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說像生瓷

07-05

經常會見到像生瓷這一名稱，一般都指雍正乾隆兩朝各種仿銅、仿木、仿漆器等等之類的瓷器，有些書籍稱像生瓷始於雍正，盛於乾隆，此觀點不能說不對，但容易引起誤會，不夠嚴謹和全面，古籍載，古代瓷製器皿凡是使用人物、動物、植物為造型；一概稱之為「像生器」可見像生瓷這一名稱是雍正之前已經存在，按其解釋仿銅、仿木、之類並不在其中包括，後人只是借用，將雍正創始的仿銅、仿木類瓷器歸入其類。將所有無論仿造型還是仿質地的陶瓷器皿一概稱之為「像生瓷」。

五千多年前以人物、動物為造型的陶器已經出現，隨著瓷器的發明「仿生」這類造型手段自然而然的成為瓷器的一個品類，經久不衰，深受廣大消費者歡迎，到了漢末唐初時期，像生瓷達到單色釉像生瓷的高峰，從考古發掘結果看這一時期的像生瓷無論從品種、數量還是工藝、造型水平都是最多、最好的，各種像生動物植物以及器物都有出土，如虎子、熊形油燈，蛙形器、柳斗罐等等。

一直到清代初期單色釉像生瓷一直是像生瓷的主要品種，只有個別品種會在瓷器上用釉上或釉下彩稍加點綴，雍正時因為經濟繁榮而需要大量銅鑄造錢幣，雍正四年詔命「惟准三品以上官員用黃銅器具，其他一概禁止」皇帝本人帶頭不使用銅器，宮中大量銅製祭祀、陳設和日用器皿也被銷毀，在大規模收繳和禁止使用銅器後，宮中使用的陳設、祭祀、日用器皿只好改用瓷器，由於但是制瓷技術的發展，加之「禁銅令」的實施，這一時期的景德鎮御窯廠為了解決實際需要研製開發了一大批仿古銅瓷製禮器，如尊、罍、鼎、爵、彝等，造型釉色與銅器相似，釉採用茶葉末、鱔魚黃、鱔魚青等，以及陳設觀賞類，如雙耳葫蘆瓶，六連瓶、水丞、四足洗等，當時賞賜給蒙古王公貴族的銅製器物也開始使用瓷器代替，佛像、觀音、土地一類也開始由瓷製代替銅製。

「禁銅令」的實施，客觀上對制瓷業起到了一個巨大的推動作用，雍正、乾隆時期像生銅、木、漆等質地創始和迅速勃起與「禁銅令」有著極為重要的關係，仿銅器生產銷售的成功成為仿木、仿漆等像生瓷研製生產的「導火索」、「啟動器」。

雍正時瓷器裝飾技術已經基本全部成熟，表現手段豐富多彩，也是雍正、乾隆時期像生瓷蓬勃發展的一個重要基本條件，青花、釉里紅、古彩、粉彩、顏色釉等等裝飾工藝可以滿足製作像生瓷質地效果的需要，而在此之前的一千多年的陶瓷史上都不具備如此豐富的工藝技術和材料條件，正是裝飾技術的高度發展才能夠使得雍正、乾隆時期的像生瓷研製生產輕車熟路水到渠成，迅速發展成為瓷器中的一個重要品種。

像生瓷在雍正時期主要以仿銅瓷器為主，其他仿木、仿漆之類瓷器較少，主要目的是替代銅器，到了乾隆以後，由於康雍盛世經濟繁榮使得整個社會風氣變得浮躁起來，瓷器的裝飾風格轉向繁縟、華貴、工緻，康雍時期瓷器裝飾深厚的文化內涵，精湛的繪畫技藝已經無法突破，如同春節晚會，30年前我們第一次在電視看到，興奮異常，讚不絕口，但到了今天儘管電視台費盡心機，觀眾仍然是怨聲載道，因為80年代的春節晚會無論節目的文化藝術水平都是經過多年積累後爆發出來的，幾年後已經是「江郎才盡」，而現今在藝術界又是一個浮躁的時代，無論思想內容還是演藝水平都超不過80年代的水平只能在背景、燈光、電子控制以及俊男靚女、透露搞怪等方面做文章。瓷器裝飾則採用加精加細，追求「鬼斧神工」的效果，擴大新品種的生產，以新、奇、特取勝，

