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駢文在六朝及初盛唐的地位

文學作品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固然取決於作品自身的文學價值。但其對文學發展史影響的大小，也與讀者的審美趣味，以及時代的審美思潮密不可分。與時代審美思潮相一致的作品，更易被讀者認可。而當社會審美思潮發生變化以後，曾經享有盛譽的作品，也許被貶到極低的地位。因此，可以說，文學作品的歷史地位，取決於三個因素：作者，作品文本和讀者。作者一旦創造出了作品，作品就成為一個獨立的客觀存在，具有不可改變的不同，具有不同的審美趣味，因而對作品的感受、評價也不相同。因此，文學作品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事實上是不變的常量——作品文本和變數——讀者的審美趣味，共同決定的。

文體形式的情況，當然比具體的作品要更複雜得多。但一種形式的流行與衰亡，同樣不僅是作品、作者的原因，也是讀者審美趣味變化的結果。任何一種文體形式，只要其在文學史上存在過，無論它有怎樣的功過是非，都是不可改變的文學事實。分析當代及後世讀者對這種形式的態度，不僅可以明了這種形式的影響，也可以從更深層次理解這種形式的流變興衰。

本文是筆者《六朝駢文的地位與流變》中的一節，僅探討駢文在六朝及初盛唐文壇之地位。　

【一】

六朝讀者對駢文持普遍認同的態度。駢文有它自己特有的、確定的讀者群，就是具備較高文化修養的知識分子。而在六朝，這主要是指文化佔有者——貴族階層及其附屬。其中既包括門閥士族，帝室新貴，也包括躋身於貴族行列的寒門人士，或庶族知識分子。作者心目中，已把讀者界定為與自己一樣，具有較高文化修養的人，因此，即便是一篇文章的直接對象，目不識丁，仍然不影響作者和讀者，往往兼有二重身分。也就是說，與後代多數情況下讀者與作者截然不同的情況顯然有別的是，讀者往往也是運用駢文形式的行家裡手。駢文形式在六朝當代，得到理解和認同，讀者與作者的這種一致性，有很大關係。因此，即使是六朝正統文學理論家，對受到後世指責甚多的駢文形式，都沒有提出過質疑。

《文心雕龍》評論作家作品，常止於晉，對宋齊文學評價並不多。少量籠統的稱讚，也未必是劉勰的真實態度。這種對當代文學的忽略，劉勰解釋為「世近易明，無勞甄序[②]」，而後人又認為劉勰「實亦有所避於恩怨之間」[③]。無論劉勰對當代文學持一種怎樣的態度，他對當時的新形式——駢文，並不反對，卻是無疑的。這可以直接從《文心雕龍》中找到證據。

首先，《文心雕龍》全書都是用優美的駢文寫成。如《時序》篇云：

逮孝武崇儒，潤色鴻業。禮樂爭輝，辭藻競騖。柏梁展朝宴之詩，金堤制恤民之詠。征枚乘以薄輪，申主父以鼎食。擢公孫對策，嘆倪寬之擬奏。買臣負薪而衣錦，相如滌器而被綉。於是史遷壽王之徒，嚴終枚皋之屬，應對固無方，篇章亦不匱，遺風余采，莫與比盛。越昭及宣，之高喻。於是王褒之倫，底祿待詔。自元暨成，降意圖籍。美玉屑之譚，清金馬之路。子云銳思於千首，子政讎校於六藝。亦已美矣。

偶對是如此的工穩自然，使事是如此的準確切題，辭藻是如此的典麗凝鍊。與齊梁時期的優秀之作相較，毫不遜色。劉勰可謂駢文大家。

同時，劉勰對駢文諸形式要素進行了全面探討。並且，雖然他指明了一些形式運用不當會產生的弊端，但對麗辭、事類、聲律、辭藻等等這些駢文的形式要素，卻採取了肯定的態度。以辭藻為例，固然劉勰是反對「為文而造情」，沒有真情實感的追求藻飾的，但只要「理正而後摛藻」[④]，為情造文，則不妨「綺麗以艷說，藻飾以辨雕」的[⑤]。對麗辭、用事、調聲等，劉勰同樣認為應華實相副，情采相符。 正是成熟的駢文形式的最高境界。因此，可以說，「劉勰在理論上實踐上都是駢文學的支持者和擁護者」[⑥]。

