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學】張超：《從認知研究視角看族群邊界理論：原生論與場景論的一種融合路徑》

認知——族群與邊界

【摘要】本文回顧了民族認同研究的原生論與場景論，並針對「原生論－場景論」這一極化模型的不足，總結了融合這兩種理論的理論嘗試；本文認為，巴斯的邊界理論也是融合這兩種理論的一種理論框架，並從認知研究的視角來探討邊界理論是如何融合這一極化模型的。

【關鍵詞】民族認同； 邊界理論； 認知研究； 原生論－場景論

【作者簡介】張超，廈門大學人類學博士，中山大學移民與族群研究中心研究員。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台灣原住民問題研究」(11AZD069) 。

【來源】廣西民族研究2014 年第2 期(總第116期)，第64-70頁。

巴斯(Fredrik Barth) 的族群邊界理論越來越成為人類學、民族學界探討民族認同問題的必要參考理論，不少學者也借鑒邊界理論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但是對於巴斯的「邊界」理論，各個學者卻有不同的理解，有的把族群邊界理解為族群關係的處理，有人把邊界理論作為探討民族起源的研究路徑，即從外部探討族群的形成過程。大致而言，現有的研究把「邊界」看成是既成事實，很少從認知角度來描述邊界作為一種程式化概念的形成過程，而對族群邊界理論的這種關注，將有助於我們更加準確地抓住其中的精髓，從而能夠更有效地處理實踐中的問題。

一、兩極化的民族認同理論： 原生論與場景論

對於民族認同的研究，普遍承認有兩種理論路徑：一為原生論，一為場景論。最早總結並提出這兩個概念的學者是格萊澤(Glazer) 和莫伊尼漢(Moynihan)^[1]19－20 ；在他們之後，喬治·M·斯科特(George M. Scott) 在其文章中也總結了民族認同研究的這兩種理論傾向，斯科特認為： 「存在著兩種解釋族群團結出現、持續、復興的理論路徑： 原生論與場景論」^[2]。簡要來說，原生論試圖通過不可言說的原生性情感來解釋民族所具有的強烈依附性特點，而這種原生情感能夠在不同的族群環境中跨時間地維持民族認同；場景論則把民族團結的原因歸結為特定的社會環境，在這種理論視角下，「一些學者研究那些有利於民族團結的被構建了的環境，另一些學者則研究人們如何利用特定的環境來達到理性的民族認同意識」^[2]。由此可見，原生論與場景論的研究各有側重，「原生論傾向於民族團結現象的心理學解釋路徑；場景論更傾向於行為主義的解釋路徑」^[2]。

作為解釋民族認同的兩種視角，原生論與場景論各有其優缺點，原生論視角的最主要優點是「該理論把我們的注意力引向種民族認同的原因。雖然有以上優點，場景論的缺陷也是明顯的：首先，其完全忽視歷史及心理因素對民族認同形成所起的作用，其實「並不是所有的民族團體都有統一的經濟與社會需求」^[3]； 其次，「民族團體中的成員利用民族認同意識去追求物質上的利益，並不能必然地否定該團體所具有的情感與心理因素」^[4]； 再次，單從經濟與利益等外部因素來考慮民族認同的形成，容易使我們混淆階級、階層與民族團體的區分，因為階級與階層也是依據經濟與社會原因形成的社會團體。民族團結中強大的情感力量」^[3]，而這種情感力量對於民族認同感的維持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認的。原生論的缺點也是不容忽視的： 「由於原生論的心理還原主義傾向，導致其不能解釋社會變遷； 此外其沒有考慮政治與經濟因素對民族認同感的影響，所以它並沒有提供一種解釋民族認同的綜合性理論」^[2]； 另外，原生論把民族認同僅僅看成是人們被動接受的，從而「忽略了人們在民族認同維持中的創造性能力」^[4]。

相對於原生論，場景論的優點則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場景論強調民族認同存在的特定歷史與社會背景； 其次，場景論能夠解釋民族認同感與民族團結之所以有消有漲的原因； 再次，場景論能夠解釋某些人之所以會選擇多。

