腳踏實地，仰望星空 ——與《經濟研究》共同度過的20年

07-05

來自專欄銘心而論

▍本文作者

陸銘

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特聘教授

博士生導師

倏忽間，人已中年。想想70一代本土學人的成長，總體上伴隨著中國研究的進展。這幾乎是必然的，正如我所說過的，學術在本質上也是貿易，同樣適用於比較優勢的原則。而在現階段，在學術研究百花齊放的同時，中國研究恐怕仍然是大多數中國學者的比較優勢。這樣說，證明我胸無大志。

比較優勢不是政府干預出來的，而是被我自己發現的。1998年的時候，當時的中國正在進行一場深刻的國有企業改革，那時我還是一個碩士生，剛剛開始寫論文，也並沒有什麼固定的研究方向。於是就從就業體制的角度寫了一篇有關國有企業改革的文章《就業體制轉軌中的漸進改革措施》，投給了《經濟研究》，很快就被接受了。據說當時的《經濟研究》甚至會拒絕一些著名經濟學家的文章，而現在，等自己有了一些名氣，同樣會被《經濟研究》拒稿。即使有幸文章被接受了，從投稿到發表，過程也可能兩年之久，甚至更長。如果知道了這些，我想現在的年輕人完全可以更加坦然一些，專心做好研究，少想自己受到了年齡和名氣的歧視。

關於中國研究，我一直覺得，研究一個13億人口的國家，尤其是當這個國家是自己的祖國，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在我博士畢業前後那段時期，正當數理模型在中國經濟學研究中大行其道。在當時的高校，經驗研究的方法還沒有成為課堂教學的主流，也因為當時沒有什麼可用的數據，所以我自己也是從理論研究開始的。2001年的時候，我將博士論文的主體部分投給了法國一個有關中國經濟研究的國際會議，居然被接受了。結果到了會上才大吃一驚，居然很少人在用理論模型研究中國經濟。後來我下定決心要補經驗研究的課，但是又苦於沒有很好的數據。於是我和陳釗就從省級面板數據開始，把統計年鑒的數據一個一個的輸入到電腦中去。當時我們倆一個人錄入，一個人同時校對，建起了省級面板資料庫。後來有了我們第一篇經驗研究論文，就是發表在2004年《經濟研究》的《城市化、城市傾向的經濟政策與城鄉收入差距》。這篇文章可以說是邊學邊做，其中還存在一些今天看起來非常幼稚的問題。但歷史就是這樣，驀然回首，發現問題多多，恰恰證明中國的學術研究進展非常之快。幸運的是，由於我們較早地用經驗研究的方法關注了中國非常重要的城鄉收入差距問題，使得這篇文章成為引用率最高的中文文獻之一。

對我個人而言，可以這麼說，2004年有關城鄉收入差距的文章，直接開啟了之後我的一系列研究，對我的影響一直到今天。2005年，《經濟研究》發表了我的《因患寡，而患不均：中國的收入差距、投資、教育和增長的相互影響》，直接關注了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那就是收入差距是不是會對經濟增長產生影響。這個問題放在國際經濟學界，也是一個非常宏大的問題，當時在中國還沒有這個方面的研究。現在回想起來，堅持研究重要的問題是我從《經濟研究》那裡得到的鼓勵。放在今天，由於微觀實證研究的各種因果推斷方法大行其道，像收入差距和經濟增長的關係這樣的主題，可能因為難以應用到「高大上」的方法，恐怕已經很難被更年輕的一代關注了。這是經濟學的進步還是退步？此問一出，佛祖當捻花微笑。

在我們這一代跨入經濟學學術界的時候，國際化還剛剛起步。一直到今天，可能在很多人那裡，中國研究和經濟學研究仍然是可以區分開來的不同領域。那些在國外獲得博士學位的我的同齡人們，甚至還可能刻意迴避中國研究，以避免被人認為僅僅是中國問題專家。而今天在國外讀書的中國學生已經開始大量研究來自於中國的問題，簡直可以說是改天換日了。在這種中國研究和國際學術界逐漸融合的過程中，我始終覺得，既然是以中國研究為對象的，那麼自己的文章就首先需要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然後再回答如何產生了學術上的創新。《經濟研究》作為本土經濟學雜誌的領頭羊，恰恰是因為它刊載大量與中國實際有關的文章而備受關注。我自己的一些理論工作也認為，有關中國研究的創新，需要結合既有的主流經濟學理論，更需要對中國的制度背景有準確的把握。比如說，在區域經濟學裡通常假定生產要素是跨地區自由流動的，但是中國卻存在市場分割和地方政府的策略性行為（陸銘、陳釗、嚴冀，《收益遞增、發展戰略與區域經濟的分割》，《經濟研究》2004年第1期）。類似的，在國際上，二元經濟理論模型是城鄉間不存在勞動力流動障礙的模型，但是在中國卻並非如此。我和陳釗在2008年《經濟研究》發表的《從分割到融合：城鄉經濟增長與社會和諧的政治經濟學》，構建了一個包括勞動力流動制度障礙的城鄉二元經濟增長模型。這些工作直接影響了我最近這些年提出的「空間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框架。

