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與書的故事

胡洪俠吳藕汀剛剛出版的文化老人吳藕汀《葯窗詩話》大可消暑。老人一生遠離世事，將自己隱於書海，藏之筆端。先生去世前，許宏泉去嘉興看他，見老人身邊還堆放著《袁氏當國》等新書數卷。老人曾對秀州書局的范笑我說：我死後，你們有了好書，幫我留著，放在我的書架上。唐弢唐弢先生專藏現代文學書籍，是首屈一指的大家，淘書買書寫書讀書凡六十餘年，一生的命運都與書相糾結。可是到了晚年，他說了一番愛書人聽了會很沉痛的話：「我對書的感情已經漸漸地淡下去，淡下去……不僅沒有興趣買書，而且沒有興趣讀書。我感到的無力是真正的無力，對於書，看來我實在有點疲倦了。天!為什麼我會覺得那樣的疲倦、我會覺得那樣的疲倦呢?」藏書家勇於借書給別人者，其心理必先有承受「書難」之準備，否則難避「死去活來」之苦痛。唐弢先生堪稱「借書勇者」。上世紀50年代，東北新華書店一書籍裝幀人員借去唐弢藏書數十種，書皆裝幀漂亮，設計藝術高超，其中多有著名裝幀藝術家錢君匋設計的特藏本，印數不過十餘冊。孰知書去時桃紅柳綠，幾年後歸來時已枝殘絮敗，破爛得面目全非了。又，組織上要參加萊比錫圖書展，唐弢收藏的德法兩國著作早期中譯本被借去參展。結果，出了家門的書彷彿出征的士兵，不知是「戰死沙場」還是當了「俘虜」，反正再沒有回家的時候。當時的文化部長茅盾批示說，「一定追查，還給唐先生」，終是沒有下落。我只恨沒有唐弢先生的藏書；若有，也絕沒有他一借再借的勇氣。 朱自清舊書價格的高低，一來隨行就市，二來因賣書人而異，實難有一定之規。同一部書，往往有價格懸殊甚巨者。朱自清回憶自己買書經歷時說，某日一書鋪持高麗本《杜律分韻》登門求售，兩冊書索價三百元。「書極不相干而索價如此之高，荒謬之至」。孰料次日又有書鋪送來同一套書，要價僅兩元。遂立刻買下。 葉靈鳳老上海北四川路添福書庄的廣東老闆既不太懂書，又時常喝醉，當時許多愛書人都在這裡揀過便宜，戴望舒揀過，葉靈鳳也揀過。一冊巴黎版的喬伊斯《尤里西斯》，一部「只合藏在枕函中」的《香園》，老闆給葉靈鳳的賣價是一塊四。葉靈鳳自己都不敢相信，「如果他那時知道《尤里西斯》的定價是十美元，而且還無從買得，《香園》的定價更是一百法郎以上，他真要懊喪得爛醉三天了」。 黃裳「文革』期間有大字報揭發黃裳從外地買得一船舊書，中有宋元舊本，發了大財，一時眾口哄傳，引起「公憤」。黃裳2004年寫文章憶起此事。春秋書店的嚴阿毛，欲往寧波倪家收購即將論斤賣做還魂紙的一屋舊書，因路資無著，找黃裳借了50元。某日嚴阿毛通知說書到了，黃裳就去看，「書有七大麻袋，打開來看，多半是殘零冊籍，從中午直到傍晚，弄得兩手烏黑，還只看了三袋。我選出了幾十種……如此而已」。1972年春天，「組織」決定查抄黃裳書房，書籍、拓片都裝入麻袋，卡車來去運了好幾趟。率隊查抄的Q君對黃裳嘆道：「看這些毒草，害你弄到這步田地了。還是抄掉的好。這對你改造有好處。」黃裳想留下一本魯迅譯的果戈理《死魂靈》，說閑來沒事可以翻翻，Q君不同意，說：「魯迅嘛，也不是沒有錯誤的。何況這書又是俄國人寫的，封資修一類的……」他給黃裳留下了四卷《毛選》，還有一小本關於胡風事件的《按語》，「這個嘛，倒可以留下看看，可以舉一反三嘛」。