二、原生論與場景論的融合嘗試

單從原生論與場景論的某一個方面來理解民族認同都是不全面的，兩種理論的解釋各有優缺點，於是，學者們把焦點轉移到了「原生論－場景論」的理論本身。原生論與場景論是人們解釋民族認同的一個理想模型，其實，在現實世界中「由單純的理念性原因與單純的物質性原因而引起的民族間的緊張與衝突的案例是相當少的」^[3]，大多數多民族社會的構成是一種混合了情感、歷史等原生因素與場景論因素的集合體。在這種意義上說，「原生論－ 場景論」是一種極化模型(polarmodel)，這種極化模型使其在解釋民族認同時具有很大的局限性，這種局限性主要表現在它的「零和」分類形式(zero－sum categories) 上^[3]。針對「原生論－ 場景論」理論本身的缺陷，不少學者進行了諸多的融合嘗試，其中，較為突出的融合嘗試要屬民族認同矩陣理論(matrix model approach) 和民族認同相反理論(oppositionalapproach) 。

民族認同矩陣理論是由詹姆斯·麥肯(James McKay) 提出的，其理論的關鍵點是將基於原生情感的民族認同因素作為矩陣中的豎軸，將基於政治與經濟利益的民族認同因素作為橫軸，並在由這兩個軸構成的坐標系中尋找不同民族認同特點的坐標點(參見圖1)。很明顯，民族認同矩陣理論融合了場景論與原生論的理論，克服了原先理論中的兩極化缺陷；傳統的民族認同思考方式是原生因素與場景因素哪一個更具有解釋效力，而矩陣理論的思考方式則是原生因素與場景因素在民族認同的構建中各佔多少比例。

圖1Matrix model of different types of ethnic interests

不同類型的少數民族認同矩陣模型^[3]

麥肯的民族認同矩陣理論雖有上述優點，但其僅僅是對各族群民族認同形式的經驗性描述，其並沒有給出民族認同形成的原因性解釋，正如麥肯自己所認識到的那樣，「這種矩陣模型並沒有解釋民族集體會出現，持續存在或消失的原因，它只是描述了民族集體所表現的組合成分」^[3]，所以說，這種融合的嘗試只是一種民族認同中原生因素與場景因素的組合模式。

針對矩陣理論的缺陷，喬治·M·斯科特基於「相反理論方法」提出了自己更有解說力的融合原生論與場景論的理論嘗試，筆者在這裡將這種理論稱為「民族認同相反理論」 (參見圖2)。該理論最早的引薦者是愛德華H.斯派塞(Edward H. Spicer) ，斯派塞認為： 「相反過程是認同系統形成與發展的基礎性因素」^[5]797，並且「相反過程能夠頻繁的製造出強烈的集團意識以及高度的內部團結感」^[5]799。相反理論是一種具有辯證性的理論視角，其辯證性主要表現在「我與非我」的辯證認識過程。民族認同是一種對「我群意識」的客體化，這種客體化的實現需要「他者」存在的幫助，如果沒有「他者」的存在，「我群意識」終將會停留在潛意識中，從而不能成為能夠被意識確認了的客觀化實體，而民族認同意識也將不會形成，而「他者」概念，在民族認同理論大框架下指的是相關的社會與經濟環境因素，這些正是傳統場景論的關注點。所以說，根據斯派塞的認識，「正是認同系統對其環境的反應才使民族認同得以持續」^[2]，在斯派塞的相反理論中有兩個中心概念： 持久的認同系統和相反化過程。斯科特除引入這兩個基本要素之外，還增加了「原生情感」這一維度。斯科特認為，相反化過程看似直接影響認同系統背後，其實隱藏著一個潛在的因素，這一因素就是原生情感因素。在斯科特看來，相反化過程先影響原生情感，再通過原生情感而影響認同系統。斯科特的這一理論擴展，克服了原生論與場景論的極化解釋局限，使兩者得到了很好的融合。其擴展後的相反化理論是這樣的： 「被民族團體認識到的相反化因素(其包括經濟、政治、社會、宗教因素以及幾者的融合) 越多，人們被喚起的歷史意義上的獨特性(原生情感) 越強烈，因此團結感越強，或者越更強烈地向民族認同感上靠攏。」^[2]