劉勰對駢文形式的態度，是文學理論家——駢文在六朝當代最高層次的讀者的意見，當然具有典型意義。而《文選》由蕭統主持編纂，其門下的一些文士也多參與其事[⑦]。因此，能廣泛代表當時文壇一般的意見。《文選》卷35至卷60選文取捨表現出的對駢儷之文的偏愛，筆者另有《〈文選〉錄文傾向性之具體考察》，茲不贅述。

繼蕭統以後，以副君之重、皇子之尊領導文壇的蕭綱和蕭繹，

同樣既是駢文的擁護者，又是積極創造者。他們或稱讚「任昉、陸垂之筆」，是「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⑧]。或認為」任彥升甲部闕如，才長筆翰，善積流略，遂有龍門之名，斯亦一時之盛」[⑨]。任、陸之「筆」，大都是駢文，肯定任、陸之「筆」，也就是肯定他們的駢文創作。對任昉之筆的肯定，是當時南北方壇的普遍態度。《梁書》本傳云：

雅善屬文，尤長載筆。才思無窮，當世王公表秦，莫不請焉。起草即成，不加點串。沈約一代詞宗，深所推挹。

同時代人的推崇之語甚多。名劉峻在其《廣絕論》中，稱其：

遒文麗藻，方駕曹王；英特俊邁，聯衡許郭。

而在殷芸的《與到溉書》、王僧儒《太常敬子任府君傳》中，更是把任推崇到無以復加的高度。

北方文壇，則因為模仿沈約還是模仿任昉，相互攻訐，幾成宗派。《顏氏家訓·文章》：

邢子才、魏收，俱有重名，時俗準的，以為師匠。邢賞服沈約而輕任昉，魏收慕任而毀沈約。每於談宴，辭色以之。鄴下紛壇，各有朋黨。

《北齊書·魏收傳》：

邵又云：「江南任昉，文體本疏，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偷竊。」收聞乃曰：「伊常於《沈約集》中作賊，何意道我偷任」。

任昉、沈約，均是駢文大家。無論是「偷」沈，還是「偷」任，都可見出，駢文形式不令盛行於南方，在「詞義貞剛，重乎氣質」[⑩]的河朔，同樣受到「賞服」與「愛慕」。

　　這種南北一致的駢文大家的推崇，在六朝晚期，則轉為對徐陵、庾信的崇拜。徐庾早期馳名於南方文壇，晚年則分別為南北文宗，「牢籠於一代」[11]，標誌著駢文的極盛。

　　李那《答徐陵書》盛讚徐陵之文的影響：

　　麗藻呈鋪，雕文錦縟。風雲景物，義盡緣情；經論憲章，辭殫表奏。久以京師紙貴，天下家藏。調移齊右之音，韻改河西之俗。

宇文遒《庾信集序》則認為庾信之文，兼有古文之美：

　　誄奪安仁之美，碑有伯喈之情。箴似揚雄，書同阮籍。

　　這些並不是同儕朋輩的虛偽恭維之詞，而確實反映了當時一般讀者的態度。正史上的記載可以為證。如「陳書·徐陵傳》說徐陵「每一文出手，好事者已傳寫成誦，遂被之華夷，家藏其本」。而《周書·庾信傳》則載早期在南方時，「當時後進，競相模範。每有一文，京都莫不傳誦。」「聘於東魏，文章辭令，盛為鄴下所稱。」晚年在北方，則「由是朝廷之人，閭閻之士，莫不忘味於遣韻，眩精於末光。猶丘陵之仰嵩貸，川流之宗溟勃也。」

　　駢文在產生和全盛的六朝時期，就是這樣廣泛地為讀者接受並崇尚，駢文形式為什麼在六朝時期會這樣盛行一時，當然與六朝的社會文化背景有密不可分的關係。這在筆者博士論文《六朝駢文形式論》中有專章論述，本文篇幅所限，不再涉及。這裡，我們要特彆強調在讀者與作者審美趣味一致性中，反映出的駢文的特殊性。六朝駢文都是有為而作，哪怕是為了答謝別人贈送的一筐桔子，一點乾魚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六朝駢文中，應用文占多數，無論反映的是軍國大事，還是屑屑瑣事。也就是說，六朝駢文的寫作，本是從功利性出發的。但六朝駢文的表現方式，與當時非功利性的純文學——詩、賦的表達方式一樣，都完全是審美的。用最不經濟、最不功利的方式，表達最直接、最功利的目的。六朝駢文的這種特點，其實正反映出在六朝這個藝術化、審美化的時代，美不僅僅存在於文學和藝術中，也浸潤於人們的生活方式里。

