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鼎新：微博已經改變了中國

安徽阜陽市，網民在網吧內登陸互聯網。

　　趙鼎新，1953年生，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自1996年起在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任教。長期致力於政治社會學及其社會運動方面的研究，所形成的學術觀點在國內外學術界有較大影響。

　　2011年初，於建嶸、薛蠻子等人在新浪微博發起「隨手拍照解救乞討兒童」的網路行動。這場微博打拐吸引了上百萬網友參與街拍，並得到政府部門的支持。由於國家與民間社會力量空前默契的配合，推動了官方救濟制度的規範和完善，展現了微博網友強大的「反向議程設置」能力。

　　圍脖打拐」活動標誌著公民行動從網路圍觀推進到了網路參與階段，給「網路倒逼改革」願景帶來更豐富的想像空間，並且自然演變為「隨手拍照解救相關部門」，將社會監督的目光從街頭民間推進到公權力與壟斷機構。隨後湧現的多起針對圍脖行動，都可以在網路時代行動參與的框架下得到解讀。

　　針對當前中國社會現狀，趙鼎新教授認為，影響中國社會變化的有兩大關鍵性因素：一是中國社會環境的變化，二是政府應對民眾訴求的方式與方法，而最為關鍵，則是政府要增強其制度化解決社會矛盾的能力。

　　在現階段，圍脖等新媒體手段已成為民意表達和公共參與的重要手段，當然，民粹主義情緒也值得關注、警覺。而在未來，發展經濟、致力社會公正特別是程序公平、重建福利國家、在法制的框架下促進當前中國社會的集體訴求的活動等等都是應有選項。

　　主動型表達成為中國社會新動向

　　時代周報：你曾提到，在目前的中國，從農村到城市，社會上各類集體事件層出不窮，那麼，從上世紀90年代之後，特別是新世紀以來，中國整個社會出現了哪些變化？

　　趙鼎新：在我看來，上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是一個分水嶺。1992年鄧小平南巡後，當時的中國尚沒有體制外左派勢力，再加上百姓維權意識未起，大多數人一心只想發財，整個社會的經濟在阻力極小的情況下進入了一個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主導期。

　　試想一下，一個社會在何種情況下「發展」最快，那一定是在沒有社會阻力的情況下—社會阻力可以來自左派，也可以來自保守派或者是自由派，前者可能覺得你的政策會導致不公正，後者會覺得你還有其他的問題。但是，正是社會阻力的缺乏給了政府以很大的自主性，使得中國經濟在1992-2002年間有了極大的發展，迎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時期。

　　政治和思想層面上缺乏均衡使得中國經濟能在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指導下得以迅速增長，可高速增長的代價則是環境污染問題、貧富差距加大問題、地區不平等問題、社會保障體制不健全的問題、官員腐敗問題、農民的稅收問題、工人的下崗以及城市擴張進程中的拆遷等問題。

　　隨著這些問題的出現，到上世紀90年代後期，民眾表達意願、維權現象就越來越多了。但是他們和80年代有很大的不同，因為無論是工人的失業、環境污染，還是土地徵收拆遷等，老百姓都不好直接找中央政府鬧，只能是找當地的政府或老闆解決。如此一來，儘管矛盾已經十分尖銳了，但是地方化、小型化和經濟化的趨勢明顯。

　　而在新世紀，特別是最近這些年，和之前相比，最大的變化是人們的維權意識越來越強烈，主動型的意見表達和公共參與日益增多。

　　特別是隨著這幾年網路、手機特別是「圍脖」的興起，維權意識的提高，再加上政府用錢買安定的思路，導致了社會公共參與從反應型朝著主動型的方向發展，並且在一定程度上出現了民粹主義的抬頭的現象。有些地方甚至出現了無理取鬧式的社會抗爭。確實有一些人利用政府「怕出事」的心理，想通過鬧事來獲得不應該獲得的賠償。譬如，最近上海一些買房子的業主因為房價下跌鬧事就是如此。

　　另外，未來一段時間其他的一些諸如維權運動、中產階級環保運動和NGO的活動可能會增多。比方關於第二代農民工子女受教育、農民工女子被老公打的問題等，在不少地方有各種各樣的NGO組織專門針對諸如此類的問題。

　　最後，群體事件持續頻繁發生也是大家可以看到的。在國家的控制力較強，鬧事群眾的組織力較差。因此，無組織群體事件就成了社會上各種怨恨的一個主要發泄渠道。

　　時代周報：在許多人看來，目前中國群體性事件已經很嚴重。但是，也有一種觀點認為現在才剛剛開始，因為中國現代化進程才進入起飛階段，而按照過去的說法，這一進程需要100年時間且不可逆轉。對此，你怎麼看？