乾隆時期的瓷器裝飾也和今天的春節晚會的「怪圈」一樣，此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乾隆中期以後，高嶺土資源枯竭，其他產區出品的高嶺土含鐵量較高，瓷器釉面多有鐵點，嚴重影響瓷器質量，使用繁縟的釉上彩紋飾也是掩蓋這種質量缺陷的一種好方法，乾隆時期始見的「掛裡」瓷器，就是在器皿的內壁塗刷一層多為淡綠色的低溫釉，目的就是為了遮蓋質量缺陷，像生瓷除了需要預留「開光」裝飾的部分瓷器以外，瓷器所有部位基本都被釉上彩遮蓋，是修復殘品瓷器最方便理想的手段，許多殘次品瓷器經過像生裝飾後便成為正品，這也是像生瓷大量生產的一個主要原因。

由於清代像生瓷無論是仿木、仿漆還是仿其他一些物質，都需要在釉面上塗刷彩料，掩蓋了瓷器本身瓷質的特殊韻味和本質魅力，如同欣賞美女，靚麗的少女不加修飾雖然暫時會被濃妝艷抹的熟女壓倒，但看的多了，就會發現青春靚麗和塗脂抹粉的巨大差距，像生瓷初看感到如此工藝不可思議，看的多了因為瓷器本身文化內涵不足，而且又破壞了瓷器特有的魅力，很快就失去了市場，再加上繪製這類紋飾費工費料，技術難度大，因此沒有形成傳統產品，很快消失了。

像生瓷據【陶說】記載「戧金、鏤銀、琢石、螺鈿、竹木、匏蠡、諸作無不以陶為之，方小而肖」。據此將其分為仿金、仿銀、仿漆、仿竹木、仿匏蠡等近十類，根據傳世品和目前所見資料江松先生將其分為仿木器、仿竹器、仿漆器、仿金屬器、仿玉石雕、仿織物幾大類。

仿金屬器中有仿銅、仿金兩類。仿銅器中又分仿黃銅器和仿古銅器，仿金器也有仿古器和法器兩類，始於雍正盛於乾隆，乾隆時期仿銅器是官窯瓷中的大宗品種，其釉色有高溫釉也有低溫釉，一般以醬色釉、茶葉末等與銅器顏色相近的色釉為之，為求更為逼真，有的還在醬釉底上另加紅黃藍等色使釉面色彩斑斕幻化不定，更具真實感。

仿金器一種是仿古器，器型、紋飾均模仿古青銅器，滿飾金彩，呈色及其華麗，另一種仿金器為宗教法器，特別是密宗對於使用的法器非常講究，多用金銀製作，此時也用瓷器替代，如乾隆年製做的金釉加彩法輪，通體施金彩，以紅綠藍彩仿寶石鑲嵌，整個器物金光閃閃，紅綠藍寶石鑲嵌其間，無比豪華珍貴。

仿玉石雍正時期始創，稱之為「舊玉釉」呈較淡的赭色，有隱約紋片形似碎玉狀，器物有碗、盤、瓶、缸等，碗有劃花裝飾的，乾隆時仿石紋釉器一般多用醬色釉在白釉地上勾繪石頭紋理，多仿大理石效果，通體繪大理石紋，也有開光繪粉彩器物。如仿石紋蓋盒、造型為扁圓形，腹似鼓形，腹部中間兩分，蓋頂為平頂凸起一條弦紋，蓋面繪粉彩人物紋飾，器身繪大理石紋。

