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之死與西方的政治危機
唐納德·特朗普尋求回歸1950年代的美國，那時距離新自由主義時代到來為時尚早。圖：H. Armstrong Roberts/Retrofile/Getty Images
2007至2008年間的西方金融危機，是自1931年以來最嚴重的一次，但其直接後果並不顯著，這令人驚訝。這次危機令長期盤踞於主導地位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基石飽受質疑，但新自由主義看來已擺脫困局，大體而言毫髮無損。銀行獲得了救助；大西洋兩岸幾乎未有任何銀行家因他們的罪行而遭到檢控；並且，他們的舉動所造成的代價由納稅人適時償付了。隨後的經濟政策幾乎完全有賴於貨幣政策，特別是量化寬鬆政策，在盎格魯-薩克遜世界尤其如此。那些政策已告失敗。西方經濟早已陷入停滯，目前正趨近失去的十年，尚看不到停滯的終點所在。
差不多九年之後，我們終於開始收穫金融危機的政治惡果。但新自由主義何以能勉力支撐，實際上毫髮無損如此之久？即令未能經受住真實世界的考驗，給世人留下的是七十年來最嚴重的經濟災難，但在政治和思想方面，新自由主義依舊是舞台上的唯一主角。右派、中間派和左派政黨早已接納其基本原理，新工黨（New Labour）恰是典型例證。它們並不知道其他任何思考和行事方式：新自由主義已經成為常識。如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 Gramsci）所論，新自由主義曾掌握霸權。但那種霸權未能挺過真實世界的考驗，將來也挺不過。（新工黨指1990年代中期到2010年早期的英國工黨。安東尼奧·葛蘭西生於1891年，卒於1937年，義大利新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政治家。——譯註）
不平等劇增的新自由主義時代
更廣泛政治後果的最初跡象，在指向銀行、銀行家和企業領袖的公共輿論的轉變中顯而易見。有十年時間，他們不可能做錯事：在教育、健康以及似乎任何其他領域，作為我們時代的模範人物、人們默認的優中選優的麻煩解決能手，他們備受讚譽。但如今，他們的命運，連帶政治精英階層的命運，都驟然下跌。金融危機的影響會削弱人們對統治精英能力的信任和信賴，這標誌著更廣泛政治危機的開始。
這一政治危機在大西洋兩岸均極度凸顯，而造成危機的原因，遠較僅僅是金融危機和過去十年間事實上流產的經濟復甦更加深刻。它們直指新自由主義事業的核心，這項事業可以回溯至1970年代晚期以及里根與撒切爾政治上的崛起，並且徹底擁抱了關乎全球商品、服務和資本的自由市場理念。在1990年代的美國和1986年的英國，蕭條時代的銀行業監管體系遭到廢除，這樣就催生出2008年危機爆發的諸多條件。平等遭到嘲弄，滴涓經濟學（trickle-down economics）的理念受到稱頌，政府被譴責為市場的束縛力量且其規模適時遭到縮減，遷居受到鼓勵，監管遭削減至最低限度，減稅措施得以推行而企業逃稅之舉被無視。
理當留意的一點是，征諸歷史的標準，新自由主義的這一時代並未留下特別輝煌的記錄。戰後西方增長最富於活力的時期是戰爭結束至1970年代早期，也就是福利資本主義和凱恩斯主義的時代，當時的增長率是1980年至今的新自由主義時期的兩倍。
圖：Bettmann Archive
但新自由主義時期迄今最具有災難性的特徵卻是不平等的劇增。直至最近，這一點實際上遭到無視。但不平等假如不是大西洋兩岸最重要政治議題的話，也已成為美國最惹人注目的政治議題之一。無他，正是不平等驅動著政治上的不滿，這種不滿眼下正在席捲西方。考慮到統計上的證據，不平等問題遭無視達如此之久，是令人困惑甚至是令人震驚的；解釋只能來自新自由主義及其價值觀徹頭徹尾的霸權。
但如今，現實打碎了新自由主義的如意算盤。1948至1972年間，各階層的美國人都經歷了非常相似而且可觀的生活水準提升；1972至2013年間，最底層的百分之十美國人經歷了真實收入的下跌，與此同時，最頂層的百分之十美國人生活得比其他任何一個階層都要優越。在美國，全職男性工人如今的中位數真實收入低於四十年前：最底層的百分之九十美國人的收入已經停滯不前超過三十年。
並不非常陌生的圖景也出現在英國，並且自金融危機以來，問題已變得愈發嚴重。平均而言，2005至2014年間，二十五個高收入經濟體中，有65%至70%的家庭經歷了真實收入的停滯或者下滑。