　　趙鼎新：從社會學的角度，考察世界歷史發展，目前，中國社會抗爭並不嚴重。

　　之所以這樣認為，是因為中國社會的抗爭和歐洲社會工業革命階段的抗爭不能比。當年歐洲的社會抗爭，受到馬列主義、法西斯主義、無政府主義等大型世俗意識形態的支持，其產生的社會力量無論是在組織形態、還是價值目標上和行動能力上都是今天中國所不能比的。

　　當下中國的訴求表達，基本上沒有大型的話語和意識形態支持，只要政府在各類集體訴求表達面前表現得不要太糟糕的話，這些集體訴求表達就只會停留在經濟和利益層面上。當然，中國集體訴求事件解決特色會引發民粹主義，並需要持續的經濟快速發展和國庫的充足作為背景。

　　有人認為中國目前問題嚴重，那是因為幾乎沒有人感覺好，官員、百姓，農民、知識分子皆如此，都認為社會矛盾很大。為什麼沒有人滿足，主要是在社會變化過程中，幾乎所有的東西沒有制度化。你擁有1000萬元，富嗎？可是，很可能明天這些錢就不值錢了。另外，至少在人民的感覺中，中國的腐敗不可小視。畢竟人人還是有些「正義感」的。

　　微博並非必然是「良藥」

　　時代周報：最近這幾年，很多事件通過網路與輿論的放大，特別是推特、「新浪微博」等工具，最後演化成全民關注的公共事件—譬如「郭美美」事件正是如此目前國內流行諸如「圍觀改變中國」等鼓勵公眾參與公共事件的呼籲與口號。在你看來，這種方式的公眾參與能否成為解決公共事件的良藥嗎？

　　趙鼎新：公眾參與無可厚非，根本不能說哪種公眾參與好，哪種公眾參與壞，這是他們的自由。目前中國社會價值觀已經走向多元化，百姓對政府官員以及國內的媒體在某些方面的報道有著不信任感，因此，網路、微博等充當了百姓揭露社會黑暗、伸張正義的渠道。

　　但網路也是一個一哄而起的地方，是謠言傳播的溫床。

　　警察打人拍照上微博，可能會被解職。從這個意義上講，這兩年微博的確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中國。但是，如果網路上公眾的廣泛參與可以被看做是民主的一種形式，那麼它只能算是一種「非程序的民主」。

　　這種「非程序的民主」一旦和容忍性很差的文化結合，就會產生「多數暴政」。當前網上經常出現的惡意性的人肉搜索就是「多數暴政」的一種輕度體現。

　　總體說來，網路在公共事件中所起的作用並非「良藥」二字可以界定，但它肯定會促進政府的執政思考力。在目前情況下，它是起到很多正面作用的。但是，它並不能讓社會矛盾走向良性化。

　　還有我想指出：與中國不同的是，網路在當前美國絕不是政治信息傳遞的主要平台。

　　時代周報：從網路的影響看，目前有兩大趨勢，一是社會抗爭中民粹主義有抬頭的傾向，一是知識分子似乎也分化得厲害？

　　趙鼎新：中國目前的狀況不能簡單地被稱之為「民粹主義過濃」。老百姓有表達情緒和追求利益的權利，對出現的群體性事件我們也不應該一味從負面的角度來考察。

　　但另一方面，比如襲警事件，當事人在殺掉了五六個警察後卻被很多人視為「英雄」，包括很多媒體人、學者都在半公開場合表達了這種情緒，這就比較危險了。

　　任何東西都有兩面性，以美國為例，這個國家最大的問題就是程序合法性在其政治生活的重要性過大，而績效合法性在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卻太低—因為美國左派勢力太弱，老百姓不會鬧。咱們中國三十年來經濟發展得好，不但是中央的領導正確，而且是咱們的老百姓會折騰，每個人想發財得厲害，而且和政府斗得也厲害，搞得政府不得不小心做事。

　　但是，一旦民粹主義發揚光大就麻煩了。好在現在崩掉的可能性不大。原因有兩點：第一，經濟發展勢頭好，一俊遮百丑。第二，知識分子分化得厲害。

　　對於知識分子分化，我們也得一分為二地看。首先，知識分子墮落肯定會影響社會的風氣，畢竟他們被看做是社會的良心。但是，分化也有好處。知識分子一分化，老百姓就沒有大型的意識形態，老百姓也不相信知識分子，大規模的動亂就難以發生。

　　制度化解決矛盾是長遠之道

　　時代周報：如你所說，西方國家在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階段也曾出現過大規模的集體抗爭事件，但目前基本已經走出了這個「現代化的陣痛期」，在你看來中國需要從它們那裡借鑒哪些？

