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象：從低調同志到過河卒子——1930年代胡適的對日主張

從低調同志到過河卒子——1930年代胡適的對日主張時間:2010-09-08 作者:蕭象　　從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到1937年的「七七」事變，全國各地抗日的聲浪隨著國土的點滴淪喪而日益高漲。在此期間，學界領軍人物的胡適卻獨樹一幟，以一種冷靜的主張議和的低調姿態與大眾的熱烈激昂的高調抗戰要求迥然有別。這種國難當頭冷靜的低調使得胡適備受時人的誤解與指責，甚至有人斥為「媚日」。即便在今天，胡適的低調是對日表現「軟弱」的說法仍然不絕如縷，時有所聞。　　在舉國一片滔滔要求抗日的聲浪中，何以胡適別出心裁，違逆眾議而採取低調的姿態，提出議和的主張呢？他的這種態度和主張果真是一種「媚日」行為與「軟弱」表現嗎？當一切塵埃落定，歷史歸於寂靜之時，如果我們抱持一種對「歷史做同情的理解」的態度，重新潛入錯綜複雜的歷史深處，對胡適在此國難期間的對日主張做一連貫而周詳的考察，或許我們會另有一番新的認識。　　胡適早慧，其一生主要思想在留學美國時期就基本形成。因此，欲辨胡適30年代的對日主張，不能不先識其留美期間的對日態度。　　1915年，正值一戰時期，日本以戰爭威脅中國政府接受「二十一條要求」，引發留美學生抗議浪潮，大家群情激憤，紛紛主張對日作戰。胡適卻一反眾議，發表公開信，反對任何動用武力的行為：「現在談論對日作戰是不正常的。我們如何而戰？……以何而戰？……在除了破壞、破壞、破壞以外就毫無機會得到任何東西的時刻，談論戰爭是十足的蠢話！……以只手來擋大海之潮並不是英雄……以卵擊石也不是英雄！」　　胡適之所以反對對日作戰，乃因少時深受老子的「不爭」和墨子的「非攻」思想影響，留學期間又迷上耶教的不抵抗主義教義，再加上一批反戰教友派朋友言論的耳濡目染，遂形成一種和平主義思想之緣故。這種和平主義思想使得胡適對戰爭抱持一種厭惡和抵抗的態度。　　此後一年，在安吉爾「新和平主義」和杜威關於「力」的論說影響之下，胡適的思想有所轉變，開始修正他的極端不抵抗主義的信條，而逐漸接受一種用正義的國際同意的力量反對戰爭的觀念。不過，無論怎樣，反戰的和平主義思想從此紮根於胡適的心田並始終不渝，卻是無疑。一戰結束之後不久，胡適認為協約國的勝利「不是武力解決的功效，乃是『解決武力』的功效」，就是這一思想的折射。　　十幾年過後，當「九一八」事變突起，中日再次面臨戰爭危險的時候，胡適又再次成為反對對日作戰的少數派人士，其思想基礎一如從前，反戰的論點與當年如出一轍，問題關鍵依然是我們如何而戰？以何而戰？「我們陸軍的訓練和裝備均甚窳劣，既無海軍，實際上也沒有空軍，也沒有足以支持戰爭的國防工業。我們拿什麼去抗日呢？」（胡適語）　　1933年熱河失守後在保定與蔣介石的一場談話，給胡適的心頭蒙上一層悲觀的陰影。蔣在胡適等問及能否抵抗時，據實以告：「近代的戰爭是不可能的。只能在幾處用精兵死守，不許一個生存而退卻。這樣子也許叫世界人知道我們是不怕死的。」既然國家的最高軍事統帥認為中國沒有抵抗的能力，無法進行「近代的戰爭」，那又怎能將國家之命運輕易地孤注一擲呢！軍力軟弱，政府無能，軍閥割據，還有連綿不休的內戰，凡此種種加深了胡適對局勢嚴峻的憂慮，使他不能不清醒而理智卻又沉痛地看到，選擇避戰而謀和之為必要。　　胡適的謀和主張，一方面有其和平主義的哲學為觀照，另一方面更是以敵強我弱這一簡單的眼前事實為判斷。在敵我雙方力量對比懸殊，我方實不具備作戰能力與條件的前提下，他所信奉的「萬國之上更有人類在」的和平主義的人道思想使他不願看到廣大的熱血青年在強大的敵人的槍炮下做無謂的犧牲。「我自己的理智與訓練都不許我主張作戰……我的良心不許我用我的筆鋒來責備人人都得用他的心血和肉去和那最慘酷殘忍的現代武器拚命。」這是他提出這一主張的一基本考量。這一主張還有其實際的智慧和權宜的考量，那就是以空間換時間，拖延戰爭的爆發，以謀求在這拖延的時間裡達致勵精圖治、憤發圖強、整軍備戰、重整山河的目的。　　這種謀和的主張，一直延續到七七事變後的全面抗戰。當時一幫對抗戰局勢持悲觀情緒的人物，常聚集在周佛海南京家中的地下室里一邊躲避空襲，一邊討論時局。胡適也時與其間，遂將這幫大致同氣相求、主張謀和的人戲稱為「低調俱樂部」，以與主流的抗戰高調相區別。此後不久，胡適便受政府委派以民間使者身份遊說歐美，為抗日聲張。翌年七月，銜命出使美國，用他自己的話說，為政府戰時徵調所用，做了一名「過河的卒子」，而走向抗戰的道路。　　從低調同志到過河卒子，也就是從謀和到抗戰，對胡適而言，既是艱難的過程也是自然的轉變。