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無意識

來自專欄社會心理學

集體無意識

有這樣一則寓言故事：五隻猴子被關在籠子里，籠子一角掛著一串香蕉，如果有猴子試圖摘取香蕉，就會被開水燙到。猴子們吃了幾次苦頭後，就再也不想去摘香蕉了。此時用一隻新猴子替換老猴子，新猴子看到香蕉剛想去摘，就被老猴子們拉住一頓暴打，新猴子挨了幾次打之後，也不再去摘香蕉了。此時再換進一隻新猴子，它看到香蕉也想去摘，結果是又被老猴子們一頓暴打，而下手最狠的恰恰是那一隻沒被開水燙到過的。最後，老猴子們都被換乾淨了，仍然沒有猴子去碰那串香蕉，因為它們知道，碰香蕉意味著被打，而為什麼會被打，沒有猴子知道。

這則寓言，通常被用來解釋我們所謂的「傳統習俗」。我們再來看一下我國的纏足歷史。

纏足開始於北宋中後期，興起於南宋。由於皇帝和官員認為小腳是美麗的，愚昧的民間也就視小腳為美，乃至把小腳喚作「三寸金蓮」。認為纏小的腳小巧玲瓏，賞心悅目，走起路來如風擺柳，煞是好看。就是這樣的一種審美觀，使得纏足普遍流利，漸成社會風俗，綿延千年。清代，統治者起初極力反對漢人纏足，一再下令禁止，但此時纏足之風已是難以停止，以至後來只好罷禁。這種情況，直至新中國的成立，才真正全面廢止。

纏足，不僅在實際生活中有種種不便，而且使女性承受極大的傷殘痛苦，而究其根源，不過是源於皇帝的個人喜好，但這樣的傳統習俗在一種畸形的審美觀之下，存續千年之久，真是何其荒謬？而同樣荒謬的是，這樣的現象不僅存在於古代，而且存在於現實之中，模特步、高跟鞋、豐胸、整容的盛行，豈非也是社會普世價值觀畸形之下的產物？只要社會認為好的，人們即便承受一些身體上的不適或痛苦，也一定要迎合這種審美觀，我們又比古代進步了多少呢？

時代在進步，但我們真的進步了嗎？清明已經不再清明，念經佈道，超度亡靈，燒冥幣，獻祭品，鞭炮齊鳴，紙灰滿天。類似這樣的封建迷信、陳規陋習，在我們習以為常的逢年過節、婚喪嫁娶、衣食住行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婚喪嫁娶時的相互攀比，生病了不去看病而是去燒香拜佛，感覺時運不好就去算風水測八卦，我們究竟比古人進步了多少呢？古代的媳婦總是一個遭受苦難最多的角色，但終至熬成婆的時間，卻常常將自己承受過的苦難統統施加於新媳婦的身上，這究竟是集體無意識，還是報復心理在作怪？而我們呢？在種種愚昧無知的表現之後，究竟是素質問題，還是集體無意識？

集體無意識，簡單地說，就是一種代代相傳的無數同類經驗在某一種族全體成員心理上的沉澱物，而之所以能代代相傳，正因為有著相應的社會結構作為這種集體無意識的支柱。集體無意識作為一種典型的群體心理現象無處不在，並一直在默默而深刻地影響著我們的社會、我們的思想和我們的行為。魯迅筆下的祥林嫂就是封建社會下所形成的集體無意識的犧牲品。

集體無意識的提出，源自於弗洛伊德的學生榮格，但榮格將這種集體無意識歸因於遺傳，榮格認為個體無意識的絕大部分由自我的「情結」所組成，而集體無意識則主要由遺傳而來的「原型」組成，為了證明自己的正確性，榮格在原始社會裡找到相當多的原型。英國學者鮑特金對這一理論進行了修正，他認為，所謂原型，並不能看成是某種遺傳信息的載體，不是先天預成在個人的心理結構中，而是借特殊的語言意象在詩人和讀者的心中重建起來的，同語言符號一樣，它也是文化信息的載體形式。

集體無意識的實例，大多數人傾向於以二戰時德國的納粹主義以及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為典型。但這樣兩種「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典型，並非集體無意識的真實表現，這兩種典型只是「從眾心理」（也可以說羊群效應，或者責任分散效應）導致的結果。很明顯的反證就是，如果這是集體無意識，那麼德國自古以來就有納粹主義的影子，或者中國始終都有文化大革命的可能，這顯然是荒謬的。