原因不難解釋。這個高度全球化的時代已被以有利於資本而非勞工的方式系統化地預先安排好：國際貿易協定在高度秘密狀態中擬定，企業參與其中而工會和公民被排斥在外，《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夥伴關係協定》（TTIP）只是最新的例證；工會遭到政治和法律上的攻擊；在美國和歐洲，大規模遷居受到鼓勵，這削弱了國內勞動力的議價能力；對失去工作崗位的工人進行任何有效再培訓的舉措以失敗告終。
如托馬斯·皮克迪（Thomas Piketty）業已證明的那樣，在對抗性壓力付諸闕如的情形下，資本主義天生趨向於增加不平等。1945年至1970年代晚期這段時間，冷戰競爭可以說是最大的那種約束性力量。自蘇聯解體以來，那種約束性力量不復存在。但隨著大眾的反感日漸增長，無可遏制，這樣一種贏家通吃的制度在政治上變得不可持續。（托馬斯·皮克迪是法國當代經濟學家，著有《21世紀的資本》。——譯註）
大眾的反抗與階層的回歸
在美國和英國，多數民眾如今正在反抗他們的命運，美國選民對特朗普和桑德斯的支持以及英國人的脫歐公投生動展示了這一點。大眾的這種反抗往往被以略帶詆毀和輕蔑的方式描繪為民粹主義。或者，如弗朗西斯·福山在最近發表於《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的一篇精彩文章中所說：「『民粹主義』，是政治精英為普通民眾支持而他們不喜歡的政策貼上的標籤。」民粹主義是一股反抗現狀的力量，代表著新生事物的開端，儘管總的來講它所反對的東西要比它所支持的東西面目清楚許多。它可以是進步主義的或反動保守的，但在更通常的情形下兩者兼具。（弗朗西斯·福山的文章見於《外交事務》2016年7/8月號，題為「American Political Decay or Renewal?」。——譯註）
英國退歐是這種民粹主義的典型例證。退歐推翻了自1970年代早期以來英國政策的一塊基石。儘管表面看來關乎歐洲，實際上退歐的關切遠不止於歐洲：那是認為他們失敗了並且遭到拋棄的一批人發出的強烈抗議。自1980年代以來，他們的生活水準已停滯不前或者愈加惡化；他們認為，他們控制不了的大規模移民搞亂了他們的生活；他們遭遇的是日漸缺乏安全保障且臨時工化的勞動力市場。他們的反抗令執政的精英氣餒，已將一位首相趕下台，並且令最新上台的首相手忙腳亂，在黑暗中尋找靈感。
在英國和美國，這一波民粹主義標誌著階層作為政治活動核心力量的回歸。這在美國尤其顯著。數十年來，「工人階層」這一理念處在美國政治話語的邊緣地帶。多數美國人曾經認為他們自己是中產階層，這反映出美國社會本質上的抱負所在。據一項蓋洛普民意調查的結果，2000年僅有33%的美國人稱他們自己為工人階層；而到2015年，這個數字是48%，幾乎是美國人口的一半。
英國人的退歐也主要是一場工人階層的反抗。迄今為止，在大西洋的兩岸，從性別到種族到性取向和環境，面對一系列新的身份和議題的出現，階層的力量處在退卻當中。不同於其他議題的是，因其觸角無所不在，階層的回歸有可能重新定義政治版圖。
階層的重現不應與勞工運動混為一談。它們並不是同義詞：階層的重現在美國是顯而易見的，在英國也愈發是事實。在英國，過去半個世紀的時間裡，兩者實際上漸行漸遠，區隔日增。作為政治意見的工人階層的重現，最明顯地展體現在退歐投票當中；可以將英國工人階層的重現，最恰如其分地描述為對憤怒和抗議的不成熟表達，僅帶有非常弱的勞工運動意蘊。
垂死掙扎的新自由主義
事實上，英國獨立黨（UKIP）利用移民和歐洲議題，在塑造工人階層當下的態度方面已經與工黨一樣重要。在美國，特朗普與桑德斯均對工人階層的反抗表達過立場，後者的表達幾乎與前者一樣多。工人階層不屬於任何人：其傾向性與政治有密切關聯，遠非左派樂於認為的那般是註定的。
新自由主義的時代正從兩個方向遭到削弱。首先，假如新自由主義時代的經濟增長記錄從不曾有任何特彆強勁之處，那麼這個時代眼下就是黯淡無光的。如今的歐洲在經濟規模上勉強勝過2007年金融危機到來前夜；美國的表現更出色，但甚至其增長也了無生氣。諸如拉里·薩默斯（Larry Summers）這樣的經濟學家相信，美國經濟的未來最有可能是持續停滯。（拉里·薩默斯是哈佛大學經濟學系教授，曾先後擔任美國財政部長和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譯註）
