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本質——基督新教支配的國家(轉載)
「無論是德國還是日本,都誤判了形勢,他們不了解美國。美國這個國家進行戰爭,從來不依據利害權衡和得失盤算,美國人打仗,從來都是依據道德和國民的好惡。」——日本內閣情報局長:岡崎久彥。 (節選自《美國的本質——基督新教支配的國家和外交》一書) 要理解美國的意識形態外交,就必須了解美國的基督新教。美國人熱衷推行和維護的自由、人權、民主的價值觀和制度,看起來是世俗的價值觀和社會制度,但實際上起源基督新教的價值觀和宗教改革,體現著基督新教的信念。這些構成了延續兩百年的美國式的價值觀及社會體系,構成了美國的國家和社會的本質。而美國人的外交雖然表現為一錙一銖必較的利益性外交,但從全局上,從沒有偏離過在全球建立基督教文明體系的戰略目標。理解這一點才能把握住美國國家和社會本質,明白其真正外交目的,也才能明白中美關係的實質及走向。 一般人在看待美國時,都把它看作是非常世俗化的國家。所謂的世俗化,是指國家在政治、經濟社會以及人們心理上已經擺脫了宗教影響或束縛的狀態。美國人對財富的追求和崇尚,似乎是只有在極端世俗化的國家才可能出現的現象。實際上,美國是一個非常宗教化的國家,基督新教在其政治生活、社會生活、國民心理上起關鍵的主導作用。依據美國蓋洛普的調查,在美國有95%的人「信仰上帝」,70%的人從屬某個教堂。我們可以看到,美國的貨幣上至今印有「我們堅信上帝」的字樣;「愛國誓詞」也說:「我宣誓效忠美利堅合眾國的旗幟以及它所代表的共和國,一個國家,歸上帝主宰」。在每屆總統就職儀上,新任總統必須手按《聖經》,向其宣誓。這些在世俗化成為主流的今天已很少見,可能全世界也就獨美國一份,反映著他們強烈的宗教情緒。而在歷屆總統中,大多數都是「基督狂徒」。 柯林頓是南方浸禮會的信徒,這位以口才著稱的總統同樣熟知《聖經》和神學,可以自如地運用基督教福音派的言辭。而小布希同樣代表了美國的基督教保守勢力,這些勢力支持他發動兩場對伊斯蘭世界的戰爭,並且能兩任美國總統。布希的戰爭無疑改變了世界。在美國,多數情況下,總統的競選者必須強調自己虔誠的基督教信仰,才會有廣泛的選民基礎。美國皮尤研究基金會就選民態度與競選者宗教信仰的關係作了調查,結果表明,高達70%的人希望總統篤信宗教。 【美國的政黨深受宗教影響】 共和黨自上世紀六十年代後,一直主導著美國的政壇,主要是因為美國的基督教保守勢力逐步擴張的緣故。上世紀六十年代,美國在民主黨執政時期,產生了脫宗教化傾向,如嬉皮士流行、同性戀泛濫、等等,造成了美國宗教保守派的不滿,掀起了「耶穌運動」,主張美國應該回歸傳統的基督教價值觀,自此之後,基督教保守派勢力日益壯大。在近幾十年,民主黨為贏得政權,不得不回應美國社會的宗教復興和更加的宗教化傾向,開始向基督教保守派靠近,逐漸成為一個與共和黨有什麼差別的政黨。民主黨總統卡特開始的人權外交,似乎更合乎共和黨的口味。 關於宗教對美國政治的影響,法國著名的政治學者托克維爾在其《美國民主》一書中說「在美國,宗教雖然不直接參加社會的管理,但卻是政治設施中最為重要的設施」。美國的政治學者海茨克也說;「不了解宗教向度就不可能理解美國的政治」。在許多時期,美國的宗教性幾乎使其政治都成為神權政治,而不是世俗政治,美國經濟實際是產生於新教論理的資本主義經濟,起源於中世紀的宗教改革。 【美國社會的道德倫理就是基督教倫理】 在美國,長期以來,道德倫理就是基督教,道德的內容產生於基督教。美國學者喬治?馬斯登曾描述了美國人怎樣被灌輸基督教道德。他說,「美國的文明很大程度是由一系列新教價值觀組成的,孩子自幼就被教義按規則來做遊戲,每個人都知道十誡、勞動的價值、及德有所報。」他還說:「很長一段時間,公立學校的孩子學了許多訓誡,包括尊重感恩節、上帝的善、宗教是社會唯一基礎、正當者永不被拋棄、祈禱的時刻、工作、沒有主就沒有卓越、幸福的特徵、播種與收穫、我母親的《聖經》、《聖經》是最好的經典等觀念」傑佛遜在發行刪去了神跡的《聖經》的時候說:「在這種意義上,我是一個真正的基督教徒。」美國的基督教徒則認為,基督教講的不是道德倫理,講的是神本主義,但道德來源於基督教,只有神才能讓人有善行。但無論怎樣理解道德,美國的道德都離不開基督教。 法國作家繆拉說:「沒有哪個國家像美國一樣,擁有對宗教如此虔誠的人民,以至他們在外國人眼裡顯得太過分了。在美國,宗教社團的數量多得著實令人驚嘆。猶太作家愛布拉姆斯說:「美國的文明建立在基督教的基礎上」,「挪開《聖經》這一引導美國這所大船的星座,整個美國文明的大廈就會轟然倒塌」。 【美國的宗教性本質】 那麼,為什麼美國這個國家在現代仍然保持著這麼強烈的宗教性?為什麼美國這個國家每當出現世俗化浪潮時就有強烈的回心力量將其拉回宗教的軌道來?其原因在於,美國根本就不是自然形成的國家,而是由一些因為宗教原因而遷移北美大陸的新教徒所創建的宗教國家,這些新教徒建國的目的是在新大陸實踐新教理想,在新大陸實現新教的宗教目標。因此,美國一開始就是一個是建立在新教徒意識形態之上,為新教意識形態所驅動,為實現新教徒意識形態目標的國家,新教的價值觀是這個國家產生的動力,也是這個國家以後的政治經濟社會生活的主導力量。 美國人至今仍然抱有「美國是上帝祝福的國度」,「美國人要將世界領向善」的天命思想和使命感,是美國人從殖民的時期傳下來的傳統,它由來於基督教的選民意識和救世主義,由來於清教徒的改造社會和改造世界的意識。美國的《獨立宣言》深受基督新教思想的影響,將其訴諸於基督新教中的「天賦人權」和「主權在民」「政府為民」的思想。 美國贏得獨立以後,基督徒們認為基督國馬上就要建成了,但在南方,延續數百年的奴隸制依然存在,在他們看來是違背基督精神罪的制度。美國學者馬斯登描述美國形勢和南北戰爭的起因時說:「世紀中葉的美國新教徒屢屢宣告,基督教的千禧盛世已經不遠了,認為他們身處一個看似能夠將大眾帶向基督的偉大的奮興時代,全國甚至全世界的改革將是這一千禧盛世的標誌。」「但奴隸制似乎是美國成為一個完全正統的基督教國家的首要障礙,如果它也被消滅了,即使以血淋淋的末日般的戰鬥為代價,那麼,也沒什麼能阻擋基督王國的高歌猛進。」 基督徒們對奴隸制的厭惡,並不是因為當時的南方的奴隸制真正的多麼殘酷,而是來源於對基督教精神的執著。南方的奴隸制,據一些歷史學家講,並不像廢奴主義者宣傳的那樣殘酷,與北方白人對黑人的冷淡相反,「南方的奴隸主們對黑人奴隸反而有一種理解和愛,讓自己的孩子喝黑人的奶汁,與黑人的孩子一起玩」。其情景,就如同小說《飄》所描述的那樣:郝思佳家與奴隸們之間的關係,有一種默契和相互之間的關照,很有些像今天的保姆和僱工與老闆之間的關係。如果兩者的關係極度緊張並充滿暴力,南方奴隸莊園的生產不會有效率,而奴隸主家的安全也不會有保障。莫理遜說:「南部諸州對奴隸的虐待狂式的虐待,只是極個別的現象,而大多數的奴隸主無疑對奴隸是親切並富有人情味的」。 小布希入主白宮後,出於基督教保守派的見解,建議美國的小學課堂應該講述《聖經》的創世說,不能只講進化論。而眾所周知的例子是,有的學校因為講了進化論,而遭到學生家長的起訴。 【美國不接受社會主義的實質】 美國沒有接受社會主義,也是因為基督教的緣故。美國建國時期,歐洲正處於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運動的初期發展階段,以後隨著美國發展,歐洲社會主義也蓬勃發展。但美國作為從歐洲文明中脫體的國家,深受其政治文化影響,卻從未發生大規模的社會主義運動,也沒有產生過有勢力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政黨,並且成了反共先鋒。這是為什麼? 美國的勞動者的生活境遇,說明美國有著社會主義出現的客觀物質條件。沒有社會主義,其最根本的原因,是基督教勢力強大,基督教思想深入人心的緣故。社會主義的世俗化理論以及其中的唯物論和無神論,對基督徒來說,是違背基督教義的,沒有精神上的吸引力,尤其是涉及無神論時,往往被認為來自撒旦的誘惑。共產主義的理想在基督教徒看來是不可能實現,基督徒相信,人生而有罪,並且罪孽深重,靠這樣的罪性深重的人來建立共產主義這樣的天國是不可能的,這樣的國只有在神的主導下建立,人是建立不起來這樣的理想國的。