　　駢文形式所要求的高度文化藝術修養，使它成為了六朝作者讀者雙方顯示自己文化教養、家世地位的方式之一。因此，駢文形式固然是非功利性的美的形式，也正由於這樣，它受到了愛美的六朝人的喜愛。而駢文形式背後潛藏的功利效果，又使它獲得社會普遍熱愛。用駢文形式來書面議政和交際，在我們現代人看來，顯得華而不實，費力不討好。而在六朝，則是最自然不過的方式。而且，不用駢文形式，就不足以表達其功利性的目的。如庾信眾多的謝啟，都採用了華美的駢文形式。如果庾信用質實的語言，直接表達他的謝意，恐怕他還不會不斷得到賞賜。「雅好文學」的世宗、高祖、趙騰諸王，與他「周旋款至」，「有若布衣之交[12]，很大程度上也是他有作駢文的功夫。

明了駢文功利性和非功利性這種錯綜的關係，對我們理解六朝讀寫雙方熱衷駢文，駢文的大行一時，實在大有幫助。

　　　　　　　　　　　　　　　　　【二】

　　六朝當代，也有一些對六朝文學進行反思的聲音，但對駢文的地位幾乎沒有影響。究其原因，這期間人們把矛頭更多地指向了六朝文學的題材、內容，而非形式；更多地是從功利主義出發，而非從文學本身出發，批評六朝文風。裴子野《雕蟲論》有一段著名的批評六朝當代文學的話：

　　爰及江左，稱彼顏、謝，箴銹##，無取廟堂。宋初迄於元嘉，多為經史。大明之代，實好斯文。高才逸韻，頗謝前哲。波流同尚。滋有篤焉。………淫文破典，斐爾為功，無被於管弦，非止乎禮義。沈心主丹木，遠致極風雲。其興浮，其志的。巧而不要，隱而不深。………

　　錢鍾書《管錐編》第四冊217條云：「此論為詩而發，非概論文體。」且不論「了無篇什之美[13]」的裴子野強調文學的政教作用，忽略文學的審美作用的觀點是否正確，他對當代文章的流行形式——駢文，並未加以批評。而且，他的這段文字，駢儷化痕迹也是很明顯的。《雕蟲論》正文共64句，形成對句的有26奐。再如其《宋略總論》317句中，對句多達196句。《梁書》本傳稱「子野為文典而速，不尚麗靡之詞，其製作多法古，與今文體異。」這種「異」，大約主要還是指其詩的質實無華[14]，至於其文章創作，正如錢先生所言，是「儷事偶詞，與沈約、任之『今文體』了不異撰」。如《宋略總論》有云：「方軌長驅，則三齊無堅壘；回戈內赴，則五嶺靡余妖。」這樣的句子，與今文運用駢偶隸事確沒有什麼大異。並且也就在此文中，作者讚美道：「文章則顏延之、謝靈運，有藻麗之矩才。」裴子野雖然不滿宋齊以來的文風，但並不否定駢文形式。這也是六朝注重文學的內容和教化作用一派的共同態度。如六朝末期由南入北的顏之推，在《顏氏家訓·文章》中說：

　　文章當以理致為腎，氣調為筋骨，事義為皮膚，華麗為冠冕。今世相承，趨末棄本，率多浮艷。辭與理競，辭勝而理伏；事與才爭，事繁而才損。放逸者流宕而忘歸，穿鑿者補綴而不足。時俗如此，安能獨違？但務去泰去甚耳。必有盛才重譽，改革體栽者，實吾所希。

強調內容是根本，但並不否定形式。認為「今世」文風需要改革，但並不反對其形式上優點。同篇又云：

　　今世音律諧靡，章句偶對，諱避精詳。賢於往昔多矣。宜以古之制裁為本，今之辭調為末，並須兩存，不可偏棄也。

　　顏之推的觀點，其實與劉勰一樣，對駢文形式本身不但不反對，而且還很喜歡。只是要求華實相副，情采兼具而已。

　　當然，顏之推所謂「文章」，包括詩文在內。真正針對駢文發難的，還是西魏的蘇綽和隋初的李諤。

　　蘇綽直接提出改革文風的主張，是在西魏文帝大統十年、十一年間。這正是梁武帝大同年間，南方文壇蕭綱東宮的輕艷文風盛行之時。《北史·柳慶傳》云：

大統十年，……時北雍州獻白鹿，群臣欲賀。尚書蘇綽謂慶曰：「近代已來，文章華靡。逮於江左，彌復輕薄。洛陽後者，祖述來已。相公柄人軌物君詔典文房。宜制此表，以革前弊。」慶操筆成立，辭兼文質。綽讀而笑曰：「積桔猶自可移，況才子乎」？

