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相遇

小河：本文的作者是民謠歌手鍾立風。他不僅是個歌手，同時也非常愛讀書，甚至開了一個書店，這篇文章寫選自他的新書《書旅人》，由作者授權發布。

最好的相遇

文/鍾立風

多年以前，李健給我講過一個故事。現在我還記得他跟我敘述這則故事時明快的樣子，一如既往，嘴角揚起一絲溫暖笑意。他說的是當年剛剛踏入文壇的年

輕作家馬爾克斯在巴黎遇到海明威的情景：馬爾克斯隔著一條街道看到了他的偶像海明威走在對面人行道上，他難以抑制內心的激動，朝他喊道：「大——師！」

李健和我說這則趣聞的時候，我們正巧也在人行道上——在北京西城區，不遠處有座美麗的白塔。天氣晴妍，雖已秋天，好風經過有暖意。下午時分，我們相約去拜訪一位畫家朋友。我已忘了我們為何開啟文學人物之話題。他跟我講了這個「大師」的故事後，我跟他分享了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交往經歷。托爾斯泰曾對他的這位對手頗有「微詞」：「一個病人不可能寫出健康的小說。」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卻公開承認對方的才華在自己之上，並且認為《安娜· 卡列尼娜》絕對是歐洲文學首屈一指的文學精品。如此看來，陀氏的心理很健康啊！

更為有趣的是，托爾斯泰對陀氏的妻子大為讚賞，他不無艷羨地說：「若是每個作家都能有個這樣的妻子，真不知道要多寫出多少部小說。」托爾斯泰言下之意就是說，之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寫了那麼多傳世之作，很大的原因是有這位好妻子！除此之外，他是否也在哀嘆自己婚姻家庭生活的不幸？

關於這兩位俄羅斯作家的逸事，我是在清華大學教授格非的《塞壬的歌聲》里看到的。我記得格非教授還說到，托爾斯泰的偉大毋庸置疑，但對後世作家的影響卻很小，因為幾乎找不到一位真正屬於他的門徒。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對西方現代主義的影響卻很大，加繆、卡夫卡，甚至包括村上春樹等作家都從陀氏那兒得到很多。前兩位甚至可以被當作陀氏的傳人。可見托爾斯泰的那一句「微詞」多麼不負責任。

又過了幾年，在一個朋友家裡我翻書閑看，看到了馬爾克斯的那篇散文《我見到了海明威》。那時候馬爾克斯已在家鄉發表過一部長篇小說、得過一次文學獎，但他說自己毫無目的地滯留在巴黎。人們不禁猜測是否因為海明威那句著名的「巴黎是一場流動的盛宴」。可以知道的是，那時候他已經讀了海明威發表過的一切作品，所以當他看到偶像在對面的人行道上出現，心中涌動的狂喜是可想而知的。

那是1957 年，馬爾克斯二十八歲，海明威五十九歲。那是一個陰雨連綿的春日，陪伴海明威在聖米歇爾大街散步的是他的妻子瑪麗· 威爾西。馬爾克斯曾是一名記者，所以他說，一瞬間，他不知道該是衝上前去對這位明星作家進行一次採訪，還是純粹毫無保留地向偶像表達自己的欽佩之情。這位可愛的文學青年一瞬間想到的兩種可能都被放棄了，他只是如同叢林中的塔爾桑（美國作家賴斯· 伯勒筆下的冒險人物）那樣，把雙手握成喇叭狀，從這邊的人行道沖那邊的人行道喊道：「大——師！」

海明威聽到了這個聲音，他明白在近旁很多流連舊書攤的大學生中，不可能還有別的「大師」。於是他友好地轉過身，高舉著手，用十分稚氣的聲音操著西班牙語對他的崇拜者喊道：「再——見，朋友！」

如此美妙，堪稱奇遇。令我更加堅信世間最美好的相遇總和書籍有關。以書和閱讀延伸出來的緣分總有著音律般的生動和神秘。發生在另一位拉丁美洲作家胡里奧· 科塔薩爾身上的一則「讀者和偶像」的相遇故事也令人難以忘懷。

科塔薩爾曾幽默地說，由於他的個頭（一米九多，近兩米），他很苦惱，因為他根本沒法子偽裝，只要出現在公共場合，就會被讀者認出來，求籤名、索擁抱。這雖然是一件甜蜜而感人的事，讀者又都是年輕男女，代表著作者的書寫得以代代傳承。但畢竟得不到「 孤身獨處」的快樂。所以，科塔薩爾實話實說，以前默默無聞要比成名後快樂得多，但必須學會接受成功帶來的種種改變。要是自己是個小個子，他就會戴上墨鏡，刮掉鬍子，偽裝成另一個人上街。可是這個頭，無論怎麼喬裝易容也沒用，因為他一抬長胳膊，老遠就有人知道是他。

