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小小的郵局

活至今日，有三處郵局，與我的人生關係密切。之所以要寫寫它們，非是沒什麼可寫，而是因為我從和它們的關係中，也感受到了時代嬗變的傾向，這種傾向在北京體現得尤為分明。

戴中學校徽至下鄉後的五年里，我幾乎每個月都要去一次郵局。自然，是哈爾濱市的郵局。我家當年住的區域很偏，接近城鄉接合部。遠在四川工作的父親每月往家裡寄一次錢，而哥哥已上大學，持匯款單去郵局取錢，遂成非我莫屬之事。通常，家裡一接到匯款單，我便及時給父親寫一封信，接著去往郵局，又取款又寄信。

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的哈爾濱，在我家所住的那個偏僻區域，還沒有街口郵筒。人們即使要寄一封信，也必得去往同一處郵局——共樂郵局，共樂是街名。從我家到那兒半小時左右。說是郵局，其實面積很小，營業空間只不過十二三平方米，叫「所」似乎更恰當些。出現在郵局的人，寄信者多，偶有取包裹的。空間雖小，卻不太有擠滿了人的時候。但入冬後，十二三平方米的空間就得安置爐子吊起煙囪來。否則，業務員和寄信取包裹的人，都會凍得沒法在「局」里呆。

那小小的郵局裡外曾發生三件事，給我留下極深之印象：

一件事是——我正取錢時，進入兩名公安，將一名二十多歲的女業務員銬上手銬帶走了。後來聽說，她在售郵票的時候，經常多給予她的對象幾張；而他去往別的郵局，在門口廉價兜售，一張郵票可賺幾分錢，就像今天的「黃牛黨」倒賣列車票那樣。郵票少了，郵局是要調查原因的，她堅稱肯定是神偷所為。我目睹了那件事以後，在相當長的時期對小小的郵票特敏感，它居然也能使人犯罪，因而我覺得其具有某種邪性。說到底，是因為我未免同情那營業員姑娘和她的對象——倒賣十幾張內外勾結而多得的郵票，也不過才能賺幾角錢呀！就算那是變相的貪污行為，那種貪污究竟有什麼實際的意義呢？

第二件事是——春節前，一名少女在往信封貼郵票時，棉襖挨到了爐子卻渾然不覺，待別人聞到了煙味兒，她的棉襖已烤出了一個不小的焦洞。其棉襖有外罩，是半新花布衣。而棉襖卻是嶄新的，還是綢面的，連襖內的棉花也是新的，白得很。估計，她是要等初一那天才脫去襖罩，穿綢面的嶄新的棉襖漂漂亮亮地過春節。少女在郵局裡傷心地哭了很久，邊哭邊說，她不敢回家了，媽媽會生氣的，爸爸甚至會打她的。當年的中國人，也不懂什麼維權不維權的，斷不會認為，自己的棉襖烤著了，郵局有什麼責任。即使誰竟也這麼認為，那又有什麼用呢？難道郵局會賠她一件嶄新的綢面的棉襖加一件襖罩？或一筆錢？——根本不可能的。所以，連兩名營業員也只有予以同情而已……

第三件事發生在「文革」初期。郵局外一些紅衛兵現場批鬥一名「現行反革命分子」，他家住郵局附近，對其「反革命罪行」抗拒不認，經常往郵筒里塞上訴信，而且信封上寫的是「北京毛主席」收。任誰都看得出來，他已精神失常了。但紅衛兵們斗他斗得特來勁，打他，用皮帶抽他……

我大學畢業分配到北京電影製片廠以後，10年里除了取稿費匯款，沒怎麼到郵局去過。要去，自然便是北太平庄郵局。它營業面積寬敞，窗口多。我覺得，只有那樣的郵局，才對得起一個「局」字。除了家信，我所要寄的大部分信件，都由編輯部的辦事員集中代郵了。很慚愧，在10年里我佔了公家便宜，不少本該貼自己買的郵票的信件，我沒那麼做過。算起來，比之於當年那名從郵局裡被銬上手銬帶走的姑娘，其實我的行為要算「貪污數額較大」。但家信我還是自己寄的。那很方便，北影門口就有郵筒，每日開三次呢。八十年代後，不遠處又有了「黃帽子」郵筒，郵票貼夠了，可以「航空」速度處理。總之，將家信投入郵筒，比交給編輯部的辦事員會早到兩三天的。

我從北影調到童影后，10年里占公家便宜的行為並沒有改正過，甚至也沒有覺得慚愧過。我前邊寫了「慚愧」二字，老實說，是今天回憶起來才多少有點兒「公私不分」的慚愧感。童影廠門口也有郵筒，我的家信仍往郵筒里塞。按照某些別國嚴格的公私原則而論，我20餘年來的行為，那肯定就是個事兒——幸而我生活在中國呀！

2000年後，我調到了北京語言大學，我之假公濟私行徑終於不可持續。於是，我和另一個小小的郵局發生了親密關係——健安郵局；我家住的那條小街叫健安路。這條小街原本是沒有郵局的，小街盡頭是總參干休所，為了方便干休所的離休軍干們，九十年代末由干休所在車庫旁蓋了那小小的郵局，其後也方便了家住北影、童影社區的人們。

