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與中國近代憲政運動

梁啟超與中國近代憲政運動作者:政右經左 標籤：社會2011-02-10 16:14 星期四 晴梁啟超不但是近代中國「法治主義」的重要倡導者,同時也是近代中國憲政的主要設計者和推動者,是重要的立憲政治活動家。但是大多數研究者或者是把梁啟超與康有為等同起來看作是戊戌維新派的代表，只討論他們的君主立憲主張,而忽視了梁啟超自戊戌之後旅日期間在思想上的不斷進步,特別是在憲政觀點上與康有為的差異;或者雖然把康梁區分對待,但是卻把梁啟超看作是與革命派對立的一方來研究他的憲政思想和活動,從而忽略了梁啟超的憲政思想及其憲政運動是促成和推進辛亥革命浪潮發生、發展的重要力量這一重要事實。 　　　　一 梁啟超憲政思想一般 　　　　何為憲政?這是研究梁啟超憲政思想首先要回答的問題。「所謂憲政，就是拿憲法規定國家體制、政權組織以及政府和人民相互之間權利義務關係而使政府和人民都在這些規定之下，享受應該享受的權利，負擔應負擔的義務。無論誰都不允許違反和超越這些規定而自由行動的這樣一種政治形態」 ，可見，梁啟超認為憲政的實質就是確立憲法的至上性。 　　　　對於憲法，梁啟超提倡狹義的憲法概念，即指有議會的國家的根本大法。他指出:「憲法何物也?立萬世不易之憲典，而一國之人，無論為君、為官吏、為人民。皆共守之者也，為國家一切法度之根據，此後無論出何令、更何法，百變而不許離其宗也。」憲法「為國家一切根本之大典」 。 　　　　梁啟超特彆強調憲法的以下幾點特質: 　　　　首先，憲法是政治法，是行使民權和限制君權的武器。梁啟超指出:「欲君權之有限也，不可不用民權，欲官權之有限也，更不可不用民權。憲法和民權，二者不可相離，此實不易之理，而萬國經驗而得之也。」由此可見，梁啟超認為立憲必須以民權為基礎，而立憲本身又可以保障民權。因此梁啟超極力主張在中國興民權開民智，進行民主啟蒙。 　　　　其次，梁啟超強調憲法的至上性。梁啟超認為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無憲法不足以為國。」梁啟超據此把「世界之政」分為兩種，「一曰憲政之政(亦名立憲之政)，二曰無憲法之政(亦名專制之政)」 ，並把有無憲法看作是西方資產階級先進國體與中國封建地主階級國體的根本區別。梁啟超還指出憲法之所以具有至上性還在於憲法是一國產生其他法律的依據，為「國家一切法度之根源」，為社會上所有個人、團體的最高行為準則。 　　　　梁啟超還對憲法的穩定性問題表示了極大的關注，憲法的穩定性，主要指憲法要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保持穩定。他指出:「憲法與尋常法律異，宜有永久之性質，非可以朝令而暮改，此人人所同知也。」 梁啟超還深刻揭示，若憲法沒有穩定性，必然造成惡果。他針對袁世凱上台執政一直到曹餛賄選，期間體制多變，憲法頻繁更迭，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大抵一制度之頒，行之平均不盈半年，旋即有反對之新制度起而推翻之，使全國國民仿徨迷惑，莫知是從，政府威信掃地盡矣。」 　　　　梁啟超憲政思想的內容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 .立憲法以定「一切法度之根源」 　　　　梁啟超通過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法律制度的考察與研究，指出憲法在國家政治生活與法律體系中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把憲法看作是「國家根本法」，是其它法律得以產生的依據，正因為如此,梁啟超認為,「采定政體,決行立憲,實維新開宗明義第一事」,「欲維新中國,必以立憲法……為第一要義」 ，認為「無憲法不足以為國」。 　　 　　2.設國會以確立「法治國家」之基礎 　　　　梁啟超認為國會是法治國家的重要標誌之一。他說:「天下無無國會之立憲國」。他認為國會是人民行使立法權的重要機構,也是保障人民權利不受政府侵害的重要權力機關。在專制時代,法自君出,其「立法權專屬於君主」一人,「則所立之法必利一人」,這種「自顧其利益」的法律,「以今日文明之眼視之,其為惡法」 。