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中國東亞安全政策的「四輪」架構設想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政治理論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員徐進

　　近年來，東亞的權力政治格局和中國面臨的安全形勢發生了明顯變化。中國的快速崛起使東亞權力政治格局有走向兩極化的趨勢，而美國重返亞太並實施再平衡戰略使該地區形成了「經濟靠中國、安全靠美國」的二元格局。這一格局的存在對中國的東亞安全合作政策是不利的。

　　首先，它導致區域大國和重要行為體更多地把地區制度作為戰略性工具來使用，使地區制度安排成為服務於權力競爭的手段。[1]其次，它使中國面臨較大的安全壓力。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一直實行韜光養晦和不結盟的外交政策，它使部分鄰國對崛起的中國產生重重疑慮，並更願意倒向美國尋求安全保護。這樣一來，東亞地區就形成了中國以一國之力面對美國及其亞太盟國的局面。另外，中國曾經寄予較高期望的東亞多邊安全合作機制亦問題重重，原地踏步，基本淪為「清談館」。[2]上述情況意味著，如果中國繼續沿用以往的東亞安全政策，那麼只能主要依靠對內製衡，即增強自身的軍事實力的辦法來應對外部安全壓力，而這又會繼續加大美、日等國的疑懼，加深已經存在的崛起困境，形成惡性循環。[3]

　　2013年10月24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上指出，我國周邊外交的戰略目標就是服從和服務於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全面發展同周邊國家的關係，鞏固睦鄰友好，深化互利合作，維護和用好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努力使周邊同我國政治關係更加友好、經濟紐帶更加牢固、安全合作更加深化、人文聯繫更加緊密。[4]但如何深化安全合作，仍值得我們深思和研討。

　　為了破解東亞地區經濟中心與安全中心相分離的二元格局，緩解中國面臨的安全壓力和崛起困境，本文嘗試提出一個東亞安全合作的「四輪」架構，其中，中國打造亞太戰略支點國家和中美亞太事務磋商構成兩個前輪(同時也是驅動輪)，中國積极參与由東盟主導的安全合作機制和六方會談構成兩個後輪(同時也是被動輪)。這一「四輪」架構可以覆蓋整個東亞地區，既包含雙邊合作也包含多邊合作，既涵蓋了中國的大國政策也包括了對中小國家政策，既有一定的制度約束力也保持了自身的靈活性。

　　本文主體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梳理學界和政策分析界對東亞安全合作架構和機制的研究；第二部分分析中國東亞安全政策面臨的問題；第三部分探討本文提出的「四輪」架構及其前景。

　　一、國內學界對東亞安全合作問題的探討

　　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積极參与東亞多邊安全合作機制以來，國內學者對東亞安全合作的興趣日益濃厚。本文梳理了1998年以來國內學者關於東亞安全合作方面的近五十篇研究論文，總體而言，這些研究成果可以劃分為兩大類：安全合作模式類與安全合作方法類。當然，這僅僅是從研究的側重點上來劃分的，這兩大類在內容上往往是相互交叉的。[5]總的來說，國內學者在該問題領域的基本共識是，當前東亞安全合作的方式存在諸多缺陷，需要改造和超越，但在如何改造和超越方面觀點各異。許多研究僅限於定性的闡釋，既無實際案例，也無數據支撐，無法向讀者提供有說服力的論據，因此往往有空談之感。

　　(一)有關安全合作模式的爭論

　　陳寒溪將東亞多邊安全合作機制分為四類：多邊同盟、大國協調、合作安全和集體安全。[6]他從現實主義視角出發，分析了亞太地區建立多邊同盟的困難以及建立大國協調和集體安全條件的不足，在此基礎之上提出合作安全是唯一可行的亞太多邊合作機制，並客觀地分析了合作安全的局限性。朱寧將東亞安全分為三種模式：聯盟安全、合作安全和協治安全，他在批判美國聯盟安全體系和東盟合作安全不足的基礎上提出了「協治安全」的概念，並從「協作」和「治理」兩個維度對這一概念進行了論述和充實。[7]李志斐認為，在安全體簇生的東亞地區，並存著美國主導的東亞聯盟體系式安全合作、東盟地區主義式安全合作和中國倡行的多邊協治式安全合作。[8]王帆則直接將東亞安全合作分為新舊兩種模式，後者以聯盟為主要形式，前者則以東盟地區論壇和東北亞合作安全實踐為先導。[9]

　　陳寒溪的「安全合作」的缺陷主要在於兩點：一是以東盟地區論壇(ARF)作為安全合作的實例，但並未對ARF的改革進行系統的論述；二是邏輯問題，既然合作安全有著如此巨大的局限性，且目前在改革問題上止步不前，它又何以會成為建立有效的亞太多邊安全機制的基礎呢?又何以能夠機制化並轉化為集體安全呢?畢竟，由於合作安全局限性的存在，其前景是不確定的。朱寧論文的重點在於提出了「協治安全」這一新概念，但對這個新概念闡釋的力度、廣度和深度遠遠不夠。作者只是對「協治安全」做了一句話的概括，然後就以概念闡釋概念的方式對「協治安全」的兩個維度進行了解釋。但是，「協治安全」的歷史淵源和現實依據是什麼?「協治安全」的能力界限在哪裡?「協治安全」具體化為外交政策、表象化為外交行為又是什麼?對這些問題作者並未給予回答。

