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先生與公民教育

　　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

　　爭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

　　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

　　——胡適

　　我在為學生編公民讀本時，讀到胡適《介紹我自己的思想》，他認為《易卜生主義》一文「代表我的人生觀，代表我的宗教」。為此他提供的說明是：「易卜生最可代表19世紀歐洲的個人主義的精華，故我這篇文章只寫得一種健全的個人主義的人生觀。……這個個人主義的人生觀一面教我們學習娜拉，要努力把自己鑄造成個人;一面教我們學斯鐸曼醫生，要特立獨行，敢說老實話，敢向惡勢力作戰。」胡適所說的「健全的個人主義的人生觀」，其實就是哲學本體論意義上的以人為本的人生價值觀，也就是通常所說的核心價值觀。在胡適眼裡，「健全的個人」必須具備兩個條件：「第一，須使個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須使個人擔干係、負責任。」娜拉在家裡被丈夫當做玩具一樣哄騙和利用，等到她發現這種真相之後，就毅然離家出走，重新選擇自己的人生道路，這就是她通過自我健全來承擔自己的個人責任的第一步。《國民之敵》中的斯鐸曼醫生髮現溫泉裡面存在著危險的病菌，就建議溫泉浴場停業整治。當地的浴場老闆、政府官員及普通市民，擔心這樣做會影響到旅遊收入及經濟繁榮，堅決反對斯鐸曼醫生揭露事實真相，並且在大會上宣布斯鐸曼醫生是「國民之敵」。易卜生從事戲劇創作的主要成就，就是呼籲全社會容忍和鼓勵包括娜拉、斯鐸曼醫生之類的「健全的個人」，從而保障現實社會中不斷湧現的敢於說出真話、敢於承擔責任的「國民之敵」。

　　例如對於當時專制主義，法西斯主義等鼓吹：你若爭個人自由，便會危害國家利益，他們所謂國家利益說到底，就是他們依靠專制主義手段欺壓人民所獲取的既得利益。國家主義所要造就的是完全喪失自由獨立的人格的奴才!胡適直接對此種國家主義進行批判：「現在有人對你們說『犧牲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我對你們說：『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這句話使許多人醍醐灌頂，茅塞頓開!被奉為現代國家公民的至理名言。胡適不僅這樣說，而且也是這樣做的，他提出「好政府主義」，面對國民黨政府無法無天肆意踐踏人權的做法，胡適滿腔悲憤地痛吁：「人權在哪裡?法治在哪裡?」被尊為公共知識分子的楷模。

　　那麼他這種強烈的現代公民意識是從何而來的?又是怎麼形成的?讓我們翻開他的《口述自傳》和《留學日記》，追溯一下他的求學生涯和思想軌跡。

　　胡適於1905年(光緒乙巳年)進入上海澄衷學堂求學，第二年夏天離開，大約一年半的時間。澄衷共有12個班，課堂分東西兩排，最高一班稱為東一齋，第二班為西一齋，以下直到西六齋。那時候還沒有嚴格的學制，用現在的名稱來分，前六班可算為中學，其餘六班為小學。一開始，胡適進的是東三齋，相當於初二，下半年升入東二齋，相當於高一，第二年又升入西一齋，也就是高二了。極為難得的是，在澄衷學堂時期，胡適給我們留下了他存世最早的日記，從1906年2月13日開始，至同年7月26日止，共90餘篇。

　　胡適在日記中多次提到一本名為《國民讀本》(Citizen Reader)的書，是西洋人Arnold Jorster寫的，這本書對胡適今後的人格養成和社會活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胡適在光緒丙午年三月二十一日的日記中寫道：「《國民讀本》一書，其於國家政治(法)律，以及成人之道、自治治人之理，皆推闡無遺，其中哲言法語足為座右銘者，不可勝數。」胡適並且翻譯了其中的兩條格言：自治者乃治人第一著手處也;毋以不義加人，亦毋受人不義之加諸我。胡適還把上述格言和中國傳統文化中「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等思想做了聯繫。

　　在此前三月十七日的日記中，胡適還節譯了《國民讀本》中「論選舉」的一段，敘述的是秘密投票(Ballot)的程序。胡適一生重視選舉制度、讚揚無記名投票，和他早年讀的《國民讀本》有很大關係。四月十五日的日記中，胡適摘譯了《國民讀本》所論法律之公例六條：1.凡人對於法律皆平等;2.凡人未為他人證其有罪之前，皆當以無辜待之;3.同一罪名不能經二次之裁製;4.公堂皆洞開，恣人觀審;5.凡人不能裁製關切己身之訟事;6.法律不能以一人私之。這些就是我們今天所熟知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無罪推定」、「一罪不二罰」、「任何人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等法律原則，這是文明社會中每個公民應當知道的常識。

