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危機還是國家權力危機？

資本主義危機還是國家權力危機？

［鄭永年］　(2012-04-24)

　　冷戰結束後，世界經歷了新一波全球化。和以往的全球化一樣，西方資本仍然是這一波全球化的主要推動者。但是為什麼這波全球化使整個世界深陷危機？這裡涉及到一個極其關鍵的問題：當代經濟危機到底是資本主義危機還是國家權力危機？最近無論西方還是中國，大家都在討論資本主義危機。越來越多的人對資本主義表現出極其悲觀的態度。但事情上又是怎樣呢？

　　儘管資本主義也的確面臨嚴峻挑戰，但究其本質來說，今天的危機是國家權力危機。資本主義就是通過市場機制獲取利潤最大化的經濟行為。全球化就是資本的全球化，市場的全球化。同時在這個過程中，資本實現了利潤的最大化。因此，無論從市場的拓展和利潤的最大化來說，資本主義並沒有產生任何的危機。相反，危機的本質是國家權力。就是說，國家權力無法應對全球化形態下的資本主義。這裡我們要討論的是資本主義的轉型，及其如何弱化主權國家的權力。我們先來討論西方國家，在以後的文章中再逐一討論東亞和中國。

　　在全球化條件下，資本主義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呢？資本主義的變化包括多方面，其中兩大變化尤其顯著。第一是資本主體的變化，主要是從以製造業為核心的工業資本主義，轉型到以金融資本為主體的金融資本主義。第二是製造業本身的轉型，即從工業資本主義到後工業資本主義。但無論是金融資本主義還是製造業資本主義，現在都在全球化環境下運作。（本欄曾經論述過金融資本主義，這裡討論製造業資本主義的變化。）

　　全球資本主義和傳統資本主義到底有什麼樣的區別呢？或者說，經濟的全球化對資本主義到底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簡單地說，傳統資本主義是一種主權經濟，而全球資本主義則是超越了主權國家邊界的經濟體。在主權經濟形態下，大多數生產要素都是主權國家可控的。古典經濟學家所界定的主要生產要素包括勞動力、土地和資本，這些都在國家的邊界內部發生，也是可控的。但全球化已經急劇地改變了一切，對一個社會的方方面面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全球化對資本主義的影響

　　首先是對經濟倫理的影響。資本儘管以利潤為目的，但在資本運作過程中，倫理也始終是一個重要的環節。這種倫理出自不同的方面。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著有《道德情操論》一書，認為人具有道德的一面，企業家或者資本者也一樣。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著有《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從宗教的角度論述了資本主義的道德面。韋伯認為，傳統資本主義精神包括勤儉節約、努力工作等美德和宗教（主要是新教倫理）有關。在這裡，利潤和賺錢只是手段，是為了人的自我拯救，因為基督教告訴人們，每一個人都有「原罪」。

　　不過，資本的經濟倫理和主權國家有關。無論是人的道德天性還是宗教因素，所有的倫理都產生於不同人、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交往。資本的經濟倫理，產生於資本者和受雇者之間的互動和交往。在主權經濟內部，很多因素使得這兩者交往容易產生倫理，例如同一種宗教信仰、統一民族、統一語言、統一皮膚等等。馬克思看到了資本的剝削本質，他提倡國際主義，號召全世界工人階級或者無產者聯合起來，但並沒有達到目標。有人說，在國際主義和民族主義較量中，後者勝出。也就是說，本國內部的資產者和受雇者之間的妥協，較之本國受雇者和他國受僱傭者之間的合作要容易得多。

　　前些年，我考察廣東和浙江，發現廣東外資多，浙江內資多，廣東的勞動糾紛要遠遠多出浙江。我發現，在浙江，投資者和僱工之間的關係比較和諧一些，因為他們大多僱用當地工人或者外地工人，工人和老闆之間容易產生一種共同的認同。老闆不可以太過於剝削本地人或者本國人，否則老闆的名聲會在當地很差。但在廣東，外資大多來自香港、台灣、韓國和日本。這些外國老闆和工人之間很難產生共同的認同感，關係往往不和諧。

　　浙江的例子可以支持主權經濟體的經濟倫理，而廣東的例子支持全球化情況下的經濟倫理缺失的狀況。全球化表明全球市場的形成，這一市場的存在表明，所有生產要素都可以被國際化。資本的本質是要用全球市場來追求最大的利潤。國際市場的廉價勞動力是資本流動的一個重要動因。但是因為僱用的是外國勞動者，經濟倫理對資本者的約束大大減少，甚至完全消失。

