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錢滿素為例看中國自由主義的局限

在學術界中，錢滿素《愛默生和中國》擁有很高的知名度。不時有才華俊逸的學者提及此書。有人把此書列為三十年來最優秀的二十本書籍之一，我看是這種評價是公道的。作者熟讀中國古代許多文化典籍，精通英語，又在西方名牌接受多年教育，對西方文化有較深入的研究，這種橫跨中西兩種文化的知識背景，為作者撰寫《愛默生和中國》這本書、進行中西文化比較，提供了有利條件。學風嚴謹，沒有牽強附會之辭，沒有一廂情願之言，體現了優秀學者的良好修養，也使此書的學術價值得到保證。思維敏銳，文筆優美，使人們在閱讀中得到思想的樂趣，又得到藝術的享受。這是一個學術貧乏的時代，大多數學者要麼被狼奶摧殘得失去基本的判斷能力，要麼投入孔方兄的懷抱，靠為既得利益者代言，換取若干銅板，來養家糊口。在這樣一種惡劣的時代背景下，能湧現出《愛默生和中國》這樣的學術讀物，是一種奢侈。一個人如果想更深刻地了解愛默生，或者他想更多地了解中西文化異同，或者他想更深刻地了解個人主義，那麼對他而言，《愛默生和中國》便是不可不讀的一本學術文獻。全書許多論點，發人深省，使人們閱讀之後，思路變得開闊，思想得到啟迪。比如，全書反覆強調：「真正的革命發生在人們的頭腦，這就是觀念的革命」，「是觀念的革命造就了人的更新」，「沒有觀念上的革命，社會革命就不過偈波浪一樣——只是水面上的振蕩，水下卻依然如故」，把觀念革命視為社會進步的必要槓桿，這種觀點是深有見地的。中國革命總是成為改朝換代的工具，極少數人竊取革命勝利成果，享受榮華富貴，大多數民眾卻被排擠在革命勝利成果之外，過著被壓迫被奴役的生活；即使付出數千萬民眾生命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也難逃這個宿命。而美國十八世紀的資產階級革命卻成功地建立民主制。究其原因，在於中國缺乏觀念革命，廣大中國民眾的思想仍然是古代社會的「勝者為王，敗者為寇」、「槍杆子出政權」、「打江山者坐江山」這種愚味落後的思維，而美國卻發生了深刻的觀念革命，確立了與時代潮流相適應的自由、民主思維。如本書對愛默生的思想作出精闢的概括。指出了愛默生思想的宗旨是反對教條，愛默生信奉和教誨的是永遠追求活的靈魂；精當地歸納了愛默生「超靈」的內涵；指出了「自立自信」是愛默生全部思想的中心環節；強調愛默生的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者的個人主義有著顯著和區別，愛默生的個人主義具有心智和超驗的特點，「它超出了政治、社會和經濟的範疇，進入道德、哲學和形而上的層次」；指出愛默生思想的一個特點，是相信個人的無限潛力；強調愛默生思想的超越性：「每個人都想信他有一個更大的可能」，必須不斷地去超越自己，「在自己的最高峰上更造一高峰」。這些都十分深刻地把握了愛默生思想的精華，體現了作者在愛默生研究上的紮實功底。比如，《愛默生和中國》嚴厲批判絕對思維的危害，指出「絕對思維助長了思想的怠惰，因為絕對的標準已經確立了，後人並無多少的變動，更難有變動的勇氣，這樣勢必導致停滯不前和千篇一律」，這種論述，很大程度上找到了中國思想文化停滯不前的根源，也使人們進一步認識到思想自由、思想開放、思想多元的必要性。《愛默生和中國》一書強調從異國文化汲取靈感和依據的必要性，指出從異國文化汲取靈感和依據有助於新思想的形成。這對我們當前的思想文化事業，有重大啟迪。《愛默生和中國》一書對中國的現代化事業為什麼會如此困難重重，進行了深入分析。