因此,基督教信徒很容易對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產生抵制。 【真實的美國】 中國人對美國抱有的印象是充滿暴力、性紊亂、肉池酒林、毒品泛濫,主要來自於美國電影的渲染。美國時代雜誌社記者大衛?艾克曼說:「美國的主流報紙、期刊和雜誌不怎麼反映美國內地的宗教熱忱。流行文娛節目也沒有表達出一個虔誠的美國的印象。」其原因,艾克曼說:「好萊塢、強勢媒體、學術中心和重要的金融基礎機構多半是由放棄宗教,或至少放棄基督教信仰的人們所控制」。也就是說,好萊塢強勢媒體等製造美國形象的機構或人,都是些世俗化文化人士,他們表現的美國是其所樂見的世俗化一面。關於美國的實際情形,艾克曼說:「佔據這個國家文化界頂層的那些人多半是些世俗人物,而美國的平民百姓則依然我行我素,去教堂做禮拜、捐助慈善團體、繼續遵循十誡或山上寶訓」。所以,真實的美國不是一些脫離了基督教精神的演藝人員表現的美國。實際上,多數的美國人私生活都很保守,循規蹈矩。尤其是在性問題上,美國人的保守態度可能在世界上也屬於前列。 眾所周知,柯林頓因為萊溫斯基而差點遭國會彈劾,不得不到國會去詳詳細細披露與其做愛細節,表示懺悔,以求民眾的寬恕。以前也有一位總統競選人因為被披露異性醜聞而不得不退出競選。在美國,政治人物競選時都渲染自己對家庭的愛,包括對自己寵物的愛,強調自身私生活的嚴謹,做出一副好爸爸、好丈夫的形象。如果政治人物包養情婦,無論是在議會還是政府,必然會喪失支持,甚至身敗名裂。去過美國的人都知道,在美國很多城市,夜生活並不豐富,晚上基本沒有我們想像的那樣燈紅酒綠,在一些宗教影響教強烈的地區,夜晚尤其寂寞。 其實,真正的肉池酒林和性混亂的,是在日本或現在的中國以及歐洲的一些國家。日本的福田首相在競選時曾被人指責包養了一個情婦,福田首相回答此問題時說;「你說錯了,包養的不是一個,而是兩個」。然後,福田向眾人講述了他與兩個情婦的相遇及真情,讓人覺得福田又敢愛又負責任又坦率,結果人氣大增。這是一個比較能說明日本社會的實例。性的紊亂在日本是一個普遍的現象。而風行於台灣並影響到現在中國大陸的所謂「援助交際」也起源於日本。 美國人辛勞勤奮地工作、狂熱地追求財富,崇尚經濟成功,體現著清教徒的創造財富、榮耀上帝的精神。美國人上教堂勤勉禱告,向各種慈善機構、學校、以及國外慷慨地大把捐錢,在美國人看來,則是作為教徒所必履行的宗教義務。在美國,企業界做的慈善事業要比別的國家多得多,其利潤中每年拿出作為捐款的,遠比其他國家的企業要多,很多其世界性的慈善基金都是美國企業界的捐款。美國的教會很富有,擁有巨大的資金,而這些資金一般都來自實業界和商界。依靠這些資金,美國的基督教界向全世界派遣了大量的傳教士使團。 我們在美國的企業家身上可以看到清教徒的精神。被當作今日美國英雄的比爾?蓋茨是勤奮工作發財致富的典型。但我們知道,他給自己的後代留下的財富不多,而多數都留作了慈善基金或發展基金。大財閥洛克菲勒,捐起錢來也出手闊棹,現在世界許多人仍因為他的捐款而受益,比如,全世界兒童使用的免費牛痘疫苗,依賴的就是洛克菲勒基金。從他給他兒子的信中,可以看出虔誠的基督教信仰和向兒子傳教的迫切心情。這類企業家在美國很多,以前報紙曾報過某位企業家向教會捐了許多款項,臨死前才為人所知,當教會向他表示感謝時,他說,不用謝,錢不是他的,是上帝的,托他保管,然後交給需要的人。如果置身美國,會發現這類例子和故事比比皆是。 一面拚命賺錢、追求財富,另一面勤去教堂,大把地向社會捐款,這種現象,在一般世俗化國家的人或研究者眼裡,感到不可思議,因此,才會認為美國人患了「人格分裂症」。其實,明白了清教主義的工作倫理和金錢觀之後,就會明白,這兩種看似矛盾的行為,其實有著同樣宗教信仰基礎,源於同一宗教的信仰行為。 【美國的外交,是追求意識形態目標的外交】 美國自獨立以來,就積极參与國際事務。直到今天,已成為影響全世界至為重要的國家,把握著幾乎所有國際問題的關鍵,從台海,到中東,非洲,歐洲,都擺脫不了美國的影響,幾乎所有國際熱點的當事國領導人,都把美國的態度當作首先必須考量的因素。而考察美國對外政策中意識形態所佔的分量,會發現,意識形態才是美國外交政的基石,他們雖是政教分離的關於國度,但是卻深受宗教影響。 那麼,什麼是美國的意識形態?考察美國的歷史,可以發現,美國的意識形態表現出這樣的內容和特色:一是對自由、民主、人權的執著。二是強烈的選民意識和同樣強烈的天命意識。 在美國,民主、自由、人權等等,是一個被絕對化、含有崇高和神聖意義的詞,意味著幾代人的理想和奮鬥精神及奮鬥歷程,就像幾十年在中國提起老紅軍等詞一樣,被絕對化和意識形態化。人們看到,由於對民主自由的執著和意識形態化理解,美國人有時表現得很單純,許多跑到美國的流亡者,只要聲稱自己是民主鬥士,就會受到百姓和政府背景的人士的支持和愛戴。相反,只要你表現為不理解或不喜歡民主,你就會遭到感情上等各方面的冷遇。 其次,我們看美國人的強烈的選民意識和同樣強烈的天命意識。美國人認為,美國是上帝的國家,是上帝選中、受上帝祝福、體現上帝榮耀的國家。美國負有上帝賦予的使命,體現著上帝的意志,美國要做全世界的領導者,將世界引向光明和善良。 這種選民意識和天命意識還表現為美國人的自信和優越感。托克維爾在其《美國的民主》一書中形象地描述了這一點,他說:「美國人在與外國人相處時,不允許說美國的一點壞話,並且無止境地渴望受到外國人稱讚」,「如果這個外國人對此有抵觸,那麼他們就開始自己稱讚自己,他們即便是對自己的業績持有懷疑,但也願意用自鳴得意的目光來欣賞自己的業績」。托克維爾舉例說:「我曾經向一個美國人說,你們的國家真不錯,這個美國人馬上回答說,真是這樣,世界上再沒有這麼好的國家了。我誇獎了美國的自由,這個美國人馬上對我說,自由是上帝的恩賜,可是世界上還有哪個民族配享這樣的自由呢。」 除此之外,美國還將宗教自由當作它一個重要的外交目標。柯林頓在《1998年國際宗教自由法》里,宣稱美國政府把「宗教自由當作外交政策的一個核心因素」,蘇丹政府被美國認為是迫害基督教的政府,於是美國政府制裁蘇丹幾十年。當布希聽說北朝鮮存在迫害基督徒現象時,不顧外交影響,對記者脫口而出「我極其討厭金正日」。 再往前看,就會發現,不僅是現在,就是以前美國的外交也包含了意識形態,而不僅遵利益論原則。比如說,二戰美國的參戰,就不是利益論能理清的行為。他作為一個新興的超級大國,在戰前完全可以依照帝國主義邏輯,依據實力,與其瓜分世界,當時的德日兩國出於對美國的畏懼,因此多次向其示好。但美國還是站在了民主主義這一邊,參與了針對法西斯的戰爭,付出巨大的戰爭代價。從利益考量來講,美國對二戰的參與方式不是一個很經濟的、符合利益原則的行為。這種人權外交、民主外交、自由權利外交從利益論角度來看很不明智。 事實上,美國因為堅持人權外交,並且因為經常將經濟制裁當作實現人權外交的一個手段,結果自己也經常為此付出代價。在制裁蘇丹的幾十年中,美國政府禁止企業參與石油管道鋪設等項目,美國的財團也失去了相應的市場。在柯林頓時代,美國在與中國的幾次人權外交的較量中,都曾以經濟制裁來要挾中國。但經濟制裁是一個兩敗俱傷的做法,對華的經濟制裁雖然意味著中國眾多的企業失去了美國市場,但也意味著眾多的美國企業將被排斥在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經濟增長之外。 那麼,為何美國的外交偏重人權民主等意識形態?作為世俗化國家,我國學者用利益論來解釋美國外交。這是一種自虐式的說法,難道民主不是中國政府追求的目標?其實民主國家不一定與美國利益不發生衝突,獨裁國家也不一定與美國利益發生衝突。很多學者說美國的人權外交實際是專門打擊敵對國,也是實現利益的手段。其實這樣解釋不符合實際,美國也同樣指責盟國的人權不完善。而對盟國施以人權壓力的例子很多,說明人權對美國而言是一個普遍標準。 而美國的意識形態中的幾個特點,強烈地體現在總統的就職演說上。總統的就職演說一般是美國意識形態的大展示,歷史學家申科曼研究了歷屆美國總統的就職演說,發現它們有個共性,就是所有美國總統在就職演說中必然會提到以下幾點:美國人應該敬畏上帝、美國人應該推動全球自由民主與和平、美國是世界的楷模、美國人應該全民團結、總統對人民的智慧有信心、尊崇開國元勛等。這幾個共性都包含了對民主自由的執著以及美國人的天命意識和使命感。 