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夢溪談讀書

一向不敢讀《易》。孔子說：「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論語?述而》）我的不讀《易》，倒不是對孔子的話言聽計從，而是懵懵懂懂的不願意讀不想讀。可是去年和今年，忽然想讀《易》了。版本用的是周振甫的《周易譯註》，取其簡便，字體行款均適合閱讀。紙張也輕，可攜之舟車。順序先讀繫辭，次讀像辭，再讀彖辭，又次文言，最後爻辭。等於倒著讀。主要讀白文，個別語詞參考周注，譯文則未及寓目。繫辭上下傳，原來已經熟悉，但總有常讀常新之感。余敦康先生近年治《易》有成，遇有難解處，則電話求教，彼此談而樂之。《孟子》《論語》和《孟子》是我童幼時念的書。《百家姓》、《三字經》、《千字文》念完，就是這《語》、《孟》。兩廂比較更喜歡《論語》，字少好讀，背也容易。《孟子》黑壓壓一片一片的，先產生厭倦心理，常念不下去。雖也記住許多段落，終究引不起興趣。50年代之後，便與《語》、《孟》基本隔絕。《孟子見梁惠王》以及「魚我所欲」、「今夫奕之為數」等篇章中學課本里有，屬單篇閱讀。大學古代文選文論課，再次接觸《語》、《孟》，也僅限於詩論等一小部分，並未逐章通讀。1988年我提出小學應設《論語》選讀課，而未及《孟子》。平時給學生開書目，也常有《語》無《孟》。我對孟子的成見夠深的了。今年五月地震，想起了「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於是細細地讀了幾遍《孟子》。已往認為孟子的話說得太多，現在知道他面對國君世人的置疑，無法不把問題講個周身透徹。於是開始親近孟子。儒家心性學說，孟子的論述大大向學理的深層走了。他相信道德理性的絕對價值。他是痛乎言之，不得不如是。所謂「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由於正研究宋儒的思想，孔、孟是宋儒直接承續的思想源頭，無意中閑適閱讀又和學理探求結合了起來。我用的是朱熹《四書章句集注》本，方便參酌《論語》，兼及《大學》、《中庸》。《二程集》上下冊中華書局「理學叢書」本，王孝魚點校，2004年第二版。宋明儒的書，我最早讀的是王陽明，連吳光等編校的《王陽明全集》也讀了，讀而大好之。還明白了義寧陳氏之學何以宗王學。《周子通書》也喜歡，但他的《太極圖》老弄不清爽。再就是《朱子語類》，當然也多次讀過。惟二程的著作，望而拒之。近來研究馬一浮，無法不碰這洛陽兩兄弟。馬的義理直承程朱，而歸宗「六藝」。沒想到明道（學者稱程灝為明道先生）、伊川（程頤為伊川先生）的書，引起我如此大的興趣。他們語簡理近，自我守持得牢。「行事在審己，不必恤物議，恤物議而忘審己，豈心馳矣」，是他們的名言。學問上是否有真收穫，可「於心氣上驗之」。二程說：「思慮有得，中心悅豫。」因此他們主張學問是快樂的。甚至，心中和樂，方可以減少鄙詐之心。故曰「學至於樂則成」。宋儒都「主敬」，二程著力尤甚。人心易紛繞，患在無有主。「如何有主？敬而已矣。」其論誠、敬的關係：「誠然後能敬，未及誠時，卻須敬而後能誠。」誠和敬都是當下之人性所匱乏者。我曾說「敬」是傳統文化中最具普世價值的理念，是中國文化背景下通往信仰的直捷橋樑。讀《二程集》，持論益堅。二程子敬天恤民，對「視民如傷」四字體味無逾，明道為縣吏時，嘗書之坐處，自愧弗屆。