作者指出，中國走向現代化，是西方列強以野蠻的方式強加於中國人的，傷害了中國人的感情，使中國人產生了嚴重的道德失落和心理障礙，因此不是把現代化看作進步的福音，而是當做一樁奇恥大辱，從感情上去抵制之；指出近現代西方與中國的侵略與反侵略，實質上是文明與落後的衝突，工業化和小農經濟的衝突，資本主義與封建主義的衝突，與其說是地域的差異，不如說是時代的鴻溝；強調中國之所以在近現代社會變得落後，與其說是外部侵略引起，不如說是中國人不善於理解和適應變化了的環境引起的，並援引孟子格言來提醒國人：「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顯然，作者這種對近代中西文明衝突的分析，不是站在狹隘的民族主義的角度看問題，而是站在熱愛真理的角度看問題，不是孤立地看待一個民族的發展進程，而是放在整個世界的角度看待一個民族進程，因此更具有說明力，有利於人們擺脫狼奶教育造成的近代中西關係史觀。在談及儒學的命運時，作者指出：「只有在儒學不能施加限制，或者已經失去強制力的地方，儒學才有可能再一次被坦然地當作一種哲學來理解和欣賞。愛默生之所以能夠被儒學所吸取，因為他不在它的管轄範圍之內。當代一些地區的新儒家之所以能夠重新發現它的精華，部分原因也是因為他們都已走出歷史，不再是儒家令人生畏的等級制的受害者了」。作者的上述主張值得人們深思。極權主義半個世紀的統治，使整個社會的道德完全淪喪。許多憂國憂民的仁人志士，不滿於這種惡劣的道德現狀，致力於儒家的復興，因為他們知道，儒家有著十分豐富而深刻的道德教誨，可以用於促進當前的道德振興帶來。但當前的儒家復興，不應走君主專制時期的老路，不應把儒家思想當成被強制一定必須遵守的教條，而是把儒家思想當成可以自由與之對話的真理。只有這樣，儒學才會迎來真正意義的復興。《愛默生和中國》一書的精華，是最後一章。在這一章中，作者深入闡述了個人主義產生的歷史必然性，界定了個人主義的內涵，深刻闡明了個人主義對於人類幸福的偉大意義。作者對英語單詞「ｐｒｉｖａｃｙ」進行字義說明，指出它主要表示「個人有不被打攪的權利，有私事不必告人的權利」，批語中國文化缺乏相對應的詞語，批評中國歷史缺乏尊重個人權利和自由的傳統；指出「公」與「私」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否定掉「私」，事實上也就否定掉「公」，對普通個人的不尊重實際上也就是對人類生命的不尊重；並借用密爾的話，呼籲「要給個人保留一塊領土，連政府也不得干預」。作者以為，個人主義是西方文化發展到近代的產物，並在美國獲得積極意義；指出個人主義不是孤立的品質，「個人主義、平等、民主都是整個機制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只有每部分都在起作用時，整個機制才能有效地運作」；認為宗教改革「肯定了個人的良心和判斷」，把「個人的判斷置於羅馬教會的判斷之上」，從而為確認個人開闢了道路。這些觀點都深有見地，值得人們重視。作者強調個人主義是對抗專制的最佳方式，「個人從獨裁者那裡贏回的每一個權利都削弱了後者對權利的壟斷」；對極權主義者盜用「國家」和「人民」的名義來鎮壓個人正當權利和自由這種卑劣行徑進行揭露和批評；在一些人擔憂個人主義可能導致道德上的肆無忌憚時，作者強調個人主義不是為所欲為的許可證，個人主義同時包含了個人權利和責任兩個方面，並提醒人們，重視個人，不等於重視集體：「中庸之道提醒我們，在集體吞沒個人的情況下，應該多注意關照個人權利；而在個人利益泛濫時又應該強調一下集體」，所有這些，都澄清了人們思想中的疑惑，堅定了人們對個人主義的信念。尤其是這一章的結論——無疑也是全書的結論——更是發自肺腑，感人至深：「如果每一個人都無能,都無足輕重,都奴性十足,那麼這個人民就不可能是偉大的人民,這個民族也不可能是偉大的民族。 如果一個人不能為自己負責,他就把這個責任轉嫁給了社會。如果他能充分負起自己的責任,他就使別人減輕了負擔。學做人就是學做一個負責的個人，所有好的思想和理想都有待好的個人去完成」。表明了作者對個人自信自立與國家繁榮富強二者存在密切關係的深刻認識，表明了作者對中國民眾擺脫盲從依附的奴性人格、建立自立依附的奴性人格、建立自立自信的新時代人格的深切嚮往。總之，全書的許多觀點，都充滿著新時代氣息。不是用姓社姓資的舊時代思維來看待中西文化關係，而是努力站在更廣闊的角度看待中西文化關係，實事求是地承認資本主義文明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積極意義，主張發揚拿來主義精神，加快現代化事業。