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調查手記｜華人後代為何難以完全融入印尼社會

07-06

【編者按】

1967年，波蘭裔英國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的田野日記在他去世後被公開出版，因其中言論與他在嚴肅著作中對當地人的態度反差巨大，而引發一場關於人類學家職業倫理和研究科學性的持久爭論。

相比人類學家坐在書齋中完成的民族志文本，他們在田野調查過程中隨手記下的筆記也許能夠更真實地留存「此時此刻」的經歷和感受，進而引發學術性的思考。對於公眾而言，閱讀這些異鄉故事和記憶片段也將是一場新奇而刺激的文字旅行。

由此，澎湃新聞請講欄目開設「田野調查手記」專欄，主要刊發社會學、人類學、民族學、經濟學等學科的田野調查手記。我們期待通過講述田野故事，使讀者在收穫新知的同時拓展日常生活經驗的邊界。本欄目歡迎投稿，投稿郵箱：papertydc@163.com，郵件標題請註明田野地點。

印尼邦加島位於蘇門答臘島東面，隔邦加海峽，北臨南中國海，西隔加斯帕海峽至勿里洞島，南臨爪哇海。邦加島盛產錫，需要大量勞工，在荷蘭殖民政府的招募之下，大量中國南方勞工踏上了這塊異國他鄉的土地，並在這塊熱土灑下了汗水，落地生根，書寫了一部華人奔赴南洋，艱難生存與創業的歷史。

邦加因此成為華人比較早到達的東南亞地方。華人的生命力極強，經過殘酷和艱難的歷程，現在生活在邦加的華人已有六七代了。

邦加華人的生活經歷，是許多東南亞研究者較少關注的。邦加島遠離印尼首都雅加達，交通不便，路途遙遠，雖然邦加華人歷史久遠，但是到邦加從事田野調查，了解華人文化傳承現狀的研究者非常少。早期華工在邦加篳路藍縷，開創華人新空間的歷史未被得到大量挖掘。

在廣東華僑華人史課題的資助下，我奔赴邦加，對當地邦加華人進行了大量的訪問與資料收集工作。邦加年屆古稀的老華人對我講述了早期邦加華工的悲慘遭遇和不為人知的開拓事迹。

反映早期華人採礦的彩畫

淘錫華工及其後代

上天對每一個地方的人們都是公平的。邦加因為擁有寶貴的錫礦，迎來了大量的外來人口，並促進了當地的經濟發展。早期由於缺乏現代化的採礦設備，統治這塊土地的荷蘭殖民者把眼光放在極能吃苦耐勞的華工身上。處於貧困狀態的南方華工富有冒險與吃苦精神，在荷蘭殖民者的鼓惑之下，紛紛與同村夥伴奔赴南洋，掀開了南方華工赴邦加挖采錫礦的帷幕。

早期華工

熱帶的陽光毒辣，紫外線極強，照射在華工背上，猶如螞蟻般咬噬著皮膚，引起陣陣麻痛。為了淘出錫米，華工不得不常年泡在水裡，用極其簡單的工具彎腰簸箕篩出錫米，以換取微薄的工資。工資一部分用於支付契約規定的傭金，另一部分寄回中國老家，撫養孩子，贍養老人。

由於背曬太陽，面向溪水，再加上熱帶蟲子繁多，華工經常出現皮膚病，但由於當地醫藥缺乏，華工很少得到及時救治。惡劣的工作環境、殘酷的剝削、日復一日艱苦的勞作，使許多華工無法適應極高強度的工作而悲慘地死去。

只有少數華工經過九死一生的艱苦生活而倖存下來。他們結束契約贖身之後，用積蓄向當地原住民購買土地，開始從事種植產業，或是做起小買賣，逐漸走出赤貧的困境而在邦加休養生息，繁衍後代。

現在的采錫工廠

如今在邦加的華人基本上都是當時采淘錫米的華工後代，在他們身上彷彿仍然能看到當年祖先的身影。由於華人女孩非常欠缺，而且高強度的工作也不允許華人女孩移居邦加，早期一些華工男子與當地印尼爪哇族女孩子通婚，逐漸形成混血的「峇峇娘惹」（馬來語baba nyonya音譯，男性稱為「峇峇」,女性則稱「娘惹」）這一特殊族群。其實早期華人選擇與印尼女孩通婚，除了華人女孩缺乏的原因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目的，就是通過印尼女孩獲得當地的土地，並被印尼人社會所接納。