作為一門社會科學，經濟學的思想始終源於對於現實問題的洞見。有一些宏大問題的解釋，並不是一篇文章能夠完成的。《經濟研究》顯然也注意到了這個問題。2007年的時候，當時仍然是「青椒」的我和王永欽等同事們大膽地提出了一個關於大國發展道路的分析框架，並結合研究文獻和我們的思考，形成一篇純粹文字的文章（王永欽、張晏、章元、陳釗、陸銘，《中國的大國發展道路──論分權式改革的得失》，《經濟研究》2007年第1期）。當時抱著試試的想法，投給了《經濟研究》，沒想到卻很快被錄用了。這篇文章從制度基礎出發，剖析了中國經濟的經驗與困境，能夠成功發表，表現出了《經濟研究》的前沿意識和開放精神。此文的引用率高，恐怕也是因為我們較早系統地總結了中國的制度背景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係。今天的年輕學者，不知道還有沒有時間來對一些大問題做一些系統性的思考？這一問，佛祖又該笑了。

經濟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它必然與制度背景，歷史起點等發生關係，即使人的行為邏輯基本上是一樣的，即使我們不用文化差異來解釋國家和國家之間的差異，制度背景和歷史起點的差異也是現實存在的。這一學科性質就決定了，經濟學研究的創新必須是多向度的。如果我們把創新簡單定義為增加新的知識的話，那麼中國經濟的研究就至少有兩個方面的創新：第一是為那些具有普遍性的問題提供來自中國的證據；第二就是為那些具有中國特色制度背景和歷史起點的問題提供新的發現、理解和政策建議。這兩者無法截然分開，甚至是相輔相成的。我發表在《經濟研究》的文章和我自己一系列中國研究的起點就是中國特定的制度和歷史。為此，我一直提醒自己，經濟學的很多理論模型都是以完善的市場經濟體製為背景的，比如不存在扭曲性的政策，不存在生產要素流動的障礙，而中國經濟問題常常需要在市場經濟模型中加上一些政策性的「磨擦」。因此，不要盲目地把基於中國特殊性看到的現象，視作給具有一般性的理論提供了經驗證據。有時候，直接將中國數據嫁接到既有理論上，得到的證據似乎可以推出「加強管制」的政策含義，但恐怕那些現象恰恰是中國過度管制和政策扭曲的結果。有一些哪怕發表在中外文頂尖雜誌的文獻也存在「誤讀中國經驗」的嫌疑，對此，我曾以「城市最優規模」的經驗研究為例進行了批評。我指出，根據人口規模與勞動生產率之間的倒Ｕ型關係，有些超大城市看上去似乎「太大」了，這不是「城市最優規模」的證據，而是因為中國的超大城市嚴重地制約了土地、住房、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的供給。此處不再贅述。（具體參見：陸銘，《城市化和城市發展：我們在爭論什麼？》，《比較》2017年第2期。）

隨著中國經濟越來越受到關注，中國經濟研究也必然面對著與國際接軌和與國際經濟學界對話的需要。直到今天，在我不同的研究里，我分別用英文和中文寫作。如果是特別有中國政策涵義的研究，我會傾向於用中文來寫作。但是如果一個研究具有比較強的一般含義，同時又更符合國際經濟學界對於研究方法的強調，那麼我就會更傾向於用英文來寫作。在中國研究與國際學術界逐步融合的過程中，由《經濟研究》等期刊引領的中文文獻正在逐步成為中國研究前沿。一些對於中國具有重大實踐價值的問題，理論的基礎還不夠紮實，現有的數據質量和豐富程度也與國際先進水平有著不小的差距，通行的因果識別技術也未見得能夠有恰當的制度背景來作為應用。但是對於有重要價值的題目，也必須要做，至少可以啟發後來更為嚴謹的研究。我關於戶籍制約消費的研究（陳斌開、陸銘、鍾寧樺，《戶籍制約下的居民消費》，《經濟研究（消費金融專輯）》2010年）就是首先發表在《經濟研究》上的，之後，我們才又在新的數據和估計方法之下做了進一步的完善，發表在幾年之後的英文期刊上。近年來，我關於城市勞動力市場上技能互補性的研究，也是首先發表在《經濟研究》上的（梁文泉、陸銘，《後工業化時代的城市：城市規模影響服務業人力資本外部性的微觀證據》，《經濟研究》2016年第12期）。儘管國際經濟學界特彆強調經驗研究中「乾淨的識別」，但我認為對於開創性的、重要的研究，像《經濟研究》這樣的雜誌可以一如既往地給予更大的支持。我這樣想，是不是在把經濟學往不科學的溝裡帶？對於這個問題，佛祖啊，你想笑就笑吧。

此文也許恰巧是個「40自述」，從此別再叫我「青年經濟學家」。回想過去與《經濟研究》共同度過的青蔥歲月，我只默默提醒自己，——

抬頭仰望星空的時候，別忘記腳下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