這使全書具有解放思想、撥亂反正的意義，有利於人們以更冷靜、更客觀的態度認識這個世界，認識我們這個民族。更加難能可貴的是，全書始終貫徹著從精神文化方面來揭示社會發展原因這一思維方式，這顯然是對庸俗唯物主義的唾棄，有利於人們更深刻地揭示生活的奧秘，進而指導自己的未來。通讀全書，我們發現作者最關注的問題，並不是愛默生的超驗主義思想，並不是儒家思想的功過，亦不是個人主義的利弊，而是中國現代化之艱難。在該書第四章「中國情結——徘徊於現代之門」中，作者指出：「中國的現代化似乎是西西弗斯式的事業：石頭推上山又滾下來，往返不止。自從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就一直被同一個問題所困繞：中國到底哪兒不對？如果說外因需要通過內因起作用，那麼中國面對現代這個百解不開的情結到底在哪裡？是什麼障礙使中國人如此難以克服？」通過分析，作者得出這樣的結論：「道理很簡單，是人決定了民族，又是思想決定了人。在中國歷史怪圈中的那個薄弱環節應該從中國的思想中去發現，從中國的封建意識中去尋找。」進而作者尖銳地指出：「中國人缺少的不僅是夷人的槍炮，還有他們的制度和思想」，呼籲中國人放棄對西方思想的抗拒態度，迎接一個全新時代的到來。這種從精神文化方面來反思中國現代化艱難曲折的原因，是深有建設性意義的，為後人更深刻地研究中國現代化事業提供了一把鑰匙。我們沒有理由貶低《愛默生和中國》一書的價值。但這不等於說，《愛默生和中國》就很完美。在筆者看來，該書存在的缺憾，也是顯而易見的。這種缺憾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把西方的標準等同於現代化的標準。《愛默生和中國》一書中，有這麼一段話：「中國若不現代化則必敗無疑，但現代化又意味著西化，而西化又如此激怒中國人。那麼中國有沒有可能實現一種不受西方影響的自己的現代化呢？答案顯然已經由中國近代史作出了。是西方首先走出中世紀，進入了現代，這一點是不能不承認的，因此除了西方的標準外，並無其他的現代化標準。從這個意義上說，現代化也就是西化。」這種把現代化與西化等同起來的思維，值得商榷。筆者以為，極左主義抗拒西方文明，對主張向西方文明學習的人進行野蠻的謾罵、攻擊甚至動用國家機器進行政治迫害，以中國國情不同為由，不實行西方的普選、三權分立、軍隊國家化、議會制、新聞自由，拒絕對現行政治體制進行深刻改革，理論上是錯誤的，道德上是卑鄙的。西方文明包含著許多有生命力的因素，必須以積極的態度去對待，大膽拿來，為我所用。盲目抗拒西方文明，必然是死路一條。眾所周知，「西化」、「西方文明」，一般被理解為多黨制、普選、三權分立、軍隊國家化、議會制、尊重人權，被理解為工業化、高科技、城市化和ＧＤＰ崇拜，被理解為以個人利益為出發點、充滿激情競爭的資本主義經濟模式和價值觀念。多黨制、普選、三權分立、軍隊國家化、議會制、尊重人權，可以歸到現代化，因為它們體現了對人民的主權的尊重，體現了對人的價值的尊重，有利於調動人的積極性、激發社會活力，有利於給廣大民眾帶來幸福，也有利於避免吏治腐敗和專制獨裁。但唯利是圖的資本主義經濟模式和價值觀念，也可以歸到現代化嗎？卻是未必的！兩百多年的西方資本主義實踐，及中國近三十年的實踐，均表明，唯利是圖的資本主義經濟模式和價值觀念，帶來了太多的社會問題，包括兩極分化加劇、人異化為機器的奴隸，生態環境破壞，人與人之間的隔閡嚴重，人們的精神生活空虛，等等。資本主義經濟模式和價值觀念，必須被新的經濟模式和價值觀念代替，這個世界才有希望，人們的生活才有幸福。這種新的經濟模式和價值觀念，自然不是斯大林那種社會主義，也是中國極左時代的社會主義。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不講人權，不講民主，不重民生，不尊重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社會完全喪失公平正義，是對人類文明的背叛，是對人類崇高價值的背叛。