　　李志斐的論文從現實角度對朱寧的理想化觀點進行了隱形的批判。作者使用了「協治安全」這一概念，但並不對其抱有太大的熱情和期望。她基於東亞權力/安全結構的研究得出的結論是：「這三種安全合作模式的共存仍將是地區安全結構的主要內容，複合型的安全結構態勢將長期存在。」[10]不過，她並未指出這種長期存在的複合型安全結構對中國的利弊，以及中國在這種結構下是否還有積極作為的空間。

(二)有關安全合作目標的爭論

　　目前國內學者在這方面的研究頗多，不同學者有著不同的研究立場和表述方式，總體上可以分為理想派和現實派。在理想派學者中，段霞和羌建新認為，東亞區域共同安全局面的生成是一個艱難的利益認同、複雜的社會學習和制度化過程，可以以條件相對成熟的東盟次區域聯合為核心建立制度性約束，其他行為體之間通過對話—協商—建立信任—形成條約等步驟，多層次、分三個階段加入到共同體之中。[11]楊魯慧和郭延軍認為，安全共同體正作為一種安全合作新模式被逐步納入東北亞各國的視野，它能有效地彌補霸權穩定架構的缺陷，並在東北亞安全戰略中發揮重要的作用和影響。[12]王帆認為，以東盟地區論壇和東北亞合作安全實踐為先導的新安全模式探索呈現出旺盛的生命力和發展前景，建立和發展安全與信任措施是亞太地區安全合作的關鍵。[13]李開盛和顏琳則認為，目前維護東亞安全的主要路徑選擇應該是建立相關安全機制而非共同體，只有通過這種機制緩解甚至消除東亞國家內部互視為主要威脅的情況，東亞安全共同體的建立才有可能。[14]

　　與這類以安全共同體為研究方向的理想派相比，現實派多強調多邊安全合作機制的實現條件和具體議題。例如，筆者曾提出，一個成功的多邊安全合作機制需要同時具備四個條件：一是以軍事實力作為領導力的基礎；二是初始成員不多但具有廣泛代表性；三是有充分的利益代表性且有明確的規模界限；四是議題有嚴格限定，不輕易擴大合作領域。而「中美俄+東盟」安全合作機制可能是最符合這四個條件的構想。[15]此外，王俊生也認為東北亞各國應轉變觀念，從聚焦於機制建設的各種爭論中切實轉向聚焦於具體議題的專門安排上，他還特彆強調能源議題具有重要的價值。[16]

　　這類研究最大的共識在於認為現存的安全合作方式是不足的，有必要對其進行改革和超越，但對於具體方法則各有見解。理想派學者傾向於以安全共同體為東亞安全合作的目標和方向，如段霞和羌建新認為東盟安全共同體是東亞安全共同體的胚胎，「孕育著東亞安全共同體的合作原則、組織模式和機制依託」，通過三個階段的發展將國家身份社會化，並將國家行為約束制度化，進而建立東亞安全共同體。[17]李開盛和顏琳著力分析了建構東亞安全共同體的可能性，並提出安全機制建設是安全共同體建立的前提條件。楊魯慧和郭延軍則通過對比「霸權穩定」和「安全共同體」的優劣，自然而然地推導出以「安全共同體」替代「美國霸權穩定」的優越性。但作者同時也指出，「『安全共同體』的建設不可能一蹴而就，相反會是一個艱難曲折的過程」，安全合作是通向「安全共同體」的橋樑。[18]而現實派學者，如筆者，則主張拋棄現有機制，以大國協調為基礎來重塑東亞安全合作框架。[19]

　　不過，上述研究普遍都存在理想化的傾向。如王帆認為，孔子的中庸思想能對亞洲共同體意識的形成產生巨大的引導作用。[20]但這種觀點只是理論上的假設，既缺少實證方法也無清晰的邏輯鏈條。另一方面，這類研究往往忽視地區安全合作中大國合作/協調這一變數的重要性，如段霞和羌建新將東亞安全共同體的建構寄托在東盟的主動性上，而沒有考量政治軍事大國的地位與作用。此外，這類研究多迴避機制化的具體內容/要素，因此常給讀者一種空泛之感。例如，筆者曾經提出的以「中美俄+東盟」機制來代替現有的安全合作機制的主張是一個從理論出發的制度設想，要想落實是非常困難的。

　　二、中國東亞安全政策面臨的問題

　　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一直實行韜光養晦和不結盟的外交政策。30年來，韜光養晦政策為中國的和平發展創造了一個較好的國際環境。但是，這一政策目前遇到的最大問題是其無法解釋在中國保持韜光養晦的情況下，為何部分周邊國家對其的疑懼反而上升。如果說這一疑懼源自中國的快速崛起，那麼按理說中國應採取比以往更加韜晦的政策，比如在海洋爭端中做出更大的讓步或保持更大的剋制，在經濟合作中讓出更多的利益，但顯然中國無法完全滿足對方的要求。中國也可以為區域內國家提供安全保障，以緩解它們的疑懼，但由於中國堅持不結盟政策，為其提供安全保障也是不現實的。與此同時，美國實行重返亞太和再平衡政策，恰恰可以滿足亞太區域內不少中小國家尋求安全保護的客觀需求，雙方的一拍即合使美國的亞太同盟有日益深化和擴大之勢，使該區域形成中國以一國之力面對美國及其亞太盟友安全壓力的局面。[21]

