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利他」與「利己」的合宜點

07-06

尋找「利他」與「利己」的合宜點

蔣昌健金昊

張躍偉金昊

王本康金昊

耿裕華金昊

蔣昌健(主持人)：四位演講嘉賓的主題發言，不約而同說到兩個關鍵詞，一個是利己，一個是利他。作為企業家來講，能不能同時利己又利他呢？我們請復旦大學管理學院EMBA項目推選的互動代表和嘉賓交流觀點。主持人點評——討論的意義,不在於回到經典,而在於能否避免重蹈覆轍今天談論企業家的利他精神，副標題是從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論》談起。經過這幾個小時的對話，與其說我們解決了亞當·斯密有關企業家利他精神的理論問題，以及在營商過程中暴露出來的現實問題，還不如說我們在討論過程中提出了問題。蘇勇教授談到了市場經濟的控制論、槓桿論問題，也提出了企業社會責任的金字塔結構。我們希望大家思考這個問題。在這個結構中最底層的是經濟責任，其次是法律和環境的責任，在當今全球變暖和溫室氣體效應使得海平面上升、甚至一些國家可能不復存在的情況下，有沒有可能使得金字塔的結構做一個轉變，那就是將最威脅人類整體利益的生存物質條件放在底座部分？我們講「利他」，這個「他」，是一個國家的他，一個民族的他，還是一個全人類的他？第二個問題是謝宗林教授提出來的。企業要不要談利他？企業家要不要談社會責任？工業化的社會，如果法制健全，每一個企業家都兢兢業業地做自己該做的事情，盡自己的責任，社會也許就會很和諧。但是企業家又是生活在小社會範圍中，因此一定會有小社會的環境在制約他，從小社會中產生一些質樸、自然、基於血緣關係的內在要求，對企業家來講，這些究竟是額外的負擔，還是必須坦然承受的？葛萬軍先生也提出了他的問題：每一個企業家都要盡自己的責任。從這一問題出發，我們可以追問：如果企業家的責任在英國談，限度在哪裡？如果在中國談，限度又在哪裡？人類經濟實踐告訴我們，市場經濟基本原理造福了國民，同時積累了世界的財富。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又屢次遭受經濟危機的打擊。是亞當·斯密的理論有局限，還是因為具體的營商的實踐有局限？或者是我們營商的實踐並沒有充分積累到能夠進一步揭示亞當·斯密理論的貢獻？歷史經常會開這樣一個玩笑：理論的現實跟經驗的現實之間，始終存在一定的落差，而這個落差往往讓我們身在特定時代的人們，必須支付不小的成本。問題不在於落差存在不存在。問題在於，當我們回到經典的時候，開掘這些經典對現代市場經濟所具有的意義的時候，一方面承認理論的現實和經驗的現實存在這樣的落差，另一方面是不是能夠盡量減少這個落差給我們帶來的社會成本？更重要的是，能不能讓我們避免過去曾經犯過的錯誤？我想，這就是今天討論問題的意義所在：不在於我們解決了什麼問題，而在於我們共同發現了哪些需要進一步探討的問題。（本版文字根據11月21日在復旦大學舉辦的第27期「文匯講堂」現場記錄整理）企業家精神就是利他精神張躍偉（諾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市場總監）：我理解，企業家的精神就是利他的精神。「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就是把錢從你的口袋裝到我的口袋的距離。」所有的商業出發點也是如此，但這個過程是不是很輕鬆呢？每個人都是聰明人，如何讓大家心甘情願掏錢出來？想明白這個簡單的邏輯以後，就很容易理解利己和利他的關係。作為基金管理公司，很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去宣傳公司的投資理念，傳導正確的理財觀念，尋找、說服客戶從口袋裡拿出錢來購買你的基金。然而投資有風險，有人賺了也有人賠了，有時候賺了有時候賠了。當投資使得資金增值，客戶才會繼續買入基金，基金公司規模才能做大，才能獲得更多的管理費收入。這就是一個在基金行業中要利己先要利他的事例。如果基金不能幫客戶賺到錢，就會發生贖回行為，基金公司就失去了這部分的基金管理費收入。購買與贖回基金的過程中，無論是客戶還是基金公司，共同的出發點都是為了資金能保值、增值，雙方得益。要利己先要利他，關鍵是要在利己和利他關係之間找到共贏點。回到今天交流的主題，亞當·斯密給出了一個答案，就是「合宜」。人的原始情感複雜多樣，在利己和利他的天性裡面，關鍵是要找到合宜的情感，做著合宜的事情。這跟今天極力倡導的「和諧」應該是同出一轍的。市場經濟方面，個人考慮自利的動機都十分迫切和強烈，比如說現在股市和樓市，一輪比一輪火爆，怎樣賺到更多的錢，大家都產生出一種時不我待的焦躁。我不否認從利己的動機出發做出的利他行為的社會價值，但即使為了自己利益最大化，也要迫使自己遵守交易的行為規範。從理論上來講，亞當·斯密提出的倫理學應當是經濟學的一部分，人類的行為動機和渴望的社會評價並非僅僅是物質目標，還有諸多利他主義的價值目標，諸如美德、親善、忠誠等等。