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以來中國對外開放歷程的演變及內在邏輯（四）
07-06
改革以來中國對外開放歷程的演變及內在邏輯（四） 四、21世紀：國際經濟新循環中的對外開放 （一）全球產業資本重新布局 中國進入21世紀以來的對外開放格局，與90年代以來全球產業轉移的大背景密切相關。 這一輪全球產業轉移，既有西方國家自500多年前全球殖民化擴張以來一以貫之的全球地緣戰略布局的主觀考慮，[21]也客觀上是2002年以來伴隨全球新一輪泡沫化加速、實體經濟部門因要素成本攀升而謀求產業價值鏈的全球重新布局的結果。 1990年代初蘇東解體、世界進入後冷戰和金融資本主導全球化競爭時代，佔據單極化霸權的金融帝國獲取收益方式發生本質變化，愈益依賴資本流入推動資本市場上升，在虛擬經濟領域追求流動性獲利的金融資本就愈益異化於產業資本。 例如，「（美國）1973—1985年，金融部門的利潤從來都沒有超過國內企業利潤的16%。1986年，這個數字達到了19%。1990年代，數字在21—30%之間徘徊，超過了戰後歷史最高水平。最近十年達到了41%。」[22]另據美國經濟分析局公布的數據分析，1996年美國金融和保險業增加值與製造業增加值的比例為43.9%，2001年為51.9%，2006年這一比例上升到了70.6%。[23]美國大型製造企業的利潤並不主要產生在它在國內的加工製造環節及其對產業鏈的垂直或水平整合，而是主要來自於國外的和下屬金融資產運營部門的金融資本收益。[24] 這種國內金融資本主導的產業結構調整直接形成了跨國集團對外進行產業轉移的動力。泡沫化金融逐漲殺跌獲取風險收益的本質，對由於進入和退出成本而內在具有穩健要求的實體經濟具有明顯的「擠出效應」——當原油、金屬等生產要素被泡沫化的金融資本主導定價，依賴實體要素投入的加工製造產業就會普遍面臨成本上漲的壓力。 與20世紀70年代的全球產業布局調整不同，那時是發達國家中產值利潤率相對較低的傳統產業部門最先向發展中國家轉移，而新一輪的布局調整中從發達國家中轉移出來的主要是現代製造業中的加工製造「環節」，而不是整個產業。 從產業類別來看，發達國家在繼續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在本國已失去競爭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同時，開始向發展中國家轉移資本密集型和資本技術雙密集型產業；產業轉移的重點從原來的原材料工業向加工工業、由製造業向服務業轉移，高新技術產業、金融保險業、貿易服務業、以及資本密集型的鋼鐵、汽車、石化等重化工業日益成為國際產業轉移的重點領域。 但從產業價值鏈的利潤分布來看，這一輪產業轉移，仍然是發達國家研發部門留在本國、生產部門靠近市場的戰略調整，與後發國家以市場換資本、換技術來加速本國工業化進程的交易和雙向選擇過程。 （二）中國對外開放機制的轉變 新一輪的國際產業資本轉移中大量移出的資本密集型或者技術、資本雙密集型產業，對資本規模、外部融資成本的大小和效率的要求較為嚴格，因而對東道國金融發展的需求和依賴也較大。當這些產業開始對外轉移時，中國不僅是產業結構相對完整、基礎設施比較齊全的國家，也是東亞金融風暴後亞洲區最為穩定的金融市場。因此，不但美國的產業向中國進行轉移，亞洲其他國家的產業也向中國轉移，中國逐漸成為世界產業轉移的主要受體。[25] 在這些綜合因素的作用下，到21世紀前後，中國對外經貿關係的動力就由國內產能過剩的推力為主轉變為外部需求的拉力為主；同期，主要集中在沿海的「外向型」經濟的內涵也發生了轉變：由傳統加工製造業產品為主、利潤主要是在地化產業內部分配的一般貿易，轉向了雖然產品升級但品牌和銷售利潤主要在外的新興產業和高新技術領域的原材料和市場「兩頭在外」的加工貿易。 於是，一方面「微笑曲線」壓抑國內企業利潤和勞工收入的機制性作用在國內逐漸普遍化；另一方面，也是更為嚴峻的問題，原材料和產品的定價權和相關制度的定製權「兩頭在外」，事實上構成了對國內製度乃至與之配套的思想理論演變的約束條件。 如果從進出口聯動的規律看，此次對外開放機制的轉變始於中國尚處在產業資本階段就不得不緊急應對開放經濟條件下外部金融資本危機（1997年國際熱錢衝擊東亞造成金融風暴）導致「輸入型經濟危機」爆發的1998年。 1998年以前，中國處於產業結構調整促進實質性產業資本擴張階段，經濟對外依存度還不高，對外開放主要服務於國內產業資本擴張需求，國內外兩種資源、兩個市場之間的替代性非常強，或者「大進小出」，或者「大出小進」，進口增速與出口增速兩條曲線幾乎完全相反（見圖5），[26]完全不同於西方國家產業對外轉移同時虛擬性金融資本擴張階段的進口長期大於出口、貿易逆差與資本順差同步增長。 