　　20世紀90年代中期之後，中國積极參与構建由東盟主導的各類東亞多邊安全合作機制。這一政策在當時曾經起到增信釋疑的作用，取得了一定的效果。[22]但自21世紀以來，東亞多邊安全合作機制逐漸陷入種種困境，要麼瀕於失效，要麼無果而終，要麼淪為「清談館」。筆者曾指出，這是由於東盟缺乏足夠的領導力，而區域內的軍事大國又未能合作承擔起領導責任，以致各個機制都缺乏權威性，從而喪失行動能力。[23]解決這一問題有兩個辦法：一是改革原有機制，二是創建新的安全合作機制。但筆者認為，這兩種方式都存在難以克服的困難。

　　改革原有機制的最大困難在於是否堅持東盟的中心性。堅持東盟的中心性就是堅持以「東盟方式」(ASEAN Way)來發展多邊安全合作機制。所謂「東盟方式」，就是強調成員國通過對話協商、耐心漸進、實用主義和協商一致的方式來開展合作，不使用武力處理成員國之間的衝突和地區爭端，不干涉成員國的內政，協商一致地處理內部和地區問題等原則。[24]目前，東盟地區論壇和東盟防長擴大會議(又稱東盟「10+8」防長會議)是典型的以東盟方式開展的多邊安全合作機制，而它們最大的問題就在於無力落實重要決議和共識。以東盟地區論壇為例。該機制在1995年確定了「三步走」的發展方向：第一階段是建立信任措施，第二階段是開展預防性外交，第三階段是衝突管理。[25]東盟地區論壇在建立信任措施方面取得了較大的成績，共開發並實施了51個建立信任措施項目。[26]然而，此後東盟地區論壇長期在建立信任措施階段止步不前，向預防性外交階段的過渡遙遙無期，因為論壇的成員國無法就預防性外交問題達成一致意見，而東盟方式又要求在所有成員國一致同意後才能實現階段之間的過渡。[27]另外，東盟地區論壇對任何地區安全問題都僅限於討論，而不採取應對措施。比如，1998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分別進行核試驗後，論壇的主席聲明只對南亞的核試驗表示嚴重關切和遺憾。[28]又如，2001年中美髮生撞機事件後，論壇未對此事件採取任何外交行動。

　　可以想見，以維護東盟的中心性為前提，堅持通過東盟方式來改革東盟地區論壇或東盟防長擴大會議，其結果只能是在現有機制的基礎上進行小修小補，主要是在非敏感領域開發一些低層次的務實合作，諸如防災演習、救災合作和海上救援等。這樣做的確能使大多數國家感到「舒適」，但這種狀況對緩解中國面臨的安全壓力只能起到很小的輔助作用。

創建新機制是指以大國協調機制代替以東盟為中心的機制，其最大困難在於區域內大國能否達成共識並願意竭誠合作。如前所述，筆者曾經提出，一個成功的多邊安全合作機制需要同時具備四個條件。在綜合考慮這四個條件後，東亞地區可以有以下幾種替代性的多邊安全合作機制構想：「中美俄三方協調」、「美日東盟三方協調」、「中美日俄東盟五方協調」、「中美俄東盟四方協調」、「中美俄+東盟協調」。其中，「中美俄+東盟」安全合作機制可能是最符合這四個條件的構想。[29]但這些構想都需要大國真正攜手合作才有可能實現，而在今後一段時期，中、美、俄三國恐怕很難有這樣的合作意願。

　　另外，也有學者提議可以嘗試中美俄、中美日、中美印等多種小多邊對話；在每一種小多邊對話中，都既要納入中美，又要避免要求第三個大國在中美之間選邊；並認為小多邊對話既可以減少中美之間的戰略互疑，又可以縮小亞洲大國之間可能產生的重大裂痕。[30]這種設想可能比現有的成員很多的多邊安全合作機制稍微有效一些，但小多邊對話能在多大程度上減輕中國的安全壓力值得懷疑。而且，第三個大國真正能保持中立的大概只有印度(勉強算亞太國家)，其他大國要麼站在中國一邊，要麼站在美國一邊。也就是說，多數小多邊對話最終會演化為中國與美國的對話。至於中美印對話對中國有何意義，特別是中國能在多大程度上借力印度，目前似乎尚不明朗。

　　當然，中國可以通過對內製衡，即通過增強本國軍事實力的辦法來「抗壓」。對於大國來說，增強軍力當然是最方便、主動性最強的辦法，但這一政策對中國來說利弊參半。有利的一面是，增強軍事實力可以快速而直接地應對外在壓力。軍事實力是大國綜合國力的要素之一，而中國的崛起是一種要素不平衡的崛起。[31]中國的經濟實力提升遠快于軍事實力的提升，而問題在於，高質量的崛起應當是各要素平衡式崛起，因此，增強軍事實力有利於中國實現綜合國力諸要素的平衡，有利於中國加速崛起，有利於中國抗衡外在壓力。不利的一面是，體系大國以及周邊一些國家對於中國增強軍事實力十分敏感，中國軍事實力增長得越快，它們對中國施加的安全壓力就越大，中國面臨的崛起困境就越嚴重。綜合來說，如果中國軍事實力增加1個單位，而外在壓力增加不到1個單位，那麼中國的對內製衡是有效的；如果兩者相等，則對內製衡無效，但亦無損失；如果壓力增長大於1個單位，則對內製衡失大於得。另外，中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任務很艱巨的國家，長期急速增加軍費開支會對經濟、社會建設產生「擠出」效應，蘇聯的前車之鑒不能忘記。