全本《金瓶梅》現在還算是「禁書」，想得一套影印本並不容易。可是黃裳先生說，早些年，《金瓶梅》實在算不得什麼寶書，幾乎隨手可得，即使崇禎本所附全圖，也有極初印的本子在。那年冬天，他去北京琉璃廠訪書，走進來薰閣，「架子上書滿滿的，卻沒有什麼可看，記得各種版本的《金瓶梅》就塞滿了半架」。 汪曾祺汪曾祺在西南聯大讀書時常常斷頓，朱德熙一見他日高不起，便料定午飯又沒著落，於是就挾一本字典進宿舍，喊道：「起來起來，去吃飯!」他們先去昆明的文明街，找一家舊書店把字典賣掉，然後兩人吃一頓包子或兩碗燜雞米線，外加二兩酒。原來，文明街這幾家舊書店的老闆和夥計對書不甚內行，收書全看是否整齊，厚厚的工具書更是一手交書，一手給錢，價錢還不低。 於華剛中國書店總經理於華剛曾對記者講述1992年他經歷的收書故事。崇文門一個老太太家的祖上是讀書人，家裡有不少線裝書，因趕上崇文門拆遷，就隔三岔五叫於華剛到家裡來收些舊書。初秋的一天，於華剛又來，老太太正做午飯，他就在院里等。院子里雜物零亂，隨地堆放，一派搬遷氣象。突然，院牆邊一個垃圾筐吸引了於華剛，他走過去蹲在筐旁翻撿起來。老太太笑著說：「那是垃圾筐!有啥看的?」可是，就在這垃圾筐里，於華剛發現了「寶貝」：那裡面竟然有不少幾百年前的明代信札。於華剛把明人手跡撿出來整理好交到老太太手上，說：「這可是好東西，您老好好留著。」 倪墨炎上海藏書家倪墨炎某日和同事一起去上海書店舊書庫揀舊書，正聚精會神時，見那位同事招手叫他，走過去一看，見同事手中有一本魯迅的《彷徨》，毛邊本，扉頁上有字跡：「這是魯迅先生送我的書，趙平復1929年?月。」同事問：「趙平復是誰?」倪答：「趙平復就是柔石啊，這是魯迅送給柔石的書。」兩人一陣驚喜，正商量由誰買下，不想隔牆有耳，書架那邊正有上海魯迅紀念館的人，聽到他們的對話，立刻過來，要求轉讓，說：「我們正在找這樣的書。讓我們紀念館買吧。」營業員也過來說服他們讓給紀念館，二人只好割愛。倪墨炎後來撰文稱，揀到好書而不知沉默，是「慘痛的教訓」。 王學泰1974年，王學泰在琉璃廠西廊淘書，見一小徒弟從庫中抱出一摞書上架，中有清末刻本《景德傳燈錄》。當時王學泰正對佛學感興趣，一見這部著名的禪宗語錄，眼睛一亮，又一看價格便宜，區區五元，馬上交錢買下。正要走，裡屋出來一老營業員，眼睛掃了一下書，問：「你挑的那部書是不是《景德傳燈錄》?」王學泰點頭。「你是不是能讓一讓呢?」姓夏的這位老營業員說。「不能，」王學泰說，「我已經交錢了。」「錢可以退給你，」老夏說，「他(指那位小徒弟)不知道這部書是不能拿出來的。」「可是畢竟拿出來了，」王學泰還是不讓，「再說這部書我已經找了好幾年了。」老夏無奈，悄悄地說：「姚文元也在找這部書呢。」姚當時在中央負責宣傳和文教，兩年後退出歷史舞台。 宗璞作家宗璞家裡的新書舊籍滿坑滿谷，不得已只好以賣書換空間。他們選中要賣線裝一千卷的《全唐文》，此書雖經「文革」洗禮，然無損污、無缺失，或許能賣個好價錢。書店的人上門估價，說是只能出價一千元。取書那天，宗璞隨意取出一冊全唐文把玩，見紙色潔白，字大悅目，心中有難捨之意。書賈勸道，這價錢也差不多了，以前官宦人家講究排場，都得有幾部老書裝門面，價錢自然能上去；現在不講這門面了，過幾年說不定只能當廢紙賣了。宗璞遂請他們立刻拿走。 姜德明1958年，既講鍊鋼鐵，又講煉人。