更糟糕的是，復甦極其脆弱而且無法持久，人們廣泛認為，另一場金融危機很可能正在發出召喚。也就是說，新自由主義的時代已將西方送回那種飽受危機困擾的世界，而我們最後一次經歷這樣一個世界是在1930年代。考慮到這一背景，多數西方人如今認為他們的孩子將來會比他們更加窮困潦倒，就完全不會令人驚訝。其次，那些在新自由主義時代飽嘗失敗苦果的人士如今不再樂意默認他們的命運了，而是越來越多地公開反抗。我們正目睹新自由主義時代走向終結。這個時代如同1970年代的社會民主主義時代那般，並未死亡，但正處於垂死掙扎當中。
有關新自由主義影響力的衰落，一個確定無疑的跡象是知識分子反對新自由主義的合唱聲勢日隆。1970年代中期至1980年代，經濟論爭愈發由貨幣主義者和宗奉自由市場經濟的人士主導。但自西方金融危機以來，知識分子論爭的重心業已發生深刻轉換。在美國，這一點最為明顯，約瑟夫·斯蒂格利茨、保羅·克魯格曼、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傑弗里·薩克斯（Jeffrey Sachs）這樣的經濟學家影響力日增。托馬斯·皮克迪的《21世紀的資本》早已成為暢銷書。他和托尼·阿特金森（Tony Atkinson）以及安格斯·迪頓（Angus Deaton）的研究將不平等問題推至政治議程的首要位置。在英國，張夏准（Ha-Joon Chang）擁躉的隊伍，已遠盛於那些認為經濟學是數學分支的人士，而長久以來他的影響力曾局限於經濟學界。（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是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克魯格曼是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丹尼·羅德里克是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教授，傑弗里·薩克斯是哥倫比亞大學地球研究所所長、聯合國秘書長特別顧問。張夏準是韓裔發展經濟學家，任教於英國劍橋大學經濟學系。——譯註）
與此同時，先前作為新自由主義方案倡導者中的一些人，如拉里·薩默斯（Larry Summers）和《金融時報》的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他們的行情已變得非常岌岌可危。風向有利於新自由主義的批判者，新自由主義者和貨幣主義者正處在退卻當中。在英國，媒體和政界大大落後於形勢。絕少有人認識到我們正處在一個時代結束的埠，過往的態度和假設依舊佔據主流地位，不論是在BBC的《今日》（Today）節目中，右翼媒體那裡，還是議會中的工黨那裡。（拉里·薩默斯是美國經濟學家，曾經擔任哈佛大學校長和美國財政部長。馬丁沃爾夫是英國《金融時報》首席評論員。——譯註。）
政治風暴中的工黨和保守黨
埃德·米利班德（Ed Miliband）卸任工黨領袖之後，事實上無人預見到傑里米·科爾賓（Jeremy Corbyn）在隨後的工黨領導層選舉中大獲全勝。人們已預料，繼任者更可能是同一種人、布萊爾主義者或是像米利班德那樣的過渡人物，篤定不會是任何像科爾賓那樣的人。但時代精神已經變了。工黨成員特別是那些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加入工黨的年輕人，想與新工黨徹底分道揚鑣。左派何以未能成為工人階層新生幻滅情緒的引領者？原因之一在於，多數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在不同程度上成了新自由主義和超級全球化（uber-globalisation）的信徒。此等現象最為極端的形式是新工黨人和民主黨人，他們在1990年代晚期和新世紀第一個十年里成了新自由主義的急先鋒，托尼·布萊爾和比爾·柯林頓、第三條道路和三角策略（triangulation）成為這一潮流的象徵。（托尼·布萊爾於1994 年至2007年擔任工黨領袖，1997 年5月至2007 年6月擔任英國首相；比爾·柯林頓於1993年1月至2001年1月擔任美國總統。三角策略是1996年總統選舉中柯林頓為謀求連任採取的策略，大意是指融合民主共和兩黨各自政策的長處，並加以超越，以在政治辯論中形成第三種力量。——譯註）