　　趙鼎新：歐美政府處理抗爭事件方面的原則和經驗我在前面已經說了。這兒我換一下角度再說一遍。歐美政府處理抗爭事件方面的原則和經驗其實很簡單：第一，用選票解決抗爭；第二，選擇性鎮壓；第三，搞福利國家。整個國家對社會抗爭事件進行開放性疏導，並運用法律框架下的選擇性鎮壓（所謂選擇性鎮壓，就是鎮壓兩個極端，保護大多數社會抗爭的合法性。鎮壓必須以法律為基礎，必須得到精英內部認可，必須有很強的程序性以至於讓老百姓知道他們的鎮壓的程序性所在。就像英國騷亂抓了1000多人，判600多人，沒有人說這違法）加以規範，使之朝著制度化的社會運動方向發展。

　　在法律框架下進行的組織有序的社會運動對公共和私人財產破壞較小，對政體沒有直接衝擊。它既是社會的「安全閥」，又在一定條件下是社會改革與改良的動力。它也是當代西方國家公民的一種常見的政治參與方式。

　　原則簡單，但實行起來卻不容易。首先必須樹立法律的權威。同時，政府必須有膽量和能力對違法的群體性事件進行反制，運用開放和法律兩種手段進行「去極端化疏導」，也就是我所說的「選擇性鎮壓」。問題是，這反制的有效與否，完全取決於法律是否嚴肅，執行者是否有「兩手都硬」的智慧，知識精英和政治精英是否有著開放、拒絕極端的共識。

　　時代周報：為什麼你多次強調製度化解決社會矛盾這一觀點，我們該如何把握這裡的「制度化」一詞？

　　趙鼎新：大量的集體性衝突實際上都是起於利益爭執矛盾，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通過討價還價來解決。

　　在這個意義上講，所謂的制度化解決社會矛盾，就是把組織有序的由利益爭執而產生的社會運動納入制度允許的範圍，使得人們能在法律框架下進行組織有序的討價還價。

　　目前，中國正處於改革和發展的關鍵期，社會的飛速發展既創造了大量機會，也衍生出許多矛盾。

　　中國政府反覆強調中國的發展離不開穩定的環境，這是明智正確的論斷。但我們同時也要清醒地認識到，穩定並不是指社會中不存在暴力衝突或社會運動，而在於有效地消除國家強烈破壞性的動亂或運動的可能性。

　　可以看到，當大多數社會矛盾被制度化以後，西方社會的社會運動總量大大增加了，但這些運動對社會的破壞力卻變得越來越小，對政體本身的衝擊力也顯得越來越弱。

　　我以為，一個國家社會運動的發展規律，從根本上取決於這個國家將一般社會矛盾制度化的能力。如果一個國家對一般社會矛盾加以制度化的能力很強，發生極端事件的可能性就會很小。若情況相反，甚至是一般社會矛盾都有可能引向極端。

　　時代周報：對於當下中國社會來說，要解決社會問題，有哪幾點特別重要？

　　趙鼎新：第一，經濟發展是首位的，因為它在一定時間內將決定中國今後集體抗爭行動的總體性質與走向。第二，要有社會公正。實質上公正很重要，但程序公正才是長治久安的關鍵。所謂程序公正就是建立程序政治，用選票，用程序合法性把政府和政體分開，而不是針對「誰鬧我給誰多」的公正。第三，重建福利國家。保障社會各階層特別是弱勢群體的權益。第四，在法制的框架下促進當前中國社會的集體抗爭朝著利益政治型的社會運動方向轉換。

　　意見領袖論微博

　　陳志武（著名經濟學家、耶魯大學終身教授）

　　微博是人類一項很大的、積極的進步，它使人們的交際圈子擴大了很多，讓以前不太可能有機會交流的人也能交流、相識，人們的生活因此而不同。不管走到哪裡都能跟朋友、跟各地的粉絲交往，這大大改變了人的內心空間，擴大了心理世界和人生體驗。它的重要特徵之一是可以自由選擇，加入不同的圈子，這些圈子會有許多動態的變化和組合，而每個人又都會有一個興趣、觀念相投的粉絲群，這就豐富了你的生活。

　　而且這種生活圈可以由線上走到線下，參與到一些社會運動中，一些社會運動雖然不是由微博直接導致，它們往往都有政治、經濟、社會層面的實實在在的問題，這些問題在等待爆發，但微博為這些問題的爆發提供了便利。不過我們應該記住，如果沒有那些社會經濟政治問題在先，微博本身不可能導致這些問題，更不可能產生社會運動，因為它只是信息流通的工具。

　　我希望各國政府不要介入，不要一有言論空間就想去管制。微博是人們完全可以自由選擇關注、取消關注的空間，有了自由選擇權，就有了自我監督、自我紀律、自我調整，不需要政府權力去管。微博是實現社會和諧、開啟明智、強化親情、增強友誼的最好工具，它讓人類文明進程向前邁進了一大步，這種進程不應該受到阻止。