　　三、中國東亞政策的「四輪」架構設計

　　以上分析表明，中國的東亞政策存在多邊不力、單邊有弊、雙邊缺失的問題。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崛起國來說，主要依靠一種政策來緩解崛起困境是不可能的，而是需要將單邊、雙邊和多邊政策有機地組合起來，綜合應對體系壓力。如果把中國的東亞政策比作一輛汽車，那麼這輛汽車的四個輪子就應當是東亞政策的四個分支，其中兩個前輪或驅動輪分別是中國打造戰略支點國家和中美亞太事務磋商，兩個後輪或被動輪分別是六方會談和東盟主導的各類機制。兩個前輪側重於雙邊安全合作，覆蓋整個東亞地區；兩個後輪側重於多邊安全合作，分別針對東北亞和東南亞地區。

　　(一)兩個前輪或驅動輪

　　將打造戰略支點國家和中美亞太事務磋商作為「四輪」架構中的前輪或驅動輪，是指這兩種政策在緩解中國在東亞面臨的崛起困境、打破二元格局方面起主要作用和推動作用。打造戰略支點國家是指中國與某些國家在政治、安全和軍事等方面形成緊密的合作關係，在重大地區安全問題和涉及雙方核心利益的問題上鼎力相互支持。在特定條件下，不排除中國向某些國家提供安全保障。在中國所有的鄰國中，俄羅斯和巴基斯坦是中國現實的戰略支點國家，但在東亞地區，中國還沒有現實的戰略支點國家。那麼，哪些東亞國家可以成為中國的打造對象呢?原則上說，潛在的戰略支點國家是指那些與中國沒有領土糾紛、關係良好、對中國安全利益有重要價值並且也面臨外在安全壓力的國家。環顧東亞，這樣的國家可以包括緬甸、寮國和柬埔寨，這三國都面臨美國的戰略壓力。雖然印尼並未面臨來自美國的直接的戰略壓力，泰國是美國的亞太盟友之一，但這兩國滿足戰略支點國家的其他條件，可以成為中國的准戰略支點國家。准戰略支點國家雖無法與中國形成緊密的安全和軍事合作關係，但可以在中美之間保持平衡，甚至利用自身的影響力帶動一些地區國家同樣採取善意中立政策。

緬、老、柬、泰四國都是中南半島國家，且緬、老兩國是中國的鄰國。從地緣戰略角度來看，這四國對中國的國家安全具有重要的價值。如果中國能與緬、老、柬三國分別建立雙邊安全合作機制，並讓泰國保持善意中立，這將有利於穩固中國南部的安全態勢，並使中國的影響力伸展到中南半島大部分地區。這四國具備成為中國的戰略支點或准戰略支點國家的客觀條件。多年來，在緬甸軍政府遭受國際制裁之時，中國幾乎是其唯一的政治和經濟夥伴，向其提供了大量援助，並堅定地支持緬甸軍政府的恢復憲政進程。而在緬甸中央政府與少數民族反政府武裝發生衝突時，中國既堅決支持緬甸的國家統一，又積极參与斡旋進程，贏得了雙方的信任與尊重。中國與寮國同為社會主義國家，政治制度相似，雙邊關係良好。柬埔寨一直是中國的忠實朋友，雙方一直在事關對方重要國家利益的問題上相互支持。中泰建有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兩國關係被稱為「中泰一家親」。在《中泰關係發展遠景規劃》中，雙方對防務和安全合作的規劃是：加強兩軍交流與互訪，深入開展兩國國防部年度防務安全磋商，加強應對非傳統安全威脅的聯合軍事演習和訓練，擴大雙方在人道主義援助、救災和國防科技工業領域的合作。[32]

　　印尼是東南亞地區大國，是東盟隱形的領導者。高水平的中印(尼)關係有助於中國藉助印尼的地區影響力來抵制美國利用某些東盟國家擾亂地區局勢的做法，防止某些國家藉助東盟平台來破壞中國與東盟的友好合作氣氛。2013年10月2～3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印尼，兩國元首一致決定，將雙邊關係提升為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在《中印尼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未來規劃》中，雙方對政治、防務與安全領域的合作設想是：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與重大關切問題上繼續相互支持，承諾將通過防務安全磋商等機制進一步增進互信，推動聯演聯訓、海上安全、國防工業以及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合作。[33]

　　打造戰略支點國家的成效如何，還取決於中國與對象國各自的意願與政策。就中國而言，由於其相對這些國家來說是大國，大國的意願與政策力度對雙邊關係的結果來說是關鍵性因素。中國可能需要就如何在新時期「堅持韜光養晦、積極有所作為」以及如何繼續堅持「不結盟」政策方面進一步解放思想，提出新思路，找到新辦法。筆者曾經指出，中國需要在韜晦與有為之間尋找新的平衡點，要把韜晦與有為視為平行原則，而不是上位原則與下位原則。中國應當放鬆而非放棄不結盟政策。[34]打造戰略支點國家不是締結軍事同盟，中國現在以及未來一段時期無需與別國建立軍事同盟關係。打造戰略支點國家有助於中國開展或深化與特定國家的多層次軍事與安全合作，進一步提升與它們的戰略友好關係水平，達到減輕安全壓力的目的。

　　從這些對象國的角度來看，它們可能同時面臨中美兩國的拉攏，而且由於地理的鄰近性，這些國家更容易感受到中國崛起所帶來的影響力，如何解讀這種影響力(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可能會受國內外多種因素的影響。筆者承認，這些國家是否願意成為中國的戰略支點國家具有不確定性，因為中國不可能左右其認知和政策。不過，正是由於具有不確定性，才需要我們明確政策方向，加大政策力度，儘力而為，而決不能無所作為。