圖2 民族團結的相反化模型^[2]

Oppositionalmodel of ethnic solidarity

筆者認為，巴斯的邊界理論也是針對「原生論－場景論」這一極化理論的缺陷提出的，但對於邊界理論的理解，各學者不盡相同，有的將其歸入場景論之中，如韓國學者薛炳守(Byung－Soo Seol) ^[4]認為，巴斯的邊界理論是場景論理論陣營中的一員，而融合了場景論與原生論的斯科特，則把巴斯的邊界理論看成是相反理論中的一個實例。筆者認為，巴斯的邊界理論標誌著民族認同研究的一種理論轉向，把邊界理論歸入場景論之中，大大低估了邊界理論的價值；雖然，斯科特延展了邊界理論的理論內涵，但邊界理論還遠遠不止這些，其背後隱含著更基本的有關民族認同研究的理論轉向(雖然巴斯並未對這種理論轉向引起足夠的重視) ，這種理論轉向主要表現為把認同看成是「從『世界中的實體』(things in theworld) 到『看世界的視角』 (ways ofseeing) 的轉變」^[6]。民族認同「是一種關於世界的認識視角，而不是一種存在於世界中的實體」^[6]，長期以來的場景論與原生論甚至其後的矩陣模型和相反理論模型都把民族認同看成了「實體」，而邊界理論則改變了這種傳統認識，把民族認同看成是一種「看世界的視角」(下文將詳述) 。

三、民族認同研究的認知科學轉向

上面描述的把民族認同看成是一種看世界的視角，而不是一種存在於世界中的實體的研究轉向，實際上是一種認知科學的解釋傾向，而從認知科學的角度來理解民族認同，將使民族認同的研究具有新的內容。正如羅傑斯·布魯貝克(Rogers Brubaker) 所說： 「通過明確內隱的認知研究取向以及投入更多的認知心理學和認知人類學的研究成果，我們對民族性的理解會變得更豐富」^[6]。其實，國外學者已經進行了諸多把認知科學研究與社會文化研究聯繫起來的嘗試。這種在文化研究中引入認知科學成果的努力，既與人類學界對文化定義的轉變相關，也與認知科學領域研究複雜性的轉變相關，是兩個學科互相借鑒互相融入的過程。普林斯頓大學學者保羅·迪馬喬( Paul DiMaggio)對於學術界文化與認知相結合的研究傾向做了很好的綜述，其強調： 「把最近的認知科學研究與社會學領域的文化研究相結合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前者( 認知研究) 更好地服務於後者(文化研究) 」^[7]；在這篇綜述中，迪馬喬詳細敘述了認知科學能夠用於社會文化研究的幾個面向： 認知科學能夠加深人們對文化究竟是作為潛在的網路還是作為人們有用的工具的理解； 認知科學能夠加深文化的約束面向與文化的能動面向的理解；認知科學尤其能夠突顯常常被社會學研究者忽視了的文化的超個人面向。

但是，民族認同的這種認知科學轉向，招致了很多客觀主義者的批評，認為其犯了心理還原主義的錯誤；認為把認同歸結為心理現象的認知，容易忽視民族認同的社會學面向。但是這種理解是對文化的認知研究傾向的狹隘認識，「這種認識的前提假設是心理學傾向的研究必定是個人主義的，唯心主義的、算計主義以及非文化主義的，認為心理傾向的研究忽視了包括社會話語及社會互動在內的社會生活」^[6]。但是，認知傾向的研究不是這樣的，「它的前提假設是其能夠幫助我們聯結我們頭腦所想與我們社會行動之間的關係」^[6]，這種在文化研究中融入認知科學研究的因素，「並不是使文化研究心理學化，而是要為新的文化研究建立一種基礎，這種新的文化研究將文化看成是共享的認知結構與超個人的文化現象的融合。」^[7]在此意義上來理解，認知性研究方法( cognitive approach)能夠很好地溝通外在世界與內心世界，其具有「溝通個人領域與私人領域、心靈與社會、個人思想與超個人的公共社會事實的潛能」^[6]。所以，從認知角度來理解種族主義、民族主義及國家主義，其「僅僅存在於我們的諸如感知、解釋、表達、分類、鑒定等認知活動之中，他們不是存在於世界上的事情，而是對世界的看法，不是本體論的事實，而是認識論的事實」^[6]。