真實的集體無意識，是一種趨利避害的從眾心理（自保本能），是一種無所不學的學習精神，是一種「以滿足外界喜好的標準從而功成名就」的實現自我價值理念。這三種心理，從消極的意義上說是出於一種自我保護的本能；從中性的意義上說，人可以通過外界學習一切知識化為己用；從積極的意義上說，是出於自我價值實現的需要。這三種心理相輔相成，從三個方向影響著現實生活中的每一個個體生命。這就像以前趕馬車時遇到上坡一樣，前面有拉的，後面有推的，中間有趕的，從而使得馬車順利上坡成功。

同樣以納粹主義與文化大革命為例，很明顯的是，身陷其中的多數個人出於自保的本能，而被動成為納粹分子和紅衛兵；另一部分人，本來置身事外，但通過對外界的學習，逐漸學會，並或被動或主動地成為納粹分子和紅衛兵；而還有一部分人，又認為在這樣的社會洪流里可以實現自我的人生價值而群情激昂，主動成為真正的納粹分子和紅衛兵。正是這樣的三類人的現實存在，使得這兩種典型實例成為了現實，導致了人類社會的悲劇。而這樣的三類人，幾乎涵蓋了社會現實中的全體人，真正可以做到置身事外的人，要麼是傻子，要麼是聖人，可惜的是，這兩種人都是少之又少。

這樣的兩種典型，只是從眾心理的結果，而從眾心理的背後，卻是集體無意識在起著決定性作用。相較於這兩種典型，個人更傾向於將集體無意識的現實現象，類比於西方社會的宗教文化，以及中國社會的儒家文化。

這兩種文化對中西方社會的影響深遠且長久，但這兩種文化究其實，只是披著良善的外衣，行使著自我的專政。不遵從封建禮教的國人和西方所謂的異教徒，都被冠以傷風敗俗、大逆不道、人神共憤等罪名而受到迫害，在這些罪名的背後，無一不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強盜邏輯，哪裡有一點一滴的良善存在？而在「生死存亡」面前，我們究竟有多少人可以有選擇權而獨善其身呢？

在生死存亡面前，我們沒有選擇的主動權。所謂的選擇，不過是一種趨利避害的自保之下的被動選擇。從小，我們就被教導要做一個聽話的好孩子，要做一個用功讀書的好學生，如果我們恰好是一個這樣的好孩子和好學生，那麼就會收到來自家長和老師的很多讚譽；否則，家長和老師就會對你苦口婆心、無孔不入地進行教導和改造。而每一個人總有一顆希望得到讚譽的內心，對於內心力量並不強大的孩子而言，外界的評判就是他一言一行的標尺，他們在這樣的讚譽里感受到自我價值實現的成就感和滿足感。正是這樣的現實，才有了孔融讓梨的故事。

孔融讓梨，長期以來被貫以謙讓的美德而進行宣揚，但孔融為什麼讓梨的原因，我們實是不知。更為真實而合理的解釋應該是，孔融也想要大梨，但知道這樣做，不會得到父母的讚賞，相反，他知道只有主動要小梨才會得到父母的讚賞，因此，孔融讓梨背後的真實原因恐怕是沽名釣譽。而縱觀孔融的一生，他一直以來都沒能脫離這種沽名釣譽的行為邏輯。其幕僚左承祖勸孔融結納曹操，結果被孔融怒而殺之，但後來，孔融主動投靠了曹操，左承祖的死亡何其冤枉啊！孔融任北海相時，在路上看見一個人在墳墓邊哭泣自己的亡父，臉色卻一點都不憔悴，孔融於是將此人殺了，這個人死得又是何其不幸啊！

當然，孔融讓梨的美德，使得孔融自幼就得到了「沽名釣譽」的種種受益，既然如此，又何必付出代價獲取真才實學呢？同樣道理，如果逢迎拍馬就能撈取好處，誰又會去真心拒絕這樣的機會呢？如果網路直播能夠掙到錢，而恰好我們又具備這樣的能力，那麼我們為何要錯過這樣的機會呢？奪得詩詞大會冠軍的外賣小哥，在古代恐怕早已高官厚祿加身了，可惜生不逢時，只能靠送外賣養家糊口。如果孔融生在當代，他會不會是個送快遞的呢？

今天越來越多的人已經認識到，物質上的充盈可以讓社會面貌煥然一新，而更高境界的煥然一新，則需要每個公民在文化素養、文化情操等精神上的積澱。蘇東坡的「腹有詩書氣自華」，說的就是這一點。雖然，在物質的世界裡，我們可能只是送外賣送快遞的，但並不影響我們更為高貴的靈魂因腹有詩書而「氣自華」。

