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文學在香港的「文化旅行」

左翼文學在香港的「文化旅行」

王啟偉

（來源於：《文藝理論與批評》2014年第4期）

作為20 世紀三四十年代流行於大陸的主流文學，左翼文學曾兩次南下香港，對香港文學敘事產生了重要影響。香港雖然與大陸的歷史語境不同，但其原始記憶仍是中國文化，香港文化仍然由大陸所主導。①本文從香港文學的現代性啟蒙和「民族想像」兩個維度，探討左翼文學在香港的「文化旅行」對香港文學的影響，無疑也有助於考察左翼文學與中國「民族國家」建構之間的複雜關係。

以構建現代民族國家為核心內容，左翼文學是一種帶有明顯意識形態目標的文化傳播活動。以上海「左聯」為中心，左翼文學的活動體現出鮮明的組織性和地域性特徵。

( 一) 從文化啟蒙到革命文學

發軔於文學界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以思想啟蒙為核心。陳獨秀曾經認為，革命不徹底的原因是未能以鮮血洗凈「盤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倫理、道德、文學、藝術諸端」的污垢。②正是借「五四」啟蒙的東風，馬克思主義思潮在中國得以傳播，而以馬克思主義思想為核心的左翼文學逐漸取得現代中國文壇主體話語地位的過程，就是「馬克思主義本土化的日益深入過程」。③當時內憂外患、民族危亡的社會背景也促使文學走向更廣闊的社會領域，探尋文學和革命實踐相結合的道路。從這個角度來說，左翼文學通過文化批判，超越了「五四」啟蒙運動提倡的「人的文學」、「個性」、「自由」等個性解放的文學價值觀，它強調「階級鬥爭」、「普羅列塔利亞」等帶有強烈革命意識形態的文學觀念，體現出與提倡個性解放的人文價值觀的差別。這種差別還具體表現為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的衝突和對峙，而「現代革命的傾向，就是要打破以個人主義為中心的社會制度，而創造一個比較光明的，平等的，以集體為中心的社會制度」。④由此階級性成為左翼文學的一個重要基礎。

國 民黨右翼文學曾以「岳飛」系列民族話語作品來強調對「現行」秩序的國家認同，以國家話語的優勢地位，來消解左翼文學的階級話語; 而左翼文學具有集體主義的家國意識，強調的是現代民族國家想像，而不是對「現行」秩序的認同。舉例來說，在抗戰全面爆發後，左翼文學為了同右翼勢力爭奪民族話語權，積極推進「水滸」系列作品的創作，以水滸英雄做自身類比，把民族情懷和保家衛國的民族大義結合起來，由此打動了社會底層的絕大部分人，從右翼文化圍剿中勝利突圍，從而完成了從階級話語到民族話語的跨越，進入一個更先進的話語範疇。

由此可見，從「文學革命」跨越到「革命文學」，左翼文學更多地強調了政治啟蒙。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左翼文化運動是一種重新建構社會秩序的現代性實踐，這種實踐又以構建現代性民族國家為核心內容，「現代性」成為「民族國家的歷史動力」。⑤因此，中國革命的現代性和民族性構成左翼文學的普遍特徵。

( 二) 左翼文學的組織性和地域性

如果細察左翼文學運動的歷史圖景，則會發現左翼文學的活動帶有鮮明的組織性和地域性，而且各地的左翼文學在秉持相同文學宗旨的同時，在文學實踐中也存在著細微差異。具體來說，廣州、武漢、天津、東京等地的「左聯」與上海「左聯」有著上下級的隸屬關係，即使「九一八」事變後東京「左聯」受到日方壓制，不過在上海「左聯」的精心組織下，不久再次得到恢復，並潛入到留日學生中展開活動。⑥然而北方「左聯」的情況卻有所不同，它的成立時間晚於上海「左聯」半年，有其自身獨特的組織方式和文學風格，它雖然在重大問題和思想觀念上與上海「左聯」保持一致，但並不隸屬上海「左聯」。⑦單從創作主體上看，上海「左聯」的文藝團體創造社、太陽社等聚集了許多知名作家，而北方「左聯」「參加者多為中學生和流浪青年」。⑧總之，無論是在規模、地位還是影響力等諸多方面，上海左翼文學更具有全國性和全局性意義，更能作為左翼文化的代表，因而左翼文學通常就是指上海「左聯」展開的文學活動。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爆發後，左翼文學力量兩次南下香港，就主要是以上海左翼作家為主，不過也包括了像端木蕻良這樣的北方左翼名家。