　　很容易理解，隨著中國成為國際製造業中心，其也必然成為「血汗工廠」中心。「血汗工廠」說得簡單一些就是工人的權利缺失問題。這不僅僅是因為中國的勞動保護制度的缺失或者不完善，更是因為資本者在對待外國工人時缺少道德約束。實際上，在缺少道德約束的情況下，任何法律和法規體系都無法約束資本者。富士康很難像對待中國大陸工人一樣對待台灣的被僱用者。很多經驗材料表明，很多著名的跨國公司，一旦到了中國之後，他們的企業社會責任感就逐漸減少，直至消失。

技術與產業、就業脫鉤

　　第二，全球化對就業也產生很大的影響。在主權經濟時代，產業發展具有邊界，即在主權國家內部，產業發展因此產生就業。但全球化已經急劇地改變了這種情況。全球化是生產要素在全球範圍內的流動。一些和技術相關的產業，企業所擁有的技術和企業所僱用的工人可以分離開來。在主權經濟內部，「德國製造」意味著德國的技術，由德國工人製造的產品；「日本製造」意味著日本技術，由日本工人製造的產品。在這裡，技術產生兩個產品，第一是產業，第二是就業。

　　但在全球化時代，一個普遍的情形是一種技術由國家A的公司所擁有，但產品則是國家B的工人製造。簡單地說，在全球化時代，一種技術既可以不產生產業，也可以不產生就業。在主權經濟時代，美國的技術造就了美國的產業和美國的工人階級隊伍。但在今天，美國仍然擁有技術，但其產業和工人階級則已經轉移到其他國家。美國的產業在哪裡？工人階級在哪裡？美國的產業在珠江三角洲，美國的工人階級的主體則是中國的農民工。

　　一邊是技術不產生產業和就業，另一邊是製造業只有就業，但沒有產品。例如美國的技術可以給中國帶來製造業，即加工業，但中國則沒有自己的產品。實際上，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加工業基地，但中國自己的產品是什麼呢？

　　在就業方面，儘管製造業為中國產生了大量的就業機會，但是因為上述道德因素的缺失，就業領域很容易出現變相的勞動奴役制度（即人們所說的「血汗工廠」）。可以這麼說，在主權經濟時代，製造業不僅製造出龐大的工人階級隊伍，而且也逐漸造就了龐大的中產階級。隨著技術的進步，勞動工資不斷提高，最終造就了中產階級。產業工人是西方社會中產階級最主要的一個群體。

　　但在全球化狀態下，製造業就很難促使產業工人轉型成為中產階級，因為資本者可以拚命壓低外國工人的勞動工資，或者不斷僱用廉價工人。珠江三角洲使用農民工已經數十年了，但有多少農民工已經轉型成為中產階級？日本和亞洲「四小龍」（香港、台灣、韓國和新加坡）在工業化的時候，花了20多年的時間就培養出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來，但在珠江三角洲，這種情況並沒有發生。其中一個主要因素就是經濟活動的全球化。「四小龍」的經濟起飛發生在主權經濟時代，中國的經濟起飛則發生在全球化時代。

削弱主權國家能力

　　第三，全球化大大弱化了主權國家的稅收能力。從上面的討論中，我們可以看到經濟活動已經全球化，已經沒有主權邊界。但是，政府仍然具有主權性。實際上，民主的大眾化（即大眾民主）和民族主義的崛起，已經大大強化了政府的主權性。以往，主權國家和主權經濟重合，現在則分離開來。在重合的情況下，主權國家比較容易對主權經濟體徵稅。各個國家到目前為止的稅制還是傳統主權經濟的產物。在經濟全球化的情況下，公司通過「跨國」形式來逃避徵稅。一些人認為，跨國公司除了要尋找勞動成本低的投資目標外，其中一個重要的目標是逃避本國政府的徵稅。

　　在經濟活動全球化之後，代表主權國家的政府的稅基大大縮小。如何在全球化狀態下設計新的稅收制度，這是所有主權國家所面臨的重大挑戰。西方一些國家因為經濟全球化開始得早，至少有意識要對全球化的經濟活動進行徵稅，例如美國、加拿大和歐洲國家都有不同的徵稅機制。不過，所有這些徵稅機制很成問題，所有這些國家都難以對流落到海外的經濟活動進行有效徵稅。更加嚴重的情況是，因為存在著全球化的條件，主權政府也難以對仍然處於本國的公司和富人進行過多的徵稅，因為一旦加重稅負，這些公司和富人可以選擇離開本國，遠走他鄉。美國政府現在就面臨這種困境。

