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崛起的制度框架和思想傳統...

去年秋天，當「神舟五號」遨遊太空，全國輿論一片沸騰時，一位評論家寫到：「一個國家的光榮與夢想，不僅僅是』兩彈一星』，也不僅僅是飛船上天，也不僅僅是隨後展開的更複雜的太空探索。國家主權的強大、民族的強盛也不僅僅依賴於此，還在於給每個社群、每個公民實現自己的光榮與夢想的充裕空間，並讓社群與公民的追求與國家的追求保持和諧與統一」。1――題記我們會議的名稱和主題是「從歷史角度看大國崛起：比較與借鑒」。在討論「大國崛起」這一主題，或者說在討論更有現實意義的「中國的崛起」主題時，我們不能不首先梳理大國、崛起這些核心概念的內涵，從而確立我們討論的基礎和前提，讓我們的討論「名正言順」。接著，再回顧一下制度與觀念在現代世界歷史中的巨大影響，最後，以美國的崛起為例，來具體討論一個國家的立國理念和基本制度作為崛起的基本條件以及對崛起的推動作用。一、強國、大國和大國崛起辨析現在，已經很難溯源是誰在中文研究文獻中首先提出併科學地利用「崛起」這一概念。不過，閻學通博士無疑是最早和最著名的一位。早在1995年代中期，他就開始注意中國崛起的安全環境。21998年，在國家社科基金的支持下，他和他的同事出版了《中國崛起――國際環境評估》的專著。3從學術訓練和著述背景來看，閻學通對中國崛起的注意和研究，既是出於對中國發展的國際意義的關注，同樣也是為了參與國際上有關中國崛起這一議題的討論，或者可能更確切地說，是為了反駁當時出現的「中國威脅論」的陳詞濫調。由此看來，崛起的概念實際上可能最先來自國外，其英文對應詞是rise。閻學通對「崛起」曾經有一個通俗易懂的解釋：「崛起是指新興大國實力與其他強國的差距迅速縮小，或超過其他強國」。4由此看來，它的含義與過去我們通常用的「趕超」差不多，如果我們去除「趕超」概念中不切實際的目標和政治化的意義。不論是崛起還是趕超，顯然就是要以一定的「加速度」，縮小與一些強國在某些方面的差距，超過與自己處於同一、或相近發展水平的國家。崛起又常常與大國或強國的概念相聯繫，西方學術界談及中國在當今國際社會中的地位時常常用「rising power」，我們通常把它理解為「崛起的大國」。一般來說，power是強國的意思，強國不一定就是大國。比如，中東的以色列，不論從人口還是從版圖上講，它都是一個小國（small country），但如果從其軍事力量以及在中東甚至全球安全結構中的地位來看，它毫無疑問是個強國。因此，這意味著小國也可以是強國。同樣，大國卻未必是強國。比如，印度尼西亞和非洲的奈及利亞都是人口過億的大國，但從經濟實力和對國際事務的影響力而言，似乎又很難說它們也是強國。由此看來，大國（big country）更多的是指一個國家的物質構成，如人口、版圖；而強國更多地是從它的影響力著眼，如經濟、政治和軍事的實力。大國是先天給定的，強國更多是後天爭取的；構成大國的要素變化緩慢，相對來說是一種靜態，構成強國的要素變化較快，相對來說是一種動態。但不論是大國還是強國，都是相對而言的，都是在一定的參照系中進行定位的，固有區域性大國（強國）和世界性大國（強國）之分。不過，這裡的大國界定只是中文語境中一個含義，而且是狹義上的；在中文語境中，大國這一概念更多地是在廣義上使用，指的是大且強的國家，或者說是「強大國家」，也就是英文中的great power，如果沒有限定詞的話，通常又是指世界性大國。除非有限定詞，本文中的大國一詞是廣義上，一律是指用世界性強大國家。強大國家不一定要包括構成大國或強國的所有要素，但卻要包括其中的一些基本要素。強大國家至少要擁有構成大國的人口和版圖這兩個要素中的一個，至少要擁有構成強國的經濟、政治和軍事三種實力中的一中。以此來衡量，地理上的小國日本可以因為其眾多的人口、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和第二大國防預算而成為強大國家。根據這樣的指標，我們可以把世界上主要的大國和強國列表考察。（表略）從以上非常粗造的表格來看，對照世界其他強大國家的基本指標，中國應該說大體具備了一個大國的硬指標。實際上，早在1980年代，國際上一般都認為中國是個有世界影響的地區強國。因此，今天談中國的崛起，實際上是指中國崛起為世界性強大國家（rise as world power or rise to world power）。