【美國外交史回顧】 我們可以回顧一下美國的對外關係史,來看看意識形態是怎樣扮演其外交基石角色的。 在贏得獨立後,迅速開始了向西部的擴張。先從拿破崙一世那裡購得了與十三州一樣廣闊的土地,將美國的國土擴張了將近一倍。1819年,從西班牙手裡獲得佛洛里達,並與英國劃定了加拿大界線。1845年從墨西哥手中獲得德克薩斯,1846年獲得了加利福尼亞和新墨西哥,自此成為連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廣袤的大國。 在獲得德克薩斯之後,澳薩利班闡述了美國向外擴張作的動機,他在《合眾國雜誌與民主評論》上撰文說:「為了每年都增添的幾百萬人的自由,我們負有向新大陸不斷擴張的明確的天命,這個大陸是上帝為我們預備的,誰也阻擋不了這個使命的完成」。 奧薩利班提出的「明確的天命」這個詞,為以後的美國人所好用,現在的新保守派們在向美國民眾闡述對外的干涉主義外交時也經常使用這個詞。「明確的天命」一詞,可以說明白地反映了美國人的心態,反映了美國人的天命意識。這個「明確的天命」在殖民地開拓時代,表現為向西挺進,驅除印第安人,趕走天主教徒,不斷獲得領土。在這以後,表現為用武力或用脅迫或用宣傳向全世界輸出美國式的價值觀。在這個「明確的天命」的呼召下,我們可以看到,美國人開拓西部,來到太平洋,參與了本來與它不相干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主動投入進第二次世界大戰,成為反共產主義的盟主,陷身於越戰,並且今天,在伊拉克打了個焦頭爛額。 繼而,奧薩利班又撰文主張從墨西哥手裡奪取加利福尼亞,並進行一番頗能引起美國人共鳴的鼓動。他說:「像墨西哥這樣愚蠢混亂的國家,根本無法進行像樣的統治。所向披靡的盎格魯薩克遜移民的先遣團手拿桑樹和槍桿已經進入了加利福尼亞,隨著他們的腳步,到處都自然而然地建立起了學校、大學、法院、議會政體、工廠、以及市民的聚會所,這一切都是作為自然的結果產生的,是各個原則的自然發生作用的結果,加利福尼亞獲得自由的日子不遠了,大西洋帝國成為連接兩大洋帝國的日子也不遠了。」也就是說,作為上帝的選民,盎格魯薩克遜人註定要驅逐愚蠢的墨西哥人,要廢除他們的統治,然後在那裡建立起民主的政治,建立起先進的教育體制,以及公正的司法制度,給那裡帶來自由和進步。 天命意識和對建立民制度的渴望,讓美國人在短短的半世紀從小小的十三州迅速將領土擴張幾倍,成為連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廣袤帝國。然後,抱著同樣的使命感和對民主主義的執著開始了向海外的擴張。最初反映出美國要向海外擴張意向並且對後來產生巨大影響的政治綱領,是門羅主義。門羅主義一般被認為是一個孤立主義的綱領,實際上,考察當時的國際環境,就會發現,這其實是一個美國的向外擴張的綱領。門羅主義的主要內容是,美國作為新興國家,不干涉歐洲的事務,歐洲的國家則不許干涉美洲的事務,包括拉丁美洲,任何染指美洲事務的行為,都會被認為是對美國的干涉。這個內容進行另一番解讀,也就意味著,美洲和拉丁美洲是美國的擴張範圍,歐洲不許染指。美國成為連接兩大洋的大國之後,門羅主義經過海權主義的創始人馬海姆的演繹,開始適用於太平洋,形成太平洋門羅主義,也就是說,太平洋成為美國的擴張目標。 馬海姆說,環顧宇內,能與基督教文明抗衡並很可能對基督教世界產生衝擊的,只有黃種人的東亞文明。在馬海姆時代,代表與基督教文明抗爭的,被認為是日本帝國,中國被認為是有可能對基督教文明造成威脅的「睡獅」。為防止這種黃禍發生,馬海姆說,美國依據歷史上強國經驗,應該建立強大的海軍力量,建立海上強權,並且向太平洋挺進,讓太平洋成為新的門羅主義適用範圍,也就是美國的後院。尤其是要佔領夏威夷,這是抵制「黃禍」的橋頭堡,然後要佔領菲律賓,這是影響中國的前沿和跳板。 在海權論發表後的不到十年之內,美國就佔領了夏威夷、關島等太平洋諸島,並從西班牙手中獲得了菲律賓。在獲得菲律賓之後,當時的美國總統麥金利為此激動得「向上帝跪了下來」,他「感謝上帝給了美國人民將這些異教徒改造成基督教徒的機會」從那以後,菲律賓長期都是美國的殖民地,並且接受了基督教。現在,菲律賓與韓國一樣成為東方少有的基督教國家。融合了菲律賓後,就到中國的家門口了,美國開始對中國事務提出自己的主張。這就是著名的「門戶開放」政策。 【美國對法西斯獨裁政權的態度】 在中國處於被瓜分的時代,美國作為新興的大國,針對中國問題提出門戶開放政策,蘊含著與帝國主義完全不同的內容。它政策的意義,一個是中國及國際勢力應保證不讓中國搞閉關自守;另一個是保障其領土及主權完整。本質是反對帝國主義瓜分和接受美國式價值觀。李普曼說,「門戶開放政策是輸出美國生活方式」。中國學者認為是商業情結與傳教士情結的結合物。實際上,美國自門戶開放政策開始,以後在與中國交往中一直試圖讓其接受美國式價值體系,讓東方文明納入美國基督教文明的懷抱。 然後是美國參與一戰。這場戰爭本與它無關,純屬歐戰。其實美國早期未參戰,只是隔岸觀火,賣軍火發財。當歐洲唯一的共和制大國法國被專制的德國打得招架不住時,美國的意識形態又起作用了:立刻對德宣戰,以保衛歐洲的共和制國家。 作為戰略家的希特勒,一直避免與美國發生衝突。二戰後,曾多次示好。甚至美國利用中立身份反納粹國家運送作戰物資時也極力剋制。在德國侵佔捷克斯洛伐克、義大利侵佔阿爾巴尼亞之後,美國要求他們做出不再進一步侵略的保證,並列出了不得染指的三十一個國家的名字。在德國進攻波蘭,二戰正式爆發。羅斯福說,「我們必須成為民主的軍火庫」,美國提供軍火長略物資給民主陣營,並用軍艦護送作戰物資到歐洲目的地。在雷德爾將軍要對美船隻進行截奪時,卻遭希特勒壓制。德軍艦遭美軍艦開火後,德軍要求反擊,也被希特勒拒絕。當美軍幫英軍在冰島與德作戰。而德軍要求擊沉美國貨船和攻擊軍艦,希特勒仍未同意。羅斯福下令見到德國船隻就開火,對德不宣而戰。但希特勒說:「我要求我的軍艦遇到美國船隻不要開火」。可見希特勒表現出極大限度的忍讓和退避。 日本為保侵華實利,也避免與美國發生對抗。為穩住美國,讓它不干涉侵略活動,還划出美洲圈供其瓜分;提出不獨佔太平洋利益,保證美國在華利益。當日本看到蘇聯與德國瓜分波蘭,便想和美國做交易。除了忍讓利誘外,並建立軸心國,威脅美國。因為它意味著美國一旦交戰,將面臨兩面作戰的局面,他們相信美國絕不敢冒這個險。納粹外里賓特洛夫警告說,若美國參戰,「就要與超過兩億五千萬的三國人民的力量作戰」。但,美國拒絕與其做帝國主義式交易,也不理睬威脅。 對日本軍國主義,美國起初要求其從中國滿洲之外地區撤兵。隨著侵華升級,美國開始實施經濟制裁,禁止航空油等向日本出口,連續對華提供5千萬、1億、兩億美元的貸款。在日本出現南進跡象時,美國對日的戰爭物資全面禁運,使戰爭機器無法運轉。在日本拋出橄欖枝,保證美在華利益等條件,美國仍堅持必須從中國撤軍,要求放棄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以來所掠奪的權益。而且美國軍官陳納德組織飛虎隊,來華助戰。對日本的抗議,美國政府故作不知。開戰後,索性將飛虎隊編入正規軍。 美國這種支持中國抗戰,要求日本從中國包括滿洲撤軍、並且卡斷日本戰爭補給的態度,使得日本軍閥認識到,美國是不可能與他們達成交易的,於是,軍閥們鋌而走險,發動了賭博式的太平洋戰爭。 美國參戰,是出於意識形態理由,而不全是帶有經濟考量的行為。從戰前可選道路和戰爭付出的巨大代價而言,參戰很不經濟:犧牲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國民經濟倒退幾十年,並在戰後為歐洲和日本的重建,給予巨額經濟援助,都是掏自己腰包。在美國看來,法西斯陣營是專制獨裁國家,是對他們認為的真理和正義的挑戰。 二戰後,美國成為西方世界老大,是西方意識形態最強最堅定的捍衛者。而出兵朝鮮、越戰,也是為了防止「赤化」。在越戰遭到的慘敗是首次敗績,但從意識形態來講,至今仍有許多人認為值得。邏輯是:若沒有美國參戰,可能印度支那半島都成共產國家了! 【美國的意識形態來源於基督新教】 真正的民權主義的民主思想產生於基督教宗教改革,產生於基督新教的個人主義思想。而「個人」意識的產生,促使了人權思想和個人主義的產生。