　　讀書之餘，胡適還頻繁地參加各種社團活動。胡適澄衷時期的90多篇日記中，涉及社團活動的有50篇左右，也就是說，胡適平均每兩天參加一次重要的社團活動。這些活動有校內的，也有兄弟學校的，甚至還有社會上的，其中最重要的有自治會和集益會。

　　自治會即「學生自治會」，就是現在的學生會，只是這個簡稱把最重要的兩個字給省略掉了。自治會選舉職員時，胡適以18票被選為會長。所謂集益會，顧名思義，類似於我們所說的座談會或者交流會。胡適三月二十日的日記，比較完整地記載了一次集益會的情況。會上有講文字學的，演說「泰丕」二字的意義;有講時事的，演說南昌教案;還有演說光學和算術的。

　　在《四十自述》中，胡適還記述了他在「自治會」頗為得意的一次演講，題目是「論性」。他駁孟子性善的主張，也不贊成荀子的性惡說。他承認王陽明的性「無善無惡，可善可惡」。他那時正讀英文的《格致讀本》，懂得了一點最淺近的科學知識，就搬出來應用。孟子曾說：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胡適說：孟子不懂得科學(格致)，不知道水有保持水平和地心吸力的道理。水無上無下，只保持它的水平，卻又可上可下，正像人性本無善無惡，卻又可善可惡。這篇「性論」很受同學的歡迎，他也很得意，以為真用上科學了。

　　胡適還把觸角伸向了校外，初步顯露了他愛管閑事的性格。當時，旅滬安徽人士籌劃成立安徽旅滬學會。胡適對旅滬學會章程甚不滿意，因此作一駁議，寄給方守六等發起人。該信長三千言，其要點是：先就學界入手，不摻他界;學界外，各業各舉一代表，每次與會旁聽;會計一職當設，不得由書記兼任。後來，旅滬學會由方守六提議，每縣各舉代表一人。胡適也「甚不表同情」，因此又作書與之辯論，提議學界、商界二界宜作分別。

　　方守六對胡適的觀點表示認同，並約他一晤。二人見面後，方守六勉勵胡適須學演說，胡適聽取了該意見。至於胡適所言代表一事，方守六說「吾儕亦是敷衍」。胡適聽後感慨地說：「嗚呼，此等人可與辦事耶?」當時，胡適才14歲;而方守六，則是《大公報》創刊後的第一任主筆。

　　胡適是學者和社會活動家，但我更願意用「公民」來稱呼他，正是因為把自己看作一個公民，胡適經常忍不住要對公共問題發表意見;也才對政治懷有一種「不感興趣的興趣」，既不遠離政治，又不離政治太近以至於「當局者迷」，而是始終保持恰當的距離，不急不躁。

　　在我看來，胡適是20世紀中國難得的一個合格公民，同時也是一個難得的公民教員。21世紀的我們，想要把自己培養成合格公民，不妨從胡適身上學習一些東西。胡適不是一生下來就成為合格公民的，它需要一個過程的慢慢學習和訓練。本文關注的就是他在澄衷學堂時期所受的公民訓練，我們可不要忘了，那是在大清帝國的時期。

　　留學美國時期，胡適說自己「愛管閑事，愛參加課外活動，愛觀察美國的社會政治制度，到處演講、到處同人辯論」。雖然只是個異鄉人，卻完全不把自己當外人，「輒視其地之政治社會事業如吾鄉吾邑之政治社會事業」，以很大的熱情投身政治活動和社會改良事業，「研究其利害是非，自附於吾所以為近是之一派，與之同其得失喜懼」，「有所附同，亦有所攻斥。」

　　對於胡適的上述做法，留美同學中很多人很不以為然，「人或嗤之，以為稚氣。」胡適是這樣為自己辯護的：「蓋吾人所居，即是吾人之社會，其地之公益事業，皆足供吾人之研究。且此種閱歷，可養成一種留心公益事業之習慣。則其人他日回國，豈遽爾便能熱心於其一鄉一邑之利害得失乎?」可見胡適是一個有準備的人，他想養成一種留心公共事務的良好習慣，把自己訓練成一個合格的現代公民，以便回國後對祖國的政治進步和社會改良有所貢獻。

