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代知識分子是如何集體趴下的？
中國知識分子首先面臨的空前劫難，是秦始皇的焚書坑儒。秦始皇深得法家「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的教誨，統一全國之後，收天下兵器，鑄造銅人；但在始皇眼中，書也是兵器，所以下令廣收天下書，並效仿魯、齊等國的博士官制度，設博士70名；博士之下，又有諸生2000餘人。這些博士約相當於1950年代初期的知識分子，有點找不著北，在給始皇拍馬屁的時候拍出火星來了：博士長官僕射周青臣，說秦始皇乃千古第一帝；博士淳于越說，應該效仿三代的分封制，這樣才能統治長久；等等。秦始皇判斷不出誰的馬屁好，就把馬屁下移給丞相李斯，李斯就把這馬屁加以點評：「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秦始皇聽了，龍顏大怒，決心焚書坑儒。 「焚書」者，除《秦記》以外的史官記載都燒掉；除博士職掌所藏圖書之外，民間所藏《詩》《書》及百家書者，一律送交地方長官燒毀（當然，醫藥、卜筮、種樹等「理工農科」書不在焚燒之列）；令下30天不燒的，要剃陰陽頭，下勞改農場（處黥刑及4年築城的「城旦」勞役）；有敢談論詩書的，處「棄市」死刑；以古非今者，滅族。「坑儒」者，因一個叫盧生、一個叫侯生的，背後議論秦始皇集權專斷，不重用知識分子，「博士雖有70人，卻備而不用」等等；有人舉報，就下令追查，結果發現說壞話的人還不少，一下子弄了個反動集團，共計460人。秦始皇就把他們都給活埋了。
這一焚一坑，中國的知識分子就老實多了。
秦始皇焚書，焚的是《詩》《書》等百家之語，僅留醫藥、卜筮、種樹之書。這方面，後世還頗有相通之處。譬如在論及「知識分子改造」時，一般都認為工程技術人員要好一些，「學理科的其次，學文科的最差」。所謂的文科最差，說穿了就是人文知識分子身上的批判性！
焚書坑儒也就罷樂，問題是秦始皇還開了一個最壞的傳統，因為李斯出的一個餿主意：以吏為師！就是說當官的有權扭曲、閹割思想，甚至有權支配思想者的小命。先秦知識分子可以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但是他們可以「處士橫議」，所謂的處士橫議，說穿了就是言論自由。齊國設立「稷下先生」，其特點就是士持其「道」對政治加以「議論」，他們是「王者師」，可以以「道」壓「勢」。但「以吏為師」，就把「道」納入了權力體系之中，這傳統導致中國一種特殊的現象：官階越大，在思想界越有發言權。此傳統沿襲至今，就變成了官員們「做好知識分子的引導、培養、管理」的習慣思維，知識分子不能有超越官員的自由思想，否則從政治上、經濟上甚至肉體上予以格殺。
中國知識分子面臨的第二次劫難，是漢武帝的獨尊儒術。這一劫，打斷的是知識分子的膝蓋。秦始皇幹活不利索，沒有把儒「坑」完，所以，漢武帝遭遇到了一個大儒——董仲舒。董仲舒以賢良之身與武帝對話，販賣儒家的「仁政」，沒想到「仁政」這時候很適合統治者的口味：首先，儒家以「仁政」為核心的政治觀與道德觀，給統治者披上了一層道德的外罩；其次，強調大一統為統治者提供了專制的理論基礎；第三，「天人相與」、「君權神授」固定了皇家政權的合法性與永恆性；第四，「三綱五常」等倫理規範，可以為專制政權提供從頭到尾的保障；第五，霸道政策導致秦二世而亡，新一輪的統治者迫切需要一種新的統治藝術，而儒家的溫情脈脈，至少看起來很美。於是，武帝搞了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具體操作是：在全國範圍內推行儒學教育體系，興辦太學，設五經博士，建立博士弟子優選官制。