而1998年以後，中國的進口和出口的增減則幾乎完全同步。尤其自2002年世界經濟走出上一輪低迷之後，到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之前，中國轉向兩頭在外加工貿易為主，越來越呈現「大進大出」的「雙高」態勢。 2002年以後中國參與國際貿易的方式以加工貿易為主，一般貿易方式的進出口額在全部進出口中佔比維持在40-50%之間（見圖6）。 這是因為，80年代外資剛開始進入中國時，看中的是中國國內龐大的消費市場，那時候出口創匯的主力是內資企業；當90年代中國尋求在國際市場上釋放過剩產能時，外資企業的出口佔比雖然有了大幅度提高，但仍遜於內資企業；進入新世紀以來，外資企業佔據了中國進出口貿易額的50%以上，加工貿易進出口額的8成以上，從2001—2010年，外商投資企業加工貿易進出口佔全國的平均比重為81.57%。[27]在蘇南這樣的已經形成與長三角產業資本配套的製造業結構的地區，外向型經濟的特點尤其顯著，外資企業佔總進出口的比重甚至達到70%。 中國不僅實體經濟成為全球產業布局中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其虛擬資本也加入了全球資本循環。從全球外匯賬戶的分布格局可以看出，1990年代以來，美國的產業轉移指向是東亞地區和中國，貿易逆差也是朝向東亞。美國的貿易赤字與東亞的貿易盈餘大體相抵，構成美國對東亞的依賴。 從美國全部海外資金收入和支出的圖中可以看到，美國從海外取得的資產收入主要來自於出售給外國投資者的證券和債券、銀行信貸或者出售公司和不動產；資產支出中，除了貿易逆差形成的經常賬戶赤字外，還有相當大比重是用於美國個人和機構購買海外資產。[28]北京大學陳平教授將其概括為：發展中國家用出口換匯再投資於發達國家金融衍生品市場，而發達國家的投資銀行則反過來用這些收入去收購發展中國家的戰略產業，從而形成在全球的戰略控制。 （三）中國加入國際經濟新循環的收益與成本 作者在近幾年來經常用下圖來揭示現行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約束下一般發展中國家對金融資本經濟國家的雙重供給（兩個粗線箭頭）及其造成的惡性循環。 此外，美元增發及其在全球的泛濫，加劇了全球金融資本的進一步過剩。發達國家可以通過經濟泡沫化而全球獲益，即使非金融領域也可以享受資本溢出效應，而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則因為不具有金融資本的主導權，只能以國內通貨膨脹的形式使全體國民承擔美元泡沫化和本幣通脹的雙重成本轉嫁。 目前，世界每年的貨幣交易額高達700—800萬億美元，其中與商品生產和流通有關的部分只佔1%；世界每年的金融商品交易額超過2000萬億美元，世界GDP卻只有50萬億美元，與商品生產和流通相關的金融活動僅佔2.5%。[29]新世紀以來美國累積了大約6萬億美元左右的貿易赤字，主要靠貨幣增發和資本帳戶順差來化解。而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不管有沒有外匯管制，長期凈出口都會造成國內貨幣供給大於產品和服務的供給，勢必加大國內通貨膨脹的壓力。 2011年2月，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易綱在一個公開場合指出：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外匯儲備少，便採用「獎出限入」政策。目前，很多地方政府仍然鼓勵創匯，但創匯已經使國際收支極不平衡。當前國際收支不平衡的主要矛盾已由外匯短缺轉為貿易順差過大、外匯儲備增長過快。經常項目或貿易順差過大，使得人民幣升值壓力較大；為了保持人民幣匯率相對穩定，央行必須購回美元，從而被迫投放基礎貨幣；較多的貨幣推高了通貨膨脹，進而物價上漲。到2010年底中國外匯儲備累計為2.85萬億美元，中國央行拋出了近20萬億元人民幣來對沖。因此，「貿易順差過大是通脹的源頭。」[30] 可見，外向型經濟主導與通貨膨脹惡化存在直接的正相關，包括中國在內的經濟對外依存度高的發展中國家，都不太可能靠國內政策緩解通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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