「個體意識」與「神愛世人」的思想的結合,也催生了個人主義。個人主義也催生了大眾民主主義。最後,個人主義催生了民主體制中的三權分立的原則。美國歷史學家戴格勒說:「個人主義是遺留給後代的清教主義的核心」,「如果說美國人今天是個個人主義者,那麼,清教主義是個人主義的主要根源」。民主主義的基礎是個人主義,在西方這是一個共識。在西方,凡是獨裁的國家首先要摧毀的就是個人主義思想,而代之以表示人民利益的某個集合概念如「人民」等等。比如,納粹就稱個人主義為極端的利己主義,把「個人的權利」的概念改變為「人民的權利」這個概念,把人民變成脫離了個體的集合概念,然後以人民的名義開始獨裁,讓人民這個詞成為納粹對實質人的權利的踐踏的一個遮羞布。 【美國的個人主義】 美國是一個個人主義的國家,中國人在理解美國的個人主義的時候,往往把個人主義當作是利己主義,唯利是圖等等。在中國人眼裡,個人主義的美國人,基本上是一個六親不認只顧自己的形象,甚至是損人利己的感覺。其實,這是種誤解。中國幾千年來是個儒教社會,注重團體,崇尚集體主義,中國人幾千年來又被統治者的「蒼生」等集合概念愚弄,因此沒有個人的概念,沒有理解個人主義。在美國人看來,個人主義不是損人利己,不是利己主義。個人主義就是鄰居愛,就是利他主義,就是要照顧到別人的利益。因為個人主義意味著每個人的權利都要受到尊重,不僅是自己的權利,也是他人的權利。不尊重他人就不是個人主義,損人利己也不是個人主義,因為它踐踏了別的個體的權力。個人主義意味著每個人都首先尊重別人的作為個體的權利,然後社會也必須尊重你的個人的權利。 一般中國人見美國人既鼓吹個人主義,而又在與人交往中顯示出極大的鄰人愛,樂於幫助別人,尊重別人生活和權利,因此感到困惑不解,認為這是彼此很矛盾的行為,其實是因為沒有理解個人主義的實質。 【在美國,自由民主都是用基督教語言來表達的】 民主自由等思想起源於基督新教的教義,因此,在美國,人權自由民主等思想乾脆直接都用基督教語言和基督教邏輯來表達,反映著民主自由思想與基督新教的淵源關係。 關於人的權利,《獨立宣言》說,「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不言自明的:人人都從上帝那裡被賦予了一些不可轉讓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在這裡,「自明的」一詞,是基督教文化中的慣用語。小布希在他的第二次就職演說中,在談到人權的時候說:「因為天堂和地球的創造者依照自己的形象創造了人們,所以,在這個地球上,每一個男人,每一個女人,都享有生來與俱的權利和尊嚴,都有無可比擬的價值」。 實際上,翻閱美國建國以來的重要史料,你就會發現,無論是在獨立宣言、美國憲法、還是在總統或其他重要人物的演講當中,美國人在論述人權和民主的正當性的時候,都遵循著「上帝愛人、上帝賜每個人以權利,為保護這些權利,所以要民主和自由」的邏輯。這種邏輯和理論是美國意識形態中的公式化邏輯,獨立宣言以來,美國的意識形態代表者,都從上帝造人和上帝對人的愛開始論述平等人權自由的合理性與必要性,從保證這些權利的角度,來闡述自由經濟和民主政治的必要性。 【美國不是帝國主義】 這種要造福人間光照人間的意識,讓美國人的對外政策不同於歷史上的其他強國,更帶上了一些道義色彩。 我們知道,帝國主義時代,強國是靠實力說話的,靠實力說話經常意味著炮艦政策和掠奪領土。大英帝國在強盛時期掠奪的領土是眾所周知的。而日本帝國主義在強盛時期無不伴隨著屠殺。這是帝國主義的實質,靠實力說話的實質。 美國作為強國,則很少這方面的不光彩的紀錄。早期,美國人屠殺過印第安人。但自己馬上就予以糾正了,並且注意保護印第安人的權益。在向太平洋擴展過程中,佔領國菲律賓等國家,但自己也糾正了,現在,菲律賓是獨立國家。美國的外交就像基辛格講的一樣,反對實力說話的政策。我們看到,在帝國主義國家紛紛把中國當作肥肉來割食,對中國實行炮艦政策的時候,美國沒有乘人之危來掠奪中國。美國人與中國近代打的唯一一場仗,是八國聯軍那場戰爭,美國人把它當作一場護教戰爭,也就是傳教士在中國沒法保障安全的時候,來出兵中國,這一點再稍後敘述。 美國在威爾遜時代提出的民族自決等國際政策,實際上是要求國際社會結束帝國主義政策。美國佔領德國和日本後,並不像帝國主義國家那樣要求割地賠償,剝奪主權等,相反,給了這兩個國家大量援助,幫助這兩個國際建設好民主主義體制後,並不佔領他們,而是恢復他們的主權。如果依照日本帝國主義的做法,至少,日本這個國家早不存在了。 我這樣說美國,並不是想給美國人塗脂抹粉,而是要實事求是地說明美國政策的實質和它的由來。其實,中國的學者也看到了美國的反帝國主義政策的特點和歷史。 我們看到,美國人自登上世界舞台以來就四處插手,四處打仗,自己打,也幫別人打,成為第一大國之後,四處建設軍事基地,並四處干涉別國事務,這些行動其實都是一種護教和傳教行為,它們都是在保護自由民主等新教資本主義的價值觀和社會制度,並推廣這個價值觀和制度。這個思想和制度,在美國人看來,是最符合基督教義的,是基督精神在世俗事務上的體現,是基督的原則對社會的適用。 在全世界建立起基督教文明體系,體現著千禧年主義的建立基督王國的夢想。這個夢想,驅使著清教徒一直要進行社會改革。英國的清教徒在十七世紀發動清教徒革命,清教徒革命的領袖克論威爾掌握了政權之後,砍下了國王和國教會主教的腦袋,這還不夠,臨死前說,「假如上帝再給我十年的生命,我要讓全歐洲的君主在我面前發抖」。美國人繼承了清教徒的夢想。一部美國史,就是向千禧國邁進的歷史。 布希在二次就任演說中說:「要消滅世界上每一個角落的獨裁者」,與克倫威爾的話很有神似之處。 其實,中國人要理解美國人的改造世界和建立基督王國的熱情應該很容易,因為中國曾經要建設共產主義社會,並且要在全世界實現這個目標,為此也曾經要改造世界,要解放全人類,要輸出革命。這與清教徒要在地上建立基督的千禧國以迎接基督的來臨的熱情很相似。當初我們怎樣激昂地要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美國人就一直怎樣激昂地要建立基督的千禧王國,當初我們怎樣狂熱信仰馬列主義,並要把它輸出都全世界的,現在的美國人就是怎樣狂熱地信仰新教的民主自由思想,並要把它輸出到全世界的小布希上台伊始,在被問及誰是他的政治風格的時候,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耶穌是我的政治學老師」。也就是說,耶穌的教義是他的政治學基礎,是他的政治指導。美國的外交也表現為對一切反基督教勢力的敵對上。 二戰時期,美國人之所以要堅決打倒納粹而不採取任何綏靖主義政策,與自由民主等意識形態交織在一起的,是美國人和美國政府在宗教上對納粹的憎惡。 希特勒是反基督教主義者。在上台前,為獲基督教方面的選票,曾對其表示好感,聲稱將尊重天主教和新教的宗教自由。但在政權鞏固後就迫不及待地開始對基督教大打出手,甚至要將其剿滅。而基督徒占多數的美國國民來說開始上下極度厭惡納粹德國,必欲除之而後快。美國人認為任何權利和能力都是上帝賦予的,然後通過個人努力才體現其價值。所以,馬克思主義學說就是撒旦的聲音。 美國人在中東糾紛中,長期偏袒以色列,也來源於美國人的宗教認識。美國的基督教「道德多數派」領袖福爾威爾也說:「誰反對以色列,誰就是反對上帝」。 【美國與歐洲的區別:基督教國家與世俗化的基督教文明國家的區別】 「上帝死了」--德國尼采語錄「上帝說,尼采死了」--美國地鐵塗鴉在這裡,可能會有讀者問,「那麼,同樣作為基督教國家,為什麼歐洲與美國有這麼大的不同,比如,在社會發展史上,同樣作為基督教國家,歐洲及產生了共產主義思想、社會主義思想,並且產生了社會主義運動和國家;在對外政策上,歐洲表現出更大的務實性,而不像美國執著於意識形態。」 答案是:歐洲曾經是基督教國家,但已經世俗化了,僅僅是基督教留下了很大影響的基督教文明國家。基督教在歐洲已經衰落,世俗的觀念、理性觀念逐漸占統治地位。 而美國沒有世俗化,仍然是一個由基督教占社會統治地位的宗教化國家。 這種世俗化與非世俗化的差別,是歐洲與美國在社會發展史上與對外政策上有所差別的主要原因。 歐洲國家一直被認為是與美國同樣性質的基督教國家,其實不然,歐洲近幾百年以來,逐漸開始了脫基督教化,開始了世俗化過程。