不過，從近代大國的崛起的歷史來看，要成為一個大國，特別是具有「可持續發展的大國」，制度和觀念的要素，也就是所謂「軟力量」，不能不說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二、制度和觀念的力量在國際關係研究的現實主義傳統中，美國著名國際政治學者、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問題研究院教授邁克爾·曼德爾鮑姆（Michael Mandelbaum）曾說過一句很精闢的話：當一個強國（power）打敗了一個強大國家（great power），它也就成為了一個強大國家。顯然，這一簡練總結，至少反映了近代以來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的國際關係的實質。從歐洲的歷史來看，英國先是在1588年滅了西班牙的「無敵艦隊」，接著又打敗了「海上馬車夫」荷蘭，最終在18世紀後期的「七年戰爭」中打敗法國之後，而成為世界霸主的。德國則是在1870年代的「普法戰爭」中打敗歐陸強國法國而成為世界強國。在亞洲，日本先是在「甲午戰爭」中打垮清帝國，繼之在1905年戰勝俄國後成為強大國家。在美洲，美國也是在戰勝沒落的西班牙帝國後，才獲得世界強國地位的。20世紀後半期，美國和蘇聯兩個超級大國地位的獲得，顯然是與它們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身份分不開的。因為這些戰爭都屬於給國際關係帶來巨大變化的「霸權戰爭」，因此，人們難免對世界大國崛起的國際環境尤為注意。而國內研究大國崛起問題的學者大都是國際政治學者，因此，對國際環境的關注和研究遠遠超過了對崛起大國的制度和思想背景的關注。5但是，仔細分析的話，曼德爾鮑姆的評論雖然精闢，但卻不全面。首先，它沒有挑明使一個國家一舉成名的戰爭，不過是這個國家長期勵精圖治、奮發圖強、制度創新的自然結果，戰爭不過是給予了它展示自己成就的機會。雖然某次戰役的成敗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那些決定大國命運的「霸權戰爭」絕對是一個綜合國力的較量，反映出構成這一國力基礎的制度和組織結構的有效性和先進性。在評論近代早期西班牙帝國由盛而衰的原因時，經濟史大家道格拉斯·諾斯的看法一語中的，極具啟發性：「不發展出一種有效的經濟組織究竟有什麼後果和影響，在這方面西班牙倒是提供了一個出色的範例」。6在諾斯看來，近代歐洲強國的崛起有著不同的根源，西班牙基於它的財政資源，法國依靠其版圖規模，尼德蘭有賴於其經濟效率。但是，歷史往往和人生一樣，誰笑到最後，誰笑得最好。近代歐洲這一笑到最後的國家，無疑是英國。相對於荷蘭，英國是一個後發國家。後發國家雖然處於一些各種不利的條件之中，比如失去了獨佔的先機，必須接受某些現有的國際制度安排，甚至要作一陣子主導國家的隨從（follower）；但其有利條件也是顯而易見的，那就是它不需要去摸索、創造一套新的制度，而是可以借鑒和仿效先進者已有的制度，然後根據本土的環境加以必要的創新。顯然，制度創新（institutional renovation）要比制度創造（institutional creation）容易些，成本也更為低廉。英國在17世紀成功地仿效了尼德蘭的所有權和制度規定，這樣，「到1700年，英國的制度框架為經濟增長提供了一個適宜的環境。工業管制的衰敗和行會權力的下降使勞動力得以流動和經濟活動得以創新，稍後又進一步得到了專利法的鼓勵。資本的流動受到了合股公司、金首飾商、咖啡館和英格蘭銀行的鼓勵，它們都降低了資本市場的交易費用；也許更重要的是，議會至上和習慣法中所包含的所有權將政治權力置於急於利用新經濟機會的那些人的手裡，並且為司法制度保護和鼓勵生產性的經濟活動提供了重要的框架」。7作為經濟學家，諾斯對政治制度的安排和觀念只能是點到為止。但歷史學家和政治學家則發現，1688年「光榮革命」所確立的英國「立憲君主制」及其背後以洛克為代表的自由主義思想基礎，無疑是英國在隨後三個世紀內稱雄世界，獨步全球的根本原因。