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經經濟學的哲學基礎

07-06

保羅·W·格萊姆齊著賈擁民譯

選自《神經分析學基礎》

老蟬原編錄入轉載請註明哲學園

在過去的幾年裡,一些著名經濟學家宣稱,神經經濟學—神經科學、心理學和經濟學的融合—在原則上是不可能的。例如,任教於普林斯頓大學的經濟學家法魯克·居爾( Faruk gul)和沃爾夫岡·佩森多費爾( Wolfgang pesendorfer)就大力敦促社會科學家繼續追求他們口中所稱的「無需腦子的經濟學( Mindless economics)」( Gul and pesendorfer,2008)。諾貝爾獎得主鮑勃·盧卡斯( Bob lucas)也質問「為什麼需要神經經濟學呢?」( Lucas,2008)。

這些學者之所以會得出這樣一些負面結論,原因可以追溯到一部分經濟學家和心理學家在他們的論文中闡述的一種哲學觀點(他們發表這些論文的目標旨在界定什麼是神經經濟學並解釋實際的神經經濟學研究應該怎樣進行)。在這些論文中,擁有的讀者人數最多的一篇可能是科林·凱默勒 ( Colin camerer)、喬治·羅文斯坦( George loewenstein)和德雷真·普雷萊茨( Drazen prelec)在年發表的論文。在這篇論文中,作者們認為,現有的經濟學理論無法提供足夠強大的預測能力,因此他們建議,將利用神經科學技術---主要方法就是,在經濟學實驗中大量使用腦掃描設備得到的觀察結果加入到原有的經濟理論當中去,以此來改進和發展經濟學。作者們宣稱,只要直截了當地將自然科學證據與社會科學理論焊接起來,社會科學理論就能夠變得更加強大。

然而,在居爾和佩森多費爾這樣的理論經濟學家看來,經濟學本身的定義就決定了,它是一門只關注人類的決策行為的學科,因此如何理解人們在做出各種選擇時的神經機制這樣的問題根本與經濟學理論無關。他們強調,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從來就未曾包括像「基底神經節」或「大腦皮層」這樣的東西,儘管它們是最自然不過的神經科學的研究對象。這些經濟學家指出,經濟學的根基是像「選擇」這樣的概念性對象,而自然科學研究則通常不會涉及這類對象。

他們認為,經濟學是一個絲絲入扣的、高度結構化的理論體系,各種自然科學對象向來與經濟學無關。在這一點上,他們確實是對的,這是一個無法逃避的事實。居爾和佩森多費爾沒有說錯,如果神經經濟學真的就是凱莫勒等入的論文中所說的那個東西,那麼它確實最多只能為經濟學家們提供一些微不足道的瑣屑的證據。經濟學絕不是一門關於人的神經生理指標的測度的科學,恰恰相反,它所關注的是如何預測人類行為。如果認為神經經濟學就是通過實證測量方法把神經科學與經濟學理論拉攏到一起,那麼它的未來肯定會像它的批評者所說的那樣一片暗淡。但是,居爾和佩森多費爾又繼續說道,經濟學必須保持它與心理學和神經科學之間的距離。這個結論顯然過於絕對了,而且很可能是想當然的結果。

只要粗略地回顧一下科學史,並反思一下知識論的哲學基礎,我們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居爾和佩森多費爾走得太遠了。置身於歷史的這個特殊時刻,許多學者「只緣身在此山中」,聽任困惑主導了圍繞著如何融合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而展開的爭論。他們似乎不明白,在科學哲學的層面上,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確實是相關的。科學發展的歷史以及科學哲學已經提供了明確的「路標」,告訴我們神經經濟學應該沿著什麼道路走下去,最終成功地在它的「母學科」之間建立起穩固的內在聯繫。另一方面,這些「路標」同時還表明,當社會科學家在哲學的層面上反對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融合時,他們其實犯了一個本體論上的錯誤。

經濟學理論、心理學理論與神經科學理論之間是完全有可能鍛造出密切的連接的,但是只能通過先將經濟學部分還原為心理學,進而再部分還原為神經科學的方式實現(在這裡,「部分」一詞是在嚴格意義上說的)。這就需要在神經經濟學的各「母學科」之間建立起跨學科聯繫,就像20世紀在物理學與化學、化學與生物學、生物學與心理學之間曾經發生過的那樣。