在現代文學和文化史上，「上海」的文化身份往往和商業氣味濃重的海派文化、崇洋文化相聯繫，但上海同樣也滋生了帶有「硬性」革命氣質的左翼文化，這大概和上海的文化氣氛、發達的商業經濟、特有的政治生態分不開。首先，在政治層面，上海的「租界文化」為左翼文學的誕生提供了較大的活動空間。上海具有悠久的革命歷史傳統和開拓創新的精神，如晚清改良派在上海成立「強學會」， 1920 年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在上海成立，五卅運動、六三運動也是在上海發生的。因此，可以說上海在20 世紀二三十年代已經成為了革命的搖籃。其次，在經濟層面，作為商業都市的上海，在1930 年代，其貿易、生產製造已達到歷史輝煌期。1911 年有報道稱，以前的上海「幾乎是一個貿易場所，現在它成為一個大的製造中心」。⑨產業製造中心吸引了大量的無產者，這無疑是為左翼文學實踐提供了廣大的群眾基礎。再次，在文化層面，自從19 世紀後期，上海可以說是中國對外的一扇窗口，成為「西風東漸」的一個最重要的文化基地。據統計，19 世紀後半葉，中國出版西方著作561 種，「其中上海出版的達434種」，「凡是影響大的，帶有開創意義的，幾乎都是在上海出版的」。⑩翻譯出版事業的繁榮，同樣帶動了報紙傳媒業的發展，上海成了名副其實的思想文化中心。

與同時代的上海比較起來，同樣作為商業都市的香港則有著諸多不同之處。左翼文學作家及機構雖然曾兩次南下香港，但香港終究沒有產生像上海那樣的左翼文化運動，充其量只是上海左翼文化活動的餘緒而已，這大概與香港所處的歷史語境有關。

首先，在文化層面，1930 年代以前的香港遠離了大陸的文化依託，缺乏新文學的香港素有「文化沙漠」之稱，這當然與大陸文人的「中原心態」有關，更和英國的文化帝國主義策略相關———西方資本主義建構帝國的方式首先通過破壞性的戰爭，再就是通過「再疆域化」力量( 如制度、法律和秩序力量) 。瑏瑡上海畢竟有著悠久的都市文化和大陸文化廣闊的背景，而「香港引進的卻是資本主義影響下的商品文化，歷史資源似乎不足」。瑏瑢其次，香港經濟的繁榮除了優越的地理位置，更得益於英國殖民者對香港經濟的大力發展。英國殖民者扶植香港經濟的目的，只不過是帝國主義「再疆域化」的手段，吸引港民對英國的殖民產生認同感，這與上海的經濟發展模式是不同的。再次，在政治上，香港的政治地位向來帶有一定的隱喻性，英國歷史學家弗蘭克·韋爾什把香港比喻成一個起初「雙親」都不願承認的「維多利亞朝英國與大清中國的『私生子』」。瑏瑣因而香港作為英國的殖民地，雖然有相對自由的政治空間，但在國際上卻毫無政治地位可言，更不具備上海那樣的先鋒氣質和優秀革命傳統。

為避戰亂，左翼文學陣營分別於1938 年至1941 年和1946 年至1949 年兩次南下香港。由於空間和時間上的變化，在香港的「文化旅行」使左翼文學在活動內容、審美意旨、創作傾向等方面都不同於大陸的左翼文學。從香港文學發展的角度來說，左翼文學力量在香港的活動，不僅推動了香港文學的現代性建構，同時也形塑了香港文學的「民族想像」，成為中國「民族想像」的一個組成部分。

「文化旅行」理論是後殖民主義文化論者薩義德提出的。他認為某一文化理論或觀念，由於時空的變換，在不同歷史時期和境域中，或者從一種文化向另外一種文化轉移過程中會產生變異，文化和知識通常又是通過這種流通所滋養。這種旅行要經歷的因素包括: 一個源點，橫向距離，一系列接受條件或抵抗條件，理論的容納、改變與成長。瑏瑤源點即理論的發軔點，對左翼文學來說就是在大陸發生並得以進入香港文學主體話語的情形; 橫向距離，指的是充滿形形色色壓力的途徑，如左翼文學由於兩次戰爭壓力而南下香港; 接受條件和抵抗條件，指的是理論受到抵抗，最終得到引進或者得到容忍，如香港文壇對左翼文學的抵抗及逐漸接受，以及建國後「綠背文學」對左翼文學的抵抗; 理論的容納，如左翼文學對香港本土文學的現代性和「民族想像」影響。

