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對中國古代「實踐哲學」的超越與升華
毛澤東哲學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創新性成果。毛澤東是中國文化大家，有著傳統思想的深厚滋養，但他的思想更具時代特點。他為了解答「中國向何處去」這一中華民族的世紀難題，將馬克思的實踐哲學與中國古代的實踐哲學相融合，創造出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不可否認，中國古代實踐哲學和馬克思的實踐哲學，無論在民族性、時代性以及內容和形式上都存有極大差異，但二者共同的重實踐、重現實的思想指向，使得毛澤東極易通達馬克思實踐哲學，並立足於中國社會的現實需要，在這兩種哲學相契合的基礎上進行理論創造，對中國古代的實踐哲學進行超越和升華，樹立了馬克思哲學中國化的典範。
一、毛澤東與中國實踐哲學傳統
中國古代哲學與西方哲學屬於不同思維方式。以「天人關係」為研究主體的中國古代哲學，其理論追求是現實生活中的人與天地宇宙、人與社會、人與人的和諧統一。所以中國哲學更多關注的是人們的「行」而不是「思」，它構成的主要是價值體系而不是知識體系。這種致思取向決定了中國古代的哲人們一般都是置身於現實社會實踐活動之中，崇尚躬身實踐，排斥孤居書齋的苦思冥想。誠然，古代哲人所追求的實踐其主要內容是道德踐履，如「文、行、忠、信」的儒家四教，都是道德教化的信條和人倫禮儀的準則。孔子「人則孝，出則弟」所強調的也都是道德行為，即維繫各種社會關係的道德行為。墨子還提出「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的重要觀點，顯而易見，墨子已有將勞動視為最根本的實踐活動的思維指向。特別是到了明清之際，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等眾多思想家則進一步繼承和發揮了經世致用的學術傳統，使之成為一時的思想潮流。無論中國古代學者如何闡釋實踐概念，都把實踐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上，應當說，注重實踐是中國古代哲學獨特的思想特徵。
毛澤東通古博今，對中國古代哲學更有獨到見解和精闢分析。斯諾在延安多次採訪毛澤東後曾說：「毛澤東是一個精通中國舊學的有成就的學者，他博覽群書，對哲學和歷史有深入的研究。」事實確實如此。在毛澤東範圍廣泛的著述中，我們可以發現，幾乎每篇文章都浸透著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厚底蘊，他所涉及的中國古籍觸目即是，無論諸子百家、四書五經、《資治通鑒》、二十四史，還是歷史小說、詩詞曲賦、成語典故，都能運用自如。確如有學者所言：「中國傳統文化是毛澤東一生的主要思想土壤。」
毛澤東一生善於思考，對哲學尤其偏好。好讀書又不唯書是毛澤東的讀書特點，而將讀書、思考同實際需要緊密結合，更是毛澤東的突出優點。這一優點使毛澤東不僅對中國古代哲學嫻熟把握，而且還能根據自己的獨到理解，汲取和凝鍊中國實踐哲學的精華。
早在湖南一師時期，毛澤東就表現出了超越表象、追求真理的執著。他注重對於世界「大本大源」的探究，強調學習和思考的目標應該是世間的根本性真理，對於「徒以膚末之見治其偏而不足者，狠曰吾有以治天下之全邪」之人，毛澤東嚴厲批評，說他們猶如「秋潦無源，浮萍無根，如何能久?」因此，毛澤東主張，應該「將全幅工夫，向大本大源探討。探討既得，自然足以解釋一切，而枝葉扶疏，不宜妄論長短，佔去日力」。毛澤東所追求的「大本大源」，就是宇宙之真理。
在毛澤東當時的思想中，這樣的真理只有通過哲學、倫理學的學習和省思，通過艱苦而深沉的理論思維、才有可能探求到。毛澤東非常注重理論的思考，但從沒有沉溺於抽象的思辨，更是堅決否定那些脫離實際研究。毛澤東思想的核心是如何行動和實踐，因此，他對理論的要求也是能夠指導行動、服務於現實鬥爭。確切地說，他探究世界「大本大源」的直接目的，就是找到好的理論武器，以便改造中國國民的思想和性情，改造災難深重的舊中國。毛澤東認為，「當今之世，宜有大氣量人，從哲學、倫理學人手，改造哲學，改造倫理學，根本上變換全國之思想。」