「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是孔子的話，二程發揮說：「古之仕者為人，今之仕者為己；古之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今之強有力者將以為亂。」學者為己，證明學風之純正，官吏為己，證實吏治的腐敗。而「強有力」的權勢階層，本來應該好禮如儀，而宋代的此一階層，實際上是在製造秩序的混亂。如無切膚之痛，二程子不會作如是的批評。宋的走下坡路，實緣於吏治的腐敗。理學家為「理」所障，是未曾細讀宋儒之書的懸擬之詞，現在我不這樣看了。難怪朱熹敬重二程，而年長二程十有餘歲的張載，見二程談《易》，自己寧可撤帳讓賢。二程子精於《易》道，重新詮釋孔孟，回歸「六藝」經典，而最終又歸於一《易》之大道。《張載集》「理學叢書」本，章錫琛點校，中華書局1978年版。我們中國文化研究所學術廳的牆壁上，一直鑲嵌著張載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一有名的「橫渠四句教」。對「關學」的創主張子，自不陌生。但《張子全書》以前卻不曾讀過。我所說的讀，是指閑適的閱讀，而不是為了寫論文豎摘橫取的讀。不過今年寫了《「橫渠四句教」的文化理想》一文，解張的《西銘》，而探其源流，似亦難避「功利閱讀」之嫌。心安者是張集諸文，未嘗一字有遺。張亦通《易》學，著有《易說》，但最重要的著作仍為《正蒙》十七篇。《太和》居《正蒙》之首，其論「氣」向為治哲學者所重視。《紅樓》第二回冷氏關於氣之賦人一段，實來自張子。張主敬重禮，曰「不敬則禮不行」。張的思想直承孟子，「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堪稱八字真經。程朱都推張子，稱其為孟子後之第一人。張詩「千五百年無孔子，盡因通變老優遊」，似亦頗自許。但和程朱比較，氣尚不夠寬舒。張子文簡理深，文采斐然。但涉及到對待佛道「二氏」的態度，子厚（張載字子厚）和二程一樣，未免不夠徹底，儘管明顯吸收了「二氏」的思想，卻千方百計「闢佛」，彷彿彼此了無干係。王船山《張子正蒙注》中華書局1975年版。因讀《張載集》而連帶讀此書，非閑適閱讀，可不論。馬一浮《泰和會語》《宜山會語》近年一直在讀馬，研究兼閑適閱讀。手邊有浙江古籍出版社和教育出版社版的《馬一浮集》三厚冊，早已勾劃簽夾得不成樣子，承吳光教授又送我一套，始得解困。兩《會語》是馬一浮1938年5月至1939年1月為浙江大學師生所講論，始在江西泰和，繼在廣西宜山。浙大竺可楨校長嘗前往聽講。但《會語》並非講課記錄的整理，而是馬先生為講課手寫的文字稿。此次閱讀，更關注馬的國學即「六藝之學」的論述，已成《馬一浮和六藝論》，刊於《中國文化》今年秋季號。當世言國學者多矣，然取義甚歧。國故之省稱，固有之學術，傳統之盛宴，無稱不有。其實馬一浮對國學之立名，本有置疑，但他說：「今揩定國學者，即是六藝之學，用此代表一切固有學術，廣大精微，無所不備。」（《泰和會語》）蓋此定義可避免國學的泛化和虛熱，可惜學界未予重視，棄置70年之後，本人於2006年重新提起，今年更詳加論說。馬的兩《會語》闡發義理深廣，容另文逐一掘發，茲不贅。馬的思想直接與宋儒與《語》、《孟》與「六藝」相接，是通往先儒經典的橋樑，也為通往釋氏的義學和禪學辟一方便法門。馬和宋儒的不同處，是對待「二氏」的態度，他不贊成既已吸納了「二氏」的學說，卻又隱其來路的做法。他認為只有從佛學翻過身來，才能真正了解儒學。馬的特點是儒佛會通。馬著實為我的案頭書，研究、涵永、閑適兼而有之。熊十力《論六經》見於《熊十力全集》第五卷，頁657至775，景海峰點校。