大國崛起的制度框架和思想傳統——以美國為例的討論 來自:書籤論文網www.shu1000.com 其次，曼德爾鮑姆的評論忽略了20世紀，特別是20世紀後半期以來世界舞台出現的一些新趨勢，包括里查德·羅斯克蘭（Richard Rosecrane）所概括的「貿易國」的理論，8約瑟夫·奈（Joseph Nye）提出的「軟權力」的概念。9在「槍杆子裡面出政權」這一19世紀的鐵血原則依然有效的背景下，一個有目共睹的新趨勢是，觀念的力量越來越重要。為此，曼德爾鮑姆最近也出版了倍受關注的《征服世界的觀念》的新作。10 雖然本書的副標題是「21世紀的民主、和平和自由市場」 ，但支撐其論點的卻是兩個世紀，特別是20世紀的歷史經驗。他認為，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以「為民主使世界更安全」為名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並在結束時提出「沒有勝利的和平」口號，他為此所制定的《14點計劃》極有先見之明。在威爾遜眼裡，限制軍備、民治政府和自由貿易必然有助於一個更加和平的世界。在曼德爾鮑姆看來，這三點構成了威爾遜的金字塔（Wilsonian triad），它是自由主義的精髓，並在最近的半個多世紀里被證明為是人類社會最可行的選擇。首先，自由市場是世界經濟的發動機，為財富產生所必需，而且能夠支撐起代議制政府；其次，民主，或者更確切地說，權力受憲法體制約束的政府是組織政治生活的最有利的制度；第三，和平是國家間最受歡迎的一種關係狀態，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都有助於和平的維護和鞏固。11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同盟國的勝利、冷戰中西方的成功以及冷戰後全球性的經濟繁榮，似乎證明了這三種觀念互相影響、相互加強所產生的巨大影響和能量，迫使人們重新思考一度為「現實主義」學派所恥笑的威爾遜自由主義國家和國際觀。正像我們不能接受曼德爾鮑姆精彩的「現實主義」舊論斷一樣，我們同樣不能照單全收他的「自由主義」新斷語。但是，他的新著的確提醒我們注意，思想觀念的力量在今天的世界中日益不容忽視，其在近代人類歷史的作用決不亞於科學技術的力量。試看今日之世界，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也都接受了市場的觀念，某些最獨裁的國家（如薩達姆的伊拉克和我們的那個友邦）也要追求民主的形式，哪怕是令人恥笑的百分之百的贊成票，最可怕的恐怖主義集團也要說明自己追求的是一個和平的目標！18世紀法國大革命早已成為歷史的回憶，但它提出的理想：自由、平等和博愛至今仍影響著世界；20世紀社會主義的理想一度改變了全球四分之一以上人口的命運，而且，至今還可以聽到它頑強的吶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觀念的力量來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影響。美國和盟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勝利，自然是盟國物質力量遠遠超過法西斯軸心國的結果，但是，盟國領導人、特別是美國總統羅斯福所倡導的「四大自由」（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和「民族自決」這類進步觀念，以及滲透著這些觀念的《大西洋憲章》、《已解放的歐洲國家宣言》和《聯合國憲章》等法律性文件，在鞏固反法西斯同盟、爭取民眾的廣泛支持方面，實在是功不可沒。二戰後所出現的美蘇冷戰，如果說有什麼不同與人類歷史上其他大國爭霸的話，那就是，意識形態與觀念的形同水火、勢不兩立成為了這一對抗的根本特徵。冷戰結束的過程以及冷戰的最後結果都有力證明了，觀念一旦通過現代的電子媒體就會產生出核聚變般的能量。20世紀人類社會所飽受的天災人禍中，來自左和右的兩種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納粹德國和斯大林體制是其中的典型）無疑是最觸目驚心的罪惡，這樣的極權主義可能會盛極一時，但最終卻因為其違反人性、泯滅良知而徹底失敗，這也從反面證明了觀念的重要。自文藝復興以來，在法治的基礎上賦予每個個人以平等的權利，尊重每個個人的權利與選擇，日益成為人類社會的主流價值觀。