隨著社會實踐的需要，左翼文學在其「源點」———中國大陸，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歷史的變遷，其理論宗旨相應也在發生著變化。「左聯」成立以前的左翼文學，主要接受了日本及蘇聯的「機械」革命論，表現出極左的宗派思想，強調政治對文學的改造。「左聯」成立以後， 1930 年代左翼文學受到中共有組織的指導，但它沒發展成為一種主流話語，除了同海派、京派及自由派的關於文學路線的論爭，還要同國民黨「文化圍剿」做鬥爭。這一時期的左翼文學日趨成熟，作為無產階級的代言人，左翼文學懷著社會主義包容寬廣的情懷，積極推進文藝大眾化、民族化文學價值觀。解放區文學、延安文學以至於後來的共和國文學都是和「大眾文學」觀一脈相承的，「它所追求的文學大眾化側重於文學層面而非政治層面，它的主題有革命啟蒙又非政治化」。瑏瑥文化旅行中的左翼文學，因為時空因素的介入而產生變異，但文學的大眾化和民族化傳統仍是後來各種左翼文學變體的根本立場。

左翼文學在香港的活動仍是在「左聯」的指導下進行的，但這種文學的政治性因地域和時間不同而發生變化，左翼文學在香港和大陸朝著兩個不同的方向發展。抗戰初期，文藝界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左翼文學的政治性，民族文學得到吹捧; 加之香港殖民地意識形態相對淡漠的「自由氣氛」，左翼文學在港無法藉助於「體制性」的力量來從事文化活動。解放戰爭開始後，香港的左右翼文學勢力論爭日趨激烈，和大陸一樣，左翼文學雖然強調文學的「革命性」和「階級鬥爭」意識，但左翼文學在香港相對自由的政治生態中，只能以相對靈活的方式同右翼勢力抗衡。即便20 世紀五六十年代，在文化競爭自由的殖民地香港，左翼文學不具備在大陸那樣的中心地位，左翼力量不得不以「灰色」方式在香港開展文藝活動。不同於在大陸的權威地位，左翼文學在香港和其他文學思潮並存，「在野的處境、邊緣地位」，「避免了政治性預設價值的根本性宰制」。瑏瑦由於同右翼勢力鬥爭的需要，左翼文學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變異為「批判現實主義」，正是在這種與右翼角力與平衡中，香港左翼沒有因依附於政治意識形態而失去批評的生命力，文學民族化、大眾化的傳統得以繼續保持。在大陸，建國後的左翼文學，不再面對惡劣的生存環境，逐漸失去了「浪漫主義」的文學審美性，文學傾向主要是服務於社會主義工農業建設，擔任起形塑新中國文化身份的重任。

「現代性」是來自西方的一個概念。吉登斯認為，現代性就是指17 世紀在歐洲出現的社會生活和組織模式，瑏瑧而我們對於這一概念的理解，總是建立在我們對歷史真實的想像與言說之上。顯然，這種理解既包含事實和經驗，又帶有當下的意識形態的內涵。20 世紀中國文學對現代性的追求和探索，可以歸納為文學形式的現代化、文學內涵的現代性、歷史語境的現代性。具體到香港來說，在19 世紀末20 世紀初，香港出現了諸如《小說世界》、《新小說叢》等質量不高的文學刊物，刊載的也都是類似於當時大陸的文言小說，體式陳舊，內容落後，毫無現代性可言。1920 年代以後，香港文學創作深受海派文學影響，當時香港的文學創作仍然籠罩在鴛鴦蝴蝶派的影響之下。因為香港的新文學未能同大陸的「五四」新文學同步，當時香港的文學創作還是以文言創作為主。香港文人對大陸的白話文學形式，無論是「小說或是戲劇，詩歌，就詫為奇觀」。瑏瑩伴隨著「五四」新文學運動吹到香港的微弱氣息，新文學在形式和內容上雖有表現，但成長艱難。「香港文壇是純然籠罩在殘餘封建勢力之下，而香港的文化是畸形發展的」。瑐瑠由於「五四」啟蒙運動的缺失，香港舊文學向新文學的轉變具有一定的跳躍性。從1927 年以後，新文學萌動期的香港文壇，受到帶有革命性質的「左翼文學」更多的影響。隨著國內新文學運動的蓬勃發展，左翼文學社團「創造社」、「太陽社」及其他社團的革命文學作品，「漸次輸入香港，對於香港文壇和文學青年產生了強烈的震撼」。