但正如大衛·馬昆德（David Marquand）在為《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雜誌撰寫的一篇評論中觀察到的那樣，假如某個社會民主黨不代表那些不那麼幸運的人士、那些弱勢群體和那些失敗者，那麼其旨趣為何？新工黨拋棄了那些需要它的人士，那些從歷史上講它理當代表的人士。黨內大多數人現在已經拋棄了那個拋棄了他們的黨，這令人驚訝嗎？重出江湖的布萊爾財迷心竅，充任了成群結夥不明不白的總統和獨裁者的顧問，新工黨之敗亡，布萊爾是恰當不過的證明。（大衛·馬昆德生於1934年，英國政治學者、前工黨議員。《新政治家》是一份英國政治和文化周刊，創辦於1913年。——譯註）
科爾賓的競爭對對手布恩漢姆（Andy Burnham）、庫珀（Yvette Cooper）和肯德爾（Liz Kendall）代表了連續性。他們被科爾賓徹底擊敗，後者贏得將近六成選票。新工黨已告結束，狀如「巨蟒」劇團（Monty Python）表演橋段里的那隻死鸚鵡。絕少人領會到已發生事端的意義。一篇《衛報》社論表達了對工黨成員數量劇增的歡迎，然後，瞧瞧看，敦促人們支持伊維特·庫珀，此人這恰恰是人們對工黨懷抱熱忱之理由的對立面。工黨議員群體（PLP）拒絕接受選舉結果，在那之後試圖全力清除科爾賓。（布恩漢姆、庫珀和肯德爾均為英國工黨議員，其中後兩人為女性。「巨蟒」是上世紀六十年代末在英國興起的一個喜劇表演團體，他們主演的系列電視喜劇在BBC播出後引發巨大的轟動。關於鸚鵡的一段表演，大致情節是：在一家寵物店，一位客人抱怨他剛買的「挪威藍」鸚鵡在購買前已經死亡，是店員把鸚鵡釘在杆子上他才沒發現，而店員則堅稱鸚鵡只是在休息。兩人隨即爭論不休。——譯註）
恰如同工黨在1970年代末用了太長時間乃至於應付不了撒切爾主義（Thatcherism）的興起和新時代的誕生，如今它或許也沒能領悟到，工黨人事實上以新工黨的形式擁抱的那種撒切爾式的典範最終已壽終正寢。如同其他所有人一樣，工黨人被迫以不同方式思考問題。在對新工黨的厭惡中，工黨的成員資格轉向了那些絕不曾接受新工黨和在幾乎每一領域都成為布萊爾直接對立面的人士那裡，並且正在體現出一種布萊爾顯然沒有體現出的純正和得體。
科爾賓並非新時代的產物，他令人回想起1970年代晚期和1980年代早期。那既是他的力量也是他的弱點所在。他並未受到新工黨遺產的玷污，因為他從不接受後者。但看上去他也並不理解新時代的特點所在。危險在於，在一個高度流動性、不可預知的政治環境中，他有著致命的弱點；而工黨發現，在這樣一個缺乏幾乎任何類型的確定性的環境中，其自身已四分五裂、虛弱不堪到危險的地步。
工黨或許正受到特別關照，但保守黨的局面並沒有好出很多。大衛·卡梅倫的罪過在於，他在退歐一事上誤判嚴重而且不負責任。他被迫在最不光彩的情形下卸任。保守黨令人絕望地四分五裂了，退歐之後的保守黨不知道該往哪一個方向走。儘管絕少提及他們頭腦里鐘意的國家名稱，支持退歐的人士仍描繪了一幅樂觀的圖景：背離搖搖欲墜的歐洲市場，擁抱擴張中的全球市場。新任首相看上去似乎對中國懷有一種與時代格格不入的敵意，並且一心要毀掉喬治·奧斯本（George Osborne）的漂亮事業。假如新政府背棄中國這個迄今為止全球增長最快的市場，它打算轉向哪裡呢？（喬治·奧斯本於2010年5月至2016年7月擔任英國財政大臣，與時任首相大衛·卡梅倫一道致力發展與中國的經貿往來。——譯註）
英國退歐已令這個國家支離破碎，並陷入嚴重分裂，一個非常真實的前景是，蘇格蘭可能選擇獨立。與此同時，保守黨人似乎絕少領會到，新自由主義的時代正處在垂死掙扎當中。
特朗普的右翼民粹主義
發生在英國的事端縱然富於戲劇性，但與美國的那些事情還是無法同日而語。唐納德·特朗普差不多以人們猝不及防的方式崛起，而後斬獲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這令幾乎所有評論家尤其是共和黨內的評論家困惑不已。他傳遞的信息是直截了當地反對全球化。他認為，工人階層的利益被以有利於大企業的方式犧牲掉了，這些大企業被鼓勵在全球範圍內投資，因而剝奪了美國工人的工作機會。他進而認為，大規模到來的移民削弱了美國工人的議價能力，降低了他們的薪金。
他提議，理當要求美國企業將它們的現金儲備投資在美國。他認為，《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的作用是令美國人的工作機會外流到了墨西哥。基於相似的理由，他反對TPP和TTIP。他還指責中國偷竊了美國人的工作機會，威脅要對中國進口商品施加45%的關稅。