而要使多數之國民能得到幸福,只能「以立法權屬於多數之國民」,儘快設立國會,以立法權還之於民。這樣,法治國家才能真正建立起來。 　　　　對於國會的性質，梁啟超認為可以從法律和政治兩個方面來界定。在法律的視角下，「國會者，為限制機關以與主動機關相對峙。」這表明，國會是作為國家的立法和監督機構而存在的，只有法律上享有對行政機關進行權力限制的機構才可以稱之為國會；而從政治的角度看，「國會者，代表全國人民之勢力者也」 ，國會是反映全體國民意願的民意機構。 　　　　其次，梁啟超還詳盡地論述了國會的組織機構。梁認為在當前的中國設立議會，應仿效英國，實行兩院制，並將上院稱為左院，下院稱為右院。梁啟超十分明確的指出中國未來的左院不能代表平民，也不能代表貴族，而應包含更多的成分。而右院則「平等代表全國國民，故必以人民所選舉之議員組織而成」 。 　　　　3.關於選舉制度 　　　　梁啟超把各國的選舉制度劃分為普通選舉和限制選舉。「普通選舉者，謂一切人民皆有選舉權也;限制選舉者，謂以法律指定若干條件，必合於此條件，或不及於此條件，乃得有選舉權也」，並認為兩者的分界就在於財產。那麼在中國應該採取哪一種呢?梁啟超堅決反對限制選舉制，尤其是反對財產限制。因為「財產與政治能力，決非能常相一致」，所以「財產與選舉決不容有特別的關係。」他還深刻地論述了用財產限制選舉權的危害，認為最終「使大多數人，不能感國家與己身之利害關係，則將流於少數政治，其反於立憲之本意甚明。」 接著，梁啟超採用比較分析的辦法，詳盡論述了選舉的方法，如直接選舉與間接選舉;選舉手續等問題，其中著墨最多的是對直接選舉和間接選舉的見解。對於兩種選舉方法的優劣，梁啟超認為不能一概而論，而要結合一個國家的實際情況分別對待。一方面，梁認為直接選舉能反映多數人意見，而且選舉人直接面對選舉，能直接感受其利害，故能熱心負責的投票，所以直接選舉優於間接選舉。而另一方面，梁啟超又認為間接選舉為「組織最良之國會」的必備條件。因為「第二選舉人地位較高，又廣，對於議員候選人較易周知」，故「能鑒別被選人之才能性行，擇最良者而舉之」 。 　　 　　4.關於政黨政治 　　　　梁啟超認為政黨政治與憲政有著密切的關係，他指出:「在專制政體下，決無容政黨發生之餘地。政體既歸於立憲，則無論其國體為君主，為共和，皆非籍政黨不能運用……非真立憲之國，不能有真政黨，然非有真政黨之國，亦不能真立憲。二者互相為因，互相為果.」對於政黨的作用，梁啟超主要認為可以「增進國民程度的作用。」他主張在立憲政體下，應該組建堂堂正正的政黨，有了這個政黨，就可以通過壟斷議員多數，組成獨攬大權的政黨內閣，從而取代封建地主的官僚統治。 　　　　5.關於三權分立 　　　　梁啟超完全接受了西方洛克、孟德斯鴻主張的三權分立制度。認為三種權力如果掌握在同一個機關或個人手中，則公民的自由就會遭到毀滅，就會使人們時時感到君主專制的存在，三權分立就是要通過相互制約以達到防止國家機關變為專制工具保障人民權益的目的。梁啟超主張在中國，立法權由國會行使，行政權由國務大臣行使，而司法權由獨立的司法審判廳行使。不僅如此，梁啟超還進一步闡述了要在中國實行的三權分立的不同之處，他把統一三權的統治權稱為「體」，而分別行使的三權稱為「用」，認為「體」是不可分的，可分的只是「用」，這有一定的獨到之處。然而，梁啟超把統一三權的統治權又賦予了君主，這樣最終將三權又歸於君主，將君主立憲的「體」重新導向了君主專制的「體」。 　　　　6.行司法獨立以為「立憲政治之根本」 　　　　梁啟超根據資產階級政治學者關於三權分立的政治理論,並結合中外實際,提出要建立近代法治,必須充分認識「司法獨立為立憲政治之根本」的原則,實行司法獨立以防止高度集權的專制和權力的濫用。他認為中國歷史上的君主專制和王權腐敗,與政治體制上的行政與司法合一,行政權力支配和左右甚至壟斷司法權力的制度是分不開的。在司法不獨立的情況下,法律就只能處於極不健全和極不發達的狀況。他在《政府大政方針宣言書》中指出:「今之稍知大體者,咸以養成法治國家為要圖。然法治國曷由能成,非守法之觀念,普及於社會焉不可也。守法觀念如何而始能普及,必人人知法律之可恃,油然生信仰之心,則自凜然而莫之犯也。故立憲國必以司法獨立為第一要件,職此之由。」 因此,他說:「司法獨立為立憲政治之根本」 ,也是中國建成法治國家的前提。 　　　　