中國學術為清代學術迎來一個全盛期。在這個全盛期，思想內容日以充實，研究方法亦日以精密。門戶堂奧次第建樹，繼長增高，一世才智之士以此為好尚，大家相與淬厲精進，終於營造了一代學術高峰。梁啟超在這裡所描述的清代學術高峰，當然也就是章炳麟甚至是所有清學研究者的共識，即乾嘉諸老所開創建構的新學術。
全盛期的學術領袖當然是惠棟、戴震、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等人。這些人在梁啟超的概念中被成為正統派。正統派與前期啟蒙派有同有異，他們一方面默認啟蒙派對宋明理學的攻擊，但對宋明理學實際上置於不議不論的地位；另一方面，啟蒙派抱持通經致用的理念看待新學術，而到了全盛期，這些正統派代表人物則不再刻意強調致用，只是在默默地為考證而考證，為經學而治經學，沒有了致用，也就少了功利，將學術完全變成了一種愛好一種藝術一種享受。這是正統派對中國學術的大貢獻，也就是中國學術素來強調而很難有人做到的「無用之用」。
乾嘉漢學發展到晚期，如同一切學術一樣，又進入一個蛻變的階段。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說，由於境界國土被前期學術界大佬開闢殆盡，在舊有基礎上很難再有什麼斬獲。怎麼辦呢？於是聰明的學者只能就局部問題為窄而深的研究，或取前輩的學術方法應用於某一方面，於是乾嘉漢學由此分化，派中小派由此出焉。這既是佛說所謂「異」，也就是乾嘉漢學晚期分歧、頹廢，令人生厭的一種真實寫照。
根據梁啟超在這本書中的分析，當正統派全盛時，學者以專經為尚，人抱一經，家傳一學，其實也衍生出許多新問題新弊病，於是有庄存與、劉逢祿、龔自珍等人出，力圖博採眾家，矯正正統派弊病。至康有為，更是綜合各家之說，嚴畫古今分野，以為凡東漢晚出之古文經傳，都是劉歆所偽造。於是正統派所尊崇所仰賴的學術依據，諸如許慎、鄭玄等東漢古文學術，在康有為筆下皆成了偽史成了偽書。由此，康有為將以復古求革新的文藝啟蒙運動發揮到了極致，繞開東漢，回到西漢，既宗董仲舒張揚的《公羊》學，又從董仲舒的啟示倡孔子改制，以為六經皆孔子所作，堯舜皆孔子依託，而先秦諸子亦無不以托古改製為基本手法。康有為重構了清學史框架，不論這個框架是對是錯，但毫無疑問都是對乾嘉漢學正統派的顛覆，是對庄存與等常州學派的張揚。只是這一流派借經術以文飾政論，既失傳統學者為學術而學術的精神，也使學統、政統在那個特殊年代發生了許多問題。
蛻變當然還不意味著結束，只有到了滅的階段，一代學術才能壽終正寢，進入歷史。這就是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所分析的衰落期。在衰落期，支派分裂，相互傾軋，益自暴露其缺點，這個既成的學術架構既然無法滿足社會的需求，於是新的學術思潮又開始從潛流向明流演化，新出的豪傑英雄欲創新必先推舊，學術思潮重又回到一個新的歷史循環中。
梁啟超重構的清學史敘事框架或許並不是歷史真實，但顯然他與章炳麟的敘事有差距，而且更值得注意的是，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出，中外學者再討論清代學術，無論如何都很難溢出梁啟超在這本小冊子中所劃定的範圍，《清代學術概論》構建了清學史的敘事框架，確立了清學史的表達範式，這或許就是這本小書的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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