由於華工需要到外面工作，便把子女交給印尼妻子照顧，並由其負擔早期的教育。但峇峇娘惹到了一定年齡後，華人父親又會把他們送到荷蘭人開辦的學校學習荷蘭語，接受西方文化的教育，或是在華人開辦的私塾接受中華文化熏陶。

接受西方教育的許多峇峇娘惹，成為華人與荷蘭殖民者的中間商，即我們俗稱的幫辦。由於峇峇娘惹既受到華人父親的影響，又在印尼母親的管教下，因此無論飲食還是服裝都具有鮮明的特徵，既不同於當地印尼人，又與傳統華人存在許多差異。例如娘惹穿的衣服，既有印尼本土的紗籠服裝造形，衣袖又飾有中國傳統的花紋。再加上她們的混血身材，穿上娘惹衣服，顯得婀娜多姿、風情萬千。

峇峇娘惹

峇峇娘惹這一特殊的族群介於印尼人與華人之間，與華人交往比較少，但又被印尼人當做異端。無論他們怎麼想變成印尼土著，但由於歷史上已被貼上華人的標籤，而且因為膚色、體形外貌的原因，印尼人均把他們視作華人，使他們逐漸偏向華人，最終融入華人族群。

我在當地調查時，一些華人毫不忌諱自己的混血身份，提供了許多祖輩留下來的照片，帶領我去參觀他們的祖居，欣賞他們曾祖母結婚時穿的娘惹衣服。照片上的娘惹融合了華人與印尼人基因，形貌標緻，樣子端莊，頗有南洋風情。

保存中華文化的火種

為了在印尼長期居留下來，早期的華人選擇與殖民者荷蘭人合作。他們利用自己聰明的頭腦和省吃儉用的理財方式，同時繼承了華人重視子女教育的優良傳統，部分華人後代的經濟條件逐漸得到改善，越來越多的華人後代進入上層社會。這部分華人西化比較嚴重，子女也普遍接受西方文化教育，待到荷蘭殖民者撤離邦加時，他們中的部分人跟隨殖民者移民到荷蘭，部分人移民到西方其他國家，剩下的就留在邦加這塊熱土。

一些華人為在邦加長期生活，把孩子送入公立學校，讓孩子接受印尼文教育，逐漸模糊了對中華文化的印象，但是大部分華人仍然把子女送到華文學校接受華文教育，繼承中華文化許多優秀的傳統，培養堅強、吃苦耐勞、勤儉節約、善於理財的品格。

華人祖居

在代際努力下，華人財富不斷積累。例如從原住民手中購買了大量土地，並通過種植橡膠、砍伐木材而獲得大量財富，逐漸成為富裕的階層。

1965年，印尼總統蘇哈托上台後敵視華人，實行限制華人政策，採用釜底抽薪的文化同化政策，禁止華人講華語、辦華文學校、出版華文報紙、組織華人社團，甚至強令華人改名改姓，採用印尼人的名字。一直到1990年蘇哈托政權垮台，華文教育才逐漸恢復生氣，但是三十多年文化限制政策已經使許多華人新生代都無法接受華文教育，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姓氏。

如今能夠講華文的華人基本上在75歲以上。1965年以後出生的甚至之前10年出生的華人基本喪失了學習母語的機會，生活方式、穿著打扮、居住飲食已經與當地印尼人沒有太大的差別。

為了避免受到蘇哈托極端的文化政策影響，也為了保護自己，許多華人加入了基督教，利用基督教來傳播中華文化。例如他們使用華文聖經來傳教，藉此保留華文印刷物。一些華人利用教會廣播來傳播華文歌曲，讓華語仍然能夠在邦加留下迴響。

一位年逾80歲的華人大姐是邦加文侯縣基督教會電台的主持，在蘇哈托統治時代，她堅持每天播出2小時的華語歌曲。她說，鄧麗君的歌曲尤受華人聽眾的喜歡，每天都有許多聽眾點播鄧麗君唱的歌。在白色恐怖時代，華人就通過這些方式保護中華文化的火種，期望有朝一日在邦加重新燃燒起來。