基於此，本文認為，巴斯的邊界概念就是這樣一種理解民族認同的認知性理論，下文將會從認知研究的角度詳細闡釋「邊界」概念，並試圖通過這種認知性視角來加深對民族認同的理解。

其實，與民族認同相關的種族、國家認同的研究也已經出現了認知主義的轉向，如種族被看成是「一種通過選出某些特性( 真實的或虛擬的) 來劃分和排列人類，並利用它來達到掌控、排除和剝削目的的工具」^[8]； 而對於國家的客觀主義式的界定也出現了衰退趨勢， 「從以共同的語言、文化、地域、歷史、經濟生活和政治組織等來定義國家到開始以強調主觀的歸屬感來定義國家」。^[6]

四、認知科學視角下的邊界理論

上文論述到，巴斯的邊界概念具有很深的學術史意義，其暗示了民族認同研究的一大轉向，但是，這種理論轉向是筆者由巴斯的邊界概念擴展後的認識，巴斯最初的邊界概念不是沒有缺陷的。巴斯認為，邊界理論「調查的首要焦點是定義群體的族群邊界，而不是它所包含的文化因素」^[9]15，把民族認同的焦點從文化因素轉向邊界視角，無疑是民族認同研究視角的創新，但是巴斯並沒有對邊界概念的理論內涵進行系統化的論述與理論構築，而僅僅把「邊界」概念看成一種既成的集體性概念，「並沒有解釋這種簡單的民族劃分如何以及何時能夠成為人們集體行動的組織性工具」^[4]。這也就意味著，巴斯的邊界概念犯了個人行動主義的共同局限性，他沒能解釋這種個人的民族認同與社會規範的相合過程；並且，巴斯仍把邊界看成是既成的社會事實，即認為其研究的焦點「雖然也有相應的地理邊界，無疑我們更應注重的是社會邊界」^[9]15，社會邊界雖然比地理邊界更不具有實體性，但其仍舊是一種「世界中的實體( things in the world) 」的傳統理論視角。

而從認知研究角度來講，邊界是一種人們認識世界的認知性結構，這種認知性結構只是一種人們看世界的方式。作為認識世界的視角，民族認同在本質上來說就是心智的一種不斷圈劃「自我－他者」的傾向，而「邊界」概念就是這種圈劃傾向的另一種叫法。把民族認同理解成一種認知系統的圈劃傾向是由認知科學家F. 瓦雷拉( F. Valera) 「具身心智( embodiment mind) 」的概念中得到的。「具身心智」的關鍵點是： 認知系統並不是簡單的反應世界，而是會「創造世界，並且這一被創造的世界是與由認知系統而賦予的結構分不開的」^[10]140，並且，意識的這種創造過程「是任意的，意識不斷地施展『圈劃( operational closure) 』過程，不斷地把外在變為內在」^[11]。「具身心智」概念的提出，使我們的注意力「從把世界看成是獨立的、外在的傳統看法轉到了把世界看成是與自我調適過程不可分割的新看法……這種新看法反映了不再把認知系統看成是輸入與輸出的關係，而是將其看成是自我的圈劃( operational closure) 系統」^[10]139。瓦雷拉的「具身心智」概念就民族認同概念而言意味著，不能把民族認同看成是獨立的、外在的實體，而應該看成是依賴於認知系統的自我構造之產物，而對於民族認同的研究也應該把焦點集中於民族認同意識的構造過程。