　　留學時期胡適學會了看似平淡無奇，但對於民主政治來說卻是非常重要的兩件事：選舉和開會。

　　1912年是美國的選舉年。巧的是，這一年胡適開的課中，有山姆·奧茲老師的美國政治和政黨。胡適認為奧茲是他生平所遇到的最好的教授之一。奧茲一上課就要求班上每一個學生訂閱紐約出版的三份報紙：《紐約時報》、《紐約論壇報》、《紐約晚報》——在大選中分別支持總統候選人威爾遜、塔夫脫和羅斯福。奧茲要求學生在三個月內，把三份報紙的大選新聞都細讀一遍，然後寫出摘要，再寫出讀書報告。奧茲還要求學生把聯邦48個州在選舉中的違法亂紀作一番比較研究，作為期終作業。他同時向學生提出一個建議：看三份報，注意大選的經過，同時選定一個候選人作為自己的支持對象。這樣你就會更加關注他的得失，對選舉也會更加興奮。

　　胡適選定羅斯福作為支持對象，佩戴著一枚象徵支持羅斯福的大角野牛像的徽章跑來跑去。胡適後來承認，按照奧茲老師的要求做完上述這番工作後，他對選舉政治的那一套就非常熟悉了。

　　胡適極為重視美國人開會的程序。康奈爾大學時期，胡適多次到綺色佳城公民議會旁聽，並留有詳細的日記，詳細記載了討論的問題，問題的展開，以及最後的表決結果。胡適還在華盛頓旁聽過美國國會參眾兩院的會議。

　　更重要的是，胡適親身主持過會議(包括學生俱樂部和學生會議)。作為世界學生會康奈爾大學分會的負責人，1913年，胡適第一次坐在主席的位置，「此一夜之閱歷，勝讀議院法三月矣。」這裡所說的「議院法」，實際上是指《羅伯特議事規則》，當時幾乎所有的美國學生會的章程都明文規定，各種會議的議事程序要以它為準則。

　　胡適對議事程序的熟悉後來有過一次展示。他在北京大學任教時，一次去南京出席考試院召開的有關高等學校普考的會議，並擔任大會主席主持會議。一位考試院的元老來見胡適，對胡適說：「我們這一輩的元老國會的議員，總以為我們是唯一的一群人懂得議會程序了，但是今天看到你做主席時的老練程度，實在驚嘆不置!」

　　上面提到的《羅伯特議事規則》有孫中山譯本，名為《民權初步》。胡適說：「(在美國)使我對民主政治有所認識，以及一個共和國家的公民在政治上活動的情形，也有更進一步的理解。這是多麼有益的一種訓練!因此我對孫中山先生的強調使用議會程序的號召，實有由衷的敬佩。孫先生把一種民主議會規則的標準本，譯成中文，名之曰《民權初步》。民主議會程序，實在是實行民權政治的『初步』。」孫胡兩位先賢真正了不起的地方就在於，他們把開會這個普通中國人不重視的東西認真當回事。

　　唐德剛說，英語民族在政治上的優越性，主要體現在他們會開會，他們認真開會，並認真實行會議所形成的決議案。而中國人在政治上總是不上軌道，「不會開會」不能不說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在我看來，面對由專制歷史積澱而成的「子民心態」，20世紀以來，存在著胡適和魯迅兩種不同的改造方式。魯迅的方式是「改造國民性」，胡適的方式是「改造國體性」(即制度性)。我個人認為，魯迅筆下的國民性事實上更多與人性和人性的幽暗纏結一體，改掉也難。另外魯迅的改革國民性是排他的，魯迅不僅視其為「第一要著」，而且任何制度努力都不在他的視野中(「此後最要緊的是改革國民性，否則，無論是專制，是共和，是什麼什麼，招牌雖換，貨色照舊，全不行的」)。

　　胡適不然，他並非排斥國民性批判，但他的功夫更花在國體性和制度性的努力上，認為制度也是一種教育：「信仰制度法律的改密可以範圍人心，而人心受了法制的訓練，更可以維持法治。」因此，如何走向民治，胡適強調：「第一要給他一個實習做公民的機會，就是實行民治的制度;第二要減少它為惡的機會，使他不敢輕易犯法。」可以這樣對比，魯迅下筆是「國民」，胡適筆下是「公民」。魯迅的工作是對國民進行人性改造，胡適的努力是對公民進行制度教育。放在今天，如果不偏廢魯迅，但胡適的工作顯然更重要、也更為根本。

　　無怪乎已故的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李慎之先生提出：二十世紀是魯迅的世紀，二十一世紀是胡適的世紀。誠哉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