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華：毛澤東如何籌劃延安整風運動6

三

從1935-1938年，經過 4年的艱辛努力，其間雖有曲折和暫時的失意，毛畢竟在實現其政治理想的大道上一路凱歌行進，到了1938年底，毛己將中共軍權、黨權牢牢控制在自己手裡，然而，仍有一件事使毛如骨刺在喉，須臾不得安寧——這就是毛還未獲得中共意識形態的解釋權，中共理論和思想宣傳部門仍控制在留蘇派的手中。

解釋權——給詞語下定義的權力，這是人類最重要的權力之一。在共產黨內，解釋權則尤其重要，誰獲得對馬列經典的解釋權，誰就控制了黨的意識，換言之，即使擁有軍權和黨權，若無意識形態解釋權的支持，對黨和軍權的控制也難持久。解釋之重要，不純取決於詞語本身的內容及其意義，更在於詞語與現實的聯繫，以及詞語概念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長期以來，在留蘇派的經營下，俄化概念在中共黨內早造成一特有的精神氣質和濃厚的親蘇氣氛，成為籠罩在黨之上、阻遏一切創新精神的沉重低氣壓，王明、洛甫等不僅憑藉這種氛圍扶搖直上，且沽沾自喜，儼然以聖杯看守人和諧法大師自居，將一切獨創思想均視為旁門左道而必欲除之而後快。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里，毛對此除了憤慨而毫無辦法，彼等出自莫斯科正宗嫡傳，在他們的眼中，自己的那一套豈只是離經叛道的「狹隘經驗主義」，簡直就是難登馬列之堂奧的「野路子」。

自尊心受到極大傷害的毛決意要發出自己的聲音，且一鳴必求一言九鼎之效，使其政治對手就此噤口。還在1910年，當毛還是湘鄉東山學堂學生時，他就借一首「詠蛙」詩而明其心志：

「獨坐池塘如虎距，

緣楊樹下養精神，

春來我不先開口，

哪個蟲兒敢作聲！」[23]

而在毛己初建其大業之後，他就更不能容忍中共黨內還存有的那種精神指導系統。素懷「傳教」之志，兼有辦事之才的毛，對自己及對手之特長均有極其清晰的了悟，他深知目前自己之優勢非在於此——馬列經典讀得畢竟比那些洋學生少；但毛又極具自信，他之基於對中國歷史及其文化傳統深刻洞悉和體認，而對馬列幾個重要概念的融匯，在其實際功用價值上遠勝於那些食洋不化的迂腐書生的紙上談兵。當然，毛作為「策略大師」，更知道如何區分在掌握實際權力與精神指導權力之間的輕重緩急關係。1935-1938年，毛既是順其自然，又是自覺促成，對洛甫領導黨的意識形態工作並不表示任何異議，毛的當務之急是將留蘇派從權力核心地帶引開，先鞏固軍權，進而奪取黨權。毛很清楚，一旦有了軍權和黨權，再獲取意識形態解釋權乃水到渠成。毛也要讓自己的政治對手徹底明白，究竟誰是真正的大英雄和大手筆。在毛看來，留蘇派「如秋潦無源，浮萍無根」，「其胸中茫然無有」，僅是憑藉莫斯科的栽培，先控制意識形態，繼而奪取了黨權和軍權。毛卻要反其道而行之，憑其個人的意志和智能先掌握軍權和黨權，最後攻佔意識形態陣地。

1938年10月，當毛己先學了一批馬列著作和斯大林主義的解釋課本——米丁、愛森堡的辨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教科書之後，毛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講台上向全黨發出開展「學習運動」的號召。

學什幺？一言以蔽之，學習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之產物：毛的新概念以及毛的態度和工作方法。可是當時既無「毛澤東思想」這一正式概念，又不便在斯大林遠距離觀察下直接鼓吹毛的新貢獻，況且，毛也難於將其內心的真實想法和盤托出。毛真正陷人到欲語又止的境地。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學習運動」之展開，競使得六中全會之後頗感失落、壓抑、反被毛圈在延安中國女子大學和中央統戰部幾間窯洞里度日子的王明有枯木逢春之感。王明似乎感到施展自己馬列才華的機會再次來臨，竟然四處報告，居然受到延安各機關、學校廣大青年知識分子的熱烈歡迎。

王明之風頭仍健，其實並無任何意外。六中全會之後，王明仍是書記處和政治局成員。更重要的是，毛在六中全會的政治報告《論新階段》包含了王明的大量政治觀點，毛為了向斯大林顯示其政治忠城以及為了擴大中共在國內政治生活中的影響，通權達變，比王明更積極地主張加強與國民黨的統一戰線，毛甚至提出中共可以集體加人國民黨，並「將加入黨員之名單提交國民黨的領導機關」的正式建議。[24]（毛以後拒不將《論新階段》收人《毛澤東選集》）。六中全會的政治決議案也是由王明代表政治局起草[25]，至於毛有關加強中共在統一戰線中獨立自主的觀點只是閃爍於政治報告中，與其主旋律並不協調。六中全會後，王明只是感到在政治上的失勢，而無意識形態受挫之感。

毛對王明等的大出風頭一時也無可奈何，站在共產黨的角度，「學習運動」不學馬列又學什幺呢？於是毛澤東眼看著馬克思著作在延安一本本翻譯出版，大批青年知識分子如饑似渴研讀原典，只能更加反感那些控制黨的意識形態部門的「學閥」、「黨閥」對「學習運動」的別有用心的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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