這種新的經濟模式和價值觀念，它是建立在崇尚公平正義、熱愛人類的價值、重視人們精神生活、人與自然和諧等基本價值觀基礎上的。我們姑且暫稱之為民主社會主義。它在瑞典一些國家已經逐漸建立。它才是人類今後發展的大方向，也只有它，才有資格被稱為現代化的應有之義！此外，放眼當今世界，還有一些國家，他們在現代化道路上不為ＧＤＰ崇拜所擊倒，而是始終重視精神因素的價值，始終重視傳統文化的價值，始終重視捍衛人的道德和信仰。他們為全人類的現代化事業提供了一種不同於西方文明的全新尺度，這種尺度同樣寶貴，同樣值得尊重，令那些不重視本民族傳統文化、不重視內心生活、在ＧＤＰ中心論中走火入魔的民族臉紅耳赤！還有一點，也是不能不強調的。即現代化是一個不斷破舊立新的事業，在破舊立新的過程中，每一個民族都可以做出自己的貢獻，修正舊的現代化標準，建立新的現代化標準。如果把現代化的標準與西方的標準等同起來，無異是一種思維上的自我束縛，使更新、更有朝氣、更加開闊、更加彭勃的標準無從產生！其次是對超驗主義的間接貶低。愛默生思想的一個重中之重，就是超驗主義。超驗主義為人類樹立了一個高於經驗的思想取向和價值標準，有利於避免生活的庸俗化，有利於活躍人們的心靈，有利於提高人們的道德標準，有利於從更高的角度認識世界、規劃事業。中國是一個宗法、小農經濟的社會，人們的思維功利性、實用性很強，這使他們養成根深蒂固的經驗主義思維，缺乏超驗主義向度。魯迅、顧准都是如此。這不能說不是一種民族悲哀。筆者曾撰寫《經驗主義是落後民族的落後思維》的長篇帖文，在貓眼看人發表。遺憾的是知音寥寥。《愛默生和中國》一書作者錢滿素先生，雖然對愛默生的著作有較深入的研究，遺憾的是她對愛默生的超驗主義並未接受。這種並未接受超驗主義的態度，並不是通過直截了當的批評方式表現出來的，而是通過一種近乎聰明的其它方式表現出來的。比如她引用《劍橋美國文學史》有關超驗主義的章節，來批評超驗主義的缺點：「它不是通過征服物質，而是通過否定物質去達到精神的企圖」，「它以被動和接受來取代警覺和創造力的偏愛」，「它的無效」，「它的意志的退化」。人們隱隱約約地感到，《劍橋美國文學史》的這些話，其實也是錢滿素先生的心聲。在《愛默生和中國》一書的最後一章，我們看到錢滿素先生再次引用其他人的話，批評愛默生的超驗主義：「如此根深蒂固、持之以恆的樂觀主義在愛默生這種性格的人身上，可能只顯出其可愛的一面，但對一個民族來說是危險的理論」，作者接下來對這句話進行解釋：大多數民眾不具有愛默生的內在品質，這使愛默生的超驗主義難免被誤解、被庸俗化，因此產生不了多大積極作用。錢滿素先生的這種解釋顯然難以自圓其說，卻也表明了她對愛默生超驗主義的排斥態度。為什麼錢滿素先生要貶低愛默生的超驗主義？我們在《愛默生和中國》一書第二章其中一段找到了答案：「精神和超驗的特點很容易因缺乏慾望和行動而導致貧困。物質生命的發展首先在於對物質的慾望。蔑視財富，哪怕僅僅是口頭的，也會起著壓抑物質發展的作用」，「社會常常是被慾望，而不是被節儉所刺激而發展的」，「慾望是行為的動力，寡慾難免導致無所作為，東方的無所作為造成了社會的停滯不前和專制制度的經久不衰」。透過以上言語，我們恍然大悟，錢滿素先生批判超驗主義，是因為超驗是東方文明的，而同西方文明相比，東方文明是失敗的，既然東方文明是失敗的，超驗主義自然不可取；錢滿素先生批判超驗主義，是因為超驗主義貶低了人的物質慾望，而物質慾望是物質財富增長的源泉，是社會前進的動力。這裡錢滿素先生犯了以下幾個錯誤：一，把物質財富的增長當做社會發展的最根本標準，而把另一個更根本的標準——人類心智的改善，人類精神生活的豐富——置之不顧。二，只看到慾望帶來的經濟發展，而沒有看到慾望在人類史上造成的無數災難；沒有看到使人類文明興旺發達的，從根本上說是道德、信仰、熱愛真理等美德，而不是粗糙不堪、自相矛盾的人類慾望。