12當政府以國家的名義，剝奪個人的權利，以強制而非自願、以武力而非法律，以獨裁而非民主的方式，迫使個人承擔政府規定的義務，推行明為國家、實為獨裁者個人、或某個單一階級所熱衷的目標時，其強國之路往往是以大多數民眾的肉體和精神的巨大犧牲為代價，並最終一定會走上對外武力擴張的自我滅亡。它可能成為一時的大國，卻難以成為一世的大國。20世紀的歷史一次又一次的證明了這一點。三、美國的富強之路從1789年聯邦憲法通過正式立國算起，美國至今只有215年的歷史，是世界諸大國中最年輕的一個。但是，其發展和崛起的速度卻令人詫異。要知道，這200多年，從地理上講，它從大西洋沿岸的一個狹長地帶的13州，擴張到從大西洋到太平洋橫跨北美大陸的世界第4大國；從人口上講，從人種相對單一（白人加上數量不多的黑人和沒有統計在內的印第安人）的360萬增加到今天幾乎包含世界所有種族和族裔的2.8142億；就社會性質而言，從一個農耕社會發展為以信息業和服務業為主的後工業社會；就國際地位來說，從一個不起眼的新生共和國，愣是成長為世界上獨一無二的超級大國。一句話，過去的210多年中，美國國內面貌、社會結構、人口構成和國際地位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必須承認，美國的成長史是近代以來人類社會最了不起的發展之一。為此，無數的學者試圖從不同的方面，地理的、人口的、資源的、經濟的、政治的、國際環境等諸方面探索美國成長的奧秘。這裡要突出的則是構成這一發展和崛起的最為根本的制度背景和思想觀念。從西方興起的大背景而言，美國成功的思想根源無疑與所謂的自由主義思想有關。但自由主義實際上有兩種傳統，一種強調人類理性的力量能夠根據人類自己的意志來合理地設計和決定世界，它突出地表現在歐洲大陸的理性主義；另一種則突出人類理性的限度，強調人們在改變已經發展起來的經濟和社會制度時，要非常謹慎小心，儘可能地創新（renovation），而非革命。這後一種傳統突出地表現在英美的經驗主義。在美國制憲立國時，正是在這樣的經驗主義指導下，英國的普通法，北美殖民地的自治經驗和原有的基本法（特許狀），才提煉並凝固為美國憲法。在以後的憲政實踐，特別是最高法院對憲法的呵護和民眾對憲法的尊重中，美國憲法逐漸發展為一種憲政制度（constitutionalism）。13美國憲法作為世界上第一部成文憲法，應該被看作是美國貢獻給現代世界政治的最大制度創新，今天世界上的200餘個國家，幾乎所有的國家都效仿美國制定了成文憲法就是一個明證。美國著名法學家、紐約大學講座教授伯納德·施瓦茨（Bernard Schwartz）曾經指出：「美國對人類進步所作的真正貢獻，不在於它在技術、經濟或文化方面的成就，而在於發展了這樣的思想：法律是制約權力的手段」。14在評論2000年美國總統大選的選票糾紛的法律解決時，美國著名政論家弗里德曼也探討過美國強大的終極原因。他認為，美利堅民族對憲政法治的信仰是美國強大的關鍵。美國成功的秘密不在於華爾街，也不在於矽谷；不在於空軍，也不在於海軍；不在於言論自由，也不在於自由市場。真正的秘密在於長盛不衰的法治及其背後的制度。正是這種制度使每一個人可以充分發展而不論是誰在掌權。美國真正強大的力量，在於「我們所繼承的良好的法律與制度體系－－有人說，這是一種由天才們設計，使蠢才們可以運作的體系。」15憲政制度對美國政府權力的約束，使19世紀後期和20世紀初期的美國成為了一個資本主義最為放任自流的國家，擁有一個最少政府干預的市場經濟和最發達的市民社會。在這樣的制度環境中，加上得天獨厚的地理和資源上的優勢，美國在1890年代就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經濟強國。不過，它在世界政治上的影響力卻囿於美洲大陸，一直到1898年美西戰爭勝利，美國才成為世界性大國。儘管歷史學家總是在問美國為什麼會在1890年代開始擴張，但對大部分政治學者來說，鑒於國家經濟實力決定其海外政治利益的法則，更有意思的問題卻是美國為什麼沒有擴張得更多擴張得更早。對這一問題，美國政治學者、《外交》雜誌原主編扎格里亞（Fareed Zakaria）在其的新作《從富到強：美國世界作用的不尋常的起源》16中，曾試圖加以說明。