一次會議上，有人批評藏書家姜德明「年紀輕，思想舊，受了30年代文藝的影響」。姜覺得委屈，決定賣掉一批書，包括良友、晨光的「文學叢書」和老舍先生全集，還有幾十本《良友畫報》和整套的林語堂編《論語》、《宇宙風》，還有《寸草心》、《北平情歌》等一批毛邊本。下班回家，保姆羅大娘高興地說：「書店來人了，舊書整整裝了一平板三輪車。您的書原來值這麼多錢哪。瞧，留下一百元呢!」姜德明苦笑，暗想：「老太太，您可知道我買來時花了多少錢嗎?舊書店拉走的是我的夢、我的故事、我的感情、我的汗水和淚水啊……」 韓羽上個世紀70年代，國家幹部常常享受「發書」待遇：一有運動來，就有供「批判參考」用的新書發到手，畫家韓羽稱自藏的這些書為「聞風而至」一類，屬於天上掉下來的餡餅。他舉例說：「批評《紅樓夢》研究中的資產階級立場、觀點、方法了，發給了《紅樓夢》。批孔了，發給了《四書》。批宋江了，發給了《水滸傳》，不只七十一回本，還有百二十回本，有文有圖，煞是好看，且像陪送嫁妝，評論資料也紛至沓來，我且樂得笑納。」有時臨風遙想，真恨不早生幾年，省卻多少買書錢。可是，一想起「運動」，立刻就絕了此念。 林斤瀾林斤瀾在《劫中書話》中說，所謂「十年浩劫」是從「書之劫」開始的。他發現，運動一開始，單點陣圖書館的書籍一批批下架。某日，茅盾的《子夜》也不見了。他就問圖書管理人員怎麼回事，得到的回答是：這樣的革命名著，可不敢隨便處理，是照著單子下的。林問：單子上怎麼說?答曰：只有分類，別無羅嗦。又問：歸在什麼類?管理人員一查，說：黃色類。林先生說，得知這個答案後，「眾生皆成丈二和尚」。 陳平原「文革」期間琉璃廠舊書之便宜，已非今人所能想像。陳平原1976年4月4日去逛琉璃廠，買書如下：《昭明太子集》(線裝)、《禪月集》(線裝)、《石柱記箋釋》、《文山題跋·石門題跋·遺山題跋》、《於湖居士文集》，共五種六冊，書款合計兩元五角。十年後他再逛琉璃廠，見1932年上海出的英文版《中國神話辭典》都標價400元了。他懷疑國內讀書人大概沒有願意出這筆冤枉錢的。時光又過去20年，陳先生如再去琉璃廠，可能發現那本神話詞典或許已「神話」般地標價到4000元了。「文革」苦日子已過，買書的好日子也不再有了。 陸侃如 馮沅君著名文史專家陸侃如、馮沅君夫婦1970年隨山東大學文科從曲阜搬回濟南，只分得兩居室，數萬藏書無處安放，只好賣掉。陸先生的一位弟子說，幾乎沒有人知道陸先生是在什麼時候把藏書賣給了誰。據這位弟子回憶，1978年，陸先生病重之際曾說：「我當時幾次步行到老校圖書館，要求(把藏書)交給圖書館，但他們拒絕接受，我不賣掉怎麼辦?錢確實是無所謂的，只是讓需要它(藏書)的人拿去發揮一點兒作用。」 孫犁孫犁的藏書「文革」初期被抄，1973年發還。當時孫犁在白洋淀寫劇本，無法回天津將藏書運回舊居，只好委託《天津日報》文藝組同人幫忙。於是就有了一句新「諺語」：文藝組的編採人員打撲克，誰要是牌運不佳，就說——「孫犁搬家，總是書(輸)」。中國讀書人啃書煮字生涯中，「書」與「輸」確實關係密切，幾乎形影不離，也難怪大款富商忌諱別人給他「送書」了。