現在,歐洲國家多數都只能說是基督教文明國家,就是風俗習慣還保留著基督教影響,但信仰已經完全衰落。科學的發展,也讓人對基督教的原始教義產生了疑問,讓人在自然面前產生了自信,降低了對上帝的依賴和信求。於是開始了世俗化進程。在世俗化之後,表現出更多的反而是強盜作風。但傳統的明顯的基督教特徵在美國沒有磨損多少。 【美國外交的具體態度】 在歐洲各個帝國陸續侵略和掠奪中國進行了戰爭時,美國在對外交往中,無論是對華還是對他國家,都提出了反帝國主義的政策,這一點集中地表現在一戰後威爾遜原則中。如果翻閱中國外交史,就會發現,基本上都是美國率先要求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結束對華的不平等條約的。 其次,歐洲國家因為世俗化的緣故,其外交政策注重實利,不注重意識形態,利益至上,靈活務實。我們知道,二戰結束後,中國成為社會主義國家,對中國執行堅決的封殺政策,拒絕承認中國政府的合法性。但歐洲各國不顧美國反對陸續與中國建交了外交關係。朝鮮戰爭期間,美國因為戰場上的壓力和為了打擊社會主義中國的銳氣,曾考慮向中國扔原子彈,在徵求盟國意見時,遭到了英法等盟國反對。英法沒有美國那樣的意識形態激情,在處理對立事件時,更穩重和務實。改革開放後,美國因為人權問題屢次以經濟手段制裁中國。歐洲國家則表現出不同的態度。中國經常將大規模採購訂單送給歐洲國家。196年中國將原預定給波音的飛機訂單轉給法國的時候,美國波音公司遭受巨大損失,法國公司則賺了個金銀滿盆。當時的總理李鵬說:「歐洲與中國的經濟合作不加政治條件,我們歡迎,不像美國,動輒就搞制裁」。 其實制裁是一個雙刃劍,既損害中國利益也有損美國利益,美國一些財團和政治家也反對中國這樣大的貿易夥伴進行制裁,前國務卿基辛格就是反對制裁的著名人士,基辛格博士主導著一個對華貿易諮詢機構,一直為中國的權益呼籲,反對制裁中國,尤其是反對利用貿易武器制裁中國,為此遭受到美國保守派的不少批評。一般指責基辛格的人士,往往也是基督教熱心人士而基辛格則是個猶太人,不信基督教。 對待伊斯蘭世界,英法德的政策與美國也有所區別,小布希在發動對伊拉克的戰爭時,遭到了來自法德的反對。德法為此付出了戰後不許進入伊拉克中間市場的代價,全世界也看到了歐洲與美國的差別。這種差異現在還在持續。新當選的伊朗總統就核利用問題向外宣布,「不與美國對話,但與歐盟對話」。 而歐洲國家近些年有個例外,引人注目,就是英國的外交。英國自布萊爾當政以來,外交風格一反傳統,對美國的意識形態外交亦步亦趨。其主要原因是,布萊爾也是一個堅固的基督保守派信徒,與美國的主流意識形態正好一致。 布萊爾是在現代歐洲史上少有的堅固的基督教信徒政治家,是福音派信徒。布萊爾在柯林頓時代對美國干涉主義的外交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在布希時代則毫無保留地支持布希的外交行動。布萊爾的外交政策,實際上起源於他堅固的基督教保守派的信仰。布萊爾將是在人類歷史上留下一筆的人物,不在於他的執政業績,而在於他使英國外交帶上的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並且因為他的意識形態而給世界帶來的深遠影響。 布萊爾執政開始,就打出了「人權大於主權」的旗幟,與國際上迄今流行的主權理論截然對立,將人權提高到神聖的高度。也就是說,布萊爾主義意味著,政府如果踐踏人權,就喪失了合法性。這與美國的人權外交實踐一脈相承。布萊爾因其作風,被送給一個綽號,叫「戰爭傳教士」。小布希也有一個綽號,叫「從軍牧師。如果在英國當政的不是布萊爾,那麼,英國秉承其大傳統的世俗化風格。 德國最近在向中國出售武器的問題上發生了變化,前總理施耐德曾經是為中國獲得歐洲武器在歐洲遊說,但新總理上台後,得德國的態度發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轉彎,成為堅決的反對者。這位女總理是位有名的基督徒,是前東德牧師的女兒,虔誠的基督教保守派信徒。 【小布希主義使美國的基督教理念外交達到新的高度】 「我之所以能到白宮,全靠禱告的力量。」 「耶穌是我的政治學老師」。--喬治·布希美國人搞的人權以及民主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外交,其實是基督新教理念外交,它的最終目標是在全世界建立起基督教秩序。這個基督教理念外交表現為對民主體制的執著和輸出,表現為美國人的干涉主義的外交態度。這種基督教理念外交在小布希時代,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布希無疑是虔誠的基督教徒。如果我們看一下小布希的生活史,就會發現,老布希對小布希的說法是可信的。 小布希生長在個人主義的國家,個人主義價值觀使得小布希一直想擺脫其偉大老子的光環,自己有所作為。但奮鬥到將近四十歲,人屆中年,小布希仍然一直一事無成,與人合夥作的生意也連遭失敗,尤其令人乃以忍受的是,由於長期生長在爸爸光環之下,「僅僅是偉大爸爸的兒子而已」,小布希染上了酗酒的毛病,並且不可自拔。 這時,小布希的好友埃文斯--以後在小布希內閣中貴為貿易部長--勸小布希參加一個《聖經》學習會,以後的兩年時間,小布希每周都在那裡學習。在學習《聖經》期間,小布希戒掉了酗酒的習慣,並且成為真正的基督教徒。布希的生活和精神狀態發生了很大變化,那時的朋友形容小布希的新生狀態是,「酒神,再見。耶穌,您好」。 成為基督教徒,對小布希來說,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小布希當選總統後,在一次早餐禱告會上就此述懷說:「信仰對我太重要了,他使我成功時戒驕戒躁,失敗時不失望不氣縲。沒有信仰,我會成為另外一個人,沒有信仰,我就不會在這裡」。小布希在白宮會見新教主要派別的代表時說:「你們知道,我愛喝酒,我本來應該在德克薩斯的酒吧里,而不是在橢圓形辦公室。我之所以沒在酒吧,而在這裡,只有一個原因,我找到了信仰,我發現了上帝。我之所以能到這裡,全靠禱告的力量。」小布希的宗教情懷很強烈,在公共場合也從來不掩飾。使布希強烈的宗教情懷顯露無遺的,是布希在9.11一周年的紀念儀式上的表現。他率領全體閣員參加了在紐約聖愛匹斯克教堂舉行的紀念儀式。總統首席助理官卡德的妻子(牧師)起身向前一步,朗讀了《聖經》的《神的僕人》一節,該節起頭是:「神說,看哪,我的僕人,我扶持他;我揀選他,喜愛他;我以我的靈充滿他;他要為萬國帶來正義」。朗讀完後,賴斯起身,朗讀了《聖經》的《詩篇》第四十六章《神是我的避難所。然後,當時的白宮顧問、號稱是「宮廷牧師」的福音派信徒休斯朗讀了《聖經》的《羅馬書》第八章:「我們現在的苦難,跟將來要顯明給我們的榮耀相比,算不了什麼」。這時,人們注意到,總統布希在席上,已經熱淚盈眶,雙手捂面,涕噓不止。這讓人想起當年同樣以基督教信仰聞名於世的里根總統,里根在大眾場合也常說起「上帝」,而說起上帝的時候,里根往往也是熱淚奪眶而出。我們還記得,里根在一次典禮上說「GODBLESSAMERICA」時,竟然言語哽咽,說不下去話。 布希的總統辦公會議,首先從全體閣僚對上帝的禱告開始。在布希的白宮,每周都要舉行《聖經》學習會。布希的筆杆子、在白宮有著長期工作經歷的福萊姆說,布希見到他,經常的問候語是,「喂,你這周的《聖經》學習會為什麼沒參加」。法國作家洛朗說:「布希的總統府像一個巨大的禱告廳,那些狂熱的原教旨主義掌權的人早晚閱讀《聖經》之餘,才處理美國和這世界大事」。 布希的基督教信仰並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政治地位的變化,布希的基督教信仰呈現出不同的傾向。 在美國,基督教以新教為主。但所謂新教,也有各種流派。有傾向於強調神愛世人教義衛理公教派,有極右派別的原教旨主義者等等。 在剛剛接受基督教時,布希更傾向於妻子勞拉所屬的衛理公會的教義,更喜歡「愛」的神學,相信神愛世上一切人,那時,據說讓布希備受感動的,是衛理派牧師的這樣一句說教:「神愛世人,當然不僅愛窮人,也愛富人」。這句話,據說對小布希擺脫出身豪門富家的自卑感產生了很大影響。 當了州長以及總統以後,布希的信仰逐漸趨向於福音派的原教旨主義。