　　中美亞太事務磋商對中國東亞政策的驅動意義在於，它可以成為旨在防止中美兩國在該地區發生對抗與衝突的消極安全合作機制。[35]中美亞太事務磋商始於2011年6月，此後形成了每年兩次(上、下半年各一次)的定期磋商機制。雙方的磋商議題主要包括亞太總體形勢及各自的亞太政策、中美在亞太的互動與合作、地區合作機制發展以及地區熱點問題等。雖然雙方磋商的議題比較廣泛，但這一機制的目標不是促使雙方就東亞安全問題進行實質性合作，而是防止中美這兩個大國在具體問題上發生對抗與衝突，因此，交流看法、增信釋疑和管控風險是必要的。

　　中美亞太事務磋商機制的運作成效與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發展呈正相關關係。2013年6月7～8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與美國總統奧巴馬舉行非正式會晤時指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內涵是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36]有學者分析認為，這一內涵包括了低中高三個層次的目標。不衝突、不對抗是低層目標，相互尊重是中層目標，合作共贏是高層目標。[37]低層目標的存在表明中美之間出現對抗與衝突的風險是存在的。由於中美的權力轉移過程還要經歷至少二十年以上的時間，存在高度的不確定性，因此中國希望在中美權力轉移過程中，雙方既不爆發熱戰，也不要陷入冷戰狀態。新型大國關係的「新」就是指我們期待未來的中美關係能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38]避免再現守成國家與崛起國家以破壞性的方式實現權力轉移的歷史場景。

　　然而，不衝突、不對抗並不意味著中美之間不存在戰略競爭。權力轉移過程中戰略競爭是必然現象，否則就不存在國家的崛起。亞太地區正在成為世界的中心，這就意味著該地區正在成為國際矛盾最集中的地區。[39]而且，崛起國中國和守成國美國又都是亞太國家，這就意味著亞太地區是中美兩國進行戰略爭奪的要地。能否控制和主導亞太，對美國而言是能否守住世界超級大國地位的關鍵，對中國而言則是能否實現權力轉移的關鍵。中美在這一地區的戰略競爭將是激烈的，但為了不使競爭失控以致爆發衝突，雙方都需要通過某種機制來進行消極安全合作，以便有效地管控分歧。這就是中美亞太事務磋商的意義所在。有學者指出，中美形成比較穩定的共同知識是使消極安全合作變得穩定的前提。這個共同知識是在雙方都知道對方的偏好與戰略，並進行一段時間的博弈之後逐漸形成的。缺少比較穩定的共同知識，將造成中美關係比較明顯的不穩定性。[40]中美亞太事務磋商可以成為雙方進行交流與博弈並構建共同知識的一個平台。

　　如果說不衝突、不對抗是中美雙方的共同願望，那麼中方對於相互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的願望顯然要比美方更迫切。中方希望美方在涉及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問題上(包括涉台、涉藏、東海、南海等)尊重中方的立場或保持中立，而這些問題都是一些難以解決的老問題，並且美國國內政治因素對這些問題的解決會產生負面影響。美方對於相互尊重的要求是希望中方不要破壞美國的亞太同盟體系或將美國排擠出東亞。就目前而言，這還只是個苗頭性問題，而不是現實。自美國實施亞太再平衡戰略以來，中國一直保持較大程度的剋制，沒有採取破壞美國亞太同盟體系的舉措。不破壞美國的亞太同盟體系也就表明中國無意將美國排擠出東亞。中美亞太事務磋商同樣可以在促使雙方相互尊重各自的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方面發揮積極作用。中美可以利用這個平台(當然也包括其他平台，如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以一種漸進的方式尋找雙方都能接受的中間點。[41]

　　對於合作共贏這個高層次目標，顯然不是中美亞太事務磋商的中近期目標。安全方面的合作共贏屬於積極安全合作，這基本不符合中美關係當前及未來一段時間的現狀。[42]中美在亞太安全方面唯一類似於積極安全合作的互動是應對朝鮮半島核問題，但雙方是通過六方會談這個多邊平台進行合作的，而且雙方在該問題上的基本利益和政策取向的契合度並不高，所以合作程度相對有限。總之，中美在亞太安全方面應主要致力於消極安全合作，能夠實現中美新型大國關係中的中低層目標就是勝利。

(二)兩個後輪或被動輪

　　東亞的多邊合作機制主要包括由東盟主導的安全合作機制和六方會談，分別針對東南亞和東北亞地區。然而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這些機制無一取得穩定而持久的成功，問題的癥結在於區域內大國未能負起領導責任、規模過大和議題分散。[43]這類機制不可能有效地緩解中國在東亞面臨的外在壓力，但仍能起到一定的輔助性作用，因此本文將之視為後輪或被動輪。

　　如何對待這些處於困境中的、由東盟主導的安全合作機制是中國東亞政策面臨的一個問題。這些機制的效果雖然不佳，但對中國來說還是有一定的正面作用的，是深化中國與東盟關係的必要路徑。東盟國家既是中國在崛起過程中打造東亞政治與經濟新格局的關鍵點，也有助於在自己的南部塑造有利於己的地區環境，它還是累積和擴展中國影響力的重要平台。正在崛起的中國需要地區性機製作為地緣戰略依託，以累積、發揮及正當化自身的力量和地位。對中國而言，東盟主導機制的最大價值在於它們具有一石數鳥之效，能夠同時推進中國外交數個相互促進的主要目標：穩定周邊、深化中國與東盟關係、推進東亞合作和一體化、擴展中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力以及抵制美國的影響力。