華人墳場

邦加印尼人肯定華人貢獻

早期邦加華人在當地做苦力，屬於赤貧階層，與當地印尼人同吃同住，因此兩者的生活環境並沒有太大差別，並結成了好朋友。華人具有吃苦耐勞精神，而且善於理財，因此逃出大難的華人逐漸在與當地印尼人的競爭中脫穎而出，富裕起來。

華人並沒有忘記早期與印尼人同甘共苦的生活經歷，他們努力回饋當地社會，建設學校和醫院，成立慈善基金會，為印尼人提供醫療救治，幫助貧困的印尼小孩上學。他們的企業聘用了大量印尼人，並善待他們，既推動了當地經濟發展，也得到印尼人的讚賞。許多印尼人對華人老闆具有很高的忠誠度，出現數代侍奉華人老闆的現象。例如，我採訪過的魏保富是第六代華人。他在檳港擁有大量產業，我居住的度假村就是他經營的。他聘請了很多印尼人管理這個度假村。印尼員工和善、禮貌。我與這些員工聊天時發現，這些印尼人都比較滿意這裡的工作條件，說老闆對他們很好，他們很願意在這裡工作，其中一位印尼人還比劃著說他們父子二人均在這裡工作。

接受訪問的第六代老華人

在我的採訪對象中，華人魏保富是邦加數一數二的富商。他經營的度假村面積很大，方圓十公里，擁有寬闊的海岸線。晚上住在海邊，聽著不斷起伏的濤聲入睡。早上坐在別墅陽台前，吹著乾爽的海風，心情格外舒暢。有時邦加下起大雨，敲打著芭蕉葉，擊打著屋子外的椰樹，不由讓我浮想起椰風蕉雨的情景，別有一番南洋的滋味。

邦加島海島風光

印尼人基本上是穆斯林，但他們並不忌諱與我們一起吃飯，沒有排斥華人，這讓我大感意外。因為我曾經在馬來西亞訪問，當地馬來人均不願意與我一起用餐。印尼司機開車載著我在邦加檳港、烈港、文侯參觀訪問，一路上介紹當地的情況，指點當地有特色的建築，客串起導遊的角色，禮貌而又精幹，忠誠而又樸實，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更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當我在邦加文侯縣參觀時，當地的副縣長出來接待，從外表一看就是華人，但是這位文質彬彬的華人副縣長已不諳華文。他把我當做中國的投資者，極力向我推銷當地的旅遊資源和投資狀況，希望我回國後能介紹中國投資者來邦加投資，這讓我哭笑皆非。

文侯縣政府會議，右二是華人副縣長

隨後，文侯旅遊局的工作人員帶我參觀當地的文化展覽館，展出了早期華人在當地採礦的照片，肯定華人對當地的貢獻，這使我對邦加印尼人實事求是的態度產生好感。我與這位旅遊局人員攀談起來，他們也非常肯定華人對當地的貢獻，而且希望印尼人與華人能夠和睦共處，發展經濟。他們說，排華反華是不好的現象。他們從各種渠道得知中東處於兵荒馬亂、人民流離失所的悲慘情況，表示印尼不希望出現極端恐怖分子，希望印尼人與華人能夠攜手發展。

從文侯縣展出的照片以及印尼人對華人的印象，我感到雖然印尼過去存在排華的現象，而且現在還有一部分政客為了個人私利，發表對華人不利的言論，但是總體而言，印尼人對華人還是相對友善的。

特別是在邦加，華人不僅推動了當地的經濟發展，而且還做了很多公益事業，由此得到當地印尼人的肯定。1998年印尼發生嚴重排華事件，華人商店被燒毀，華人婦女被強姦，但是在邦加卻沒有發生這些。這一方面說明邦加印尼人高度接納華人，另一方面反映出在邦加生活了數代的華人已經高度融入當地生活，懂得財富需要回饋邦加印尼人的道理，因此才得到邦加印尼人的擁護和保護。

華人捐建的寺廟

華文教育方興未艾

自1965至1990年，印尼華文教育受到摧殘，導致75歲以下的華人很少能夠接受華文教育。他們只知道自己是華人，但是對中華文化、對中國已經認知甚少。他們自小接受印尼文教育，操一口流利的印尼語，其穿著、生活習慣已經與當地印尼人沒有太大差別。一些華人自詡為印尼人，對外不承認自己是華人，甚至對中國採取敵對態度，有些華人接受西方教育，對華人及中國也不太友好。