　　范以錦（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

　　微博可以輕鬆實現信息的傳遞和輿論的聚集，信息的傳遞過程中，大家了解到正在發生的新聞及其動態，知道自己需要去做什麼。一些圍觀最後變成了社會行動，就是虛擬變成了現實，比如樂清的公民考察團，最開始是發起於微博。雖然說沒有微博，該幹什麼事，還是會去干，但有了微博以後，就更方便快捷了，它有一種強大的動員號召力，一呼百應。即使並非名人，也可能因為某個具體事件，而成為輿論的風暴眼。

　　微博的發展有一個過程，它也會有一些不良信息，有一些謠言，還有的人有意地通過微博鬧事。要解決這些問題，肯定需要管理，很多網民不知道什麼情況下是犯法的，是違規的，所以我們要有這方面的法制宣傳，微博要告訴網民，造謠、誹謗違反法律，是要負責任的。隨著微博網民素質的提高，這個問題會逐步得到解決，網民之間會互相提示、互相糾錯。理智的網民會把有問題的東西作出澄清，微博有自我凈化功能，既然它是一個公共輿論平台，那麼就必定會有正確的輿論和錯誤的輿論，通過輿論的交鋒，就可以糾正一些錯誤的東西。我主張管理有度，不能因為出現了問題，就把它管死，出現了問題並不可怕，我們還應該看到它是利大於弊，我們要引導微博的功能最大化，把它的弊端慢慢去除。

　　馬勇（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微博對人類社會的進步、對民主法治的建設都有正面的意義，遇到突發事件之後的第一反應不應該是限制網路。佔領運動中，美國人沒有封鎖網路，但也沒有出現大的動蕩。社交網路在過去的幾起運動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但也應該認識到，微博的發明才幾年的時間，而人類革命的歷史已有幾千年，所以說沒有微博，人類照樣革命，放一把烽火也可以傳遞消息。

　　微博還有開啟民智的功能，一開始網路上非理性的、偏離人類普世觀念的東西很多，現在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認同那些人類基本的共同價值，這是非常大的進步。圍觀改變中國，就是從改變中國人對許多問題的看法做起，一開始突尼西亞政變，很多中國人都很義憤，但是今天看待敘利亞的戰局，微博上已經少了很多國家主義、民族主義的情緒，都認為敘利亞的執政當局有問題。這種反應基本上是正面的，在此之前一定會有很多人罵美國、罵「鬧事的」，所以這是圍觀在改變人的思想。

　　我從來不罵老百姓，只是批評當局，因為老百姓很多的愚昧只是因為他們沒有機會知道，如果把信息傳遞給他們，他們就不愚昧了，而微博就起到了這個作用。我講歷史從來都是用最通俗的方法去講，絕對不會用原文，這讓老百姓知道以後，他們會慢慢改變自己的看法。在中國的紙質媒體和電視媒體都由官方統一的情況下，微博可以讓更多的人了解真相。很多公務員都會去上微博，找到自己關注的人，他會看到很多從前一無所知的觀念，慢慢也就可以改變他們對世界對歷史的看法。

　　徐達內（資深媒體人、FT中文網專欄作家）

　　微博，作為一種影響力與日俱增的工具，是一把鋒利的雙刃劍，它鋒利的程度讓很多不可能的現象變成可能。微博有兩個巨大的作用，一是為草根階層發聲提供了機會，讓他們獲得了更多的發言權；二是拓寬了異議人士的言論空間，能更自由便捷地表達自己的觀點。所以，微博有一種民主啟蒙的作用，這可以說是技術推動社會進步。

　　隨著微博的發展，它逐漸從一種線上活動轉向線下的運動，這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微博是很多重大消息的第一發布者，民眾通過對微博特性的利用，將其作用放大，推動中國民主法制的進步。但其弊端也不能輕視，比如謠言。雖然說網路有一定的自凈能力，但這是很慢的，往往事情發展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還不能驅散謠言，我們不能過度依賴微博的自凈能力。

　　現在微博還出現了很多的陣營之爭，經常有互相攻擊謾罵的情況，裡面有很多意氣之爭的成分，如何去減少無禮謾罵，多一些理性討論，還需要社會大環境的進步，形成遵守規則的社會共識。從這個角度而言，微博的管理就顯得必要了，比如實名認證就會在一定程度上增強發言者的責任感，因為要對自己的言論負責，所以他們會更謹慎。其實我們可以建立一個微博名人公信力排行榜，方便民眾識別信息，以更好地利用微博積極的一面，但這個做起來會有一定難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