數年的殫精竭慮，奔走呼籲，不僅冒天下之大不韙，而且如逝水東流，於時局無補，局勢每況愈下，國難日益深重，已到山窮水盡地步，過程豈不艱難！而謀和卻是有條件的謀和，妥協也是有限度的妥協，低調更不是毫無立場的放棄卻不做抵抗的低調，而是強調「苦撐待變」的拖延。正是這一點與周佛海等大多「低調俱樂部」的人就有了本質的區別，也決定了與政府所提出的「和平未到絕望關頭，絕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絕不輕言犧牲」的口號在精神上的高度一致。因此，當和平無望，戰爭不可避免，那麼捨棄和平，走向戰爭，充當卒子過河而義無反顧，做出抗戰犧牲而慨然出征，其變自是自然！　　那麼，胡適在什麼時候開始的這種轉變，又是什麼原因促使了這種轉變的呢？　　1935年的6月27日胡適寫與王世傑一封長信，談到了對日作戰，並提出一個十分大膽卻後來在其大使任上完全實現了的戰略設想——促成英、美在太平洋與日本的開戰。胡適說道：「但我們必須要準備三四年的苦戰。我們必須咬定牙根，認定在這三年之中我們不能期望他國加入戰爭。我們只能期望在我們打得稀爛而敵人也打得疲於奔命的時候，才可以有國際參加與援助。這是破釜沉舟的故智，除此之外，別無他法可以促進那不易發動的世界二次大戰。」（余英時《重尋胡適歷程》廣西師大出版書第50頁）　　同年7月，丁文江一篇關於俄國十月革命後為贏得和平的喘息機會，不惜與德國簽訂布列斯特條約，以保住新生政權的文章，引起胡適的很大興趣。胡適於是借題發揮，順水推舟，轉而進一步追問：「如果萬分退讓的結果，還換不到那最重要的一件事，我們應該走什麼路？我們應該準備走什麼路？」　　同年11月，美國駐華大使詹森與胡適等會談後得出判斷：胡適「他現在認為，於日本已無妥協的希望，因為日本的軍事野心使中國為自保而別無選擇，只有戰鬥。」（周明之《胡適與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選擇》四川人民出版社第130頁）　　第二年的2月在北平兄弟會的一次英語演講中，胡適公開表明了自己對戰爭的態度：「人們說：『屈辱的和平總比破壞性的戰爭好一些』；這是真的。但我們不是理性的動物。甚至於我這個二十年來的和平主義者也認為，如果發生戰爭，我將全力支持」。　　據上，並依余英時的研究，我們完全可以得這樣的判斷：由於日軍侵華狼子野心的擴張，得寸進尺的逼迫，使和平無望，退讓不能，至遲在1935年的6月胡適就出現了言戰的轉變，開始了戰爭的思想準備，雖然其後仍在做著謀和的努力，但那已是戰爭與和平雙管齊下的兩手準備。　　曲高從來和寡，靜水只宜流深。胡適理性而低調的謀和主張，他的苦心孤詣，自是不合時宜，備受誤解與指責，亦在意料之中。歷史上，戰與和的選擇，本是以得失為考量的事實判斷，能戰即戰，可和就和，並無多大顧忌與障礙。自南宋以降，國勢衰微，戰為名高，和為降志，戰與和的選擇遂成忠奸辨識的價值判斷。凡言戰者擁有先天的道德優勢，無論結果如何，皆成英雄；言和者天生矮人一等，儘管忍辱負重，都為漢奸。這樣的思維定勢，於愛國思想和民族志氣的培育激勵無疑大有裨益，但非此即彼的偏狹也由此易於滋生。　　胡適的謀和主張人們盡可以批評為書生意氣，帶有一廂情願的幻想意味，甚至是低估了國人同仇敵愾的氣勢而過於悲觀，但斥為「媚日」即是有失公允的偏狹。且不論胡適激於民族大義和對抗日殉國英雄的敬仰而撰寫大青山《抗日戰死將士公墓碑》，於愛國志氣的大力鼓吹，僅以來自日本對胡適敵視的兩件事例就足使「媚日」之說不攻自破：1935年一二九運動發生當天，日方向北平政府提出抗議，直指學生運動有背景，胡適就是主謀之一；1936年7月胡適率團赴美參加國際會議，路經東京時，不見一個日本人迎接，媒體也以沉默迎待，這與胡適國際知名學者的身份大不相稱。日本對胡適之所以前有不實的誤告，後有蓄意的冷遇，實在是因為在日本人眼中胡適反對華北自治，是其侵華政策的敵人。（耿雲志《胡適評傳》第195頁）　　至於說到謀和是「軟弱」的表現，倒是見仁見智，值得討論的問題。比起言和，言戰誠然顯出強硬。但換一角度，如前所述，戰為名高，言戰具有天然的道德優勢，沒有丁點負擔，也不需要承擔任何責任與風險。而和為降志，「出師未捷身先死」，不僅需要非常的理性睿智，更需要大人十倍的道德勇氣。這樣一看，作為學者的胡適在國難當頭審時度勢、盱衡全局所作出的智性反應與理智判斷，他的謀和主張，不是比一般的言戰更具勇氣與擔當嗎？　　2009-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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