二、梁啟超在憲政運動中 　　　　（一）梁啟超通過言論和著述進行立憲啟蒙,為立憲造輿論 　　　　鑒於憲法在憲政中的重要地位，梁啟超專門研究了各國的憲法,闡述了中國憲法的精神原則及相關問題,系統地論述憲法問題的就有《各國憲法異同論》、《立憲法議》、《憲法之三大精神》、《立憲政體與政治道德》、《憲法起草問題答客問》等等。梁啟超提出「制定憲法為國民第一大業」,有沒有一部好的憲法是區分立憲與專制、文明與落後的標誌。實行憲政,首先必須樹立憲法的至上權威,「一國之人,無論為君主、為官吏、為人民,皆共信守之也,為國家一切法度之根源,此後無論出何令、更何法、百變而不許離其宗也」 ；其次必須由專門機關來立法,他認為應該由議院制定憲法,任何個人或團體都無權擅自修改憲法;同時他還提出,在中國制定憲法,必須根據「三大精神」,即:「國權與民權的調和」、「立法權與行政權的調和」、「中央權與地方權的調和」 ；並且他還就各國憲法訂立、頒行、修改的程序、方法等一一作了比較和介紹,為中國制定完善的憲法、並為憲法的實施提供了理論環境和輿論支持。不僅如此,民國成立後,他又親自起草了「進步黨擬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共11章95條,對國體、政體、總統、國會、法律、司法等都作了詳細的規定,綜合反映了進步黨和梁啟超本人在民國初年的政治觀點和主張。 　　另外，他首次在中國提出了「預備立憲」的主張,認為中國實行憲政,必須參照日本用十到十五年的時間做準備。1901年他即以日本為參照系,設計了中國從預備立憲到實行完全憲政的次第程序:「第一,渙降明詔,普告臣民,定中國為君主立憲之帝國,萬世不替;第二,派重臣三人遊歷歐洲各國及美國日本,考其憲法之異同得失;第三,所派之員既歸,即當開一立法局於官中,草定憲法;第四,各國憲法原文及解釋憲法之名著,當由立法局譯出,頒布天下;第五,草稿既成,未即以為定本,先頒之於官報局,令全國全民皆得辯難討論,……如是者五年或十年,然後損益制定之。定本既頒,則以後非經全國人投票,不得擅行更改憲法;第六,自下詔定政體之日始,以二十年為實行憲法之期」 。事實上,清政府後來的預備立憲,基本上是按照梁啟超設計的這個程序推出的,只是因為辛亥革命的到來,立憲的過程中斷了而已。 　　　　（二）梁啟超通過組織政團和創辦報刊來促進憲政運動的開展 　　　　（1）1907年,梁啟超把各地在日本的立憲知識分子聚集在一起成立政聞社,明確宣布政聞社的宗旨為實行國會制度、建設責任政府、釐定、鞏固司法權獨立等等。政聞社成立時有300多人,後來到1500多人,在梁啟超的安排與授意下,大批成員紛紛回國,廣泛聯絡國內知識分子、士紳和青年學生、青年官兵等等,大造立憲輿論,宣傳憲政思想,通電請願敦促政府從速召開國會,實行憲政。 　　　　他又通過徐佛蘇等人的活動,組織了國內聲勢浩大的立憲請願運動。1909年各省諮議局成立時,梁策劃派徐佛蘇等人到國內活動,將各省駐京紳商代表聯絡成一體,使各地立憲首領人物如湯化龍、譚延愷等都聚集在梁啟超、徐佛蘇的周圍。清政府迫於形勢宣布立憲期限縮為五年後,梁啟超立即撰文指出這是假立憲、沒有誠意的表現。在梁啟超的指導下,各地立憲代表聚集北京,集議決定聯合全國各界請願政府廢除立憲年限,立即召開國會,擬訂憲法等等,並且梁啟超還建議他們在請願後要持續進行第二次、第三次的請願,不達目的決不罷休,形成了近代上轟轟烈烈的國會請願活動。關於這一點,徐怫蘇有這樣的記載:「余即於宣統元年冬赴京,啟發朝野,共謀立憲救亡。梁先生聞余北上,欣慰無極,指導余進行之手札,約計三日必有一通」 。立憲運動的發展,使清政府借立憲之名、行專制之實的動機進一步暴露,革命的勢力進一步發展,辛亥革命於是一觸即發,清政府的統治迅速瓦解。從這一角度說,梁啟超對於推翻清政府的政權,確實有重要的推動作用。正如徐佛蘇本人記述的那樣:「辛亥革命之一舉成功,無甚流血之慘禍者,實大半由於各省議員根據議政機關,始能號召大義抵抗清廷也,又大半由於各省諮議局之間有互助合作之預備與其目標也。而各省議員之能決心合作,實大半由於諮議局之領袖曾受清廷驅逐請願代表之恥辱,及經憲友會密謀地方革命之激動也,而昔年國會請願之能監促清廷,設立各省諮議局,與人民以議政之權力者,實大半由於梁先生能以精神及著作領導余等之奮鬥也。此可知民國之成立,梁先生實有間接之大力」 。 　　　　