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和團一群無知農民對中國的巨大影響

1894年甲午戰爭慘敗，1898年戊戌變法又在血腥中落幕，當時的中國，從社會精英到普通民眾都迷漫著強烈的失望情緒。「國之將亡，必有妖孽」，這時一群底層民眾開始以會道門這種傳統的形式組織起來，以暴力騷亂的形式進行抗爭。

刀槍不入式的愚昧是義和團的底色，說洋要挖小孩眼睛之類的造謠是義和團蠱惑人心的重要手段，自以為自己站在正義一邊的暴力打殺是義和團的抗爭方式，而愛國則是義和團高高飄揚的一面大旗，強烈的民族情緒成為義和團殺人的理由，殺外國傳教士，殺洋人，殺得更多的是中國人，與外國傳教士有來往，殺！與洋人有接觸，殺！生病吃西藥，殺！身上有一盒外國的火柴，那也是用洋貨，殺！當時似乎殺得理直氣壯，今天看來，是何等的荒唐！

義和團一開始主張「反清滅洋」，後來朝廷覺得義和團的力量可資利用，便對義和團籠絡招安，很快義和團的口號變成「扶清滅洋」。此時的慈禧，或許是想讓清王朝這艘大船在風雨飄搖中免遭覆沒，因而作出孤注一擲式的放手一搏。慈禧一生中，已經親歷了1840年鴉片戰爭英軍侵華、1860年英法聯軍侵華、1883年中法戰爭和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這四次戰爭都以中國失敗而告終，此時的慈禧已時入遲暮之年，而國家已深陷深重的民族的危機之中，或許是幻想能夠對自己的人生歷史有一個交代，因而「病急亂投醫」，將希望寄托在「扶清滅洋」的義和團身上。或許，義和團喊打喊殺的吶喊聲，喚醒了慈禧內心的膽氣。

慈禧的心態如何，我們實在是難以猜測。但是，我們能夠清楚地看到的是，慈禧像一個業已輸得精光的賭徒，一門心思想扳回一局，竟然將寶押到了義和團身上。慈禧同時向英國、美國、法國、德國、義大利、日本、俄羅斯、奧匈帝國、西班牙、比利時、荷蘭等11國公開宣戰，接著就是圍攻北京東郊民港的各國使館。

從《宣戰詔書》的內容來看，慈禧對西方列強憤恨已久，心中有一股積怨難平之氣，是可以肯定的。在今天看來，無論是同時向當時世界上勢力強大的11國宣戰，還是圍攻外國使館，都是讓人無法理解的瘋狂之舉。宣戰的結果，自然是招致八國聯軍侵華，北京很快淪陷，慈禧倉皇出逃。大清帝國，這個曾經輝煌的帝國，像一個年邁力衰老態龍鐘的夕日英雄，在飽受欺凌之後，赤手空拳沖向敵陣，然後被對方輕而易舉地撂倒在地上。這一景象，讓我們心中產生無限的悲涼，也讓人們感到非常的滑稽可笑。

在《宣戰詔書》中，「朕今涕泣以告先廟，慷慨以誓師徒，與其苟且圖存，貽羞萬古，孰若大張撻伐，一決雌雄」云云，大有忍無可忍，哀兵必勝之勢。而「無論我國忠心甲胄，禮義干櫓，人人敢死。即土地廣有二十餘省，人民多至四百餘兆，何難剪彼凶焰，張國之威」，從後來的事實來看，幾乎是清廷在白日說夢話。《宣戰詔書》聲稱，「近畿及山東等省，義民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數十萬人，至於五尺童子，亦能執干戈以衛社稷」，似乎義和團是足以保衛國家的力量。當八國聯軍兵鋒直指北京之時，義和團這群烏合之眾，不戰而潰，四散而逃。而沿途百姓，竟然爭相幫助八國聯軍搬運糧草物資，更有甚者，在八國聯軍兵臨北京城下，攻城之時，竟然有大量百姓前來幫忙扶梯子。民心向背到了如此地步，大清可謂是氣數已盡，非亡不可了。

更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宣戰詔書》所言「爾普天臣庶，其各懷忠義之心，共泄神人之憤。朕有厚望焉」，結果是讓清廷無限的失望。在清政府同時向11國宣戰後，一份份的電報發到南方各省，催促各省封疆大吏迅速率兵北上共同滅洋，讓朝廷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劉坤一、張之洞、李鴻章、袁世凱等中國南方各省官員，公開對抗清廷，擅自與各參戰國達成不戰協議，拒絕與11國開戰。歷史上稱為「東南互保」。

當時擔任兩廣總督的李鴻章，面對清廷要求「進京勤王」的聖旨，竟然回復：「此亂命也，粵不奉詔。」可以說，李鴻章這種極其罕見的強硬態度，對「東南互保」提供了堅強有力的支持。「東南互保」，使河北、山東以外的地區避免了義和團之亂及八國聯軍侵擾，更為重要的影響是，「東南互保」是清末漢族封疆大吏與晚清朝廷公然分庭抗禮，使得清廷威信掃地，清廷的虛弱無能也表露無遺，從此地方實力派大員擁兵自重，開始了地方要員軍閥化的歷史，也開啟了民國軍閥時代的序幕。

在晚清，林則徐、曾國藩、李鴻章三位歷史風雲人物，比較一下他們的各自心境，我們似乎可以看到一點歷史走向的路徑。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三人之中，可以說林則徐名氣最大，名聲最好。林則徐對清廷可以說是忠心耿耿，沒有一絲一毫的非分之想。因此，在鴉片戰爭失敗之後，林則徐被革職查辦充軍新疆時，還要寫下「苟利國家生死與，豈因禍福避趨之」這樣的詩句，以明心跡。曾國藩憑藉其湘軍剿滅太平軍，可謂是挽狂瀾於既倒，可說是對清廷有再造之功。在曾國藩的湘軍勢力坐大之後，左宗棠曾送給曾國藩一聯：「神所憑依，將在德矣；鼎之輕重，似可問焉」顯然，左宗棠是想試探一下，曾國藩有沒有「彼可取而代之」的意思。曾國藩看過後，沉吟半晌，取筆改一字，把「似可問焉」改為「未可問焉」，然後退回給左宗棠。顯然，在曾國藩看來，「問鼎」之事，不敢亂想。自認為懷抱「帝王之學」的王闓運也曾鼓動曾國藩稱帝，曾國藩笑而不語，但在紙上寫下「謬、妄」二字。較之於譚嗣同「大陸龍方蟄，中原鹿正肥」的狂放，曾國藩要內斂得多。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曾國藩不敢火中取栗，也是時勢使然。此時曾國藩真要借湘軍之力而妄動「問鼎」，是福是禍，恐怕還是難以預料。正因為如此，在太平天國起義被剿滅之後，曾國藩毅然決然地截撤湘軍，以避擁兵自重，功高震主之嫌，以免招致殺身之禍，老老實實地做他的「中興名臣」。而到李鴻章時，則敢在「東南互保」中挺出而身，一方面可見李鴻章的膽識，另一方面也可見清廷已走向窮途末路，接下來走向土崩瓦解已是勢所難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