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哲學 | 構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哲學思考（下）

二、構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哲學基礎

任何政治經濟學的構建都離不開哲學。哲學對政治經濟學支撐作用主要反映在兩個方面: 一是為政治經濟學提供必要的方法論。方法論是一般方法的更高抽象，所有的科學門類的建構，都有著各自哲學方法論。一般方法是方法論反思的對象，方法論深層次地決定了政治經濟學的方法系統的總關係和總原則。它在本體論上回答著一般方法的存在論問題和本質問題。更有價值的方法論是唯物辯證法，它以徹底的唯物主義和徹底的辯證法相結合的優勢，深刻地揭示經濟運動中的變與不變、肯定與否定、現象與本質等矛盾關係的辯證規律。二是為政治經濟學的構建和發展，提供哲學特有的批判精神。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就其具有的經濟哲學屬性而言，有著獨特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精神。該批判精神有助於政治經濟學問題意識的顯現、歷史意識的時空檢測以及時代精神的追問，還有對政治經濟學前提與方法的真與假、對與錯的鑒別，以便使政治經濟學通過反思到達真理域。政治經濟學批判精神不斷為我們闡明: 政治經濟學本質上不是工程學，不是以簡單的技術數據來昭示市場的機運或風險預警，而是在揭示經濟發展規律的基礎上，更深層次地確保經世濟民、治國理政的理性決策，更多是思想的力量和數據的人本主義價值判斷。那種認為「經濟學與價值無涉」的政治幼稚病，實質上缺乏對政治經濟學批判精神的深刻認知。值得一提的是，政治經濟學的發展若沒有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精神，就會因循守舊，僵化臃腫，喪失經濟匡時的實踐功能。

當年，英國亞當·斯密構建的政治經濟學是在道德哲學基礎上創立的，「經濟人與道德人的統一」是該政治經濟學的哲學內蘊。斯大林模式的政治經濟學是在《聯共( 布) 黨史簡明教程》第四章第二節《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哲學基礎上創立的，「原則定義質料」是該政治經濟學的哲學內蘊。筆者以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哲學基礎，應當是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政治經濟學批判學說，「富強與正義」是該政治經濟學的哲學內蘊。

毋庸置疑，唯物史觀的《資本論》表達正是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學說。馬克思之所以把《資本論》直接表述為政治經濟學批判，因為《資本論》是在對資產階級國民經濟學深刻批判的基礎上誕生的，它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內涵集中反映在: 對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透視，注重從一般經驗事實，上升到社會存在論、本質論和範疇論的批判。如對私有制、僱傭勞動、資本的有機構成等重要領域的認知，全部上升到異化勞動、資本的內在否定性、剩餘價值論和資本主義危機論等本質論批判，書中對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解剖，不是一般制度經濟學的探究，而是深刻的唯物史觀批判。因此，《資本論》不是一般的政治經濟學著作，而是閃爍著唯物史觀政治經濟學批判思想火花的經濟哲學著作。這裡有三個問題值得思考。第一，唯物史觀與政治經濟學批判有何關聯? 第二，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與政治經濟學批判的關係如何認知? 第三，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哲學基礎，為什麼是唯物史觀政治經濟學批判學說?這是國內學術界尚未引起足夠重視的理論視點，也是國內馬克思主義哲學值得深入探討的新領域。

首先，唯物史觀的誕生與發展，伴隨著政治經濟學批判全過程，唯物史觀的《資本論》表述應當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學說。這個結論，需要我們重新查審馬克思早期思想轉變的歷史。伊林·費徹爾指出: 「馬克思的目的始終是『政治經濟學批判』，這既意味著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批__判，又意味著對它在資產階級國民經濟學說中的理論反映進行批判。」①費徹爾給了我們重要啟示: 了解馬克思的馬克思主義，離不開政治經濟學批判視閾。在計劃經濟的背景下，我們不會認知這個思想命題的重要性，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背景下，我們愈來愈感到該命題對我們傳統見識的顛覆意義。只有受過現代性貨幣、資本和金融體驗的社會主義國家，才能真正深刻地感到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對唯物史觀的創立以及政治經濟學革命有著多麼實質性的影響。從馬克思到馬克思主義，單從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的思想追問出發，去求解青年馬克思思想轉變的動力因是遠遠不夠的。忽視現代性背景下的深厚而又複雜的政治與經濟關係的批判，極易導致我們理解上的片面性。青年馬克思智慧地將斯密的「世俗時間」與黑格爾的「精神時間」綜合在一種代表無產階級先進意識的歷史哲學的思想體系中，它不屬於工具論上的技術問題，而屬於關涉解剖「市民社會」與提升歷史進步的重大歷史哲學問題。因此，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本質上與唯物史觀是一回事: 唯物史觀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思想，最早來自市民社會決定國家的政治經濟學批判; 唯物史觀關於生產力是社會發展最終動力的思想，最初來自青年馬克思對李斯特的《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一書的政治經濟學批判; 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的歷史前提———「個人」範疇及原理的思想，來自他對資產階級國民經濟的批判，對蒲魯東的抽象經濟學方法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該批判奠定了科學認知的方法，實現了根本性變革: 動物式的「自然人」被歷史化的「現實的人」所替代，感性的人被生產關係的人、從事歷史實踐變革的人所替代。馬克思正是通過對「市民社會」這一典型的現代性特質的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才使唯物史觀變得鮮活、具體、可感。毫不誇張地說，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之所以是追求經濟的「政治和哲學實現」，是因為馬克思自覺運用唯物史觀的分析方法，通過對國家與市民社會關係的解剖，由對政治異化的批判，上升到對勞動異化的批判，進而對私有制展開全面批判，把長期被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所遮蔽的社會存在論本質加以澄明，用歷史的普遍性去提升歷史特殊性的存在意義和價值，在關注和求解現代人生命被物化、異化和幻化的深層原因的同時，去揭示當代風譎波詭的貨幣化生活世界背後的深層本質，旨在矯正人類世俗化歷史發展的方向，從而實現歷史進步的規律與趨勢。