我並不認為現在的社會不好，也不認為古時的社會就好，我想表達的無非是，社會現實終究並不完滿，每個社會都有其現實局限性。所謂的成功與失敗，在一定程度上，只是時代的歷史選擇。而每一個具體的個體，在時代的大背景里，不過是一個小小的玩偶。曾經的皇帝，在新時代到來之際，也得淪為階下囚。看清這一點，才能超然物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曾經的戲子，是屬於下九流的身份，所以，在古代，實在沒有生活下去的其他辦法，才會被迫從事；而在新的時代里，稍有名氣的演員就是身價不菲的名星，所以，現在想當演員要當名星的人比比皆是。但是，這真的是他們發自內心的選擇嗎？不過是時代背景下趨利避害的被選擇而已！究其實，不過是集體無意識罷了！

無所不在的學習精神，使人在毫無意識間，向周圍的一切，學習儘可能多的知識，世事萬象，良莠不齊，無所不學。漢語，被世界公認為最難學習的語言，但是，作為國人，誰不是三四歲就掌握了這門最難學習的語言呢？這是因為，我們生活在一個漢語的環境里，周圍的每一個人都在說漢語，我們自出生起就接受著漢語的熏陶，耳濡目染之下，學習和使用漢語是一種自然而然的過程，即便說得並不十分準確，但周圍的每一個人都可以是你的老師，給予你正確的教導。作為國人，實在不知漢語難在何處，就連大字不識一個的大媽，運用起漢語來也是駕輕就熟得心應手。同樣的道理，生活在儒家文化的氛圍里，我們耳濡目染到的社會現象無一不是儒家文化，誰又能夠真正先天性地具備免疫能力呢？

在時代的洪流里，我們沒有天然的免疫能力。這樣的自我，在現實生活里學會了世界公認最難學習的漢語，同時也接受了儒家文化的要義，學會了重男輕女、封建迷信，學會了尊卑有別、長幼有序。這就是環境的力量，孟母三遷，就是為了使孩子擁有一個真正好的教育環境。所謂南橘北枳，「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也是環境力量的證明。

如果說，前面兩種集體無意識，作為人而言，是被動的，中性的；那麼實現自我價值的理念，則是積極的主動的。每個時代，都有不同的成功標杆。對於成功的追求，放在不同的時代里，就會成為不識時務的反面教材。但這種追求成功的心態本身，卻是一個時代的產物，左右著時代里的每一個具體生命。在古代，學而優則仕，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現在，只要有錢，就是成功的，這樣說或許有失偏頗，但至少這是當下社會的主流聲音。不為五斗米折腰的陶淵明，如果生活在當下，便很難稱得上是一個成功者。

但還有一類人，他們身上自帶一種成功素質——追求成功的決心，並為成功而付出努力和行動。具備這種成功素質的人，在古代，修身養性，飽讀詩書，最終封官加爵；在當代，會尋找一切可以掙錢的途徑，並願意為此付出心血與汗水，最終贏得屬於自己的財富。在他們身上，有一種永不服輸的精神，他們富有主見，但並不固執，他們善於把握時代的脈搏，總是順應潮流而動，在世事亂象里他們總能挖掘出成功的機會。他們是真正的時代的主人，不論身處哪種時代，他們都能夠通過自己的努力，成就自我價值的實現。

把這樣的一類人歸於集體無意識，或者並不正確，事實上，他們的所言所行，已經完全脫離了無意識的範圍，相反，他們是自我意識的主人。他們如果處於一個相對穩定的時代里，通常都可以成為一個時代里的弄潮兒，但如果他們不幸處於一個動蕩混亂的時代里，他們也難免會成為時代的犧牲品，就像那些二戰中的真正的納粹分子，或者文革中的真正的紅衛兵一樣，曾經紅極一時的人物，因為時代的變遷，就會淪落為時代的犧牲品。從這個層面而言，他們確實又是集體無意識的，或者說，他們有意識地把握了一個時代，只是這個時代過於短暫，而被時代所出賣。

在時代洪流里，我們既沒有先天性的免疫能力；在生死存亡面前，更沒有選擇的主動權；對於自我價值實現的心理，又使得我們的追求本身，無一不是時代的結果使然。這樣的三種心理現實，存在於成年人的觀念里，存在於看得到的書籍中，存在於現實生活的傳統習俗里。基於這樣的現實原因，集體無意識就像一隻無所不在的手一樣左右著現實中的每一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