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隆基:最高叛國罪症候群
媒體報道孫隆基先生時,通常都會教科書一般在文末註明孫隆基先生的履歷。「祖籍浙江,1945年生於重慶,在香港長大,1963年考入台灣大學歷史系,1970年獲台灣大學歷史學碩士學位。1971年赴美國明尼蘇達大學,進修東亞史,後轉俄國史,獲碩士學位,轉赴斯坦福大學專攻東亞史,獲博士學位。曾在美國、加拿大等多所大學任教。著作有《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歷史學家的經線》《未斷奶的民族》《新世界史》等。」而孫先生對自己的定義,則是「最高叛國罪」症候群:我大概就是有一種毛病,也可以說是我個人的獨異性,就是喜歡「叛國」,或許可以概括為「最高叛國罪」症候群,喜歡批判身邊的文化。
這樣的批判性,在作為歷史學家、文化學者的孫隆基身上,最顯明的體現大概就是他以心血完成的一本本著作:在八十年代甫一面世便引起轟動的著名戰鬥檄文《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同樣一時洛陽紙貴的《歷史學家的經線》以及近日將與讀者見面的《新世界史》,無一不是對傳統的反叛與挑戰。這三本書近期都將由三輝圖書與中信出版集團合作出版。
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章節預覽
導讀
中國人的「良知系統」
「二人」關係
中國人的「個體」
國家與社會
對待世界的態度
「現代」中國人政治行為的「文法」規則
大陸讀者認識孫隆基,往往都是通過這本在80年代初引起轟動的作品,當時它還以非法出版物的形式風行。學者許紀霖與作家傅國涌都曾回憶過他們當初拿到複印件形式的書時,如獲至寶的感覺。也正是因為這本以「千刀萬剮解剖國民性」著稱的作品,孫隆基常常被拿來與柏楊、李敖相提並論,但他並不同意這樣的類比。「確實許多人將我和他們兩人作比較,但這其實是對我和《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的誤讀,我和柏楊、李敖都不同。」「柏楊和李敖主要以文採取勝,在當時台灣特定歷史下,他們用誇張的語言描寫中國人的『劣根性』,吸引了讀者和年輕人的眼球。」也就是說,他們之間是作家與學者的區別。
「本書是作者對自身文化『硬心腸的』反省的結果。」孫隆基自白,「的確,讀者會感到本書的行文是熾熱的,但不是熾熱的愛國主義,而是對自身文化的一種接近白熱化的反感。這種反感是如此的強烈,以至由它啟發的文化批判遠遠超出一般的國民性批判。本書的特點,正在於它不是泛泛地羅列幾項或十來項國民的『劣根性』然後提出老生常談的補救之道,而是近乎千刀萬剮式的切割。這個濃烈的感覺,是只有身處其中而又全力地掙脫出來才有的感覺。」
歷史學家的經線章節
清季民族主義與黃帝崇拜之發明
兩個革命的對話:1789 & 1911
公元1919年:有關「五四」的四種不同的故事
南與北
歷史學家的經線:編織中國現代思想史的一些問題
「世紀末」的魯迅
清季「世紀末思潮」之鉤沉
是否該被「吃」掉?——魯迅承擔政治的難局
當代中國文化:結構與情感構造
對此書最恰當的評價,是孫隆基先生自己所說的:「這本文集中每篇文章的角度皆獨具一格,都是中國的思想和學術界少見的。」本書在2004年初版的基礎上,新增兩篇:《公元1919年:有關「五四」的四種不同的故事》,以及首次發表的《清季「世紀末思潮」之鉤沉》。篇次上亦有更動。
孫隆基從心理學的角度進入了歷史學,在自己一貫的結構主義路徑傳統上又加入了心理分析的色彩,對歷史事實背後的原動力進行了還原。以一條構建近代歷史文化真相的「經線」,《歷史學家的經線》徹底顛覆了從清末至民國前期的思想史,一些讀者感嘆:「歷史原來可以這樣寫。」
新世界史章節預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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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史與史前人類突破「四大文明古國」的窠臼古印度文明之二度奠基中國文明起源的一些問題中南美洲的古文明大洋洲的文明兩河流域古文明的明暗面
古埃及:嚮往冥間的太陽國青銅器時代中後期的古代近東愛琴海古文明古代近東進入鐵器時代波斯帝國與波希戰爭重新定義「古典時代的希臘」人類史的「樞軸時代」章亞歷山大與希臘化時代章羅馬的成長
「目前該是將歷史性質的理解通盤翻轉的時候了。」這是孫隆基以十餘年精力與心血交出的最新學術答卷。以一人之力寫作世界史,這在華人學者中是非常少見的例子。
近代以來,中國的歷史學因循西方現代歷史學從方法到視角的整套研究體系,這樣的歷史學,是否能夠合理、正確地認識和理解中國歷史?在《新世界史》中,孫隆基所做的,正是反思、突破這樣的歷史觀,突破以往「西方中心論」的歷史研究體系,呈現一部「全球化」的人類歷史。在第1卷中,孫隆基從人類文明起源著手,指出「四大文明古國」與「大河流域搖籃說」都已是「陳年舊藥」,並為之開出了新「藥方」。
附上兩篇孫隆基先生訪談摘錄
寫作是為救人《南都周刊》孫隆基專訪,2007年南都周刊:你生於重慶,長於香港,就讀於台灣,並長期受西方文史哲熏陶。是什麼東西讓你有了對中國文化進行「硬心腸的」反省的力量?