　　柳慶《賀白鹿表》怎樣「辭兼文質」，我們已不得而知。但蘇綽對文章的要求，卻可以從他的《大誥》中看出來。《周書·蘇綽傳》載：

　　自有晉之季，文章競為浮華，遂成風俗，太祖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廟，群臣畢至，乃命綽為《大誥》。秦行之。……自是之後，文筆皆依此體。

　　原來主張革新文化的，是當時實際的最高統治者宇文泰。並且所謂革新，就是要復古。要用《尚書》的文體來規範當世之文。這裡提到「文筆」，其實恐怕主要還是指的「筆」。具體的說，就是朝廷各類應用文。《史通·雜說》云：

　　尋宇文初習華風，事由蘇綽至於軍國詞令，皆準《尚書》。太祖敕朝廷，他文悉准於此。蓋史臣所記，皆稟其規。柳虯之徒，從風而靡。

改革的對象，是朝廷應用之文。既然當權者提倡，其他筆類文章從風而靡，也是自然的。

駢文形式未受到六朝各種思想傾向的作家和文學批評家的反對，卻被西魏的政治家徹底否定，正表明宇文泰、蘇綽的文體復古，不是文學的，而是政治的，功利的。這與當時宇文集團的文化修養與政治需要有著密切的關係。

　　北魏後朝，北方文學在模仿南方中，也有了一定的發展。但東西魏分離時，洛下文士，大多留在了東魏。西魏在庾信入經及平江陵後掠來大批南方文士之前，文化是很落後的。按劉知幾的說法，宇文初習華風，事由蘇綽。蘇綽則是「博覽群書，尤善算術」[15]，是個實幹的政治政家。因而宇文泰、蘇綽等，不能從審美的角度看待駢文，而只看到華麗文風的無益教化。

同時，「性好儒術」[16]，有宏才大略的宇文泰，一心要「革易時政，務弘強國富民之道」[17]。而蘇綽則「盡其智能，贊成其事」[18]。文體的復古，不過是「敦教化」的手段之一。《周書·蘇綽傳》載蘇綽擬的《六條詔書》，提出：浮薄者，則衰弊之風；質直者，則淳和之俗。衰弊則禍亂交興，淳和則天下自治。華麗的駢文，當然被認為是浮薄的，宜在革除之列。宇文泰、蘇綽等就是這樣帶著政治教化的有色眼鏡的讀者。他們對駢文形式的反對，完全是從功利場出發的。

　　不過，文學形式的革新要取得成功，必須依賴於內部力量的推動。出於功利的目的，或是矯李瑞環過正的復古，都不能完成這一使命。魏末周初，由於大批南方文人羈旅長安，而且宇文集團自身也華化日深，華麗文風日盛，駢文形式又廣泛流行。

　　宇文泰、蘇綽改革文體的主張提出40年後，隋文帝楊堅與李諤，又提出了改革文風的主張。這一次，雖然最高統治者反對華艷文風的態度堅決，但對駢文形式卻是豪無影響。《隋書·李諤傳》載，李諤《上隋高帝革文華書》中提到，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要求應用文去掉華藻，講求實用。並在同年九月，「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艷，付所司治罪。「耐人尋味的是，這樣嚴勵的行政措施，對駢文形式似乎並未產生什麼作用。李諤的上表就是用駢文寫的。他批判劑梁文風的那段有名的言論，就是很標準的駢句：

　　遂復遣理存異，尋虛逐微，竟一韻之奇，爭一宇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

「解屬文」[19]的李諤，為迎合隋文帝崇尚質樸的政治需要，在《上書》中，從魏之三祖，到齊梁文學，五言詩與詞賦，都完全否定，並請對有華艷文風者，繩之以法。但其自身，同樣擺脫不了六朝「今文」的影響，用駢文形式寫作。在這次文風改革中，駢文華艷的特點，可能受到暫時的抑制。但很快反對華艷文風的聲音也就煙消雲散了。駢文形式依然在文章領域占統治地位，並且一直持續了百年之久。