隨著國內革命形式的高漲和左翼文學崛起，許多香港的文藝青年開始在報紙副刊上發表和舊文化對峙的白話作品，無論在形式還是思想內容上都顯示出全新的特點，香港文學的現代性開始顯現。首先，報紙副刊向新文學的轉化，觸動了香港各個社會階層的讀者。其次，1928 年8 月，由張稚廬主編的半月刊白話文學刊物《伴侶》創刊，它被許多學者稱為「香港文學第一燕」。再次，在1928 年香港第一個新文學社團「島上社」的成員陳靈谷、丘東平千里迢迢跑到上海拜訪左翼文學團體太陽社和創造社，此後左翼文學和香港文壇互動開始增多。

論及香港文學現代性的命題，左翼文人對香港文學現代性的推動不容忽視。魯迅在1927 年2 月18 日抵達香港，對香港當局尊孔讀經、實施文言教化的政策甚是不滿。他進行了兩場演講———《無聲的中國》和《老調子已經唱完》，批判舊文化是侍奉主子的材料，把舊文化比喻成一把「軟刀子」: 「但是，有些讀書人說，我們看這些古東西，倒並不覺得於中國怎樣有害，又何必這樣決絕地拋棄呢? ……正因為並不覺得怎樣有害，我們這才總是覺不出這致死的毛病來。因為這是『軟刀子』。」

「魯迅在香港的活動，對於已經初步接受了『五四』新思潮和新文學熏陶的香港文學青年來說，是一次極為深刻的啟迪和有力的促進。」瑐瑣處於新舊交替中的香港文壇受到魯迅的鼓舞，文白消長發生變化，促進了香港新文學的興起。左翼文學兩次南下香港，帶來了「五四」新文學的傳統，打破了香港長期以來的閉塞和落後，帶動了香港本地文學的現代性成長。左翼文學對香港新文學的具體引領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首先，文藝活動帶有明顯的組織性，例如，抗戰期間成立的「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香港分會」負責指導香港左翼文學活動。其次，左翼力量在香港創立報刊、雜誌，報刊及副刊擁有巨大閱讀群體，革命新思想的傳播影響到社會各個階層。再次，許多左翼名篇，如茅盾的《腐蝕》、張天翼的《華威先生》、許地山的《鐵魚的鰓》、姚雪垠的京戲《忠烈圖》等在香港誕生，左翼創作模式和創作風格風靡一時，《窮巷》和《蝦球傳》就是在夏衍的鼓勵和指導下在《華商報》上連載的。

近代以來，從域外引來具有現代性意義的「民族」一詞，既不同於狹隘的民族主義，也不同於「華夏中心主義」。中國文學現代性的標誌之一就是文學敘事的民族國家構想。現代性和民族性有著密切的關係，「『五四』以來被稱之為『現代文學』的東西其實是一種民族國家文學」。瑐瑤安德森把民族界定為「想像的共同體」，認為印刷資本主義是促成現代民族主義的關鍵，人們建構民族共同體的經驗是閱讀小說和報紙取得的。瑐瑥「想像的共同體」範式對文本的重視，立即得到許多民族主義及漢學學者的相應。例如王德威的《想像中國的方法》、曠新年的《民族國家想像與中國現代文學》都演繹了安德森的「想像共同體」模式。瑐瑦芝加哥大學杜贊奇認為，中國的民族想像自古有之，「對中國而言，嶄新的事物不是『民族』這個概念，而是西方的民族國家體系」。後殖民主義文化論者傑姆遜認為，在殖民主義的壓迫下，殖民地文學敘事模式只能是反抗殖民主義的「民族寓言」，而艾捷茲·阿赫默德認為，當資本主義成為殖民地的構成性關係時，被殖民主義異化的現代性文本就不是「民族寓言」式的，而是具有資本主義第一世界的特徵。瑐瑨作為英屬殖民地香港，有沒有傑姆遜所謂的「民族寓言」? 我們審視香港文學的民族性命題時，仍然不能忽視左翼文學對香港文學民族想像的影響。