《聖經》啟示錄的末世戰爭觀和原教旨主義的「統治神學」的理論對布希產生了更大的影響,布希的基督教信仰帶有了強烈的啟示錄式的戰鬥性色彩,而衛理公派的愛的神學則逐漸淡弱。 他在社會政策方面,主張在公立學校中恢復禱告,恢復傳統的家庭觀念,恢復父權。反對同性戀、反對墮胎。政治上反共、反天主教、反移民,反世俗化,社會理論上反唯物論、反進化論。 世俗化學者以及我們國家的學者都認為,布希對伊斯蘭國家的戰爭行動是為了美國的國家安全,或者是為了獲取中東地區的石油。這種見解很片面。弗萊姆說,「不了解基督教福音派,就根本無法了解布希的白宮」。布希的政治還深受原教旨主義的「統治神學」的影響。而奪回這個世界,僅僅靠禱告和傳教是不夠的,禱告和傳教實現不了神的國,還要訴諸各種政治手段,所謂改造,就是採取各種政治手段,建立起基督教的政治制度和社會制度。我們可以看出,布希的政治帶有強烈的統治神學的色彩。布希的政府基本由基督教保守人士組成法國的《獨立報》說,布希的「白宮掌握在新教的狂信者手中」。 而里根領導美國,靠巨額的軍事開支及堅定的反共態度逼迫蘇聯搞軍備競賽,搞垮了「邪惡帝國」蘇聯,在國民意識調查中,被認為是美國現代復興之父,認為是超過了林肯的偉大總統,里根的意識形態外交也被認為是推廣和維護美國價值觀的標本。 但是,里根的基督教信仰與布希的似乎有所不同。里根似乎遵循的是「上帝愛每一個人,所以要民主自由」這樣的標準化美國邏輯,雖然也相信啟示錄,但不偏重啟示錄的末世大戰,所以,里根的外交表現出相當的理性和理智。在八四年在人競選時說「自我執政以來,沒有一個國家落入共產主義者手裡,同時,沒有向別國派一兵一卒。」這種既執著自由民主對反基督勢力好勇鬥狠,又行事謹慎理性的做法,是里根的作風,也是美國意識形態外交的傳統風格。而布希的思想不同於以往的美國總統,布希注重和強調戰鬥色彩強烈的啟示錄的末世觀,因此更具有神權政治色彩,更側重暴力。布希的基督教神權政治和外交,獲得了基督教國家美國民眾的支持。甚至包括天主教的支持,在美國,天主教徒的百分之六十都支持對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戰爭。布在第一任期的競選中,以微弱多數險勝戈爾,人望並不太高。打了兩場這對伊斯蘭世界的戰爭後,人氣大增,在第二任期的競選時,依靠基督神權政治積累的人望,獲得了壓倒性勝利。 布希主義在美國大行其道,有其相應的社會背景。近些年,美國經歷了又一次宗教復興。蘇聯帝國倒台之後,美國成為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一國獨大,擁有獨一無二的超強的軍事力量,又是世界首富,領跑著世界經濟,對全世界有著巨大的影響力。同時百姓生活富裕,讓全世界人嚮往垂涎。這些都使得美國人再次相信:基督教是真正的宗教,是給人帶來至福的宗教。這種認識,使得美國近十年掀起了基督教熱潮,使基督教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局面。 【美國的對華外交】 基督教是一個具有強烈傳教熱忱和救世主義態度的宗教,歐美國家自與中國有接觸以來,就把中國當作一個傳教的重點國家。中國眾多的人口和廣闊的領土傳教士感到振奮和激動。讓數億人民歸屬上帝,對歐美的傳教士來說,是一個有挑戰性有魅力又有意義的工作。美國建國以後,美國的教會也差遣傳教士來中國,內容也變為基督新教的教義。歐洲世俗化以後,向中國傳教的主要力量變成了美國。 傳統的中國,在美國的基督教徒看來,是一個世俗主義和搞偶像崇拜的國家。所謂世俗主義,是指儒教的現實主義和物質主義。所謂搞偶像崇拜,是指傳統中國多數人信奉的佛教。並且不認為世界是上帝所創,而認為是各種「因緣」的結果。這樣一個中國,在基督教看來,是一個異教統治的國家,還不是赤裸裸反基督的國家。傳統的中國僅僅是異教統治的國家,是亟需福音光照的地方。 在清朝,美國第一個向清政府施壓,要求中國實行信仰自由,要求獲得在全中國和向中國居民傳教的權利。截至清朝末期,在來華的外國傳教士中,60%為美國人,教會學校的近乎80%以上是美國傳教士創辦的。燕京大學、清華大學、聖約翰大學、齊魯大學、金陵大學、東吳大學、滬江大學、華西協和大學,嶺南大學等等都是美國人創辦的教會學校,他們是現在的北大、清華、復旦等著名學校的前身,現在也領導著中國學術潮流。 在清朝遭受的多次侵略戰爭中,只有一次美國派兵參加了戰爭,那就是義和團運動時的八國聯軍,在美國被認為是一場宗教戰爭,是美國為保護自己的宗教利益包括信教的自由和教民的權利而進行的一場「護教戰爭」。除此之外,美國再沒有參與任何對華的侵略戰爭。並且,美國在多種場合提出維護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重要性。 美國對華的相對友好,李鴻章對此深有體會,晚清主持外交數十年的李鴻章在向朝鮮王妃閔妃傳授外交經驗時說,「要多依靠美國,美國這個國家與其他洋人國家不同,講道理,重信義」。當英法日等國把庚子賠款拿回本國作資金積累的時候,美國人拿它在中國建了清華、山西大學等教會學校。並且,在美國的壓力下,英法等國家也陸續將庚子賠款歸還了中國一部分或免除了一部分。 在清朝時期,還有一個因素使得歐美傳教士向中國傳教的激情更為高漲,這就是黃禍論的興起。黃禍論在歐美由來已久,早在歐洲最先了解到中國的時候,就有類似於黃禍論的論調,歐洲人了解到中國文明的悠久的歷史和影響力之後,既感到魅力,又感到憂慮。他們憂慮中國文明會以它極強的生命力感染力以及眾多的人口而危害基督教文明,憂慮中國代表的黃種人會突然鋪天蓋地滴泛濫世界,淹沒五湖四海,淹沒歐洲。這種憂慮就是「黃禍論」。黃禍論在中國,被理解成歐美人擔心黃種人人口太多力量太大而危害白種人的生存空間,實際這種理解不全面,黃禍論,主要是歐美人擔心以中國為代表的黃種人的文明會危害歐美的基督教文明。 在十九世紀末,日本的令人眩目的崛起以及中國勞工向美國的大量湧入,黃禍論在歐美人眼裡成了馬上即將來臨的現實。於是,黃禍論甚囂塵上,如何阻止黃禍也成了人們關心的熱點。。美國的黃禍論的主要鼓吹者曼海既宣揚黃禍論,同時也是美國海權理論的創始人。主張美國應該向太平洋挺進,佔領中國和日本的門戶,首先抵制住日本人的反基督教勢力,然後為防範黃種人中國的崛起做準備。曼海的思想強烈地影響了美國,美國以後的海洋政策不折不扣的地執行了曼海的海權理論。還有一個辦法,那就是傳教,也就是把日本和中國基督教化,讓他們勢力再強大也不會危害基督教文明。 黃禍論甚囂塵上時,對歐美形成威脅的主要是日本。但是,中國一直沒有躲開歐美人的警覺的眼光,拿破崙說,「讓中國睡去吧,他一醒來,會震驚世界」。中國被他們視為早晚超過日本的黃禍的根源。因此,把中國基督教化、堵住黃禍的源頭的動機,在清朝末期更激發了歐美眾多傳教士向中國傳教的激情。 由於國民黨政權期間,統治中國的四大家族勢力的主要三家全是基督教家族,在其周圍又聚集了大量的基督教的下屬和幕僚。因此,國民黨嫡系對中國的統治可以說是基督教家族對中國的統治。這個親基督教色彩濃重的國民政府獲得了美國人的好感,與美國政界有深厚關係並且日後出任駐華大使的司徒雷等,高度評價國民政府和蔣介石本人,並將這種評價向美國政府及社會傳遞。 蔣公如何,歷史已有定論。但這是以後當了美國駐華大使的美國基督徒眼中的蔣介石,反映了美國基督徒對蔣的看法。 這樣的基督教色彩濃厚的政府,讓美國人看到了基督教支配中國的希望。在這種氣氛下,美國對中國關係這時得到空前的加強,美國對中國的影響也空前強大,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結成了同盟關係,進入了蜜月階段,中國成為美國予以援助和支持的友邦。 蔣介石及其夫人宋美玲也非常善於利用自己的基督教徒形象在國際政治中為自己贏得支持。 宋美齡早年曾長期在美國生活,了解美國的基督教國家性質,深知基督教在美國的作用。因此,在嫁給蔣介石、進入中國政治核心之後,宋美嶺充分地利用了這一點。宋美嶺自幼習讀《聖經》,對《聖經》掌握得很嫻熟,在與美國高層交往中,《聖經》的詞句信手拈來,折服了很多人。率美國義勇軍最先參加中國抗戰的著名的飛虎隊將軍陳納德,在與宋美嶺見了面之後,說:她就是我今後要侍奉的公主。