三，不懂得這樣一個道理：超驗牢牢把握了人的主觀能力性，牢牢把握了人的無限潛能性，牢牢把握了「人是萬物的尺度」，牢牢把握了「人類的基礎不是在物質里，而是源於精神之中」這個更深刻的真理；尤其是牢牢把握了這一點：面對資本主義洶湧澎湃給現代人類造成的前所未有的異化，每一個熱愛自由和珍惜人類價值的人應該予以強有力的反擊，而不是無所作為、麻木不仁、聽之任之；因此，超驗主義是一種更深刻、更有人道主義、有具高度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總之，在《愛默生和中國》一書中，我們看到作者是貶低人文、貶低超驗、貶低精神財富的，重視科學、重視經驗、重視物質財富的。這種思維，沒有把握人之為人的更深刻本質，沒有把握人類文明之為人類文明的真正核心，是不能使社會富有活力，是不能使人類得到更深刻意義的。今天必須予以有力批判。再次是對孔子和儒家的評價。閱讀愛默生的文章，我們會認識到愛默生十分敬重儒家、尤其是十分敬重孔子和孟子的。他經常把孔子與基督教中的摩西、耶穌，東方哲學家摩奴、瑣羅亞斯特相提並論。他閱讀了好幾個版本的「四書」，先後摘引了近百條孔孟語錄，從中汲取營養，啟迪自己的靈感。在１８４５年的日記中，他寫道：「孔子，民族的光榮，孔子，絕對東言的聖人，他是個中間人。他是哲學中的華盛頓、仲裁人，現代史中的中庸之道」。這一切都表明了他對孔子的深深敬仰和熱愛。與愛默生的態度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錢滿素先生則對孔子保持警惕的態度，對儒家持強烈的反感。《愛默生和中國》一書的第三章，名曰《孔子的古老智慧》，實際上卻包含著大量的批判孔子思想的文字。《愛默生和中國》一書的第四章程《中國情結——徘徊於現代之門》，則把批判的矛頭擴大到整個儒家文化。錢滿素先生批判孔子的仁政，謂之過於理想化，不切實際。批判孟子的性善論，認為這「至少部分說明了為何中國維護著長期的宗法社會以及對封建極權制的容忍」。批判孔子「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認為它雖然捍衛了崇高的理想，但如果在全社會加以倡導，會導致人格虛偽；認為這種重義輕利的態度，不利於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她批評孔子和孟子厚古薄今，認為孔子和孟子的厚古薄今，使社會發展陷入停滯。她批評儒家缺乏個人主義傳統，她指出：在儒家「修身齊家平天下」的公式中，個人是始點而不是最終目的，個人甚至不屬於自己，故而不可能為自己的利益辯護。她批評儒家的治學是為政治權力服務，儒家知識分子更可能成為統治者的智囊人物，而不是成為監督統治者的一種獨立社會力量。最後，錢滿素先生指出：「儒家對中國的巨大影響應該說是不利於現代化的。古典儒家有其重要的歷史意義，不少儒家智慧今天仍能適用，但它畢竟是古代社會的產物，適合古代人的生產關係和思想水平。而那些歷來被統治者強調的部分又往往正是與現代思想最對抗的部分。」《愛默生和中國》一書作者對孔子和儒家的如此激烈的批判，不能說全無道理，因為儒家學說確實存在著這樣那樣的缺陷，尤其是宋代以來，與統治者的聯繫更為緊密，很大程度上成了統治者禁錮民眾思想和個性的工具。但錢滿素對孔子和儒家的批評，又是充滿偏見的，許多論斷失之公正。比如對「性善論」的批判，對「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的批判，便缺乏說服力。人性是善的，無論生活多麼邪惡，無論世界多麼黑暗，但我們應該對此充滿信心。人性是善的，才是更深刻的真理，才使我們人類文明必將走出黯淡無光的時期，揭開光明的一頁。錢滿素因自己內心缺乏人性善的信念，故而否認人性是善的，這是一大誤區。「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這句話也是對的，說的是做人應該先利後義，而不是見利忘義。任何一個人，只有先利後義，才有資格稱為人，而不是禽獸。任何一個社會，只有先利後義，讓普世公平正義照耀每一顆寒冷的心，指導億類社會的每一項事業，社會才會變得越來越美好可愛，各項事業才會井然有序。