特朗普以「美國優先」的經濟民族主義來應對全球化。他的訴求首先指向白人工人階層；在特朗普（和伯納德·桑德斯）出現在政治舞台之前，自1980年代以來，他們已經被無視，並在很大程度上是缺乏代言人的。鑒於他們的薪金在過去四十年中的大多數時候一直在下降，他們的利益是如何遭到政治精英階層無視的，意義也就非同尋常。他們越來越多地投票給共和黨人，但共和黨人長久以來成了超級富豪和華爾街的俘虜，而作為高度全球化的支持者，超級富豪和華爾街的利益與那些白人工人階層的利益格格不入。隨著特朗普的出現，他們最終找到了一位代言人：他們令特朗普贏得了共和黨提名。
這種經濟民族主義方面的論證也為伯納德·桑德斯所熱忱尊奉，他與希拉里·柯林頓之間爭奪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的選戰極度接近，若非有超過七百名的所謂超級代表的阻攔，他可能已贏下初選；那些超級代表事實上由民主黨這部政治機器挑選，他們絕大多數支持希拉里。儘管依舊關注工會這個基本面，民主黨人仍如共和黨人一般，長期以來支持一種新自由主義的親全球化戰略。如今，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發現，他們自身均已陷入全球化的支持者和反對者之間嚴重極化的局面，而自將近四十年前里根當政時代轉向新自由主義以來，這是前所未見的全新進展。
特朗普的民族主義訴求「重振美國」（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另一要點是其外交政策方面的立場。他確信，美國追求超級大國的地位浪費了美國的資源。他認為，美國的盟友體系不公平，因為美國承擔了大部分花費而其盟友貢獻太少。他將批評矛頭指向日本、韓國和北約的歐洲成員國，作為典型例證。他所謀求的是對這些關係進行再平衡，並且，一旦再平衡失敗就退出這些關係體系。
他論證說，作為一個力量衰退的國家，美國不再能承受得起這種經濟負擔。他認為，那些錢與其用來拯救世界，理當著眼於美國基礎設施的衰敗狀況，投資於國內。特朗普的立場代表著對美國作為當今世界霸權國家的重大批判。他的觀點標誌著與自1980年代早期以來盛行的那種新自由主義的、高度全球化的意識形態和戰後多數時期外交政策正統主張的徹底分道揚鑣。這樣一些論斷必須嚴肅對待，而不應僅僅因為說話者的身份就輕易不予理睬。但特朗普並非左派人士，而是一位右翼民粹主義者。他向穆斯林和墨西哥人發動了種族主義和仇外式的攻擊。特朗普的訴求指向白人工人階層，他們覺得自己遭到了大企業的欺騙，遭到了西班牙裔移民侵害，又往往對非洲裔美國人憤憤不平，後者長久以來太多視他們為下等人。
一個特朗普治下的美國可能明確倒向威權主義，其特點是濫權、嫁禍於人、歧視、種族主義、專橫和暴力；美國可能成為一個嚴重極化和分裂的社會。他威脅要對中國進口產品徵收45%的關稅，假如得以實施，篤定會引發中國人的報復，並預示著一個新的保護主義時代的開啟。
首要問題是不平等
特朗普很可能在總統選舉中失利，正如同桑德斯未能拿下民主黨的總統提名。但這並不意味著，高度全球化——不受限制的人口遷居、TPP和TTIP、資本和其他很多東西的自由流動——的反對勢力將在這場論爭中失敗並走向衰落。在差不多十二個月時間裡，特朗普和桑德斯已令論爭的性質和術語改頭換面。高度全球化的批評者的諸多理由遠遠沒有漸趨黯淡，而是越來越穩定地為人們接受。差不多三分之二的美國人同意，「我們不應太多基於國際視角來思考，而應更多集中精力處理我們自己國家的問題」。並且，首當其衝者，不平等問題將繼續驅使人們反對高度全球化。
（馬丁·雅克，Martin Jacques是英國牛津大學政治與國際研究系高級研究員，著有《當中國統治世界》。本文原刊於英國《衛報》網站，2016年8月21日發布，原題：「The death of neoliberalism and the crisis inwestern politics」。小標題為譯者所加，文中理解錯誤之處祈請方家指正。聽橋譯，並授權愛思想網發布）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6/aug/21/death-of-neoliberalism-crisis-in-western-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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