宋美嶺抗戰期間訪問美國,在國會演講,在百姓重遊走,獲得了眾多人的好感,訪美收穫頗豐,贏得了國會和百姓對中國的同情和支持。 順便說一下,由於蔣介石夫婦利用自己基督徒形象而贏得來自美國的鼎力支持,所以,現代的台灣的政治領導人中,也有些人想模仿,以撈取政治實惠。較突出的就是台獨的後台老板李登輝。李登輝自稱自己是基督教徒,並且逮著機會就在美國人面前顯擺,在稿政治時也常用基督教典故,比如,李登輝在鼓吹自己的態度主張時,將自己比作《聖經》中的摩西,說自己將要帶領台灣走出「埃及」,這個埃及當然是指中國,台灣則被比喻為在埃及受難的以色列人。因此,李登輝在台灣的綽號叫做「李摩西」。但李登輝的表演拙劣了一些,當需要日本人的支持時,此公又換上日本武士長袍,揮舞日本軍刀,一下露了原來是日本武士的馬腳。結果,李登輝雖然表演了一下基督徒的角色,在島內落了個「李摩西」的外號,但在大西洋彼岸,只落得了個「麻煩製造者」的名聲。 當國民黨逐漸掌控了中國的全土,幾大基督教家族在中國逐漸取得統治地位的時候,日本逐漸建立起了一套以神道教為國教的政教合一的體系,把對天皇的崇拜抬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美國由此與日本疏遠,在日本大政民主時代形成的美日合作關係不復存在,美日之間的矛盾逐漸浮到表層,並且日漸尖銳。隨著日本的天皇崇拜和法西斯化的程度加劇,日本成了美國人眼中的反基督的邪惡帝國。在美國的基督教徒眼裡,對人的崇拜就是對上帝的褻瀆,把人提到神的高度來崇拜就是邪教撒旦,軍國主義和法西斯都是當時反基督的邪惡勢力。此時,美國與日本的矛盾日漸激化,在美國,援助親基督教的中國國民政府以對抗反基督的日本,成為亞洲外交政策的基礎。等到美日開戰的時候,聯手中國打倒日本則是美國的全民意志了。 二戰結束後,經過四年內戰,中國成為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國家,如前所述,信仰馬克思主義,也就是說信仰唯物主義無神論,與美國的基督教精神完全對立,於是,主張社會主義的中國成了美國人眼中的敵人。 其實,在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的前夕,中共主要領導人並沒有考慮像蘇聯一邊倒,與美國搞敵對,相反,此時的中共領導更想與美國搞好關係,設想藉助美國的經驗搞經濟建設。中共當時的主要領導Mao ze dong在與蘇共的長期交往當中,吃了不少莫斯科留學「洋派」的苦頭,中共在延安時代也與美國建立了良好關係,看到過美國的大手筆援助,也了解美國人援助的慷慨及作用。在延安時,mao曾讓zhou en lai對美國人說:「蘇聯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是世界上最好的社會制度,是中國的奮鬥目標,但是,中國的經濟薄弱,貧窮落後,在現階段,中國還沒有能力一下子建設那麼好的社會,在現階段,中國還應該借鑒比蘇聯社會主義較低階段的美國的經驗建設自己的國家」。言語之間,傳達了中國共產黨想與美國搞好關係,把傳統的中美友好繼承下去的願望。 但美國囿於意識形態成見,全然不理會中共傳遞的信息,在與國民黨的戰爭中,美國全力支持了國民黨。中共勝利之後,美國又拒不承認中共的合法性,開始封鎖中國,將社會主義中國視為亞洲最大的敵人。在這樣的形勢下,中共不得不宣布向蘇聯一邊倒,加入了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 朝鮮戰爭期間,由於中國與美國軍隊的交戰,在美國國民當中,產生了要求政府向北京扔原子彈的聲音,那時的報紙經常登一些百姓要求向中國人扔原子彈的呼籲,美國政府也認真地考慮了這個做法。這時的美國已經把中國當作二戰時日本一樣的邪惡國家了。在美國基督新教的美國國民心裡,一旦你被認為是撒旦、邪惡,那麼對你的同情和憐憫或者妥協就都不存在了,你就註定是被滅亡的了,扔一顆瞬間殺死數十萬人的原子彈也在所不惜。日本就是因為強烈的反基督教的政治體系和文明,而遭受了美國的原子彈。日本人說,假如當時美國的對手是歐洲國家,美國不會扔原子彈。這種說法有一定的道理,反映了美日之間除了現實的矛盾之外還存在的深刻的宗教文化對立。 尼克松時代,由於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矛盾甚至戰爭,美國人看清了中國共產主義的民族主義色彩和實用主義態度,看清了中國在建設自己國家時進行的痛苦摸索。為了對付美國當前的主要敵人蘇聯,同時也因為美國當時主持外交的是猶太人基辛格,美國對華實現了全面的緩和。 眾所周知,基辛格是猶太人,不信奉基督教,在外交思想上注重地緣政治及利益關係,是梅特涅派外交信徒,基辛格的思想對美國對華關係的的緩和起到了關鍵作用。 進入改革開放時代,國家利益成為在外交中高於一切的東西,意識形態退居其後。對外國實施開放,開始引進外國的先進體制。這時的美國人不再將中國看作是邪惡帝國,而將中國看作是類似於傳統中國的異教之地。 此時,影響中國進而改變中國的政策取代了敵對中國的政策,美國於是力圖在中國的對外開放中影響中國,然後逐漸將中國納入西方價值體系,以實現改造中國的目標。里根訪華,沿途一路向中國人宣講個人主義,苦口婆心地告訴中國人個人主義不是利己主義,而是人類賴以尊嚴地生活的基礎,給中國人留下了深刻的影響。中國人感覺,這位身繫世界安危的大人物,怎麼有時間向中國人講社會學課呢。其實,里根在傳教,在向中國傳產生於基督教文明的個人主義思想。里根的傳教,是當時美國人對華良苦用心的一個縮影。 蘇聯及東歐事變以後,中國對社會主義體制的堅持,使得中國又差一點成為「邪惡勢力」的代表。但此時的中國宣布繼續推進改革開放,並採取了更加務實和脫意識形態的國內外政策,使得美國人看到了中國的傳統的世俗主義和現實主義的政治態度,同時,中國社會也沒有倒退,而是在改革開放上又進了一步。於是,美國又從敵對中國的策略上,回到了將中國拉入西方體系並在體系內改造中國的策略。美國這時與中國談判WTO的加盟,要了高價,得了實惠,同時又將中國納入了WTO這個典型的資本主義貿易體系,讓中國上了市場經濟的世界軌道,而且是一個強制性軌道。這是反映了這一時期美中關係的代表性舉動。 美國進入小布希時代,美國基督教右派勢力的急劇擴張,美國的外交政策由一些原教旨主義者把握,中國的現狀已經不能滿足虔誠的基督教信徒小布希及其代表的美國基督教保守派的要求了。在福音派眼裡,中國是一個世俗主義、唯物主義、拜金主義、無神論、鼓勵偶像崇拜的國家,是一個僅次於伊斯蘭世界的准敵對勢力,是一個潛在的威脅基督教文明的力量。布希的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在公開場合說,「祈禱中國早日成為文明國家」,反映了布希政府對中國的界定。於是,美國在對伊斯蘭世界開戰的同時,對中國開始了圍堵打壓。 現在,中國在國際上遇到的任何難題都有美國因素: 台海的緊張,有美國對台獨勢力的利用;中日關係的緊張,有美國對日本右派思想及行為縱容以及用日本牽制中國的動機;人民幣升值,是為了打壓中國出口勢頭以抑制中國經濟的發展;紡織品等貿易糾紛,背後是美國驅逐中國產品以幫助窮盟友進入美國市場的意圖。 總之,處處與中國過不去,公開的叫板與私下的小動作連在一起,使得中國在國際上四處受到撓繞和牽制,甚至有時讓人感覺中國「和平崛起」的願望變得有些渺茫。中國政府說中國要和平崛起,就是要在崛起的過程中不要戰爭,崛起後也不要戰爭。但這個和平的願望似乎有阻撓,就目前來講,中日關係和台海形勢就讓人憂慮,二者背後都是美國因素在起作用。這讓人想起當年日本在亞太地區於美國叫勁時的情形,那時日本要吞掉中國,一心要與美國妥協,讓美國不要干涉中國事務,對美提出平分太平洋霸權的構想並保證美國的在華利益。但美國出於對日本天皇崇拜和法西斯的厭惡,出於遏止黃禍的動機,處處擠壓日本,搞得日本人不得不怒而發動自殺性攻擊,授予了美國直接打擊日本的法律理由。 美國對中國的圍堵打壓,與美國掌權的福音派視中國為異教徒甚至是反基督勢力的異教徒情節有關。 【讀解美國,不要陷入泛利益論的泥沼】 用利益論來解釋國家之間的外交的動機,有其正確性,用利益論解釋歐洲國家的外交也有實用性,因為歐洲國家雖然等原來為基督教國,但現在已經世俗化,也遵循利益外交的原則。 