寫於1951年，原題《與友人論六經》，系寫給董必武、林伯渠和郭沫若的信，析論「六經」在中國文化中的位置，冀圖當道斟酌採納。熊與馬（一浮）理或同道不盡相同。即如對「六經」的態度，兩人旨趣歸一，都把「六經」視作中國文化的最高典範。馬說「六藝之教固是中國至高特殊之文化」（《泰和會語》）。熊則說：「六經為中國文化與學術思想之根源，晚周諸子百家皆出於是，中國人作人與立國之特殊精神實在六經。」此處「作人與立國之特殊精神」一語，不啻為了解中國文化和中國人文化性格的金石之言。今次讀《論六經》，為的是參證馬一浮的國學即「六藝之學」的新的國學定義。馬雖鍾情「六藝」，卻從不曾向當道建言。他知道晚清民國以還佛教已成「末法」，儒學的社會資源尚沒有釋氏廣泛，故雖受命創辦復性書院，卻深知不過是「教外別傳」，在他實不得已而為之。這是馬和熊的不同處。那麼他們因復性書院的宗趣路向發生分歧，也就可以理解了。朱維錚《走出中世紀》（增訂本）《走出中世紀二集》沒想到朱維錚先生也去參加今年11月杭州的馬一浮研討會。我們對馬持論固異，見面交談卻能生出快意。我喜歡他的直言無隱的風格。其實我們吵過架，但很快重歸於好。我因此說維錚是「學之諍友而士之君子」。會後去滬，與維錚同行，候車閑話，得聆他非常時期的非常經歷，益增了解。復旦演講後的餐敘，維錚夫婦在座，《走出中世紀》（增訂本）和《走出中世紀二集》兩書，就是此時所贈。最近才斷續讀完。讀維錚的書，如對作者本人，音容意氣充溢字裡行間。他氣盛文暢，有時竟是「使氣以命詩」。但理據充足，合於《詩》「大雅」的「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名物考史，詩文證史，均非其所長，也非其所好。他相信在歷史的陳述中可以發現歷史的實相。置於兩書卷首接而相續的6萬字的長文《走出中世紀――從晚明至晚清的歷史斷想》，就是這種歷史陳述的典要之作，可見出維錚治史的功力。讀時我心志清醒，眼睛極累，卻又不願罷手，只好一氣了之。即使對明清史事尚不算陌生的筆者，也無法不被他的理據情采所折服。理緣於據，即歷史事實本身。采緣於情，即作者的愛憎態度。他對明清的二祖（明太祖、明成組）三帝（康熙、雍正、乾隆）尤多憎惡。如果說於康熙還稍所顧惜，對雍乾及其所效法的「二祖」，則發覆掘隱不遺餘力。他說雍乾及「二祖」是恐怖政治的製造者，而「政治冷淡症正是恐怖政治的女兒」。致使清中葉惠（棟）、戴（震）等諸漢學巨擘，不得不扮演「錮天下聰明智慧盡出於無用一途」的歷史角色。雖然他引用的是魏源的話，但他本人的態度朗若晨星。他對儒家殊無敬意與好感。《史》、《漢》兩家對公孫弘「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上大悅之」的書寫，他一再引為學術知己。然而維錚對儒家的這種態度，在我看來有未能將漢以後滲入家國社會結構的意識形態儒學，和作為先秦思想家的孔子和孟子區分開來的嫌疑，也有未能將宋代的哲學家程朱和明清權力者裝飾過的程朱理學區分開來的嫌疑。他的冷駿的語言風格，容易讓讀者以為他只有了解，沒有同情。清儒「實事求是，無證不信」的信條，他奉為圭臬，但錢曉徵告白于海內的「實事求是，護惜古人之苦心」（《廿二史考異序》），亦即前賢往聖著筆立說的不得不如是的苦心孤詣（陳寅恪語），我們的維錚似尚缺乏「了解之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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