其次，在馬克思看來，「政治經濟學批判」其要義是追求經濟的「政治與哲學的實現」，應當說，這與習近平總書記所倡導的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內在精神是一致的。構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需要政治經濟學批判精神的介入，它有著兩個方面的支撐。

第一，政治經濟學批判可以提供多學科交叉研究的學術資源。面對全方位經濟社會發展的綜合改革，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構建，不可能只是單向度的經濟學家苦思冥想的結果，它需要綜合當下中國哲學社會科學最新的研究成果，而政治經濟學批判始終堅持哲學、政治學與經濟學互動的傳統，對經濟所關涉的思想維度、政治維度以及歷史價值維度的偏重，使得單一的經濟學分析的視角，直接被轉入綜合系統分析的哲學社會科學的優勢學術資源中，從而使思想家、理論家和政治家在考量物質生產力的發展、社會財富運動的同時，對追求歷史進步的原則以及人類自由與解放給予高度關注。②筆者以為，我們今天討論政治經濟學批判，尤其在中國的深化改革的緊要關頭，以政治經濟學批判為主題探討哲學社會科學如何出場的問題，非常重要。筆者以為，我們的經濟學和哲學雖然發展態勢良好，但在接地氣這一塊，存在著較為嚴重的學術滯脹問題，不少經濟學者熱衷於討論經濟學建模的數學關聯問題，不少哲學學者更喜歡討論文本詮釋的歷史間距問題。毫無疑問，這些研究的學術成果應是當下時代不可或缺的學問，但由於過多的人過於考慮西方文本及邏輯思想的表述問題，以至於這麼波瀾壯闊的中國歷史轉折的重大時刻，失去了我們哲學和社會科學的在場性。為什麼會有此種景觀的出現，根本原因在於，我們從事了多年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尚未完全受到資本的衝擊，沒有受到貨幣化生存世界的體驗，這樣的哲學社會科學是沒有未來可言的。因此，我以為，我們必須要正視哲學社會科學的研究方向，關注政治經濟學批判，這既代表了哲學的出場，又代表了經濟學的出場，中國當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急切地需要我們弘揚當年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精神，單搞經濟學，單搞哲學，單搞政治學，無法拯救中國的市場。

第二，構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需要對傳統的政治經濟學進行全面而又深刻的自我反思，對改革開放湧現的重大現實問題進行深刻的反思，而這需要有政治經濟學批判精神。政治經濟學理論與實踐的深度創新，離不開政治經濟學批判。政治經濟學批判是以政治經濟學為對象的哲學批判，它既是思辨的政治經濟學，又是一種深刻的社會存在論的追問。所以，經濟的發展目標和立場，應該從更高、更深的政治與哲學的寓意中去把握。因而，構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我們要深入研究的領域有: 關於社會主義本質的理論; 關於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的理論; 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理論; 關於樹立和落實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的理論; 關於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的理論; 關於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理論; 關於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 關於推動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相互協調的理論; 關於用好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理論; 關於促進社會公平正義、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論，等等。①構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我們需要深入反思和批判的問題有:

(1) 勞動與資本的關係。要重新審視勞動範疇，德國古典哲學從康德到黑格爾都對勞動範疇進行過批判，如勞動的主體性、勞動的能動性和勞動的倫理學等思想的提出，明顯比英國的古典政治經濟學要深刻得多。當前，最需要反思的是21世紀的資本範疇，它與馬克思時代的資本有著諸多的變化。21 世紀的資本追求剩餘價值的稟性沒有變，資本的社會關係本質沒有變，資本的財富槓桿效應沒有變。但是，21 世紀資本邏輯的發展有了巨大變化: 隨著全球資本金融體系的強力推進，資本變得更加抽象、更加具有脫域性，資本的主體定位異質多元，運作方式虛擬迷幻。尤其是，伴隨__著工具理性的智能化，資本的精神向度更趨主觀性和任性。如果我們連這個現實都不去研究，連這個事實都不敢承認，還在那裡搞一些空洞的概念演繹，這不是一個科學的態度。當下中國勞動與資本的關係是最值得研究的問題，如資本與勞動的相容性和對抗性表現在哪些方面? 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在推進合理的勞資關係的矛盾解決方面應有哪些制度和政策安排? 資本與勞動雙向積極性的調動需要找到什麼樣的平衡點?

(3) 市場與政府的關係。這又回到了黑格爾的《法哲學原理》上。《法哲學原理》實際上就對現代性國家的批判，現代性市民社會的批判，以及現代性公民的批判。黑格爾在回答市場與政府關係問題上，既看重市場的慾望驅動，更看重國家( 政府) 對市場的引導和提升功能。現代性社會，我們迴避不了貨幣化生活世界，迴避不了資本與權力互動的現實，不僅要看到，資本讓權力運動，還要看到權力向資本的運動，權力做不到的，資本跟上，資本做不到的，權力跟上，這就是現代性社會。在這樣一個背景下，我以為，市場怎麼做，政府怎麼做，這是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政治經濟學必須要回答的。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到底怎麼理解，有人說，國企應該讓它回到市場上，它的關停並轉由市場決定，它的生死存留由市場決定，它的大多數人的失業由市場決定，這句話是否太離譜了? 把中國的這麼一個深厚的政治經濟學發生的事件就這麼淺薄地回答了。如果這樣，政府不管，全部交給市場，那就回到了亞當·斯密的教條里，政府就是守夜人，社會主義國家能這樣做嗎? 顯然不能。完全把市場自由化，完全把央企擺在市場，讓它們在市場上去死，這不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優點。市場與政府究竟如何相處，中國改革的實踐，或許已經部分地回答了這一問題。理論要及時概括，也要對尚存的問題展開深度的批判和思考。

(4) 經濟自由與法的關係。十八屆三中全會講到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這是一個重大的思想解放，也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大突破。它似乎賦予了市場更多的經濟自由。但是同時四中全會推出依法治國的戰略部署確定經濟自由與法的關係都不能削弱。只有在充分而又完備的法制環境中，經濟自由才是合理的、可持續的，也是可預期的。

(5) 經濟制度與政治制度的對接關係。所謂的政治經濟學，我認為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在注重經濟制度改革的同時，更關注相關政治制度的對接問題。尤其在中國，改革每推進一步，不能完全讓資本說話; 如果完全讓資本說話，這個社會就不是社會主義社會。經濟改革每前進一步都要考慮到與政治制度的對接，與政治政策的對接。股市的「熔斷機制」就是沒有考慮到這一點。所以我們應認識到不能在大學校園裡只開設西方經濟學課程，不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課程，這樣是有缺陷和不全面的。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甚至連西方經濟學家都認識到，由《國富論》所開創的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政府守夜人這樣一個教條，發展到今天，沒有逃脫馬克思的預見。馬克思早就預言，這種自由的市場經濟必然發生周期性的經濟與政治危機，這個定論是真理。現在的世界，面臨著許多危機，而且每一次重大的金融危機與經濟危機其最後的結果就是通過戰爭解決，別無選擇。因為經濟的平衡態破壞以後，靠什麼力量把它平衡翻轉過來呢? 靠世界的整體理性是無力的，只能通過非理性的政治，發動戰爭來平衡它。這是一種野蠻式的平衡。但我們也看到人類在20世紀爆發的兩次世界大戰打得很慘烈，所以人類對後來發動世界性戰爭變得越來越理性化。而今天最大的困惑仍然是不平衡，是世界整體的資本市場不平衡。那麼，我們要靠什麼力量來矯正?單靠「一帶一路」? 「一帶一路」所蘊含的儒家的傳統哲學觀念「和合」思想，承認別人跟我們不一樣，但是我們大家共同求利益、共同求和諧、共同求發展，這一儒家最純粹的思想目前還沒有在全球覆蓋。所以，我們如果期待這一問題的解決，首先要解決這個不平衡的問題。我們要高度警惕一場新的世界戰爭的發動，要盡量進行和諧溝通，通過這個辦法，避免世界性戰爭的爆發。所以我們應該認識到，經濟制度與政治制度的對接關係是我們政治經濟學必須要關注的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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