知識分子儒家化，也就意味知識分子的御用化。因為儒學本身，逐漸被統治者利用和改造，中國新儒家開山始祖熊十力在其《讀經示要》中一針見血地指出：「自漢代以迄清世，天下學術號為一出於儒，而實則上下相習，皆以尊孔之名而行誣孔之實。」所謂的利用，漢宣帝訓太子的一段話很有意味，當時太子認為父皇持刑太深，並且提出「宜用儒生」的建議，沒想到漢宣帝一下變臉，訓斥太子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說到底，霸道是實，王道是皮，所謂的儒教，只是統治者的一件外衣而已。
後世皇帝最拿手的，便是改造儒學。孔子曰：君待臣以禮，臣事君以忠。隨著時間的推移，第一句被統治者給廢了，只剩下第二句。而這第二句，也被糟蹋得面目全非：「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最典型的是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他當了皇帝還嫌不夠，還要充當文化教育界的最高導師。朱元璋偶讀到孟子，發現這傢伙居然敢對齊宣王說什麼「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路人；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讎」之類的話，怒髮衝冠，立即下令編纂《孟子節文》，把孟子原書里的大不敬語刪去85條。
總之，後世的儒學跟孔孟之初的儒學，早就不是一碼事了。雖然後世儒學看上去很美，但實際上已經被統治者糟蹋得不成樣子，文化到了政治家手裡，就好比淑女落到流氓手裡。儒學被統治者輪姦後，逐漸墮落為詮釋封建統治合理性與合法性的工具，不僅起不到開發民智的作用，還成了對民眾進行精神奴役的枷鎖。
隋唐實行科舉制度，乾脆把維護統治的儒家思想作為入仕的標準。這樣，順從統治者的思想，不僅可以保證人身安全，還可以取得榮華富貴。兩千年利害的逼迫與引誘，使中國文人成了權力的馴服工具。他們在政治領域忠於君主，在私家生活層面尊從父兄，在道德領域則皈依聖人。儒家文化的學術性，完全匍匐在政治性的腳下。
而中國知識分子長期面臨的最痛苦、最無奈的劫難，還是統治者的文字獄。如果說儒學政治化打斷的是知識分子之膝蓋的話，那麼愈演愈烈的文字獄，則是給趴下的知識分子還戴上沉重的緊箍咒。
秦始皇的「焚書坑儒」，一下子坑殺諸生四百六十餘人，開文字獄之端。漢宣帝在文字獄方面，又有所發明。首先是蓋寬饒案。蓋寬饒喜上書批評時政，大概用的是當今的雜文體，偶而來個小諷刺什麼的。殊不知，統治者最不喜歡的就是文人這些小彎彎腸子。有一次，蓋的奏疏里出現了「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漢宣帝看了不高興，把蓋的奏疏發下，命群臣議罪。沒想到儒家知識分子組成的官僚們，從這些話里讀出了這樣的意思：蓋寬饒想要皇帝禪位！最後逼迫蓋寬饒不等司法懲治，就自盡了。宣帝製造的第二樁文字獄案是司馬遷的外孫楊惲。楊惲也是典型的御用文人，喜歡揭發別人不忠，終於也被別人揭發了，被免為庶人。做了庶人的楊惲，自然心有不甘，偶有牢騷。家中僕人舉報了楊惲，宣帝派人搜查，查出楊惲給友人的書信《報孫會宗書》中有些牢騷，於是楊惲被以「大逆不道」的罪名處以腰斬。
統治者這般殺屠殺文人，導致三個惡劣的傳統：其一，文字的解釋權歸統治者；其二，文人之間的狗咬狗攻訐之風；其三，也是最壞的一個傳統，文人沒有自己的私人空間，官方可以隨便跑你家裡，以搜查你的「反動證據」。這一傳統，在「文革」時被發揮到極致。至於知識分子，更有把書信自動上交組織的。這種傳統，也一直沿襲到當代，警察隨便闖入民居，搜查民眾的家裡、電腦中的文字，並將之作為懲罰民眾的「證據」。至於對中國家庭、學校就更是遺毒橫行，比如家長、教師理直氣壯地私拆子女、學生的信件，檢查他們的日記，在侵入私人空間作為時，不但沒有恥辱感，居然還振振有詞，有很強的道德感。
