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精神缺失的幾種表現

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之後，關於文化建設、文化的繁榮與發展是關乎我國現代化建設成敗的一個全局性問題已經成為共識。特別是在改革進入拐點之後，要求文化重建、文化倫理重塑的呼聲漸高。這其中的原因歸根結底還是發展的根本問題，也即「現代性」問題。無論是西方國家的「現代性」問題，還是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問題」都出現高度理性化特徵，其核心內容是有效率性、可控制性、可計算性及可預測性，社會已然「麥當勞化」。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模式是「外生型」的，是按西方經濟模式進行的「追趕式發展」，也就是以提高發展速度、壓縮發展時間、採取非常規的發展措施來進行發展，這種發展必然帶來諸多的不和諧——人與人的不和諧、人與社會的不和諧以及人的內在不和諧，因此人們在道德觀上、幸福觀上、消費觀上、文化觀上、科技觀上以及發展觀上表現出人文精神的缺失。

人文精神籠統說是關於人的精神生活的方式、態度、思想和觀點，它是一種普遍的人類自我關懷，表現為對人的尊嚴的維護、價值的追求和命運的關切，對人類遺留下來的各種精神文化現象的高度珍視，對一種全面發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它是構成一個民族文化個性的核心內容，也是衡量一個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尺度。

在道德觀上人文精神缺失的表現

道德被功利化。其實，道德是基於意志活動，而不是理性；道德追求善，而不是求真。情感、意志、慾望是人各不同，這就決定了無法把它們作為科學對象來研究，這些東西是理性無法支配的，理性不能幫助人的意志做出判斷，相反，在理性無力做出判斷的地方，卻正是情感大顯身手的地方，人對於人生的愛，對於無限的崇拜等等，使人在終極關懷的問題上，總是藉助情感來加以選擇。

在道德問題上，如果拋開了道義感、正義感、良知等等這些道德情感，人就只能依據功利來進行判斷和選擇。經濟倫理、發展倫理、科技倫理、環境倫理的淪喪，也就在所難免。

在幸福觀上人文精神缺失的表現

幸福被物質化和客觀化。在社會理性化研究視野中，情感問題並沒有留出足夠的空間。因而在幸福問題上，「幸福感」常常處於缺席狀態。幸福被客觀化了，變成了看得見摸得著的物質生活的改善，更大的房子、更多的銀行存款，這些原本是作為實現幸福的條件和手段的東西被當成了幸福本身，被作為目的性存在而不遺餘力地追求。這是一種功利性的價值取向：作為工具的理性所指向的是人對自然的佔有和人的感性慾望的滿足，是物質財富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改善。這種價值取向的結局必然是文化危機、道德危機、精神危機和情感危機。

從國家方面來說，所增加的也許只是作為生活數量的財富，而不是作為生活質量的價值；從人的方面來說，它帶來的是情感方面的困惑、不安、孤獨、憂鬱及焦慮的感覺日益增長。幸福感的失落導致了這樣的「幸福悖論」：更多的財富並沒有帶來更大的幸福。

在消費觀上人文精神缺失的表現

消費演變為消費主義。它是以「多買多用多扔」的生活方式和「多多益善」的價值觀為特徵，赤裸裸的「全民淘寶」使消費數量成為人們衡量成功的標準，擁有不斷增多的物品和服務，被認為是最通向個人幸福、社會地位的道路，高消費是個人生活「現代化」的標誌。這種功利理性下的消費觀，使物質主義和享樂主義成為時尚。這種局面，是物質幸福觀導致的，消費僅是經濟法則衡量的結果。因為涉及金錢和物品的經濟法則，大多表現為對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這種消費導致兩個嚴重後果：一是它產生的生活方式使人在社會關係、心理和精神需求方面減少的甚至比得到的多；金錢越來越多，物質越來越豐富，時間卻越來越少，孤獨感和疏離感越來越強，這是追逐金錢和消費中忽略家庭關係和團體關係的必然結果。二是給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造成了巨大的損害。消費者生活在一個過度包裝、一次性使用、迅速廢棄、不可維修的商品和易變的時尚中，對自然環境負責、對他人負責以及對自己負責的責任感沒有了，消費失去了倫理規範，或嚴重背離「節制」的傳統文化精神。因此，對購買和消費，不僅應以經濟法則，而且也應以倫理規範來衡量，因為倫理學考慮的大多是如何抑制那種對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