要理解歷史上已經形成的跨學科聯繫,要刻畫當前正在湧現的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跨學科聯繫,關鍵在於,必須對構成特定的某門學科的概念對象給出清晰的定義。經濟學理論體系是建立在一系列「邏輯基元」( logical primitive)的基礎上的,它們包括效用、供給、需求和選擇,等等。而神經科學則處於另一個極端,它是建立在像大腦激活、神經元、神經突觸和神經遞質這樣的「實體基元」的基礎上的。我們真的有可能在這些看似完全無關的理論及其實證工具之間建立起聯繫嗎?因為它們似乎毫無共通之處。對於這個問題,對於居爾和佩森多費爾等人的質疑,我們的答案是,我們確實能夠有意識地在這兩種不同類型的理論之間構建起聯繫:我們可以直接將社會科學的概念對象向下合併到自然科學的理論結構中去。例如我們可以直接把像「選擇」這樣的對象(它們來自「更高級」的理論體系經濟學)嵌入到(「更低級」的)神經生物學理論當中。一旦「選擇」等關鍵概念變成了這兩個理論體系的共同元素,一旦這兩個理論體系都擁有了一些共同的源於「更高級」的理論體系的邏輯對象,我們就可以把一組來自「更低級」的理論體系(神經科學)的概念與一組來自「更高級」的理論體系(經濟學)的概念聯繫起來。例如,當「選擇」這個邏輯對象變成了神經科學和經濟學的共同元素之後,就可以通過它把大腦內側前額葉皮層的平均激活程度與期望效用等概念聯繫起來。這種聯繫當然不可能是完美的,但是跨學科方法的最強大的威力也就蘊藏在這裡。當我們調整各學科的概念對象的定義和內涵,以最大化各學科領域的理論分析之間的相關性的時候,我們不僅實現了(部分)理論還原,而且還擴大了這些理論的預測範圍和預測能力。通過採取這種方法,我們不僅能夠消除利用神經科學理論來做出經濟預測的邏輯障礙,而且還能夠消除利用關於人類選擇行為的觀察結果來推斷神經功能的障礙。

如果經濟學和神經科學擁有了一些共同的研究對象,那麼這兩個領域之間的聯繫就能夠建立起來,這個過程體現為,從經濟學中找到一些概念, 並將它們來自神經科學的一些概念或概念組聯繫起來。(即使這樣的概念只有一個,例如上面這個例子中的「選擇」概念。而且,正如我們在本書下文中將會看到的,至關重要的一點是,這個概念必須是完全相同的一個概念, 並且必須是以「更高級」的理論體系,即,經濟學為錨的。)回顧各門學科的發展歷史,我們不難發現,這是一個非常可靠的策略。化學與物理之間的密切聯繫是利用這個策略構建起來的,生物學與化學的融合(生物化學的出現), 也是如此。但是,要理解經濟學、心理學和神經科學為什麼是相互聯繫的以及是怎樣聯繫起來的,我們必須先徹底搞清楚引導這些聯繫的建立的哲學原則。

可以想見,許多支持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融合的年輕科學家可能會辯稱,能不能理解這些形而上學的問題,對跨學科研究的展開並無影響；他們聲稱,這是一個實踐問題,只要直接在日常研究中這樣去做就行了。

在這些學者看來,知識的最終整合是不可避免的,在一地雞毛的爭論中為跨學科研究追尋知識論根據純粹是浪費時間。

我在這裡要強調的是,這些學者應該承認,過去十年以來發生的事實已經證明他們的觀念是何等的錯誤。辯論已經發生過數百次,論文已經發表了數十篇,而得出了錯誤的結論的學者更是有數千人,所有這一切的根源,就在於人們對作為神經經濟學的根基的基本哲學問題的混亂認識。（老蟬按：在科學前沿或邊緣交叉科學中，哲學思維而非具體學科中的「技術性」方法仍然對科學探索提供指導性思想，好的哲學思想可以讓人們儘可能走在正確的探索道路上，反之，則是緣木求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