根據國際關係中的經典現實主義理論，一個國家的利益通常是由它在國際體系中的相對實力地位（主要是它的物質力量）決定的，只要它擴張的成本和風險低於它的收穫時它總是要擴張的。扎格里亞認為這一理論不適用於美國，因為這種把國家實力看作是決定一國外交政策最重要因素的觀點忽略了一個基本的事實，那就是外交政策不是由國家作為一個整體決定的，而是由政府決定的。簡言之，國家政權（state power）而不是國家實力（national power）決定了一國的外交政策。他把這種注重政府特別是政府當中主要決策人的研究方法稱為政府中心取向的現實主義，它堅持能力決定意向的現實主義原則，但強調國家實力的適用性受制於政權結構。國家政權的結構、規模和能力是解釋一個國家是否積極捲入國際政治舞台的關鍵因素。根據這一理論方法，扎格里亞具體分析了從1865年美國內戰結束到1909年西奧多·羅斯福總統任期屆滿這一時期美國的大國成長過程。在內戰後的十幾年裡，美國開始了財富急劇積累的進程，但建立在這一國家實力基礎之上的卻是一個軟弱的國家政權。作為外交政策的最高決策者，美國總統和他的國務卿儘管一再試圖把日益增長的國家實力轉化為在海外的政治影響，但是，他們所控制的聯邦政府機構遠非強大，其屬下的官僚機器更是微不足道。他們既不能從各州政府那裡得到人力和物力的支持，更不用說得到整個社會對其政策意向的認可。甚至在聯邦政府中，國會如果不是一直大壩的話，至少也是經常妨礙總統意志的執行。它拒絕通過有關文官制度和軍事制度改革的立法，參議院還否決了幾起行政部門提出的領土兼并議案。這一時期總統權力處於美國歷史上的最低點。此時的美國是一個不同尋常的強國──經濟上的大國政治上的小國（a strong nation but a weak state）。19世紀的最後十年標誌著現代美國國家政權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它的出現是為了應付由於工業化而造成的各種國內壓力。管理日益龐大、不斷增長的國民經濟的迫切性以及國會追求國家最高權力的失敗，最終使得聯邦政府建立起更多中央集權較少黨派政治的政權結構。作為唯一由全國選舉的行政官員，總統的權威得到了強化。國家政權結構的這種轉型適應了國家實力的持續增長，到1890年代中期，行政部門已經能夠繞開國會或迫使它同意在海外擴張美國的利益。1898年美西戰爭的輝煌勝利不僅向海外而且也向美國國內顯示了美國強大的實力。由於打敗了一個歐洲大國，美國加快了它的擴張步伐，以前醞釀了幾十年的擴張目標，諸如兼并夏威夷和薩摩亞現在幾個月就實現了。美西戰爭期間的威廉·麥金萊政府標誌著美國現代總統制的誕生，其特點就在於國家行政部門主動推行一項積極進取的外交政策，20世紀的美國歷屆總統幾乎無一例外地繼承了這一傳統。繼麥金萊之後的西奧多·羅斯福總統，廣泛地用總統行政協定來代替需要參議院批准的條約，由此來擴大總統的權力。而一向信奉國會政府的伍德羅·威爾遜在當選總統之後，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獨斷專行的決策者和擴張主義者。雖然用略加修正過的現實主義，並結合對美國國內製度結構的分析，扎格里亞令人信服地說明了美國從富到強的大國之路，但是，他卻忽略了其中的一些觀念的要素。美國遲遲進入世界政治舞台，固然如扎格里亞所云，缺乏強大政府這一政治要素，但同時還要加上兩個要素，一是，美國龐大的國內市場以及其他國家無法比擬的自給自足能力；二是思想傳統的影響。前者不在本文的討論之列，我們主要注重後者。由於美國人對其制度的充分信任，對歐洲王朝政治和均勢外交的深深懷疑，美國人大都遵守著開國元勛華盛頓在《告別詞》中要美國潔身自好，不要捲入歐洲政治紛亂的忠告。這樣的觀念在1820年代的《門羅宣言》則演化為，歐洲美洲互不干涉的原則。於是，美國隅居西半球，冷眼向洋，孤芳自賞。但是，19世紀末，隨著美國西部開拓的結束，邊疆的消失，國力的強盛，便出現了海外擴張的要求和勢頭。西班牙在古巴的殖民戰爭正好給美國崛起為世界大國提供了機遇。對麥金萊這樣的擴張主義者來說，這是投身到歐洲帝國主義角逐場的千載良機；對反對歐洲式帝國主義的傳統派來說，戰爭行為可以解釋為拯救「水深火熱」的古巴人民，張揚美國的理想，維護美國的傳統原則。但美國民眾對政府在西半球以外的兼并和擴張卻相當反感，認為它有悖於美國的《獨立宣言》和憲法的精神，並成立由包括著名作家馬克·吐溫、前國務卿謝爾曼等社會名流在內的反帝國主義同盟。