正是基於這樣的情感基礎和思維指向，毛澤東便極易接納中國古代的實踐哲學，並依中國革命實踐的需要對其進行消化吸收、創新發展，進而轉化為共產黨人的一種思維方式。所以在領導中國革命的實踐中，毛澤東幾乎在每一個時期都號召全黨學哲學，特別要求各級領導幹部加強學習，提高哲學的修養。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在發憤學習的同時，還親自走進抗日軍政大學的課堂給學員講哲學。毛澤東一生都保持著這樣的思想風格。
毛澤東思想風格的形成，除了個人素質之外，還與務實踐履、經世致用、經邦濟世的湖湘傳統有密切的關係。近代湘學的思想源頭，可追溯到明清之際居主導地位的經世致用傳統。以曾國藩為主要代表的湖湘人物，積極倡導漢學的求實精神，革除宋學的空疏浮泛積習，通過將漢學的求實學風與宋學的「即物窮理」進行調和，力圖搭建起一座通向經世致用的橋樑。
湖湘之學針對當時流傳甚廣的「多尋空言、不究實用」的空洞的心性進行猛烈抨擊，指出心性之學僅僅流於空談和虛妄，以致對現實社會渾然不察，脫離實際，貽誤事業，於自己於社會都毫無益處。他們的這種思想還有一個現實的根源，那就是他們對於明亡於清的深刻反思。這一重大事件留給湖湘學派的一個慘痛教訓就是：為學必須經世致用，空談冥思，脫離實際，只能誤國誤己。
因此，湖湘學人大都強調實踐的維度，主張從實踐中獲取真學問，從「日用之實」與國計民生中尋求治國興邦之大道。毛澤東生於斯、長於斯，深受湖湘文化影響，並深深為此而折服。對於這一點，毛澤東曾有明確的告白，他說：「愚於近人，獨服曾文正。」
毛澤東還服膺王夫之等人，早在湖南一師讀書時，就經常去聆聽船山哲學的講座。他把王夫之的「聖賢與豪傑」之論抄錄在《講堂錄》中：「有豪傑而不聖賢者，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也。」毛澤東以此作為自己的座右銘，在他心目中，「聖賢」是既具有高尚的品德，又能夠成就大功大名的「德業俱全者」。同時，毛澤東對顏元、顧炎武的「經世致用」思想也特別崇尚，他寫道：「崑山顧寧人先生，生長世族，少負絕異之資，潛心古學，九經諸史，略能背誦。尤留心當世之故，實錄奏報，手自鈔節，經世要務，一一講求。當明末年，奮欲有所自樹，而迄不得試，窮約以老。然憂天憫人之志，未嘗少衰。事關民生國民者，必窮源溯本，討論其所以然。足跡半天下，所至交其賢豪長者，考其山川風俗，疾苦利病，如指諸掌。」在毛澤東看來，為學就應該著眼於窮究有關國計民生的事和理。這種自幼積澱的知識底蘊和經世致用湖湘文化的直接影響，使青年毛澤東救世濟民偉大抱負呈然於胸，執著於行，正因為如此，毛澤東發起和創立新民學會，其宗旨就是：「以革新學術，砒礪品行，改良人心風俗。」
正因為有了中國實踐哲學傳統的熏陶和尋求大本大源的哲學追求，毛澤東在青年時期就為自己訂立了一個基本準則：這就是「不說大話，不好虛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談過高之理」。這充分體現出毛澤東重實踐、重經驗的思維特質，即「以實事程實功」的實踐理性。這一實踐哲學思維方式的確立，使毛澤東一生的哲學思考，始終都是緊緊圍繞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堅持從實踐出發，深刻認識和把握中國實際和中國革命的規律，使中國革命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
二、求真求實：古代實踐哲學的真諦與升華
毛澤東熟諳歷史，通曉傳統思想文化，從青年時代就懷有改造中國社會的宏大抱負。這一宏大抱負使他自覺地極取中國古代實踐哲學並加以升華。他厭惡空談、空想，注重行動和實踐，在求學時代就培育出一種獨到的求真務實的思想方式。
隨著思想成熟和社會閱歷的豐富，毛澤東逐漸從社會實踐中體悟和升華了中國古代實踐哲學的真諦，並專註於探索和解決知和行、理論和實踐之間關係問題。