　　六朝末期北方兩次文體改革的主張，都是出於政治功利的目的，矛頭都指向公私文翰這些應用文字。六朝人將應用文變成了藝術美文，而兩次由當權者發起的文體改革，都站在政治教化的立場上，要恢復應用文的功利特點。這既反映了社會整體的變化，也反映了讀者個體的變化。

　　這兩次文體改革，都是由政治家提出的，並且都既是勵精圖治的開國之君，又或是漢文化修養不高的異族統治者，或是「素無學術」，「又不悅詩書」[20]的武人。他們從政治教化的角度，反對華偽，提倡質樸。因而對公私應用文字的華艷詞句不滿。但是，他們及其臣下，都不具備從文學自身的角度來認識，改造六朝文風的能力，而只能試圖以矯枉過正的復古，或齊以刑，來改革文風。駢文有其特有的藝術規律，有其特定的讀者群。六朝末期出現的文體改革主張，說明社會上層中出現了反對駢文的群體。這個群體雖然握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卻沒有相應的文化優勢，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知識階層的審美趣味。駢文的作者和讀者，仍然是社會審美思潮的主流，因而駢文形式依然盛行。

　　　　　　　　　　　　　　　　【三】

　　從初唐到盛唐，唐人對六朝詩風進行了成功的反思。在創作中，吸收了六朝的藝術成果，又逐步擺脫了六朝的局限，迎來詩歌史上前所未有的輝煌。駢文也在六朝的基礎上有所發展。但無論是理論上還是創作上，都是六朝的繼續。沒有正面抨擊駢文的言論。駢文的對立面——散文，仍然處於沉寂之中。

　　「六朝駢文」這一概念，如果從時代的角度來看，當然是指六朝時期之文，但若是指代一種文章創作的風格，則初盛唐之駢文，可以說仍然是六朝文的風格。因此，我們說，初盛唐時期，仍然是駢文的順利發展期。

　　唐初君臣同樣也反對華靡文風。但文化素養要比宇文泰、楊堅等高得多，胸襟也要開闊得多。沒有用行政命令來強制改革文風。唐初由人君下詔，重臣參與修撰的諸史，都是要以史為鑒，總結歷史上的政教得失。他們對齊梁文風的反思，都是要以史為鑒，總結歷史上的政教得失。他們對齊梁文風的反思，在諸史的《文苑傳》里都有反映。他們既從政教觀點出發，反對六朝華艷文風，但同時對文學的藝術特點，又加以肯定。如《周書·王褒庾信傳論》：

　　雖詩賦與奏議異軫，銘誄與書論殊途，而撮其旨要，舉其大抵，莫若以氣為主，以文傳意。考其殿最，定其區域。摭六經百氏之英華，探屈、宋、卿、雲之秘奧。其調也尚遠，其旨也在深，其理也貴當，其辭也尚巧。然後瑩金璧、播芝蘭，文質因其宜，繁約適其變，權衡輕重，斟酌古今，和而能壯，麗而能典，煥乎若五色之成章，紛乎猶八音之繁會。

強調的是文質相宜，並未否定「巧」「麗」這些六朝文學的藝術特點。這種觀點，雖然是繼承劉勰等人的理論，對以後唐代文學的發展，確也奠定了正確的方向。在唐初，六朝文學的風格依然盛行，駢文則當然繼續其在文章領域的獨尊地位。

　　一般認為，唐詩繁榮的最初跡象，是所謂「初唐四傑」的出現。而「四傑」的文章創作，卻都是駢文。並且，駢文在四傑手中，風格也趨向宏博、壯大。王勃在《上吏部裴侍郎啟》中，也站在政教的產場，對屈宋以來，尤其是六朝的文學，進行了嚴厲的抨擊：

自微言既絕，斯文不振。屈宋導澆源於前，枚馬張淫風於後。談人主者，以宮室苑囿為雄；名流者，以沉酗驕奢為達。故魏文用之而中國衰，宋武貴之而江東亂。雖沈、謝爭鶩，適先逃齊、梁之危；徐、庾並馳，不能免周、陳之禍。