為了說服民眾接受其兼并菲律賓的事實，麥金萊居然講出了自己與上帝交流的故事，希望美國人相信，兼并乃是上帝的旨意。17同時，他的國務卿海約翰則根據美國國內公平競爭的自由貿易原則，創造性地提出了先是適用於中國、後來又推廣到世界其他地區的「門戶開放」原則。這一原則幾經波折之後，經過1930年代的互惠貿易協定，1940年代以後的關稅和貿易總協定（GATT），最終定格在世界貿易組織。觀念以及觀念的外化形式制度是如此的重要，以至於威爾遜的《14點計劃》為他贏得了救世主般的聲譽。自由貿易、民族自決和集體安全，雖然是歐洲自由主義的產物，但學者出身的威爾遜總統，卻化零為整，把這些老原則包裝到國際聯盟的新制度中。仔細分析國際聯盟的章程，就可以感受到美國式憲政主義和聯邦制的影子。美國人為歐洲人開出了康德所夢想的「永久和平」的藥方，但康德的故鄉歐洲人卻不領情，認為它不符歐洲二百年年飽受征戰之苦的水土。經過歐洲人，特別是法國的老虎總理克里孟梭的刀砍斧削，國際聯盟已經是傷痕纍纍，面目全非。更令威爾遜難堪的是，他的這個遍體鱗傷的精神之子卻被自己的同胞拒之門外。在大多數美國人看來，如果歐洲人拒絕美國人的善意，那隻能證明他們病入膏肓，無可救藥。與其與死不改悔的老朽的歐洲為伍，還不如重溫華盛頓的古訓，回歸北美，潔身自好。由此看來，對美國來說，不論是捲入，還是孤立，根深蒂固的觀念就是美利堅民族的獨特與優越。這讓人想起中國傳統士大夫的孤芳自賞：「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就這樣，美國拒絕了「要我們提供道義領導的要求」，18放棄了垂手可得的世界領導地位，回到了美洲，獨自品嘗著1920年代的繁榮昌盛。但19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和隨之而來的政治危機和戰爭，打破了獨善其身的美夢。在不到31年的時間裡，美國人兩次拯救了歐洲。由此，歐洲人不得不為美國馬首是瞻，加上戰後蘇聯的威脅，歐洲人不僅依賴於美國人的保護傘，而且還開始效法它的制度框架。為了實現馬歇爾計劃，歐洲不得不進行經濟組織的制度創新，於是有了歐洲煤鋼聯營，有了共同市場，有了歐洲共同體，最終有了今天的歐洲聯盟。美國不僅是這一過程的催化劑，而且其聯邦制也為後者所效法。美國，這個歐洲的學生最終成為了歐洲的先生，這不能不部分地歸功於美國制度創新的力量。更令歐洲人，特別是法國人尷尬的是，不僅美國的制度文化成為歐洲的榜樣，就連美國的通俗文化也成為歐洲年輕人趨之若鶩的對象。從美式英語，到美式快餐，從搞笑的電視肥皂劇到只有娛樂沒有思想的好萊塢大片，從牛仔裝到電腦遊戲，美國的文化產品打遍天下無敵手。依靠著這些通俗文化載體，藉助於現代電子技術，美國式的自由民主、個人權利、機會平等政治觀念，不僅在西歐暢通無阻，而且，還最終滲透到封閉的蘇聯集團，逐漸瓦解了一度看上去是牢不可破的意識形態防火牆。蘇聯集團舊有制度的解體，固然是其經濟相對落後的結果，但是，這決不是惟一的原因。世界上類似的制度，儘管經濟上可能遠遜於蘇聯東歐集團，但它們或者因為其市場化的改革而存在，或者因為鐵桶般的密不透風而殘喘。顯然，蘇東集團的解體，必然還有其他的原因。其中一個共同點便是，那裡的普通民眾已經厭倦僅僅成為國家機器的一個螺絲釘，他們渴望著個體的自由、權利和尊嚴得到起碼的尊重和承認。人類的一個基本的常識是，活著只是人的一種動物性本能，活得有尊嚴有自由才是人的本質。四、餘論一百多年前，面對西方的堅船利炮下的擴張，晚清重臣李鴻章發出了西方以「動力橫絕天下」的感慨！可惜，他沒有認識到支撐堅船利炮的制度和制度後面的觀念。就這一點而言，他的認識遠不及同時代的嚴復。面對甲午戰爭中敗得慘不忍睹的祖國，嚴復曾大聲疾呼"身貴自由，國貴自主"，國家富強與貧弱的關鍵在於"自由不自由耳"！19一百年後的今天，如果我們對大國崛起的理解還停留在GDP的產出和重商主義的外貿盈餘，那麼，我們的認識只能與李鴻章並肩，還到不到嚴復的水平。面對世界上眾多苦苦掙扎的不發達國家，印度的經濟學家、諾貝爾獎得主亞馬蒂亞?森幾乎說出與嚴復同樣的話："自由不僅是發展的首要目的，也是發展的主要手段。" 20二十世紀的歷史有力地證明了，市場經濟，法治下的民主，和平的國內外環境，是自由最好的保證，同樣，也是一個國家崛起成為世界大國的思想和制度前提。