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後凱:鄉村善治決定鄉村振興的成敗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三農」工作也展開新的篇章。黨的十九大報告首次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2017年底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又強調，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並指出了七個方面的鄉村振興發展路徑。「必須創新鄉村治理體系，走鄉村善治之路」就是路徑之一。那麼，鄉村治理的內涵究竟是什麼？鄉村善治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中的作用究竟何在？如何才能走好這條道路？湖北日報全媒記者對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所長、研究員魏後凱進行了專訪。

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在新時代的升級版

記者：黨的十九大報告首次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又專門部署，怎麼看待這一重大謀劃和安排？

Q&A

魏後凱：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首次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又對如何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進行了系統闡述，這彰顯的是中國共產黨人「不忘初心」的使命與情懷。

為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在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時期，廣大的農民、廣闊的農村都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與此同時，我們黨在不同的歷史階段都在積極探索如何讓農民過上幸福的生活，如何讓農村變得更加美好。革命戰爭年代的土地革命是這樣，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是這樣，改革開放時期也是這樣，今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更應該是這樣。

鄉村振興的源頭可追溯到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我們黨自上世紀50年代起，就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2005年10月召開的十六屆五中全會，在制定「十一五」規劃時，提出要按照「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要求推進新農村建設，這使新農村建設較之以往具有了更深遠的意義和更全面的要求。

十九大報告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創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談到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城鄉之間的不平衡就是最大的不平衡，農村發展的不充分就是最大的不充分。因此，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稱得上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在新時代條件下的升級版。破解新時代的新矛盾，首先要把農村這塊短板補齊，這樣才能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奠定堅實基礎。

首先要弄清善治是怎麼回事

記者：2017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提出了七方面的振興發展路徑，其中強調「必須創新鄉村治理體系，走鄉村善治之路」，其內在意蘊何在？

魏後凱：十九大報告提出了鄉村振興的20字總要求，即「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對比十六屆五中全會上提出的關於新農村建設的20字方針，就不難發現，「治理有效」是針對過去的「管理民主」提出來的。在2017年底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又明確提出「必須創新鄉村治理體系，走鄉村善治之路」，並把它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的具體路徑之一。

鄉村振興是一個大戰略，是一個綜合戰略，是一項系統工程，從重塑城鄉關係，走城鄉融合發展之路，到打好精準脫貧攻堅戰，走中國特色減貧之路，七個方面的振興路徑系統完備，環環相扣，而鄉村治理在這個系統工程中的作用十分凸顯，它是實現鄉村振興的重要保障和制度基礎。不論是重塑城鄉關係，還是鞏固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不論是深化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還是促進綠色發展；不論是傳承發展提升農耕文明，還是打好精準脫貧攻堅戰，這些都離不開鄉村治理，而鄉村治理又必須充分發揮農民的主體地位作用。中國人多地少，農村人地矛盾突出，2015年兩公頃以下的小規模農戶佔96%，所以鄉村治理必須立足國情特點，走中國特色的鄉村善治之路。

記者：我國鄉村治理一直都在進行，為什麼現在提出要創新？怎樣才叫達到了「鄉村善治」？

Q&A

魏後凱：近20年來，關於鄉村治理，我國從理論層面和實踐層面都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必須正視的是，除了理論上的探索需要深入推進外，在鄉村治理的實踐中，我們還存在一些亟待改進深化完善的問題，比如：鄉村治理的頂層設計不完善，缺乏治理的針對性和有效性；鄉鎮債務沉重，公共產品供給不足，社會保障水平不高，導致城鄉差距較大；鄉村治理的體制機制不完善，各治理主體間的利益衝突加劇，群眾參與不足；宗族勢力對鄉村治理干擾嚴重，影響了鄉村的和諧穩定；農村「空心村」「三留守」以及環境污染問題日益突出，等等。這都要求我們必須進行鄉村治理體系的創新，否則，就會影響鄉村的整體振興，農村這塊短板就會越來越短，就會拖現代化建設的後腿。

要弄懂鄉村善治的含義，首先要弄清善治是怎麼回事。善治這一概念早在中國古代社會就出現了，中國自古就重視善治。早在老子《道德經》第八章就提到「正善治」。漢代的董仲舒在《對賢良策》中又對善治二字進行了具體闡述。在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中，善治即等同於善政，主要是指好的政府和相應的好的治理手段。20世紀90年代初，西方學術界出現了英文「good　governance」新術語，後被翻譯成「善治」。1992年，世界銀行在《治理與發展》報告中，為推行「善治」開出了四方葯：公共部門管理、問責、法治、信息透明。