孫隆基:我寫《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不是為了救國救民,而是為了救個人,救國救民是相當中國式的提法。我見過很多中國人,一方面將兒童時期才有的特徵遺留到二三十歲,另一方面又少年老成,老年化提前來臨。在這兩者的夾攻下,給人感覺不是上一代也不是下一代,不倫不類。他們人生當中最有個人特色的階段變得很模糊,即使有,也是在模仿西方,而且還摻雜商業價值的因素,比如說青少年文化中的搖滾樂、牛仔褲的流行。總的來說,我覺得中國人的成長是受到壓抑的。
南都周刊:就是說你的文化批判關注的是個人的成長?孫隆基:對。在我們的文化中,有很多東西偏離了應有的方向,父母只要求孩子把書念好。到了結婚年齡,再由父母幫忙張羅相親。日本現在就有不少這樣的情況,台灣很多人從國外讀完博士回來後也需要靠相親。我覺得這些人在科學方面可能很有成就,就是所謂的「科學怪人」,但在社交方面一塌糊塗,沒有技巧。這跟父母對孩子從小的要求有密切關係,整個人只有一半在發展,情感方面沒有得到充分發育。南都周刊:《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距原版1983年出版時間已經20餘年。20年足以產生新的一代。新的一代的成長是否會對你書中所描述的「深層結構」造成衝擊?孫隆基:如果將文化比喻成語言,它的文法規則是不會改變的。就像我在台灣所看到的,現在很多年輕人表面上看起來西化了,根本不太理父母,如果媽媽對他嘮叨,他會像美國青少年那樣說「you fuck off」(你滾吧),但另外一方面,年輕人會很依賴父母,生活都不會打理,零用錢還是要靠媽媽,因此我覺得這種西化只是表層的。南都周刊:你的意思是說深層的東西並沒有改變?
孫隆基:深層的東西中少年老成的成分可能會減少了,但那種不負責任、永恆兒童化的東西,在中國的「小皇帝」身上可能更為發揚光大了。我在書中曾說,中國人不能控制自己,人的身體似乎是「開襠褲」式的,想排泄就排泄,沒有責任心。現在已經有了明顯的改善,內地的情況我不太清楚,至少很多發達城市明顯在改變。南都周刊:讀你的《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會讓人產生對中國文化的反感,這是否會引起文化歧視?孫隆基:應該不會。西方人在讀我這本書時,往往會認為我是針對中國的集權主義的反抗。因為現在有文化的西方人,都會謹防自己有種族主義傾向,他們會有意識地避免從文化歧視的角度來解讀。
世紀末思潮與魯迅唐小兵對話孫隆基,《南風窗》2014年唐小兵:我對你的魯迅研究很感興趣。在《歷史學家的經線》中有兩篇很長的寫魯迅的文章,《「世紀末」的魯迅》、《是否該被「吃」掉?—魯迅承擔政治的難局》這兩篇。大陸有很多研究魯迅的作品,包括錢理群、王曉明、汪暉等人的著作。你這兩篇文章從心理學視角出發,用19世紀在歐洲瀰漫的世紀末思潮和尼採的超人政治來闡釋魯迅的心靈世界與文本世界。魯迅是20世紀中國最難被理解的知識分子,他的內心相當複雜,如果要舉一個人和他相比,那麼史家陳寅恪也是很複雜的了,可能都還沒有他那麼複雜的精神世界。「世紀末」是怎樣一種思潮,又是怎樣影響魯迅的?
孫隆基: 「世紀末」是非理性主義的黃金時代,現代主義很強調非理性主義和變態—你看美國電影就知道了,殺人魔、殺人狂、心理變態等,美國整個現代文明是一個心理學化的文明。比如有人說副總統尼克松對總統艾森豪威爾有殺父傾向,就是俄狄浦斯情結,我們就會說「殺父傾向」,但是把這樣一個專有術語放進去,大家才懂得你討論的是什麼。這都是從「世紀末」思潮開始的。比如弗洛伊德的深層心理學,古斯塔夫·勒龐的暴民心理學,都是那個時代的產品。
唐小兵:這種對非理性主義的肯定是對啟蒙運動的理性主義的反動嗎?這種反動是在怎樣的契機下形成的呢,是因為啟蒙運動破產了嗎,或者說出現了更多的危機呢?
孫隆基:其實啟蒙運動有點膚淺,它只看到理性陽光的普照,沒有看到人性的陰暗面,因為陰暗是沒有進步可言的。其實「陰暗面」跟進步與否沒有關係,這就像人身上有獸性一樣的。另外,它跟浪漫主義的發展是有關係的,有人說「世紀末」思潮是晚期浪漫主義。但是我現在考證出來,它是晚期浪漫主義和晚期自然主義的結合。當時晚期自然主義(這裡先界定為文藝思潮,然後再講它更廣的含義)到了什麼地步呢?—它比寫實主義更進一步,專門描寫社會底層、人性幽暗,以及人犯罪的一面;它的主角往往是罪犯和娼妓;文學創作常常用到梅毒的意象,比如像易卜生的《群鬼》,爸爸將梅毒病菌遺傳給兒子,魯迅、胡適都用這個比喻來攻擊孝道。
唐小兵:中國現代小說里往往都有疾病的隱喻,包括肺結核的意象常被使用。
孫隆基:19世紀末的疾病、瘋狂、人種退化、文明頹廢,都是世紀末的特色。講到「文明沒落」,包括斯賓格勒、湯因比,雖然寫作已經是在20世紀初期了,但文明沒落論是從19世紀末開始的。
唐小兵:這種「文明沒落」思潮是瀰漫在整個歐美社會,還是局限於知識階層呢?
孫隆基:當然是知識階層。確實是小眾的,但是影響到藝術家、作家。像王爾德,在《道林·格雷的畫像》中,主角將罪惡統統轉移到了自己的肖像中,他永遠保持青春,然而他的靈魂已經腐爛了,最後揭開畫像滿是瘡疤,這就是梅毒化的隱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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