在文化觀上人文精神缺失的表現

大眾文化淪落為把人變傻的娛樂工具。文化發展中潛藏著消費主義原則，工業化生產市場化經營使文化被市場資本和技術文明所控制，大眾文化產銷中到處充滿「迎合」和「媚俗」，文化不再文化了，它失去了教化的意義，娛樂至死的傾向與審美正義的缺失呈現一種巨大的反差，形象的慾望滿足取代了文化的意義追求。在「為胸部和下半身」寫作或製作風行的時代，像動物一樣坦誠地、赤裸裸地高歌慾望和表白功利的時候，使人類堅守人性升華和精神進化的立場，反對各種形式的人類異化、文化物化就顯得尤為重要，這就需要審美正義的君臨。

在科技觀上人文精神缺失的表現

科技正成為失去人文情懷的工具理性的工具。首先，在科技的使用上，採取「工具論」的態度，在人們的心目中，科技只不過是裝著精巧戲法的盒子，能夠變換出我們所需要的東西，因而它是無關價值和倫理的「沒心沒肺」的工具，使用它只是為了求效不是為了求善，只盤算它所帶來的利益，忽視其使用代價，導致其誤用和濫用。忽視它對人、人的社會及自然環境帶來的負面影響。其次，在科學發展上，由於它過多地承載了人類慾望的使命而失去人文規範和價值約束，指導科技發展的原則不是「應該」做什麼，而是「能夠」做什麼，不是以合乎人類的需要為準，而是以「什麼是可能做到」為準。另外，在科技發展帶來的短暫性、新奇性和多樣性的變化面前，越來越多的人正遭受未來的衝擊，不僅使人感到「茫然的迷惑」，而且有可能會使人類陷入危險而不可自拔的境地。再次，在科技進步追求上，有可能背離人類的終極目標。例如，研究汽車的學者無一例外地將「速度」與「舒適」作為自己追求的目標，很少思考人類到底需要多高的速度與什麼程度的舒適，更不會思考為了這種「速度」與「舒適」，世界需要付出多大的代價。最後，在科技地位上，科技中心主義使科技成為解決所有人類問題的「萬能鑰匙」。在科技推動下的發展忘記或忽略了價值和人性的作用，致使科技發展與人文發展嚴重脫節，具體說，就是科技與人性失衡發展。在科技發展和運用上，必須恢復人類的責任意識，從倫理擔當的角度，使科技的發展和運用從認識範圍延伸到社會責任、人文精神和環境意識，避免人類成為進化的犧牲品而不是成為進化的主人。因此，人類在追求科技發展的同時更需要文化的發展，在加入人性因素、倫理規範和價值約束後，科技的性質才會發生變化。如果科技進步的速度仍然遠遠超出文化發展的速度，那麼社會問題將會層出不窮。由此可見，科技與人性的平衡發展是未來發展的基本準則，科技與人文的協調發展應該成為未來的基本趨勢。

在發展觀上人文精神缺失的表現

發展局限於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它從效率、財富、收入增長等物的視角看待發展而不是從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視角看待發展，它以國民生產總值等經濟指標衡量發展而不是用社會指數、幸福指數、人的發展指數等有關人的尺度衡量發展，它的理性是經濟人的理性：即追求效用和利益的最大化，因而與「倫理學」的發展——不僅在經濟上是有效率的，而且同環境、社會和諧等主要原則相違背。它的直接後果是：伴隨著財富和個人收入的提高而來的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這並不意味著人從眾多的束縛中得到了解放和自由。它將個人行為主體作為發展計劃中利益的被動接受者而不是發展的主體。它按經濟的技術的邏輯發展而不是按人性要求的邏輯、人道主義原則發展，它是按物的必然邏輯而不是人的應當邏輯發展，它是強加於人的發展，而不是可以為人選擇的發展。總之，這是以物為本的發展而不是以人為本的發展，這種發展觀讓我們付出了發展的沉重代價。作者中共齊齊哈爾市委黨校 孟繁穎選自2012年3月2日《齊齊哈爾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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