　　與徵稅相關的是全球化對主權國家內部的收入分配的影響。市場是人類創造財富的最有效的機制，市場越大，財富也越大。經濟的全球化造就了世界性市場。的確，這一波全球化為各國帶來了巨大的財富。但在全球財富大增的同時，收入差異也越來越大。一個顯著的全球性現象就是，這一波全球化以來，所有捲入全球化的國家和地區，都出現了收入差距不斷加大的趨勢。也就是說，全球化的速度和收入差異速度是同時發生的。全球化速度越快，收入差距就越大。全球化是如何影響收入分配的呢？

　　首先是二次分配失效。通過稅收政策而實現的二次分配，是大多數國家解決社會群體之間或者區域之間收入差異的最主要的工具。政府通過稅收政策，一方面調節經濟發展（例如通過減稅以提高投資者的動力），另一方面來保障基本社會公平。但是如前面所討論的，公司通過「跨國」形式來逃避稅收，這有效制約了主權政府的徵稅功能，導致二次分配的失效。而二次分配的失效，必然惡化一個社會的收入分配。

分配失效使貧富差距擴大

　　其次，更為重要的是全球化導致了一次分配的失效。全球化所創造的財富跑到哪裡去了？在任何國家，一次分配較之二次更為重要，一次分配是結構性的問題，而二次分配是政策性的，是一次分配的一個補充。在一次分配失效的情況下，二次分配如何努力也無濟於事。歐美髮達國家一直努力通過一次分配，例如反壟斷和鼓勵中小企業的發展來，實現一次分配的基本公平，然後用二次分配來改善公平。日本和亞洲的「四小龍」也如此。全球化又是如何導致一次分配失效的呢？

　　首先，針對國內企業的反壟斷機制已經變得不相關。現在的跨國企業越做越大，其經濟活動遍布全球。儘管企業巨大，但地理分布非常分散，分布於不同的主權國家內。壟斷越多，分配就越不公平。

　　其次是所有者和管理者之間的關係發生了變化。最初，所有權和管理權合一，不存在分配問題。後來隨著企業的做大，就出現了兩者的分離，即所有者僱用專業人員來管理企業。這裡，所有者的權力仍然大於管理者。但全球化已經導致管理者「坐大」的情況。至少有三個因素。第一個因素是「所有者」弱化。在很多情形中，所有者表現為一個集體，即一個公司的投資者有很多人，例如企業的持股人都可以說是所有者。作為一個投資集體，其權力必然是分散的。第二個因素是企業投資的分散化。現代的企業尤其是跨國公司，往往投資在不同的領域。第三個是企業體制的全球化。第二、第三個因素在很多場合是重合的。而這些環境變化使得現代企業變得極其複雜。這更需要專業背景的管理者。

　　「打工者」（管理者）打敗「所有者」成為現代經濟的一個普遍現象。這些年來，跨國公司尤其在金融領域，打工者往往獲得巨額工資和獎金（「紅包」）。在很多場合，即使在企業虧損的情況下，這些「打工者」仍然可以獲得大量的獎金。這種現象儘管導致整個社會的不滿，但仍然在繼續。為什麼？因為企業不能失去這些「打工者」。一旦失去了他們，企業的命運會變得更差。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實際的還是心理上的），「打工者」很容易挾持企業。企業的很大一部分財富就進入了「打工者」的口袋，而非所有者的口袋。

　　再次，勞資關係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前面已經討論過勞資在主權空間上的分離（即企業可以僱用外國工人）的情況。也就是說，因為不用付給外國工人足夠高的工資水平，致使外國工人所創造的大量財富流向了資方和其管理者。這也加劇了收入分配的差異。

　　全球化首先是市場的全球化，市場的全球化為資本帶來了無窮的空間。可以說，全球化是資本主義的勝利。但很顯然，全球化在強化資本力量的同時，大大弱化著國家權力。這要求國家權力的轉型。歷史上，每一次資本主義的轉型必然帶來國家權力的轉型。在這一波全球化下，國家權力又如何轉型呢？這個問題沒有答案，但需要我們思考。

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