概言之，善治，就是良好的治理。實現鄉村善治，要在以下幾個方面著力：一定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立足於實現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讓廣大農民的利益得到充分滿足。民主法治是鄉村善治的核心內涵，要全面推進並完善基層民主治理和依法治理，建立更加有效、充滿活力的新型治理機制。要加強政府與鄉村社會的互動和協同合作，強化信息公開和村民參與，真正讓人民當家作主，推動形成多元共治的局面。要推進治理方式和手段的多元化，因地制宜探索各具特色的治理模式。

必須強化基層黨組織的戰鬥堡壘作用

記者：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強調，要建立健全現代鄉村社會治理體制，而且是把黨委領導放在首位，這是為什麼？

Q&A

魏後凱：把黨委領導放在建立健全現代鄉村社會治理體制的首位，這體現了黨的十九大精神在農村工作中的具體貫徹落實。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開展鄉村治理，是一項十分複雜而艱巨的工作，只有堅持黨的領導，才能把握正確的政治方向，才能堅定不移地貫徹落實黨中央的各項方針政策，才能把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落實到村村寨寨。目前，一些鄉村的基層組織弱化、基本公共服務較差、社會保障水平較低、環境污染較嚴重、微腐敗不斷出現等等，根治這些亂象，首先必須強化基層黨組織的戰鬥堡壘作用，強化黨委的領導作用。同時，隨著我國城鎮化的快速推進，農村的空心化、老齡化現象日益嚴重，在城鎮化的進程中要避免出現農村凋敝，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必須加強基層組織建設，依靠強有力的黨組織來領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

記者：鄉村自治、法治、德治的各自特點是什麼？如何構建三者相結合的治理體系？

魏後凱：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是一種符合中國國情特點的，更加完善有效、多元共治的新型鄉村治理體系。自治是鄉村治理體系的基礎，村幹部都是農民選出來的，村民是鄉村治理的重要主體，鄉村自治做好了，就能充分激發廣大農民的積極性。法治是鄉村治理體系的保障，鄉村治理必須實現法治化，自治只有在法律的框架下進行，才能有法可依，有條不紊。而德治則是鄉村治理的支撐，有利於提升自治與法治的效能，提高鄉村治理的水平和質量。自治、法治、德治有機結合，相互銜接和補充，方能構成鄉村治理的完整體系，才能科學有序推進鄉村治理。

走鄉村善治之路要緊緊抓住「人」

記者：鄉村治理離不開人。如何造就一支懂農業、愛農村、愛農民的三農工作隊伍？

魏後凱：我以前就談到過，促進鄉村振興面臨三大難題：人才短缺、資金缺乏、農民增收難。人才短缺的瓶頸直接制約著鄉村的發展，也將影響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如何解決農村的人才短缺問題？第一，一定要把現有農村各級各類人才穩定好、利用好，要通過提高待遇、提供平台、優化環境等措施，充分發揮現有人才的作用，如鎮村幹部、種植養殖能手、專業技術人才、農民企業家等。第二，要提高廣大農民的科學文化素質。統計顯示，2015年，全國鄉村6歲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7.7年，文盲人口佔15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達8.6%，這顯然不利於鄉村振興，要通過優先發展農業農村農民教育以及各種培訓，提高廣大農民的科學文化素質。第三，要吸收更多文化水平高的城市人口去農村創新創業。當然，讓各類人才和有較高素質的人力資源流向農村，必須要有良好的產業支撐。政府要通過頂層設計，充分挖掘農業的多維功能，大力發展現代高效農業，促進農村一二三產業深度融合，有了產業支撐，再加上轉移支付等制度安排，各類人才就會慢慢聚集，一些人力資源就會向農村迴流。

記者：近些年來，政府加大了對農村的財政補貼，提高了村幹部的待遇，那麼如何才能讓財政補貼用在刀刃上，不致浪費或產生微腐敗？提高待遇後，如何要求考核村幹部？

魏後凱：對於政府的財政補貼怎麼用好，要加強監管，通過規範程序、公開透明、村民參與和監督、紀檢機關巡察等來解決。提高村幹部待遇是大勢所趨。提高待遇後怎麼提高效能？應該通過建立科學合理的考評機制來解決，這個考評機制不能一刀切，要按照不同地區、不同崗位來進行考核，有一般性的標準，也要有特殊性標準。考評結果要與幹部的收入和提拔掛鉤。

記者：隨著鄉村振興大幕開啟，城市資源將源源不斷流向農村，那麼如何才能公平分配這種資源？

魏後凱：這要分兩塊來說。對於政府的公共資源，要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的原則，公平、公正、公開地進行分配，要有詳細的規劃，要制定嚴格的標準，按制度進行。對於社會資源，政府要營造良好的環境，引導鼓勵社會資本積極下鄉。除了激勵措施，還要有約束機制，要制定相應的規章制度，謹防各類主體打著鄉村振興的名義損害農民的利益，切實保護好農民的權益。

鄉村發現轉自：湖北日報（記者 王才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