錢滿素把中國古代社會的弊端太多地歸到儒家身上，卻不知專制本身才是古代社會弊端的最大元兇。卻不知專制主義分子統治廣大民眾，說到底是靠殘暴和「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政治伎倆。儒家雖然為統治階級幹了一些壞事，但實際上也抵消了統治階級的許多罪惡，在很大程度上減輕了民眾的苦難，保障了民眾的利益。錢滿素稱儒家思想是古代社會的產物，因此只適應於古代，現代社會已經行不通，這種觀點也經不起嚴格的推敲。事實上，許多來自古代時代的觀點，會隨著時間的遷移而過時，但也會有許多來自古代時代的觀點，閃耀著永恆真理折光輝，是不會隨著時間遷移而過時的。如《奧義書》的許多思想，如《聖經》的許多思想。同樣，孔子的許多思想，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孟子的人性善，也是永恆真理所在，不會隨著歲月滄桑而失去它們的光輝。在今天時代，繼續搞「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那一套，試圖把儒家思想當成全社會必須無條件信奉的意識形態，固然行不通，因為思想多元是社會發展不可阻擋的潮流，是人的權利和自由所在，是國家和民族興旺發達的必由之路。但新文化運動以來那種打倒孔家店的極端心理，也應當拋棄。打倒孔家店，是特殊時期的特殊現象而已，二十世紀初的中國人採取這種極端行動，尚情有可願；但二十世紀末或者二十一世紀初的中國人，若仍然持這一立場，視孔子和儒家思想為不共戴天的敵人，除之而後快，就完全講不過去了。在我看來，作為二十一世紀的當代人，在對待古今中國各種文化時，應有一種寬大、平和、冷靜的心境。一方面，正視西方文化的優秀成果，正視古代印度文化的優秀成果，正視西歐民主社會主義的優秀成果，總之，正視世界一切民族的一切文明成果，大膽拿來為我所用；另一方面，還要正視包括儒家文化在內的中國傳統文化優秀成果。只有擁有寬大、平和、冷靜的心境這樣，中國今後的思想文化建設之路，才會越走越寬。除了以上一些缺點外，《愛默生和中國》一書對「封建」一詞的看法，是貶義的；對「中世紀」一詞的看法，也是貶義的。而近些年人們逐漸認識到，「封建」這個詞語，「中世紀」這個時代，都包含著積極的意義。以中世紀而言，離開中世紀，現代西方文明的成果，幾乎是不可想像的。現代西方民主自由的價值觀，與其說是直接淵源於古希臘羅馬文化，不如說是直接淵源於歐洲中世紀。眾所周知，二十世紀的西方，出現過一波又一波社會危機，如兩次世紀大戰，斯大林模式社會主義，工業化導致人性異化，生態環境遭到破壞，這一切現象的出現，恰恰是由於二十世紀人對中世紀文明否定得太多，而造成的惡果。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優秀讀物。如果說《溫元凱談改革》、《美學歷程》、《尼採在世紀的轉折點上》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優秀讀物，那麼我們也可以說《愛默生和中國》、《顧准文集》便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優秀讀物。現在看來，上述讀物都已經落後了。在今天這個時代，一、二十年前認為是有進步意義的觀點，如現代化，科學是第一生產力，工業化，市場化，都一一遭到人們的嚴厲責疑。又如人們固然極端厭惡極左類型的社會主義，但民主社會主義在西歐的成功實踐，卻又使我們看到新時代社會主義的曙光。另外，科學與宗教握手，已經成為迴避不了的活生生的現實。在這種情況下，新一代中國人迫切需要適應他們需要的全新文化讀物，來照耀他們的心靈，來回答他們當前所面臨的問題，來指引新時代中華民族的前進航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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