大國崛起的制度框架和思想傳統——以美國為例的討論 來自:書籤論文網www.shu1000.com 【注釋】1 《21世紀經濟報導》，轉引自鍾沛璋：《什麼是社會主義》，《學術界》，2004年第1期，第177頁。2 比如，在《冷戰後中國的對外安全戰略》（《現代國際關係》1995年第8期），他就從文化傳統、國家利益和戰略考慮等三個方面論證了中國重複歷史上大國崛起時安全政策的可能性很低。3 閻學通、王在邦等：《中國崛起――國際環境評估》，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4 閻學通：《中國崛起的國際環境評估》，《戰略與管理》1997年第1期。5 大國通過戰爭而崛起，進而改變了現存的國際關係，是美國著名國際關係學者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一書的主題。閻學通等人的著作也是從國際環境入手。6 道格拉斯·諾斯，羅伯斯·托馬斯：《西方世界的興起》，北京·華夏出版社，1999，164頁。7 同上，192頁。8 Richard Rosecrane, The Rise of the Trading State: Commerce and Conquest in the Modern World, NY: Basic Books, 1986.9 Joseph Nye, Bound to Lead, NY: Basic Books, 1990.10 Michael Mandelbaum, The Ideas that Conquered the World: Peace, Democracy, and Free Market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 NY：PublicAffairs， 2002.11 Ibid., pp.24-34.12 對這一點，西方政治思想傳統中的激進和保守的兩派都給予認同。馬克思說過，「一個人的自由是所有人自由的前提」；哈耶克認為：「個人自由具有至高無上的價值，而不是服務於更高的政治目的的一種手段"。（轉引自安德魯·甘布爾：《自由的鐵籠：哈耶克傳》，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第163頁）。兩派的分歧主要在於實現和保證個人自由的手段和方式。13 一位制憲會議代表就明確宣稱：「經驗無疑是我們的唯一指南，而推理會把我們引向歧途」。伯納德·施瓦茨著、王軍等譯：《美國法律史》，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第30頁。14同上，第2頁。15 Thomas L. Friedman, "Medal of Honor" , New York Times, Dec 15, 2000.16 Fareed Zakaria, From Wealth to Power: the Unusual Origins of America』s World Rol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17 楊生茂等編：《美西戰爭資料選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第259頁。18 阿瑟·林克：《1900年以來的美國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上冊，1983，第259頁。19 《嚴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第17、2頁，轉引自袁偉時：「大國興衰的歷史經驗」，《南風窗》，2004年1月（上）大國盛衰的歷史經驗。20亞馬蒂亞·森：《以自由看待發展》，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第7頁。大國崛起的制度框架和思想傳統——以美國為例的討論 來自:書籤論文網www.shu1000.com<相 關 論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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