　　由此看來，中國暫時不可能放棄東盟中心性或拋棄這些機制而另起爐灶，更有可能的是支持和配合東盟對這些機制進行有限的改造，增加新功能或務實合作內容。2013年10月11日，李克強總理在第八屆東亞峰會上發表講話時指出：「亞太地區經濟合作架構眾多，建立一個符合地區實際、滿足各方需要的區域安全架構勢在必行。我們主張推廣綜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新安全觀，推動在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坦誠對話與合作，促進政治安全與經濟安全的互動。」[44]2013年10月24日，習近平主席在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上指出：「要著力推進區域安全合作。我國同周邊國家毗鄰而居，開展安全合作是共同需要。要堅持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的新安全觀，倡導全面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理念，推進同周邊國家的安全合作，主動參與區域和次區域安全合作，深化有關合作機制，增進戰略互信。」[45]

　　習主席和李總理的這兩段話可以視為中國新一屆領導人對由東盟主導的安全合作機制的基本態度，儘管尚不清楚李克強總理所倡議的這個新架構是什麼，但從兩位領導人表態要堅持新安全觀這一點來看，中國仍會堅決維護東盟的主導地位，因為這既可以防止各類機制變成其他大國掌握的工具，也可以避免為「中國威脅論」提供口實。預計中國仍將積極支持建立信任措施，但反對採取預防性外交行動。至於可以為這些機制增添哪些新的合作內容，還有待與東亞國家協商，比如，有可能會增加非傳統安全、搶險救災和打擊跨國犯罪等功能性領域的合作。

　　六方會談是一個「無力持續」型機制，即由於沒有大國承擔領導責任，決議因而無法落實以致合作機制破裂。[46]2003年8月以來，六方會談一共進行了六輪談判，但既未能令朝鮮棄核，也未能使朝美關係正常化。朝鮮反而在2006年和2009年兩次進行核試驗，公開跨過核門檻，並於2009年4月退出六方會談，此後會談一直未能恢復。會談未能重啟的表面癥結在於中朝與美韓在重啟條件問題上意見對立。中朝主張無條件重啟六方會談，而美韓一方則要求朝鮮先行承諾不再實施破壞會談的行動後再啟動會談，而朝鮮反對做出任何承諾。會談無法重啟的深層癥結在於其後來偏離了「朝鮮棄核與朝美關係正常化齊頭並進」的原則。美國堅持朝鮮先棄核，但又不承諾在其棄核後實現兩國關係正常化。這使朝鮮認為美國的真實目標是實現朝鮮的政權更迭，在這種情況下，留在會談當中就會危及自身的安全利益。

　　在朝鮮已經擁有核武器以及朝鮮和美國都不願輕易改弦易轍的情況下，中國如何對待六方會談是一個問題。首先，美、韓、朝三方均未公開宣稱六方會談已經死亡，重返會談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現在最大的問題是朝方和美韓兩方對於重啟會談的要價不一致，中國通過勸談促和仍有使雙方縮小分歧的可能性。其次，拋棄這個由中國一手打造並努力經營的機制似乎損失不小，而且中國一時也難以找到替代性機制。[47]這兩點決定了，只要有1%的可能，中國就應做100%的努力。最後，如果朝鮮無棄核意願，中國該怎麼辦?將六方會談從一個以棄核為目標的機制轉型為一個以不擴散為目標的機制是否是一個更現實的辦法?朝鮮已經進行了三次核試驗，但估計尚未完成核彈頭小型化工作。因此，它在未來2～4年內仍會進行數次核試驗，以最終完成核彈頭小型化工作。屆時朝鮮將真正擁有核威脅力，其國家安全會得到基本保障。在這種情況下，朝鮮將像印度和巴基斯坦一樣，暫時不再需要進行核試驗。停止核試驗後，朝鮮與周邊國家的關係或許將會有所改善。[48]那時，各方重啟六方會談就不會再討論棄核問題了，更合適的話題應是防擴散。這雖然是筆者的預想，但的確不能排除這種可能性的存在。

　(三)建設「四輪」架構的條件與路徑

　　從硬體條件來看，建設「四輪」架構不必另起爐灶從零開始，因為我們已經有了一定的基礎——東亞多邊安全合作機制和中美亞太安全事務磋商，也就是說，四個輪子中的三個已經具備了，還剩一個輪子需要「生產」。從軟體條件來看，建設「四輪」架構所需的宏觀政策準備已經完成。2013年10月召開的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預示著中國的外交政策將有一次大調整，「奮發有為」將代替「韜光養晦」成為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我是大國」將替代「針對大國」成為外交政策的出發點。[49]