健安郵局的面積不足三十平方米，長方空間，隔為里外兩段。外段小些，擺張桌子，放膠水、筆和針線什麼的。里段大些，又隔為櫃檯內櫃檯外；櫃檯窗口外的寬度不足一米。門、窗在外段，里段終日不見陽光，白天也要靠燈光照明。在櫃檯內，靠牆角有幾小片暖氣。這個小郵局冬冷夏熱。雖然它是那麼不起眼，簡直可以說寒酸的小郵局，我還是十分感激它的存在，感激三名年復一年終日坐在櫃檯內的營業員。櫃檯內也只能容得下三名營業員。沒有它和她們的存在，那我取寄什麼，就得去北太平庄郵局了。而那樣一來，即使騎自行車，即使趕上人少的時候，往返也要一個多小時。若趕上人多，兩個小時甚至一上午才辦完事，不足為怪。

不久前，它也拆了。

而我家，已搬到了牡丹園小區，一處人口極為密集的小區。而且人口很雜，半數以上為外地人。這小區的郵局叫牡丹園東里郵局，面積與健安郵局差不多大，空間接近是正方的，自然，也分為櫃檯里和櫃檯外兩部分。但它的門窗朝陽，這是比健安郵局條件強點兒的方面，卻也強不到哪兒去。因為人口密集，十二三平方米的櫃檯外，一年四季幾乎永遠是滿屋子人的時候。又由於外來人口眾多，一年中有幾個季節寄包的人更多，有時候他們的包裹多到地上堆不下了。而那時小小的郵局外間，可用魚罐頭來形容人挨人的程度了。

辦理儲蓄及交納水電費業務的兩個窗口外，照例畫著提示保持一米距離的黃線；但那分明是白畫的。

我每次進入那小小的郵局，都會對坐在郵政櫃檯內的營業員心生出幾分體恤。也常覺不安，因為我一排到他或她面前，便又寄又取，使他或她僅為我一個人就得忙碌一陣子。但我以前也只不過心有不安，並無體恤。一名挺帥氣的小夥子接替了一名三十多歲的女營業員後，我才心生出體恤的。後者病了，他從北太平庄郵局調過來。正是將要入冬的季節，他的業務最忙，簡直可以說忙到沒有喘息的機會。這個的事務剛結束，那個的什麼單子或什麼東西又遞到他手上了。剛離去兩三個，又進入三五個，並且拎著扛著拖著地上幾乎無處可放的大包小包。

有次我又遇上了這樣的情況，而且還有一個三四歲的男孩在哭。孩子的母親正往郵寄袋裡塞東西，因為急，煩，轉身給了孩子一巴掌，孩子哭得更響了。

小夥子額頭已出汗。

我聽到他小聲對一位大娘說：「大娘，我得去一次廁所，對不起您，請您耐心等會兒行不？」

大娘顯然排許久了，不悅地說：「你這小夥子，怎麼早不去晚不去，非等我排到你跟前了才去？我能說不行啊？」

他說：「那……那我就把您的事辦完了再去吧……」

大娘說：「那大娘多謝你了！」

小夥子正辦著，電腦死機了。

他站起來說：「可救了我了，快憋不住了。」

小夥子一走，排在後邊的人急了。人家上廁所，急也沒用啊，只能說些倒霉之類的話。

大娘嘟囔：「電腦還壞了呢！」

一句話，使排在後邊的人大眼瞪小眼，一個個全傻眼了。

這處郵局當然是沒有專屬它的廁所的，三名營業員只能到附近的小學校去上廁所。以這一帶人口密集的程度而論，它起碼應再有兩名郵政業務員。但這又是根本不可能的——因為作為郵政窗口的營業員，其活動空間還不足一米寬，大約80或90厘米寬。去掉擺放電腦所佔的寬度，他們坐的那把小椅子只能斜著擺。在那麼狹小的空間里，這兒那兒放著郵票、各類信封、郵寄袋和郵寄紙箱，使營業員像是置身在收破爛的人的破爛窩裡。

那時一個想法出現在我頭腦中——如果我的兒子是這樣一處郵局的營業員，而且一干就多年不換地方，也許十幾年，也許幾十年；而且即便調到別的郵局去，工作環境也比這裡強不了多少，我會不會挺心疼自己的兒子的？

這麼一想，我對工作環境和這裡差不多的北京乃至全國許許多多郵局的營業員們便心生出體恤來了。

說到全國，我又不得不說，在從南方到北方的大中小許多城市裡，我根本就沒有見到過像牡丹園東里郵局和健安郵局那麼小、工作環境那麼差的郵局。連許多小鎮、農村的郵局，空間也要大些。最主要的，每天進入郵局的人要少得多，業務量自然也少得多。

我曾去過幾處南方城市的郵局，它們寬敞明亮的空間，輕鬆悠閑的工作狀態，使我替北京牡丹園東里郵局的業務員們心生嫉妒。

北京的人口太多了！

北京的外地人口太多了！

牡丹園社區的人口太密集了，外地人口的比例太大了！

更主要的還是——北京的地皮太金貴了；而郵局不產生利潤，只不過是社會服務配套部門。

既然本身不產生利潤，既然屬於需要政府往裡「搭錢」的社會服務部門，那麼只要能對付著存在便對付著存在，遂成自然而然的事了。

看，雖然地皮金貴，但銀行不是比郵局多得多麼？幾乎是，某地剛有了一家銀行，不久便有另一家銀行相伴而現。房屋中介公司也是如此。它們是相互競爭的關係，所以它們在面積佔有方面，裝修方面，都絕不甘於不如對方，往往還盡量超過對方。

但郵局和郵局競爭什麼呢？真若競爭起來，政府怎麼會捨得往裡「搭錢」呢？

是以認為，北京這座城市，其實是城市發展意識有些勢利的。

2013年12月20日

（梁曉聲：1949年生於哈爾濱。代表作有《今夜有暴風雪》《雪城》《年輪》《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等。現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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