根據上面論述，圈劃「自我－他者」的傾向雖然是族群邊界的內核，但是這種圈劃傾向並不會必然地導致「邊界」意識的產生，邊界意識指的是這種圈劃「自我－他者」傾向的程式化(schematize) 。程式(schemas) 概念一直是認知科學研究的對象，並且也不斷地被用在社會科學的研究領域，如戈夫曼的框架分析研究。在人類學領域，程式概念一直作為認知人類學的研究內容之一。簡單來說，程式指的是「一種知識能夠在大腦中得以體現的結構」^[12]，作為在大腦中存在的結構，其是不會被直接觀察到的。一般認為，程式作為一種認知性的存在，其有兩方面的體現：一方面，程式是溝通外在事物與大腦內在結構的中介； 另一方面，程式是人們組織行動的憑證。程式作為一種溝通外在事物與內在大腦結構的中介，其「與人們如何認識、解釋世界以及人類的知識如何獲得、存儲、回憶、發揮作用以及擴展到新領域有關」^[6]，程式「能夠標示物體與事件，並能夠提供有關這些事物與事件的特徵、關係及隱藏的意義假設」^[7]； 程式作為人們組織行動的憑證指的是，其並不僅僅簡單的反映信息，它還能夠自發的加工信息，「它引導人類的認知，並且解釋經驗、產生推理與期望，從而組織行為」^[6]。也就是說，程式是人腦中存在的一種積極的能動性因素，它能夠重組人類的經驗，把「人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新人物、新事件以及新觀點納入到已經熟悉了的分類系統之中」^[13]42。

邊界這種「自我－他者」的簡單劃分之所以能夠產生一種民族認同意識，就是因為其通過認知系統反覆的操作化，從而使其上升為大腦中的一種程式。從上述程式的兩方面表現而論，邊界作為一種溝通外在事物與內在大腦結構的中介，指的是邊界把外在事物都以「自我－他者」的模式組織起來； 而邊界作為一種行動的憑證指的是，在日常活動中，人們能夠能動地將某些要素改造成邊界這種「自我－他者」模式。邊界作為程式的認知性角度理解，能夠克服傳統的原生論與場景論的不相容性，這是筆者下節要討論的問題。

五、超越的融合： 擴展後的邊界理論之貢獻

如果從民族認同的極化理論模型來考慮的話，邊界理論是融合這種極化理論的嘗試之一。如前所述，矩陣理論只是一種表面上的融合，屬於描述性的融合理論，其至多說明了幾種不同的民族認同模式，而這種不同的模式是與原生因素與場景因素所佔的比例多少相關的，筆者將這種融合模式稱為「機械的融合」；而相反化理論則克服了這種表面融合的缺陷，從外部環境與原生情感這對辯證關係角度來研究民族認同，相對於矩陣理論，相反化理論的解釋力度相對較強，筆者將其稱為「有機的融合」理論，但即便如此，就相反化理論而言，民族認同研究的這種內部與外部、原生與場景的二分仍舊沒能被完全克服，最多只是融合。

邊界理論的闡釋並不只基於原生與場景、內部與外部的二分，如果把前兩個理論稱為「機械的融合」與「有機的融合」的話，邊界理論則可被稱為「超越的融合」。該理論從認知結構的角度出發，僅僅把民族認同看成一種思維的劃圈「自我－他者」傾向，一旦這種圈劃存在，外部環境因素與族群內部因素都能夠融入這種圈劃活動中來。其實，傳統上劃分的內部與外部( 原生與場景) 因素從這種角度上而言，已經沒有意義了，民族認同的構建只是與思維的這種圈劃「自我－他者」的活動有關。從邊界的這種認知性角度來理解，民族認同不再是一種實在性的存有，而只是「識別、定義以及區分其他人的方式，同時也是一種建構相同性與不同性的方式，還是為自己的行為編碼以使人理解的方式」^[6]； 我們對於民族認同研究的焦點也將「不僅僅是不同的人群是如何被分類的，還應該包括手勢、言論、情況、事件、公共事態、行動，行動的序列等是如何被分類的」^[6]。這也就是說，民族認同的研究焦點應更多的集中於作為行動者的人是如何組織其行為的，而這些行動者的行為就包括原生因素與情境因素的成分，只是在認知傾向的這種分析框架中我們沒必要區分原生因素與情境因素，而只需關注特定行為的組織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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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廣西民族研究2014 年第2 期(總第116期)，第64-7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