　　軟體條件的具備實際上是「生產」最後一個「輪子」的前提。打造戰略支點國家需要中國政府以奮發有為的姿態，克服一些既有觀念和政策的束縛，探索與這些國家政治與安全合作的各種路徑，積多年之力，聚點滴之功，最終才會水到渠成。對於中美亞太事務磋商，我們需要將其置於建設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和中美戰略與經濟磋商的大框架之下，使之成為兩國就亞太重大事務交換信息、交流立場甚至協調政策的平台和管控亞太安全危機的機制之一。對於東盟主導的東亞多邊安全合作機制，我們一方面應當繼續支持東盟主導，並配合其對該機制的改革，特別是豐富機制框架下的合作內容；另一方面應當做到心中有數，堅持雙邊優先於多邊、雙邊引領多邊的原則，避免因強調多邊合作而影響對戰略支點的打造。對於六方會談，中國除繼續努力使其重啟以外，最重要的是考慮如果朝鮮堅持不棄核，六方會談是否可以轉型。如果能順利轉型為一個磋商防止朝鮮核擴散的機制，那麼六方會談存在下去的可能性很大；如果不能轉型，那麼六方會談可能真的無法重啟。在這種情況下，東北亞各國能再建立一個多邊安全合作機制嗎?想必非常困難，更有可能的情形是回到六方會談建立前的狀態，即美日韓加強協調，朝鮮保持孤立，而中國充當中間人，遊走於雙方之間，但不中斷對朝鮮的援助。對中國來說，這種狀態有點類似於雙邊與多邊的中間地帶，因為這裡面既摻雜著多對雙邊關係(中朝、中美、韓朝、韓美、美朝)，又摻雜著多邊機制的因素(中國穿插其間、聯繫其中的中間人角色)。中國並非不可以接受這種無機制的狀態，因為它至少可以維護中國在朝鮮半島的兩大利益之一：確保半島不發生戰爭。[50]

　　四、結論

　　在亞太地區，中國崛起與美國的再平衡戰略共同導致的二元結構使中國在安全事務中難以發揮作用，並容易陷入孤立和被包圍之中，而且，中國與相關國家脆弱的經濟關係容易受到安全關係的負面影響。本文研究的重點是崛起的中國應當為自己設計一個怎樣的東亞安全合作架構，以達到緩解崛起困境以及外在安全壓力的目標。顯然，中國僅依靠對內製衡和多邊安全合作機制是遠遠不夠的。為此，本文設計了一個可以覆蓋全東亞地區的「四輪」架構：兩個前輪或驅動輪分別是中國打造亞太戰略支點國家(側重於積極安全合作)和中美亞太事務磋商(側重於消極安全合作)，兩個後輪或被動輪是中國積极參与由東盟主導的安全合作機制(針對東南亞地區)和六方會談(針對東北亞地區)。

　　可以看出，這是一個以雙邊為主、多邊為輔的架構，與目前中國過於倚重多邊安全合作的政策有較大不同。在東亞多邊安全合作機制陷入困境之時，重返雙邊、以雙邊帶動多邊是合乎邏輯的選擇，而且中國現在也有足夠的實力做到這一點。同時，客觀條件也決定了中國不可能與所有東亞國家都發展出同等高水平的國家間關係，例如，中日關係就嚴重受制於領土爭議和歷史問題，有些東盟國家對中國提議的「中國—東盟睦鄰友好合作條約」和海上合作倡議持謹慎和保留態度。因此，主客觀條件都要求我們對東亞國家採取差異化外交政策，將之區分為願意與我深化安全合作關係的國家、力圖保持中立的國家和與我有較大安全矛盾的國家，並分別採取不同的應對方針。對於那些願與我深化安全合作關係的國家要尤其予以重視並加大工作力度。

注釋：

　　[1]周方銀：《中國崛起、東亞格局變遷與東亞秩序的發展方向》，載《當代亞太》2012年第5期，第4頁。

　　[2]徐進：《東亞多邊安全合作機制：問題與構想》，載《當代亞太》2011年第4期，第91～106頁。

　　[3]關於崛起困境，參見孫學峰：《中國崛起困境：理論思考與戰略選擇》，社科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2章。

　　[4]《習近平在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載《人民日報》2013年10月25日，第1版。

　　[5]目前國內已經有學者對東亞安全合作進行了文獻綜述，如陳寒溪和孫學峰曾在2008年撰文將世界各國學者關於東亞安全合作的研究內容劃分為「霸權秩序與合作」、「均勢秩序與合作」和「地區安全共同體」三種類型，並得出結論稱：「本文的比較和分析發現，大部分學者的觀點都與其理論依據之間存在一定的矛盾之處，其政策主張的合理性是可疑的，現實可行性也不是很明顯。由此看來，觀察東亞安全的學者們需要更為謹慎的理論和經驗研究，他們之間的爭論也可能在一段時間內繼續下去。」不過，這篇論文所選擇的文獻多為國外學者的研究成果，而鮮有中國學者的聲音和觀點。參見陳寒溪、孫學峰：《東亞安全合作的現實與前景——觀點的分歧及其分析》，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08年第3期，第49頁。

　　[6]陳寒溪：《多邊主義與亞太安全合作》，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08年第2期，第33頁。

　　[7]朱寧：《東亞安全合作的三種模式——聯盟安全、合作安全及協治安全的比較分析》，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06年第9期，第52～57頁。

　　[8]李志斐：《東亞安全：合作模式與結構》，載《當代亞太》2010年第6期，第104頁。

　　[9]王帆：《東亞安全模式：共存、並行還是置換?》，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05年第11期，第16頁。

　　[10]李志斐：《東亞安全：合作模式與結構》，第121頁。

　　[11]段霞、羌建新：《東亞安全共同體路徑探討》，載《現代國際關係》2007年第6期，第7頁。

　　[12]楊魯慧、郭延軍：《從「霸權穩定論」到「安全共同體」——東北亞安全合作架構新走向》，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05年第4期，第55頁。

　　[13]王帆：《東亞安全模式：共存、並行還是置換?》，第16～21頁。

　　[14]李開盛、顏琳：《建構東亞安全共同體的可能性分析》，載《國際論壇》2009年第2期，第7頁。

　　[15]徐進：《東亞多邊安全合作機制：問題與構想》，第92頁。

　　[16]王俊生：《東北亞多邊安全機制：進展與出路》，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12年第12期，第53～75頁。