其一，注重知行關係，主張行為知的目的、知為行的指導。毛澤東一生都注重生活實際，早在私塾讀書時，他就特別重視顧炎武的《日知錄》，對於顧炎武之「尤留心當世之故」、「足跡半天下」學風和思想別有心得，他主張做學問要踏著人生社會的實際說話，分析問題和研究理論都不能脫離社會現實。1919年湖南發生了一個重要事件：趙五貞女士因反抗封建舊式婚姻而自殺。毛澤東對這一事件撰寫了大量評論，指出「罪惡的來源仍在社會。他們的罪惡，固然他們自己也可製造，但大部分仍是社會給予他們的」;「社會之所以有自殺，是社會將他的『希望』盡行奪去，而給與以『完全失望』」;「自殺的條件，是社會奪其希望。吾人於此，應主張與社會奮鬥，爭回所失的希望。奮鬥而死，則是『被殺』，不是『自殺』」。這些評論中，毛澤東還提出討論學理問題的一個重要的方法論原則，即「討論各種學理，應該傍著活事件來討論」，在知行關係中，把行放在突出的位置，強調行是知的目的，知是行的指導，離開行，知將流於迂闊無當。這是毛澤東理解知行關係的核心，也正是他一直堅持的「踏著人生社會的實際說話」的落腳點與出發點。即便今天，這一思想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其二，把理論和實際結合起來，強調實踐的重要性。毛澤東青年時期就已經堅定了這個思想，這得益於湘學傳統，也得益於他的老師。在他的老師中，特別要提到徐特立和楊昌濟，前者要他「實事求是、不尚空談」，後者教導他為學之道，「重在行事」。這些主張成為他思想的核心，也成為他為學、做事的出發點和歸宿。毛澤東說：「閉門求學，其學無用。欲從天下國家萬事萬物而學之，則汗漫九墳，遍游四宇尚已。」
毛澤東好讀書，主張讀書窮理，主張用已知之理窮天下之物，但他更強調面對現實，調查研究中國社會現實問題。脫離實際，空談理論，不僅無用，而且無益。正是基於這樣的思想認識，學生時代的毛澤東，曾利用假期到湖南的長沙、安化等地進行農村調查，深人考察湖南農村的社會狀況;還到長辛店機車車輛廠，深入到車間、廠房調查工人的生產和生活狀況。通過實地走訪和調研，毛澤東獲得了大量鮮活的一手資料，對中國社會及各階層的現實狀況有了更為生動具體的認識，便能夠言之有據地生動描繪出農民、工人、車夫、教員等各種人群的生活狀況，寫了一系列針貶時弊的文章，對中國社會有了廣泛而深刻的認識。實際的調查研究使他獲益匪淺，也成為他深刻思想的一個最為生動的特點。在毛澤東看來，調查研究是思想和行動的關鍵之點，調查必須與研究結合起來，在學會把書本知識運用到實地調查中去的同時，還要善於把調查得來的經驗材料進行分析、研究和加工，並上升到理論，獲得正確認識，找到解決間題的方法。深人調研、積極思考，理論與實際相結合，使毛澤東對中國古代實踐哲學有了獨到的把握和理解，並使之日益升華，推向一個全新的境界。
其三，一切從實際出發，現實是生活與鬥爭的出發點和目的。從現實出發，為現實服務，是毛澤東一直倡導的學風，也是其思想和行為的最突出特點。在毛澤東讀泡爾生《倫理學原理》所做的批註中，最為集中和鮮明地體現了這一特點。毛澤東說：「吾於倫理學上有二主張。一日個人主義。一切之生活動作所以成全個人，一切之道德所以成全個人，表同情於他人，為他人謀幸福，非以為人，乃以為己。吾有此種愛人之心，即須完成之，如不完成即是於具足生活有缺，即是未達正鴿。釋迎墨翟皆所以達其個人之正鵲也。一日現實主義。以時間論，止見過去、未來，本不見有現在。實現非此之謂，乃指吾之一生所團結之精神、物質在宇宙中之經歷，吾人務須致力於現實者。如一種行為，此客觀妥當之實事，所當儘力遂行;一種思想，此主觀妥當之實事，所當儘力實現。吾只對於吾主觀客觀之現實者負責。」這是毛澤東自述自己思想的較早的文字。在這篇批註中，毛澤東強調了「現實主義」在他思想中的核心地位，是他基本的人生態度，個人的理想和志向只有和客觀現實、和國家命運聯結在一起才有真正的意義。
毛澤東歷來重視思想和信仰，認為堅定信念的形成離不開鍥而不捨地努力去求知。然而思想理論是內在的主觀性的東西，行為與實踐卻是外在的客觀性的東西，要使思想理論顯示其自身的功能，必須通過外在化行為表現出來。因此，人們的現實的主體活動，必須要考慮個人與客觀環境之間的關係，並努力使自己的主觀思想符合客觀外界的規律性，只有這樣，思想才能有效地轉化為現實。固然，哲學意義上的現實並非時間上的「現在」，而是指代「我」所生存、把握和經歷的東西，對於同「我」有關的現實要不失時機地把握住，並付諸實踐。這些都為他實事求是的思維方式，以及一切從實際出發的行為方式奠定了基礎。
三、中國實踐哲學與馬克思實踐哲學的融合：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創新和發展
西學東漸是中國近現代思想和生活的開端。西方文化與思想一傳人中國，就受到知識分子與社會階層的歡迎，毛澤東也不例外。他與中國的其他有識之士一樣，力主在深人把握中國國情的基礎上汲取和借鑒西方文化，並融匯貫通，成為毛澤東哲學思維的一個基本立足點，也是將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一個基本立足點。