（2）1902年梁啟超在日本創辦的《新民叢報》,不僅是進行國民性啟蒙、探討新思想、新學術的陣地,同時也是宣傳立憲思想、進行憲政啟蒙的主要輿論陣地。對從亞里斯多德到霍布上、孟德斯鳩、盧梭以及近代日本的法學家、家的學術、思想、觀點都進行了系統的介紹和點評,大力宣傳三權分立、人人平等的思想以及憲法和近代法制理論等。此外,還連續發表《各國立憲史論》,宣傳、剖析立憲政體,「使一國中大多數人知立憲,希望立憲,且相率以求立憲」 。正是從這種憲政的啟蒙和指導中,中國人開始有了系統的憲政和法制觀念。 　　　　繼《新民叢報》之後,梁啟超又主持創辦了《時報》,很快成為宣傳憲政的著名報紙。1907年作為政聞社的機關報《政論》創刊,以「造成正當輿論,改良中國政治」為宗旨,大力呼籲速開國會,實際推動憲政步伐。1909年他又派自己的學生創辦《國民公報》,自己「每三、四日便寄去文章一篇,暢論國民應急謀政治革命之理由,言論精透,勝於《新民叢報》」 ,以言論和思想指導憲政運動的開展。 　　　　1910年3月,《國風報》在上海創刊,梁作為總撰稿人發表了《立憲九年恭跋》、《憲政淺說》、《中國國會制度私議》等系列文章,繼續灌輸憲政常識,精心設計指導立憲的每一個環節。《國風報》是當時中國立憲理論和輿論的主陣地,其中「半數文章皆為梁啟超所撰寫」。 　　1912年梁啟超歸國後,又創辦了《庸言報》,倡導以政黨政治推進憲政實施,繼續為憲政搖旗吶喊。 　　　　（三）梁啟超以其豐富的憲政理論和知識來指導憲政運動 　　　　梁啟超是近代中國知識分子中憲政理論和知識最豐富、最系統的人,他不僅精通各國憲政實施的進程,系統比較研究過歐美德日各國的憲法,還對中國當時的憲政環境、憲政模式、實施程序等都進行過系統的研究和思考,留下了一系列關於憲政的論述。粗略統計,梁啟超系統論述憲法與憲政的各類文章共約65篇。 在1910年、1911年兩個立憲請願運動的高潮年裡,梁啟超總共發表了87篇文章,其中專題談憲政的就有30多篇,佔了1/3,《中國國會制度私議》、《憲政淺說》、《責任內閣釋議》等一系列設計和規劃中國立憲的著名篇章都是這時候發表的,成為近代中國資產階級立憲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 「辛亥前夕梁啟超關於憲政的論著,不僅在中國政治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對於辛亥以後的憲政實踐也有著籌謀草創之功」 。 　　　　正因為如此,清政府中奉命從事籌備立憲的官員也奉梁啟超為憲政權威,也要向梁啟超請教辦法。考察各國憲政的五大臣歸國之際,因不了解憲政理論,加上各國情形複雜,不知道如何向清政府彙報,便暗中通過聯絡向梁請教,梁於是代為起草了考察憲政報告、奏請立憲、赦免黨人、請定國是等奏章,洋洋洒洒約20萬字,直接影響了清政府的決策。另外,當時的法部尚書戴鴻慈、憲政編查館的官員等都曾通過各種途徑向梁啟超請求憲政學理,希望梁能「開其閉塞」,梁啟超藉此灌輸立憲主張與設計方案。 　　 　　三 梁啟超憲政活動的意義 　　　　梁啟超對憲政的宣傳和影響,不僅極大地豐富了近代中國的法治思想的內容,而且開闊了近代知識分子的眼界,傳播了西方近代民主思想和法制理論,更重要的是,為憲政運動的發展提供了必要的思想、政治和社會環境。 　　　　辛亥前夕的憲政運動是近代中國有理論、有目的、有組織、有理性、有影響的全民政治運動,「為吾國歷史上以平民呈請君主頒行大法之創舉」 。梁啟超作為憲政理論和運動的靈魂,他的言論、宣傳和活動是當時轟轟烈烈的憲政運動的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他不僅把近代西方的權利、政黨、政團等概念引進中國,成立並聯絡各種民間社團呼籲、督促政府,鼓舞民氣,開啟民智,還在民國初年為了實現憲政理想而組織進步党參與政治,實際開始了在中國進行政黨政治的實驗,這一切都是難能可貴的。更重要的是,立憲報刊和團體的活動,使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和士紳更加了解了清政府假立憲的本質,直接促成了辛亥革命浪潮的洶湧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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