初到香港的大陸左翼作家對港人對於戰禍的麻木表示痛心不已，諸如《可厭的都市》、《關於香港的文化人》等文批判了香港文壇缺乏文學自覺、沉迷殖民都市的麻醉狀態。長期的殖民地生活，港人已有對殖民文化認同的情結，「對於『中華民族』這樣的國族大敘事，香港的熱情可能不會像大陸國人高」。瑐瑩被稱為「香港新文學作家中真正具有『文學史』身份」的侶倫，其早期的作品經常出現情愛男女對殖民洋場的艷羨之情，幾乎不存在階級衝突和民族仇恨的情節。因此，左翼作家的任務就是如何把香港題材的敘事和當時的文藝戰鬥任務結合起來，激發香港文壇的民族意識。

在這種啟蒙和牽引下，香港文學敘事開始帶有明顯的「民族想像」性質。例如，在寫作形式上，小說《蝦球傳》和《窮巷》均以章回體出現，迎合了當時左翼文學提倡的文藝民族化的見解。在語言上，《蝦球傳》還是一部典型的民族方言小說，帶有鮮明的地方民族色彩。在思想內容上，《蝦球傳》把主人公的思想升華置於民族戰爭背景之中，在民族大義和家國意識面前，蝦球對自己在香港的生活幡然悔悟。《窮巷》受左翼文學指導的痕迹也是非常明顯的: 侶倫擅長的情愛都市小說的敘事模式在《窮巷》中消失了; 這部作品和他的另一部作品《無盡的愛》一樣，雖然描寫的是「市井細民」，但都充滿了「普羅」色彩，階級對立和民族仇恨上升到主要地位。雖然在左翼作家指導下，香港本土作家創作的民族話語作品，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在思想深度上，其知名度和影響力無法和郭沫若、茅盾、夏衍等左翼作家的作品相匹敵。但在左翼文學的影響下，香港本土作家開始關注香港自身的文化身份建構，向殖民意識發起了挑戰，而且在某種程度上產生了深刻影響。在1950 年代左翼文學與「綠背文學」的論爭中，阮郎( 即唐人) 繼續高舉左翼文學「反帝反殖民主義」大旗，著述不斷，重點揭示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衝突，一改香港文壇對殖民意識的麻木狀態。另一方面，在相對寬鬆自由的政治生態環境中，左翼力量的活動「盡量淡化『左』的色彩，以較『灰色』文藝的面貌來爭取香港讀者」，對於香港本土作家的影響，「主要不是在政治意識方面，反而在於喚起他們的民族意識，對中國文化的關注」。瑑瑡商業性是香港流動命脈，現代性的商業大都會為通俗文學的滋生提供了環境。而香港通俗小說既傳承了傳統文學題材，又不缺乏左翼文學的「民族想像」。左翼報紙為了爭取更多的讀者，經常推出通俗小說，如梁羽生、金庸的新武俠小說就是在《新晚報》上刊載的。新武俠小說，之所以被稱為「新」，是因為其取材和主題仍然圍繞著中國歷史和民族命運，「民族想像」仍是新武俠內隱的特徵。梁羽生的新武俠小說的俠客形象既「具有左翼文學的民族國家、階級革命、理想主義、集體主義等特點，又具有中國傳統的道德觀、群體觀、名士風度等文化因素」。瑑瑢同時也要看到，由於文化帝國主義的殖民教化和香港對於西方現代性的艷羨，香港通俗小說中的「民族寓言」又帶有明顯的殖民色彩。現代性的另一面就是殖民性。金庸的新武俠小說已經帶有後現代性的性質，對於歷史的改造明顯不同於梁羽生的歷史觀。例如，《鹿鼎記》突破了「狹隘的民族主義」觀，韋小寶對於「反清復明」的敷衍和對「韃子」皇帝的擁護，不能不令人聯想起香港對英國殖民的認同，無疑消解了左翼文學的革命性特徵。正如薩義德指出的，被殖民國家或地區的文化具有混雜性，「各個文化彼此之間太過混合，其內容和歷史互相依賴、摻雜，無法像外科手術般分割為東方和西方這樣巨大的、大都為意識形態的對立情況」。瑑瑣金庸小說以戲擬方式，輕易地消解了左右翼論爭中的民族主義、階級鬥爭等宏大敘事。殖民統治下的這種現代性文本，我們既看不到左翼文學影響下的「民族寓言」，也看不到阿赫默德所謂的「第一世界特徵」。與通俗小說的文化混雜性一樣，20 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現了昆南的《地之門》，這是一部反殖民主義的嚴肅小說，但小說的體式卻是對西方現代主義誇張的模擬。香港的本土文學，越來越呈現出後殖民主義論者霍米巴巴稱之為「混雜」、「雜交」的文化特色。從這個角度來說，左翼文學兩次南下對香港文學雖然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但遺憾的是，卻沒有成為一種文學傳統延續下來，香港文學的發展已經證明了這個文學事實。