　　綺靡文風將導致國家的危亡禍亂。這種聳動視聽的觀點，可以說是唐初君臣共同的看法。王勃只不過是重複這種觀點。「四傑」的創作從內容上說，確實比六朝更為豐富，氣勢也要壯大。但其詩、賦、文，都不僅直接繼承了六朝的形式，而且更精緻了。就駢文而論，則不僅繼承六朝駢文的諸形式要素，而且有進一步變本加勵的追求形式的傾向。例如，對句中的當句對，在六朝駢文中還比較少見，而在王勃文中卻很常見。宋洪邁《容齋續筆》卷三「詩文當句對」條云：「唐人詩文，或於一句中自成對偶，謂之當句對。……自齊梁以來，江文通、庾子山亦如此。如王勃《宴騰王閣序》皆然。」至於虛字對，如人們熟知的駱賓王《代徐敬業傳檄天下文》中的「宋微子之興悲，良有以也。袁山之流滋，豈徒然哉。」這種虛字作對法，六朝駢文中也很難見到。

　　再看句式，六朝駢文中，四六隔對出現較早，但到徐陵 、庾信文中運用才比較多。而「四傑」的駢文，繼承徐、庾運用四六句的特點，四六隔對的運用卻很常見。至於說隸事用典，不僅繁密，而且有時還甚冷僻。段成式《西陽雜俎》前集卷十二論王勃文云：

　　燕公常讀其《夫子學堂碑》，自「帝車」至「太罕」四句，悉不解。訪一公。一公言：「北斗建午，七##在南方。有是之詳，無位聖人當出。」華蓋已下，悉不可解。

使典之僻，連張說、一行和尚、段成式這樣的博學之士尚且不解。比六朝駢文的醉心隸事有過之而無不及。而駢文之聲律則在詩賦都已入律的背景下，更趨完善。如著名的《騰王閣序》，節奏點與句腳之平仄，全合四六文之嚴格要求。因此，可以說，「四傑」之駢文，在形式上，比六朝駢文更接近典型的四六文。

　　不僅「四傑」以其駢文創作，表現出對六朝駢文形式全面接受的態度，就是被譽為「道喪五百歲而得陳君」、[21]的陳子昂，不僅在理論上未直接批評駢文形式，而且在創作中也採用了駢文形成陳子昂《與東方左史虯修篇序》，可說是唐代詩歌革新運動的宣言書。其中提到「漢魏風骨，晉宋莫傳。」「齊梁間詩，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對六朝文學缺乏風骨興寄作了批判。但陳子昂的矛頭所指是詩歌，而且側重的是要求作品有寄託，要有感而作，情感濃郁強烈，內容勁健剛直，反對采麗競繁卻無興寄之作，並不否定藝術形式本身。

　　儘管韓愈也認為「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22]，但陳子昂對文學的影響，主要還是在詩歌方面。直到盛唐，文章領域還是「燕許大手筆」的駢文獨領風騷。雖然盛唐諸家之駢文，與六朝及「四傑」駢文風貌已有不同。形式上散句增多了，典故減少了，這預示著駢文將要發生的變化。但無論是和類朝廷應用文，還是士人之文，駢體仍是主要形式。

　　綜觀從初唐到盛唐的詩文創作，一個有趣的現象很值得注意。詩歌在對六朝的批判中，六朝所發展起來的種題材、內容，尤其是形式技巧，卻被成熟應用，從而創造出唐詩的無比輝煌。六朝文完全沒有受到六朝詩那樣尖銳的批評，駢文形式也一直廣泛應用著，卻沒有帶來唐文的繁榮。唐文繁榮的歷史使命，將由古文，而非駢文承擔。批判的繼承，使文學得以有超越前人的發展。初盛唐文章領域，對六朝駢文正面接受為主，缺乏批判性的反思，固然使駢文保留了在文壇對散文的優勢，也使駢文逐步僵化，沒有如近體詩那樣，在唐代獲得超越六朝的輝煌。