　　[17]段霞、羌建新：《東亞安全共同體路徑探討》，第8頁。

　　[18]楊魯慧、郭延軍：《從「霸權穩定論」到「安全共同體」——東北亞安全合作架構新走向》，第60頁。

　　[19]徐進：《東亞多邊安全合作機制：問題與構想》，第91頁。

　　[20]王帆：《東亞安全模式：共存、並行還是置換?》，第19頁。

　　[21]孫學峰：《東亞准無政府體系與中國的東亞安全政策》，載《外交評論》2011年第6期，第38頁。

　　[22]姜宅九：《中國地區多邊安全合作的動因》，載《國際政治科學》2006年第1期，第1～27頁。

　　[23]徐進：《東亞多邊安全合作機制：問題與構想》，第91頁。

　　[24]蘇浩：《從啞鈴到橄欖——亞太合作安全模式研究》，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466頁。

　　[25]這一戰略體現在《東盟地區論壇概念文件》中，參見http：//www.aseanregionalforum.org/PublicLibrary/TermsofReferencesandConceptPapers

　　/tabid/89/Default.aspx。

　　[26]關於信任措施項目的名錄，參見http：//www.aseansec.org/ARF/cbmdb.pdf；關於論壇每年在信任建立措施方面的會議，參見http：//www.aseanregionalforum.org/PublicLibrary/ARFActivities/

　　ListofARFTrackIActivitiesBySubject/tabid/94/Default.aspx。

　　[27]1996年以後，新加坡、泰國和菲律賓等東盟國家極力推動論壇向預防性外交方向發展。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等西方國家呼籲論壇繞過關於預防性外交定義、範圍、對象等理論性問題的探討，立即著手建立地區衝突預防機制。但中國、緬甸、越南和印度等國家反對這一做法，認為論壇的重點仍應放在深化建立信任措施方面，同時積極對涉及預防性外交的理論問題進行探討，使論壇循序漸進地向前發展。因此，論壇在向預防性外交過渡方面陷入兩難境地。

　　[28]Chairman""""s Statement of the Fifth Meeting of ASEAN Regional Forum, Manila, July 27, 1998,http://aseanregionalforum.asean.org/library/arf-chairmans-statements-and-reports/150.html.

　　[29]徐進：《東亞多邊安全合作機制：問題與構想》，第101、104～106頁。

　　[30]祁懷高、石源華：《中國的周邊安全挑戰與大周邊外交戰略》，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13年第6期，第31頁。

　　[31]閻學通：《中國崛起的實力地位》，載《國際政治科學》2005年第2期，第1～25頁。

　　[32]《中泰關係發展遠景規劃》，載《人民日報》2013年10月13日，第3版。

　　[33]《中印尼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未來規劃》，載《人民日報》2013年10月4日，第3版。

　　[34]徐進：《在韜晦與有為之間：中國在保障國際安全中的作用》，載《國際安全研究》2013年第4期，第100～101頁。

　　[35]消極安全合作是指採取不攻擊他國的戰略姿態以避免衝突發生的危險性，如戰略武器互不瞄準對方、表達不使用武力解決衝突的意願、相互通知大規模軍事演習、制定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發表國防白皮書增加軍事透明度等等。消極安全合作只要參與者對共同安全利益有一般性的共識即可進行。參見閻學通：《國際政治與中國》，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60頁。

　　[36]《王毅在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就中美關係發表演講(全文)》，http：//www.chinanews.com/gn/2013/09-21/5304030.shtml。

　　[37]達巍：《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路徑選擇》，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13年第7期，第59頁。

　　[38]「修昔底德陷阱」是指一個崛起的大國必然要挑戰現存大國，而現存大國也必然會回應這種威脅，這樣一來，戰爭就不可避免。最先提出「修昔底德陷阱」的是哈佛大學政治學家格拉漢姆·艾利森。參見Graham Allison，「Thucydides』s Trap Has Been Sprung in the Pacific」，Financial Times，August 21，2012.

　　[39]閻學通：《權力中心轉移與國際體系轉變》，載《當代亞太》2012年第6期，第6頁。

　　[40]周方銀：《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動力、路徑與前景》，載《當代亞太》2013年第2期，第17頁。

　　[41]達巍：《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路徑選擇》，第70頁。

　　[42]積極安全合作是指為在軍事衝突發生後採取聯合行動做準備，它需要以參與者具有較大的共同安全利益為基礎。參見閻學通：《國際政治與中國》，第161頁。

　　[43]徐進：《東亞多邊安全合作機制：問題與構想》，第92頁。

　　[44]《李克強總理在第八屆東亞峰會上的講話》，載《人民日報》2013年10月11日，第3版。

　　[45]《習近平在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第1版。

　　[46]徐進：《東亞多邊安全合作機制：問題與構想》，第95頁。

　　[47]其實，其他五方除開這個機制也沒有更好的選擇。

　　[48]閻學通：《歷史的慣性：未來十年的中國與世界》，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68頁。

　　[49]「我是大國」和「針對大國」的區別在於：前者是將自己定義為大國，而將其他國家(美國除外)定義為中小國家，因此中外關係主要是一個大國與小國的關係；而後者則是將自己定義為弱國或以示弱為前提來處理我與其他大國之間的關係。

　　[50]另一利益是半島無核化。但筆者認為，確保半島不發生戰爭是第一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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