「五四」運動開啟了中國社會現代化革命的進程，而「旅行」到中國的左翼文化運動承接了「五四」啟蒙運動的傳統，反思了「五四」運動對歐美範式的全盤接受，以民族大眾文學為手段，轉向了實現現代民族國家的革命實踐，革命的現代性和民族性構成了左翼文學成長的基點。以後殖民主義文化論的視角詮釋左翼文學在香港的「文化旅行」對香港文學現代性的啟蒙，以及對香港文學的「民族想像」的引領，可以有效地洞察左翼文化因素在建構香港文化中的作用，豐富香港文學研究的內容。但是，香港文學的解讀，要面對造成香港文化身份複雜性的諸多因素: 香港長期的英屬殖民地身份，文化帝國主義策略所造成的殖民文化認同，以及左右翼力量在香港的角逐歷史因素，等等。從這個角度來說，後殖民主義的文學解讀範式，只是提供了香港文學研究的一種新文化視角而已。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14YJC740085］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28][29]趙稀方《香港小說》第5、40、98 頁，三聯書店2003 年版。

②陳獨秀《文學革命論》，《新青年》第二卷第6 號。

③馮奇《左翼文學話語的性質和功能》，《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2 年第1 期。

④蔣光慈《關於革命文學》，《太陽月刊》1928 年第2 期。

⑤徐迅《民族主義》第9 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年版。

⑥［日］北岡正子著、李冬木譯《關於〈日文研究〉雜誌———與左聯東京支部文藝運動之關聯》，《東嶽論叢》2013 年第3期。魯迅、郭沫若、茅盾都曾在《日文研究》雜誌上發表文章，《日文研究》就是東京「左聯」以幫助留學生學習日文為名暗中宣傳抗日的雜誌。

⑦范偉《北方左聯與上海中國左聯關係辨析》，《東嶽論叢》2011 年第3 期。

⑧馬俊江《泡沫社與北方左聯———兼談北方革命文藝青年的群體構成與社團流變》，《東嶽論叢》2011 年第3 期。

⑨徐雪韻等編《上海近代社會經濟發展概況( 1882—1931) 》第158 頁，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 年版。

⑩張仲禮《近代上海城市研究》第923 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

[11] Deleuze and Guattari，Anti － Odipus，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p． 37，the Arthlone Press Ltd( London) 2004．

[12]李歐梵《尋回香港文化》第25 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13]［英］弗蘭克·韋爾什著，王皖強、董亞紅譯《香港史》第1頁，中央編譯出版社2007 年版。

[14] [33]［美］薩義德著、李自修譯《世界·文本·批評家》第401、3 頁，三聯書店( 北京) 2009 年版。

[15][16]參見黃萬華《戰後左翼文學的三種形態及其文學史意義》( 《文史哲》2013 年第3 期) 、《左翼文學思潮和世界華文文學》( 《文史哲》2007 年第2 期) 。

[17]吉登斯《現代性的後果》第1 頁，譯林出版社2000 年版。

[18]賈振勇《理性與革命: 中國左翼文學的文化闡釋》第21 頁，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

[19]吳灞陵《香港的文藝》，《墨花》1928 年第5 期。

[20]貝西《香港新文壇的演進與展望》，《香港文學》1986 年第13期。

[21]劉登翰《香港文學史》第71 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 年版。

[22]魯迅《老調子已經唱完》，《魯迅全集》第3 卷第432 頁，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

[23]劉登翰《香港文學史( 上卷) 》第72 頁，現代教育出版社2007 年版。

[24]劉禾《語際書寫: 現代思想史寫作批評綱要》第191 頁，上海三聯書店1999 年版。

[25]［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第23—33 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年版。

[26]參見王德威《想像中國的方法: 歷史·小說·敘事》第58頁，三聯書店2003 年版; 曠新年《民族國家想像與中國現代文學》，《文學評論》2003 年第1 期。

[27]吳叡人《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導讀》第15 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

[30]楊義《中國現代小說史》第3 卷第265 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 年版。

[31]鄭樹森、黃繼持、盧瑋鑾《香港新文學年表( 1950—1969) ·三人談》第23 頁，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0 年版。

[32]陳中亮《梁羽生「武俠世界」中的俠客形象———兼談左翼文學對其創作的影響》，《百年中國文學與「中國形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432 頁，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0年版。

( 作者單位: 淮北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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