有一次，他在巴塞羅納哥特區街頭散步，看到一位美國姑娘在彈吉他唱歌，吉他彈得相當好，周圍很多年輕人圍觀。科薩塔爾很喜歡音樂（他有一張著名的吹小號照片，很多人都以為他是某個爵士樂隊的專業小號手），他被這名歌手迷住了，覺得她嗓音清亮、純凈，很像著名民謠女歌手瓊· 貝茨。於是他靜靜躲在一個暗處，駐足傾聽。

過了一會兒，有個二十來歲的聽歌人，走到他跟前，遞給他一塊蛋糕說：「胡里奧，吃一塊吧。」科塔薩爾拿來一塊說：「謝謝你過來給我這個。」這位節制有加的小夥子說：「聽我說，與你給我們的東西相比，我給你的太微不足道了。」科塔薩爾連忙說：「別這麼說，別這麼說。」而後他們擁抱，小夥子靜靜離開。

科塔薩爾說：「 這樣的事， 是我們作家職業得到的最佳報償。年輕男女過來跟你說話，給你一塊蛋糕吃，感覺真不錯。寫作的艱辛，得到這樣的回報，也值了。」

科塔薩爾敘述的這個故事，有音樂、有吉他、有歌者，有年輕人和蛋糕。博爾赫斯和讀者的一次奇遇則就平淡了很多，但也讓人感覺到一種家常的溫暖。有一次，他握著手杖（據說是中國的）從地鐵內乘電梯上來，才發現外面下起了雨，和他一起出來的人都紛紛撐起了雨傘，他猶豫著該等一等，還是冒雨前行。這時候一個小夥子（又是小夥子！）從另一邊人行道上跑來他面前，還不無幽默地對偶像說：可您……就帶著這麼一棵小小的傘樹……他把手中的雨傘給了博爾赫斯，自己消失在了雨中。

美好的相遇，在博爾赫斯這裡開始出現了幽默的光亮。那索性繼續幽默下去吧。眾所周知法國電影新浪潮代表人物弗朗索瓦· 特呂弗是懸疑大師希區柯克的鐵杆粉絲，後來他們倆歷時四年完成的一本《希區柯克與特呂弗對話錄》深得影迷們喜歡。一個名導演採訪另一個名導演，這在電影史上似乎是特例。

早年特呂弗在《電影手冊》當影評人和記者時，有一年冬天他和另一位後來成為著名新浪潮大將的克洛德· 夏布洛爾去採訪希區柯克，彼時這位享譽世界的懸疑大師正在法國南部一個電影廠為某部電影做後期。兩位年輕電影人拿著採訪錄音機先到希區柯克工作的地方見了偶像一面，因為正在做後期配音，裡面漆黑一片。希區柯克叫他們先出去到院子另一邊的製片廠酒吧等他。

他們一出來，被明晃晃的陽光照得睜不開眼睛，兩人一邊興奮交談，一邊走去酒吧。也許見到偶像激動過了頭，根本沒發現前方有個結了薄冰的水池子，兩人不知不覺以統一的步伐走了上去，冰頓時碎裂，兩人落到齊胸的水裡，面面相覷。特呂弗忘了冰冷，喊道：錄音機！錄音機！夏布洛爾慢慢舉起左臂，他已從水裡撈出來了，滴答著水。有個路過的好心人拉了他們一把，又有一個富有同情心的女服裝師把他們領去一間演員化妝室，好讓這兩個倒霉蛋脫掉衣服，並把它們烤乾。一路上服裝師跟他們說：「可憐的孩子，你們是扮演打手的群眾演員吧？」

他們說：「不是，太太。我們是記者。」

「這樣的話，我不能照顧你們了。」公事公辦的女化妝師說完走了。

沒有辦法，特呂弗和夏布洛爾穿著濕漉漉的衣服，瑟瑟發抖。幾分鐘後再次見到了希區柯克。希區柯克看在眼裡，是不是覺得這兩個傢伙有點像他電影里的傻瓜蛋呢？很顯然這一次的採訪就這樣泡湯了。第二年，希區柯克又來到巴黎，處在一大群記者中間的他們倆，很快被他認了出來，希區柯克對他們倆說：

「先生們，每當我看到落下的冰塊在威士忌酒杯里互相碰撞時，便想起了你們倆。」

再好的相遇，終究會過去，成為記憶。記憶和遺忘，感傷和歡愉，也許本來就是同一個東西，只是在不同時刻它們呈現出來了不同的狀態。所以，我們時常憑著遺忘的招引而走到記憶的源頭；也會任由感傷的瀰漫以接近歡愉的頂點。

那天我和李健從畫家朋友家裡出來，已是夜裡繁星點點了。

就好像很多事情的循環往複，不知不覺我們又說起了海明威和馬爾克斯。馬爾克斯怎麼也沒有想到，在一個箇舊書攤前和巴黎年輕學子人流中顯得那麼朝氣蓬勃的海明威，他的生命已經漸漸接近尾聲了，在四年之後的1961 年，海明威飲彈自盡。在聖米歇爾大街，他高舉雙手回答馬爾克斯：「再——見，朋友！」餘音不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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