仿木器始於雍正，是以紅、黑兩色釉彩在瓷胎上繪製木質紋理，也有加用浮雕裝飾，增加真實感的，常見的器型有木碗、筆筒、臂擱、木桶、木盆等，如仿木釉盆，直口、直壁微斜、有三隻腳，盆中部下部有兩道黃色仿竹篾箍，盆內壁施白釉，外壁繪木紋十分真實，細膩、三股竹篾編成的兩道篾箍採用淺浮雕工藝非常逼真。也有用粉彩繪木紋的，較為少見十分珍貴，也有邊角繪木紋，主要畫面畫山水、人物，如上海博物館藏「雍正長方形木紋開光筆筒」筆筒為扁長方形，兩面繪木紋，兩面邊框開光，邊框以深棕色為紋理，絳色為地，木紋框內淺浮雕凸起邊框線，開光一面繪高士騎馬、書童挑擔，一面繪宋元山水，還有木紋僅以赭、黑兩色豎線條間隔描繪表示木紋的。乾隆時仿木紋器較之雍正更加精彩，一些器皿內外皆繪木紋，極為精緻，如仿木紋釉碗敞口、弧腹、矮圈足內外皆繪木紋幾可亂真，還有一類內壁施白釉，外壁繪木紋，如一種碗乾隆御制詩中稱其為「扎古扎雅木」，的碗，敞口、直壁、淺腹、玉璧底足、內壁施白釉，外壁繪木紋不露胎底，據說是專為西藏僧侶特製，乾隆是仿木紋釉器形制較多，如豆、多穆壺等也有製作。

仿漆器以乾隆時期製品最為生動，大體可分為兩類，為仿髹漆和雕漆，能達到亂真程度，如仿脫胎漆蓋碗，碗及蓋均為凸凹的菊瓣形，壁薄如紙，最薄處約半毫米，極輕，色如珊瑚光艷嬌潤，碗內底有一黑色圓心，上刻填金彩御制七言詩，外底心刻填金彩楷書「大清乾隆年制」雙行款，這類仿脫胎器碗較多有的還配有盞托，仿雕漆類更為豐富多彩，器物外壁繁縟滿密的浮雕紋飾讓人驚嘆，這類器物一般是先用模具在坯上印製紋飾，待坯乾燥後再用刀雕刻修飾，施釉入窯高溫燒成，再加彩釉入爐烘烤，如仿剔紅楓葉式盒，盒呈楓葉形，上蓋下座中分造型，另附有隨形托座，盒內分成六格，中心格為桃形，其餘五格各隨葉形，盒外壁浮雕葉筋、葉脈，盒頂部圓雕寒蟬、紡織娘各一隻，作工精細、紋理清晰，盒外通施髹紅漆釉。仿剔紅器也有內壁繪金彩紋飾的，畫工十分精彩別緻。仿剔紅器還有一類，器物上紋飾雕刻好後不施釉，入窯燒成澀胎，再在器物內壁施松綠釉，外壁施紅、黃、藍等色釉，蓋、口、足沿施金彩，有人說此類裝飾是乾隆時獨創。

仿竹器乾隆時一般是先雕塑成型，施白釉入窯燒成，再施低溫黃釉，品種多為文房用品，如臂擱、筆筒之類，傳世品乾隆官窯仿竹雕筆筒；宛如一段三節的竹筒，竹節為浮雕珍珠紋，器身為淺浮雕夔龍紋，龍身施褐色釉，以仿貼簧效果，在竹面上刷出精細的竹絲紋，質感十分真實。

像生瓷在雍正、乾隆時期達到了頂峰，充分的利用豐富的彩繪工藝使像生瓷更加形象逼真，雖然表現了瓷器裝飾技術的高超但也是藝術走向低谷浮躁的創作思潮的客觀表現，追求新奇特博取商業利潤最大化的創作主流自然不會永遠成為經典和傳統，必然是「曇花一現」結局，特別是不顧瓷器特有的美感魅力，玲瓏剔透、光潔如玉而用破壞這些特質的顏料去遮蓋，違背了創造美的根本原則，適當的彩繪可以讓瓷器更加美麗動人、傳達更多達的文化內涵，達到瓷質美和紋飾美互相支持的目的，而過度彩繪，特別是完全覆蓋釉面只能得到體現工匠技術水平的結果，徹底失去了瓷器自身特有的魅力，是本末倒置的創作方法。正是因為如此像生瓷的生命力十分短暫，乾隆以後逐漸退出了市場，成為「瀕危物種」，儘管這類瓷器存世量不大，但無論在博物館中還是在流通領域一直沒有人重視，其市場價格一直不高，這與其藝術價值有著根本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