文字獄搞得最有聲色的，也當數朱元璋。皇帝生日或節日，各地官吏都要上賀表，雖然是些陳詞濫調，朱元璋卻很喜歡。問題是文字獄是沒有遊戲規則的；所以，馬屁沒拍好，卻拍沒了自己的小命。有些馬屁文章，內有「作則垂憲」、「睿性生智」、「天下有道」等詞。朱元璋將「則」念成「賊」，將「生」念成「僧」，「有道」讀成「有盜」，認為拍馬屁這諷刺他做過和尚與強盜，於是就將這些人統統殺光。那麼不拍馬屁、不做官總行吧？也不行！儒士夏伯啟自斷手指拒絕出仕，朱元璋大怒，說「人之生，父母但能生其身體而已，而保命在君……今去指不為朕用，是異其教而非朕所化之民。」最後，夏伯啟被抄家梟首。
清朝統治者對明朝留下來的文人，一面採取招撫辦法（按梁啟超的說法，那叫誘姦），一面對不服統治的，採取了嚴厲的鎮壓手段。如公元1711年，又有人告發，在翰林官戴名世的文集里，對南明政權表示同情態度，又用了南明的永曆帝的年號，就下令把戴名世打進大牢，判了死刑。這個案件牽連到他的親友和刻印他文集的，有三百多人。雍正帝統治下，文字獄也更多更嚴重，比如翰林官徐駿在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錯寫成「狴」（音bì）字，雍正帝見了，馬上把徐駿革職；後來再派人一查，在徐駿的詩集里找出了兩句詩：「清風不識字，何事亂翻書？」噁心我們大清族不識字？誹謗啊，殺！
雍正時有一個典型的文字獄案，叫查嗣庭試題案。查嗣庭是康熙朝進士，後官至禮部侍郎。雍正四年，查嗣廷在江西做正主考。根據科舉八股文命題的慣例，他選《詩經?商頌》上的句子出了一道「維民所止」的命題。不料卻被人告發借出題名義用「維」、「止」二字影射「雍正無頭」，諷刺時事，居心叵測。於是雍正下令將查氏革職梟首，子輩株連死罪，家屬流放。
被當代一再吹捧的「康乾盛世」中的乾隆，在搞文字獄方面更絕；如乾隆二十年，他看胡中藻不順眼，便命人暗中收集胡中藻所出試題及詩文，以其任廣西學政時所出試題中有「乾三爻不象龍說」七字，指責詆毀乾隆年號；以其所寫《堅磨生詩抄》中有「一把心腸論濁清」，指責故意在清國年號加「濁」字；詩中還有「與一世爭在醜夷」、「斯文欲被蠻」等句，因有「夷」、「蠻」字樣，被說成是辱罵「滿人」；……，數罪併罰，胡中藻被判處斬首。
科學家曾做過一個有趣的實驗：他們把跳蚤放在桌上，一拍桌子，跳蚤迅速跳起，跳起的高度均在其身高的100倍之上，堪稱世界上跳得最高的運動員；後來科學人員在跳蚤的頭上罩上一個玻璃罩再拍桌子，跳蚤一跳，碰著了頭，再拍，再跳，再碰，連續多次後，跳蚤適應了玻璃罩，不再跳那麼高了，每次跳躍，總會保持在罩的高度以下。科學家繼續改變罩的高度，跳蚤也跟著改變自己的跳躍高度，最後，玻璃罩接近桌面，再也沒有跳躍的空間了，於是，跳蚤變成了爬蚤。中國知識分子在2000年中不斷被統治者加上猶如跳蚤頭上的玻璃罩，久而久之，中國的知識分子慢慢地就集體趴下變成「爬蚤」了。
其實，最讓人悲哀的還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在幫助統治者打江山的時候，從來沒有想到給自身打造一個安全的堡壘。這一點，中國傳統知識分子跟農民這個階層一樣的懵懂無知，只是被人利用的工具而已。站在這個角度看，中國的知識分子與文盲草民沒有什麼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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