孫犁一生閱人閱書多矣，至晚年因有「三不讀」之說：一、言不實者不讀：昨日還在暴露「民族弱點」，今天突然又「弘揚」民族文化了，這種人的文集文章皆不讀；二、常有理者不讀：每個時代、每場運動，他都有理，這類人最可怕，文章隨時在變，最不可讀；三、文學托姐們的文章，不可讀：「她們把不正確的，說成是正確的；把沒有個性的，說成是有個性的；把沒有影響的，說成影響很大；把賠錢的，說成銷路很廣，或者已經脫銷，或是已行銷國外……這種人的文章，尤其不可讀，最沒有價值。」孫犁藏書「文革」中被抄，發還時許多屬「珍貴二等」的刻本、印本都完璧回家，獨不見一套《金瓶梅》影印本。孫犁不甘心，多次交涉，終將書索回。那些負責「落實政策」的人不高興，造謠說：「孫犁什麼不要都可以，惟獨不放鬆《金瓶梅》。」孫犁說：「其實，不放鬆的是他們。」

孫犁 劉文典劉文典教授嗜書亦嗜煙，所讀書必屬好版本。錢穆先生曾回憶說，當年他和劉文典是清華同事，某日一起乘車，見劉文典一手持佳籍，一手持煙捲，煙屑隨吸隨長，車行搖動，手中煙屑竟能不墜。錢先生很擔心：「萬一墜落書上，煙燼未熄，豈不可惜。然叔雅似漫不在意。」抗戰期間，劉文典教授轉徙雲南執教，同校常有青年教師前來借書。某日，一青年教師發現書中夾有一張劉教授親筆所畫老鼠像，遂問其詳。劉文典大笑，述其緣由：「一天夜深人靜，我還在油燈下看書，老鼠爬到燈盤上，好像沒看見我這個大活人，不停吃著盤上的油。當時真想打死它，轉念又想老鼠也是在討生活，我讀書也是為討生活，何必打它呢?讓它吃吧。為了記下這件事，我隨即用毛筆為它寫生，然後將畫有老鼠的棉紙放在書中。」劉文典教授有四箱藏書及手稿目前仍流落日本，大致經過是：1937年「七七事變」後，劉教授經千辛萬苦，於1938年找到西南聯大。隨後其夫人劉氏亦遵囑攜四箱書稿趕來相會。道經香港時，因行李沉重，跋涉實難，劉夫人聽從劉文典一弟子勸說，將四箱書稿暫寄港島。待一家重聚，劉教授大為惱火：「這些書傾注我一生心血，寧肯損失綾羅綢緞，也不該把書留在香港。」1941年，香港淪陷，日人將四箱書稿掠去，藏於東京上野圖書館。1961年，劉文典次子寫信給周總理反映此事，總理辦公室回信說：「鑒於中日關係未恢復正常，目前暫時不宜提這件事。」此事至今懸而未決。 薩達姆獨裁者的書，銷量總是巨大。據《薩達姆傳》透露，當年薩達姆的小說「處女作」《扎比芭和國王》發行了一百萬冊，第二本小說《銅牆鐵壁》的發行量更是驚人，達到二百萬冊。伊拉克內務部負責此書的發行工作，並給每一個省下達了銷售配額。伊拉克公務員、教師、士兵以及復興黨成員每人必須購買至少一冊，單冊價格大約為兩美元。薩達姆的兒子烏代一人就購入二十五萬冊，分發給他負責的各個機構的僱員。2001年夏，薩達姆政府一位官員報告說，他正在負責把《扎比芭和國王》改編成一個20集的電視連續劇。也不知這一連續劇究竟拍成沒有，因為美國人不久就打上門了。 拿破崙拿破崙也藏書，可是他更看重讀書。有一次他會見書商弗郎茨·格萊費爾，極力揶揄藏書的人：「只有傻瓜才會藏書。簡直不可設想，收集、保存那麼大量的東西，其中只有千分之一有趣或者有用。簡直是愚蠢!繪畫、古幣和木刻則另當別論!……圖書貿易這種想法本身就是荒唐。它早晚得撐死、脹死，書籍生產已超過實際需要的一百萬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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