　　初盛唐百年間，駢文得以繼續流行的原因，普遍的看法是受六朝習慣勢力的影響。歐陽修《集古錄跋尾》卷五：

　　余屢嘆文章至陳、隋，不勝其弊。而怪唐家能臻致治之勝，而不能遽革文弊，以謂積習成俗，難於驟變。

這因然是重要的原因之一，但根本的原因，還是作者和讀者都沒有改變駢文形式、復興散文形式的要求。也就是說，駢文形式像律詩的形式一樣，與初盛唐社會審美思潮並不抵觸。

首先，駢文的作者與讀者群不僅依然存在，而且範圍有所擴大。唐興以後，豪門士族的勢力有所削弱，但六朝經義而以文史論人的社會風氣依然如故。兩漢士人的重要出路是通經致仕。魏晉以後，高門士族尚是「人人有集」[23]，一門能文，而下層士人延譽的方式則是獻詩、獻文。南朝寒門文學家，如鮑照、劉勰等，都有此舉。唐代的科舉制度，則給予了士人憑文史進身的正當出路。而且詩賦一門，還比明經等其他科目更被社會看重。詩賦所試，都是形式要求與駢文有相通之處的律詩、律賦。這樣，造成了社會看重文史才能，士人普遍能詩善賦的狀況。這些都為駢文的創作和欣賞提供了條件。同時，從現存的作品來看，直到盛唐的朝廷策對都是駢文。至於詔令章表等朝廷應用文字，也都例行駢體。士人要想進入仕途，熟習駢文的形式技巧，成為必要的條件之一。到已經經過古文運動洗禮以後的晚唐，李商隱談到他由古文轉學駢文，還是由章奏開始：

　　樊南生十六能著《才論》、《聖論》，以古文出諸公間。後聯為鄂相國、華太守所憐，居門下，時敕定奏紀，始通今體[24]。

甚至到了宋代，司馬光還以不擅四六為由，力辭翰林學士之任。[25]。

　　其次，初唐至盛唐，漢魏文質並重的觀點是文學思想的主流。顯然，這比文以協道的思想更寬容，更注意文學作品自身的藝術性。在六朝，駢文的內容，上則是廟堂之制，下也未滑到一些宮體詩的橫陳香軟之中。在並沒有什麼道統觀念的初盛唐人看來，六朝駢文之「質」是沒有什麼問題的。駢文之「文」，即它的形式技巧，在接受了詩賦走向律化的初盛唐詩人眼中，當然也是能接受的。駢文作為一種文體的出現，幾乎是與儒家在思想領域統治地位的削弱相一致的。從產生時起，駢文就沒有負載道的重任。而只有作為應用文字的實用功能和作為藝術美文的審美功能。尤其是後者，更是它與傳統散文的分水嶺。六朝至盛唐，文學思想屢經變化。但其主流是側重於抒發個體情感，追求形式新變，而不是功利主義文學觀的反映政教得失，文以載道。作為以非功利的形基本功追求為特點的駢文，在這一文學思潮下，自然流行不衰。

第三，初盛唐的文學成就，主要體現在詩歌方面。文章領域，駢文乘六朝之勢，還間有名家產生。而傳統散文，仍是沉寂。沒有出現什麼變化，來與駢文抗衡。也就是說，文章領域，在初盛唐時期，其內部還沒有產生變革的動力。

　--------------------------------------------------------------------------------[①] 六朝有駢文之體而無駢文之名。駢文之句始於清。但以駢文指稱六朝今體文章為學界慣用，姑用之。

[②] 劉勰《文心雕龍·才略》。范文瀾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下同。

[③] 《文心雕龍·才略》。范文瀾注引紀昀評語。

[④]《文心雕龍·情采》

[⑤]同上。

[⑥] 王運熙、楊明《魏晉南北朝文學批評史》第三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⑦] （日）清水凱夫：《文朝文學論集》，重慶出版社1988年；屈守元：《文選導讀》有關章節，巴蜀書社1993年版。

[⑧] 蕭綱《與湘東王書》，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梁文》。下同。

[⑨] 蕭繹《金樓子·立言》。《叢書集成初編》本。

[⑩] 魏徵《隋書·文學傳論》，中華書局1997年版。·

[11] 令狐德芬《周書·王褒庾信傳》，中華書局1987年版。下同。

[12] 《周書·王褒庾信傳》，

[13] 蕭綱《與湘東王書》。

[14]蕭綱《與湘東王書》，稱裴「質不宜慕。」從上下文看，應是針對其詩而言。

[15]《周書·蘇綽傳》。

[16] 李延壽《北史·周太祖文帝傳》。

[17] 《周書·蘇綽傳》。

[18] 《周書·蘇綽傳》。

[19] 《隋書·李諤傳》。

[20] 《隋書·高帝紀》。

[21] 盧藏用《右拾遺陳子昂文集序》。

[22] 韓愈《薦士》。

[23] 姚思廉《梁書·王筠傳》，中華書局1983年版。

[24] 李商隱《樊南四六甲集序》。

[25] 《宋史》卷三百三十六《司馬光傳》。

（原刊於《文選學新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