追逐利潤，是企業的天性追求。但是企業最終能在市場中長存和發展，它必須把擔負起貢獻社會的責任作為經營事業的第一要件。「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要想把別人口袋裡的錢裝到自己口袋的距離縮短，必須首先讓別人有利。企業家的精神應該是利他的精神。只有利他才能利己耿裕華（南通四建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利他和利己的問題，我認為，首先利他是雙向的，在我的角度是利他，在他的角度上可以利我。股東將資源交給企業管理，作為股東來講在利己的同時，也是利他，而企業家得到可支配的資源，這也可理解為是互為利他。作為一個企業要承擔社會責任，首先要把信託權力做好，就是把企業本身的事情做好。企業是社會的組成部分，也是市場的組成部分；把企業的事做好，就是對社會的貢獻。企業的穩定是社會穩定的基石。感恩時代、回饋社會是企業的另一項社會責任。做慈善事業，改善環境，說到底是在追求大環境的和諧。現代企業絕不僅僅是資本與智慧的簡單合作，更是道德、良知與人性的完美凝聚。企業財富具有社會屬性，它來自社會，更應回歸社會。正如亞當·斯密所說：「如果一個社會經濟發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眾手裡，那麼它在道義上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風險的，因為它註定要威脅社會穩定。」「仁者愛人」。成功的企業家必將成為慈善家，這是社會人文發展的必然。「達則兼濟天下。」一個成熟和理性的企業家應當將參與社會公益事業與追求合理利潤都置於重要位置。企業是不是賺了錢以後才能對社會做貢獻？不一定。這是目標的問題。企業家首先是社會人，2500年前孟子講過「羞恥之心」，「惻隱之心」。在國家遇到困難的時候，或者天災人禍的時候，就應該有赴湯蹈火的精神。天下興亡，企業有責，這既是利己的也是利他的。所有的利己和利他，除了政治和軍事領域以外，始終是一對聯合體，只有利他才能利己。合法經營是企業家的道德底線王本康（上海東方飛行培訓有限公司黨委書記）：剛才張總講了一句很形象的話，她說經營是使錢從別人的口袋到你的口袋的距離越來越短。現在假設張小姐口袋裡有100塊錢，我現在想把這100塊錢拿到我的口袋裡，大家可以設想一下我有多少種方法？實際上方法就兩種：一種是合法的，一種是非法的。合法當中又有道德和不道德之分。企業作為經濟人追求利潤最大化，企業家在市場中實現目標的路徑選擇千姿百態。「三鹿奶粉」事件造成了中國民族奶業的巨大災難；證券市場上「呼風喚雨」的黑手頻頻曝光；「黑煤窯事件」屢屢出現。最近又發生了湖北大學生勇救落水兒童而犧牲，可打撈公司卻索要高價、不見錢不撈學生遺體的事件。這些事件、現象發人深思，人們拷問企業家的靈魂，市場的有序運行必然要求企業家把合法經營作為自己的道德底線。道德是人的本性，是善惡、榮辱、是非的判斷，是內部觀照、自律。在市場經濟中，合宜的道德情感引領企業家塑造誠信、合作、共贏的品質，形成對他人、對社會履行義務、承擔責任的「利他」精神。但是法律跟道德不一樣。道德是自律，是內心的評判；法律是國家的集體意志，是外部的約束，是剛性的東西。法律對於市場來說，可以規範，使市場行為更有秩序、更公平、更正義。道德和法律同時調整市場主體行為，但是合法經營應該是企業家的道德底線。企業家遵從這個道德底線，可以降低整個社會的交易成本，使資源能夠更優化，使效益最大化。企業家要合法經營，同時也要履行社會責任。去年「5·12」汶川大地震後，東航迅速反應，提供許多航班向災區運送了大批的救援人員和物資，運回了許多傷員；東航的直升飛機還直接投入災區擔負轉運任務。不計經濟成本，這是緊急關頭一個企業的道德和良心。真正的企業家不僅為社會創造物質產品，更為社會貢獻精神力量。比爾·蓋茨功成名就後，把幾百億美元捐獻給社會慈善事業，在轉身之際為全世界的企業家留下了一個美麗的身影，也是對於我們今天討論的亞當·斯密《道德情操論》的最好詮釋。利他和利己很難分開張躍偉：在基金行業跟銀行合作的過程中，做了很多利他的工作，比如說做培訓、免費推廣、促銷等。但基金公司從銀行得到的幫助卻很少。我利他做了很多，為什麼不能實現利己呢？我請教專家，怎麼樣能解決目前的困惑？蘇勇：商場上很多事很難講到底是利己還是利他。銀行網點建設、人力資源都有成本。如果沒有銀行網點來幫基金公司銷售基金，基金恐怕也不會有那麼好的業績。反過來，為了使銀行幫助基金公司把基金銷售得更好一點，就像張總說的，要培訓，要有投入。這個時候利己和利他就很難分開。基金公司和銀行在共同盈利的同時，為社會大眾提供了很多很好的產品。我覺得張總說的那句話很重要，不能做違法亂紀的事情，如果一旦有這樣的事情，客戶就把錢抽走了，基金份額就下降了。在市場經濟當中，企業在利己的同時，實際上自覺不自覺地在做一些利他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