西學東浙帶來的一個重大間題是中國向何處去?這是理論和實踐的雙重問題。從理論的層面看，這個問題的內涵就是如何對待中國傳統文化，如何借鑒和利用西方化，如何創造中國文化。這就是「古今中外」，也就是毛澤東後來概括並倡導的角度、視野、思想方式和思想方法。
在這一方面，給予毛澤東重要而深刻影響的是他的老師楊昌濟。楊昌濟是中國知識界最早最開明的人物之一，他一直強調中西融合方式和途徑，主張應「合東西洋文明於一爐而治之」「輸人西洋文明以自益，後輸出吾國之文明以益天下;既廣求世界之知識，復繼承吾國先民自古遺傳之學說，發揮而光大之」。楊昌濟還要求注重實踐，學以致用，知行統一;同時還要樹立遠大的報負及獨立奮鬥的精神。這些教誨和思想對毛澤東影響極大而且深遠，一生都在身體力行。與他的老師一樣，毛澤東也主張中西融合不能沒有中國的思想和傳統。
因此，毛澤東一生也沒有離開中國的歷史、文化和思想傳統，這是中國文化之根，也是中國新文化創造之根。毛澤東認為，讀書學習、研究國情必須首先著眼於「略通國學大要」，然後與實際結合，才能有所建樹和創造。在給蕭子升的信中，毛澤東說：「尚有其要者，國學是也。足下所深注意，仆所以言之在後者，夫亦鄭重之意云爾。國學則亦廣矣，其義甚深，四部(即經、史、子、集—引者注)之篇，上下半萬載之記述，窮年竭智，莫彈幾何，不向若而嘆也!……故吾人所最急者，國學常識也。昔人有言，欲通一經，早通群經，今欲通國學，亦早通其常識耳。」對於中國的經、史、子、集，「苟有志於學問，此實為必讀而不可缺」。
熟知並認同中國古代的文化和思想，尤其是中國的實踐哲學，是毛澤東接納和吸收西方文化的思想基礎，也是他吸納並創新馬克思實踐哲學的文化前提。中國古代實踐哲學的理論特徵，集中表現為以經世致用為內核的實用理性。與西方思想不同，中國古代實踐哲學，就理論基礎而言，它是農業文明的產物，是古代哲人基於對小生產實踐經驗的理論總結。對此，李澤厚先生認為，由於「長期農業小生產的經驗論則是促使這種實用理性能頑強保存的重要原因」。以農耕作業為主要生產方式的小生產者的生存經驗和現實需要，決定了在這樣的基礎形成的哲學觀，一般而言都是重經驗、重現實的實用理性思維模式。在中國這個以農立國的國度中，數千年的農業文明培育了實踐理性精神，兩者相互聯繫、相互影響、互為支撐，逐漸積澱成了中華民族的基本思維特徵。應該說，毛澤東對中國古代實踐哲學的繼承，是在對中國古代先哲分析批判基礎上的超越和升華。
在中國現代思想史上，毛澤東之所以能夠進行這種超越和升華，最主要的原因在於他在運用馬克思主義思想、方法和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和價值觀的同時，能夠將經驗與理性、現實與理想有機結合，使其服務於社會現實的需要，把傳統思想和文化推向一個全新的境界，尤其是把中國古代的實踐哲學發展為「實事求是」之學，納入到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闡釋框架之中，強調實踐的決定性地位，強調無論理論的運用抑或創造，均須立足於現實，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實事求是，服務於改造社會的現實需要。正是在這個角度出發，有學者將「現實性、實踐性、功利性」歸納為毛澤東的實踐哲學的「三大特點」。這個觀點概括了毛澤東比較突出的思想特點，值得進一步研究。
深人研究毛澤東的思想，我們發現，毛澤東之所以能夠實現這樣的哲學創新，之所以能夠在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方面取得這樣的成就，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在於，他沒有離開中國的思想與文化。雖然如此，我們還必須看到，毛澤東取得這樣成就的更為重要的原因則在於他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能夠自覺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尤其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毛澤東首先是一個革命家、政治家，而後才是哲學家，這種職業特點，使他注重中國古代實踐哲學的同時，更注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實踐精神。這就決定了，馬克思主義哲學「改造世界」的實踐能夠成為毛澤東哲學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共同核心，二者共同的旨歸必然是唯物史觀。