然而周而復始的排華運動，以及印尼人對華人的排斥，出現即使華人完全被印尼人同化，但仍然不被印尼人接納的現象。這促使一部分華人重新思考自己的身份認同，以及華人在印尼所處的尷尬的社會環境。一部分華人更加願意創辦華文學校去傳承中華文化，去維護中華文化在邦加的火種。他們把在邦加傳播中華文化當作自己的使命。

中國在印尼大量投資，中國遊客大量增加，均需要大量懂華語的工作者，由此推動了印尼華文教育的開展。許多接受華文教育的學生能夠在中資企業或者旅遊業找到工作，激發華人甚至印尼人學習華語的熱情。

也有一部分華人為了延續華人的文化之根，而致力於在邦加傳承中華文化，例如我採訪的魏保富和黃仕輝，他們依靠自己的財力，在邦加開辦三語學校（「三語」指印尼語、漢語和英語），推動華文教育在當地開展，培養華文人才，也使中華文化能夠繼續在邦加得到傳承。

三語學校大門

華人葉均明先生向我介紹說，華人意識到讓小孩接受華文教育能夠幫助他們找到一個薪水不錯的工作，也樂意送小孩到三語學校學習。而一些印尼人看到華語的商業價值，也願意送小孩到三語學校接受教育。這些印尼學生刻苦學習華語，成績優秀，被三語學校推薦到中國留學一至二年，學成回到邦加，擔任三語學校的華文老師。這種情況非常普遍，從而出現了一個令我們非常詫異的現象，即華人小孩的華語老師是印尼人。

教授華語的印尼人老師

我與一位從事華語教學的印尼人老師交談，這位講華語的印尼人老師說，由於三語學校能夠為其提供不錯的薪酬，他非常樂意在三語學校擔任華語老師。但是據我了解，他們的薪酬一個月不到2000元人民幣，而導遊一個月的收入則可以超過10000元。他願意做華語老師的表態是否發自內心，是否真的願意長期從事華文教學工作，我對此半信半疑。因為我在調查中發現，許多印尼人在擔任華語老師五年後，當其結束了與三語學校的合約，就會改行尋找更高薪水的工作。如何留住華語老師，對當地的華文學校是一個極大的考驗。

三語學校華人與印尼人老師

華人文化與身份認同危機

雖然華文教育在邦加如火如荼地開展，但是在一個長達35年華文教育被禁止的國家中重新開辦華文課程，難度可想而知。而教育又需要較長的周期，學習華文且需要語言環境，再加上華文學習難度較高，導致許多學生望而生畏，華文水平停留在一個非常低的水平上。這些學生為了升學，中學轉到印尼學校後，之前學的華語就逐漸被荒疏下來。

雖然華人為了傳承中華文化，致力於創辦三語學校，讓學生能有機會接受華文教育，但是這些學校的運作經費基本上由華人捐贈。當地教育部門也因為經費有限而優先撥款給公立學校，所以對這些學校資助極小。如今，熱心營辦三語學校的負責人均上了年紀，而年輕一代普遍對三語學校不太感興趣，一旦上了年紀的華人離開人世，這些三語學校如何維持下來，實在是一個大問題。

邦加的華人祖先是最早一批從中國移民過來的勞工。他們帶來了中華文化，開辦了華文學校，推動了當地經濟的發展，但是如今隨著他們的老去、離世，中華文化在邦加的傳承與延續面臨著後繼無人的問題。

小朋友在用華語唱歌，最前面的男孩是印尼人

一旦中華文化在邦加結束了傳承與延續的歷史，華人就有可能失去文化和族群認同之根，變成講印尼語但卻得不到印尼人接納的非常尷尬的族群，同時也很難有凝聚力團結起來維護華人的權益。

雖然華人融入當地主流社會是一個趨勢，而且不可逆轉，但是如果華人融入當地社會能夠得到印尼人的接納，這當然有助於華人在當地的生存與發展。然而從現實來看，即使華人接受印尼文化，排斥現象仍然不時出現，華人似乎永久性地被印尼人貼上身份標籤。例如去年具有華裔和基督徒身份的雅加達省長鍾萬學競選連任失敗，還被判入獄二年，充分說明華人仍然需要為自己的利益抗爭，需要利用文化紐帶去維護族群認同，防備伊斯蘭極端勢力對華人社會的破壞與攻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