「改造世界」是全部問題的關鍵所在。毛澤東的哲學興趣不是形而上的深思，而是為了社會實踐發展的需要，毛澤東說，「哲學的研究不是為著滿足好奇心，而是為改造世界」。馬克思主義的哲學革命的要點就是：以往的「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這是毛澤東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實質，也是他把中國傳統實踐哲學推向新的境界秘密所在。
美國的著名毛澤東研究專家布蘭特利·沃馬克，曾對毛澤東的實踐性特徵做出過這樣的評說：在毛澤東早期的全部活動和著作中最鮮明的特徵是他滿懷熱情、毫無私心地關注公開事務;毛澤東早期的每篇文章都包含一個必須立即付諸行動的建議，其意義重大，理由充足，而且在大多數情況下，毛澤東已經投身於其建議的行動;毛澤東的重實踐的傾向對他一生的理論探討都產生了重大影響。這位美國研究者的評說不無道理，應該說注重實踐的思維取向，決定了毛澤東哲學研究的關注域始終是社會歷史領域，他所思之理、所悟之「道」，並非脫離於人和社會的自然世界的形而上之「道」，而是對社會生活本質的不懈探索，對人類社會歷史和發展規律的客觀把握，即歷史唯物主義之「道」。這就搭建了馬克思實踐哲學和中國古代實踐哲學之間的天然橋樑，也正是毛澤東哲學的智慧所在。因其智慧，毛澤東往往能夠直接洞見到馬克思主義哲學真精神——唯物史觀。對此，毛澤東曾向斯諾回憶說，他學生時期曾「讀過黑格爾，在那以前還讀過恩格斯」，並且還先後研讀過赫青黎的《天演論》、亞當·斯密的《原富》、穆勒的《名學》、泡爾生的《倫理學原理》、孟德斯鴻的《法意》等等。無疑，這些都為毛澤東哲學思想的形成做了重要的理論準備。不過，真正使毛澤東確立起馬克思主義哲學信仰的，還應該是由於「第二次到北京期間，讀了許多關於俄國情況的書。我熱心地搜尋那時候能找到的為數不多的用中文寫的共產主義書籍。有三本書特別澤刻地銘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後，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這三本書是：《共產黨宣言》，陳望道譯，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書;《階級鬥爭》，考茨基著;《社會主義史》，柯卡普著，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從毛澤東的自述中可見，他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接受和理解，一開始就抓住了其理論的精髓—唯物史觀。
正是基於這樣的哲學觀，不管是進行理論思考還是指導革命鬥爭，毛澤東總是緊緊把握中國的特殊國情，立足於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來探尋中國革命如何取得勝利的路徑和方法，探尋如何處理在中國現實社會的特定環境中人與生存世界的關係問題，從而逐漸形成了以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為基點，以實事求是為核心，以求得廣大勞苦大眾獲得解放和幸福、求得中華民族走向獨立和富強為價值導向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唯物史觀。
（作者簡介：王玉平——河北師範大學政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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