歐洲和日本跟著美國的外交跑,是因為美國是西方美國的盟主的緣故,美國因為歷史原因和現實原因,一直是西方的利益的整合者。但當意識形態與現實利益發生大的衝突的時候,歐洲也日本都會選擇擺脫美國的意識形態外交的道路,而追求實現現實利益的外交,不為意識形態犧牲現實利益。這是世俗化國家的一貫作風。 但用利益論來全部解釋美國的外交動機則不靈了。占國民超過86%人口的基督教徒左右著美國的政治經濟和外交。這些國民選出的總統,不僅反映著國民的世俗要求,也反映著國民的宗教訴求。經常的情形是,總統本人往往就是更加虔誠甚至激進的基督教信徒。他們的目標也就是實現全世界的基督千禧國夢想。 美國民主黨與共和黨的區別,不是宗教政黨與世俗化政黨的區別,而是基督教信徒或基督教文明篤信者的不同集團的區別;柯林頓與布希的區別也只是狂熱的基督徒與基督教文明護教者之間的區別。在對外上,在異教徒面前,無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是干涉性的基督教理念外交;都在為實現全世界範圍內的基督教文明秩序而努力。 泛利益論會誤導對美國的讀解。利益論的一個名言就是:國家之間沒有永恆的敵人,只有永恆的利益。這種說法就不適用於美國。美國有永恆的敵人,那就是美國人眼中的反基督者。 現在,獨裁的、迫害基督教的,都是美國人眼中的反基督者。再比如,面對美國對中國的遏制和圍堵打壓,利益論者解釋,中國的崛起威脅了美國獨霸世界的地位,美國將中國看作爭奪世界霸權的潛在對手,所以處處打壓中國。這種泛世俗化泛利益論的解釋不符合客觀實際。中國僅僅是日本經濟的三分之一,是美國的近七分之一,歐盟的三分之一。並且,在產業結構上,在軍事技術上,中國不僅與美國相差一截、甚至與歐盟日本都相差許多。中國成為美國獨霸世界的競爭對手還需要很長一段時間。中國現在世界上,在多數人眼裡,還是與印度、巴西等一樣的地區大國。 況且,國家實力並不是與美國形成對立的原因,如果論國家勢力,歐盟和日本都有可能成為與美國爭霸世界的對手,他們與美國的對抗勢力和潛力,遠在中國之上。但這些國家沒有被美國視為對手或潛在的威脅,沒有與美國在全世界各地爭鬥。印度的經濟發展近些年也非常令人矚目,也已近兩位數的增長率在積聚勢力,並且發展了核武力量。但印度也沒有被為美國的競爭對手或潛在威脅,美國甚至幫助其搞核力量。 但中國與美國明裡暗裡地交手。 中美之間現在的對立,究其本質,意識形態之間的對立,是社會主義無神論與基督教有神論的對立,是傳統的儒家式的務實主義與基督教追求天國精神的對立,是試圖將世界納入基督教價值體系的努力與固守傳統價值和馬克思主義價值觀的努力之間的對立。背後,是美國的基督新教信徒與中國共產黨人之間的較勁,是美國基督教徒與中國的傳統力量的較勁。 所以,中美之間的對立關鍵,是誰接受誰的價值觀的問題,由於中國的官方價值觀已經沒有了當初的解放全人類的宏偉指向,相反,美國一直要建立一個世界範圍內的基督教文明體系,並一直在為之努力,所以,問題的關鍵是,中國能不能接受美國的建立在基督教基礎上的文明的問題,也就是接受那套大眾民主、全民性人權、廣泛的自由等帶有近代基督教胎記文明的問題。這個問題。不是靠人民幣升值若干,對外貿易自我設限若干,或多買一些美國的波音飛機等做法能解決了的。 美國人的外交也會呈現出一定的靈活性,比如說,與蘇聯聯手打擊法西斯,聯手威脅不大的帶有民族主義色彩的中國對抗強敵蘇聯,聯手伊斯蘭世界的獨裁政體打擊本拉登等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等等。但這並不意味著美國可以放棄意識形態主導的原則。美國人善於聯合次要的敵人打擊主要的敵人,然後再打擊次要的敵人。與蘇聯聯手消滅納粹和法西斯日本之後,美國人就開始了對蘇聯封鎖和對抗。誰是主要敵人,主要看誰是威脅基督教文明世界的當前的主要勢力。這種靈活性也符合基督徒性格。基督教是一個非常重視智慧的宗教,耶穌多次告訴弟子,傳教要有智慧,「要像鴿子一樣馴良,像蛇一樣智慧」。 看清美國的基督教意識形態外交的本質,而不用泛利益論的方法來分析其外交行為,這很重要,這樣就會明白美國人眼中的真正的敵友及真實的外交動機與目的。 【由美國國家和外交的本質,看中美關係的未來演變】 把握美國的國家本質,看清美國的外交實質,就會真正把握中美關係的實質,把握住美國的未來的國家及外交走向及中美關係的走向。依據以上認識,我們可以看出,在中國的現行的體制和價值取向及宗教傾向不變的情況下,中美之間的對立關係不會變。隨著基督教保守勢力在美國的增長和擴張,這種對立關係甚至可能演變為敵對關係。 如上所述,美國人因為其強烈的選民意識和使命感,其外交目標一直是在全世界推廣和普及自由民主的社會體制,在全世界建立起實踐基督教理念的社會秩序,建立起自清教徒跨渡美洲來就想建立的基督教王國。 美國在實現自己的意識形態目標的過程,表現為打倒一切的反對者,這些反對者包括,在他們看來不民主的體制,反民主的人物,反基督教的體制,反基督教的人物等等。在過去,美國通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打到了德國的軍國主義肇始者霍亨佐論王朝,通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打到了的過的希特勒政權和日本法西斯政權,通過二戰後與蘇聯的冷戰競爭,搞垮了唯物主義無神論的社會主義陣營,現在,目標指向了具有反基督教因素的復活的伊斯蘭世界。 共產主義在中國勝利的初期,美國把紅色中國看成了與蘇聯一樣的意識形態大國,對中國實行了打倒的政策。但到從上世紀七十年代起,美國人醒悟到,中國共產主義的勝利實際是民族主義的勝利,中國共產主義與其是要建立一個地上的共產天國,不如說是要追求富國強兵之策,要擺脫近百年的國家恥辱和民族危機,它的本質是近百年來各種救國方策和主義的一個承續。從那時開始,美國對中國的政策不再是完全的封殺和打擊,而是「在交往中改變中國」的政策。這個政策一直持續到今天。 但在交往中,中國如果不改變它的國家意識形態,那麼,中國在美國實現自己的外交目標過程中,在美國建立世界範圍的基督教文明秩序的過程中,就成了障礙,就會成為一個要掃除的敵對目標。 實際上,小布希上台以來,由於小布希政權的神權政治色彩,由於現在掌握白宮外交的原教旨主義者們的標準,唯物主義的中國已經被他們列為敵人。布希在會見俄羅斯總統普京時,在談到對世界的威脅時候,說:「應該注意的是中國」,說明了美國保守派對中國的界定。 環顧世界,在今天,世界已經朝美國努力的方向上大邁了一步,美國的價值觀在世界得以擴張,全世界捲入了自由化的潮流,大多數國家變成宗教自由的國家,曾經是美國對頭的俄羅斯,在葉利欽時代,宣布要加入北約,也開始了回歸四方文明的進程,普京上台後也宣布,基督教中的東正教將成為立國之本,要將俄羅斯再度融入基督教文明。 仍然在堅持反基督教的意識形態的世界,就只有伊斯蘭和中國了。唯物主義無神論的意識形態下的中國,被美國描述成沒有「宗教自由」的國家,甚至是迫害基督徒、旨在消滅基督教的國家。美國的一些人權團體和宗教團體,每年都要列舉中國存在的大量「人權問題」和「宗教迫害」,尤其是對「基督教的迫害」,並在中國重要人物發言中尋找中國敵對基督教的證據,每當發現這些迫害和敵對的證據時,都要在美國國民及政治家產中都要引起新一波反華情緒。 美國現在專註於伊斯蘭世界的事務,美國有可能被伊斯蘭的反基督教勢力如原教旨主義者拖入泥沼,美國需要中國在其反對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的鬥爭中予以協助,並在針對伊斯蘭世界改造行動中保持中立,所以,依據「智慧外交的原則」,美國在現階段把中國還稱為朋友,甚至有時把與中國的關係稱還為「夥伴關係」。但是,反基督者是美國永恆的敵人,這是美國在其意識形態外交中表現出來的規律,或早或晚,美國都會與「反基督」的國家或勢力衝突,並且必欲除之而後快。 美國作家本斯坦和孟洛寫了一本叫做《不久將與中國斗》的書,在美日很暢銷。書中說,中國唯物主義是冥頑不化的,別指望他們理解美國,理解美國人的基督教和民主主義。美國國會議員在訪華時,曾向一位地方官員問,你願接受耶穌為你的救主嗎,據說對方很不愉快。作者說,中國難以改變,在不遠的將來,中美在各方面發生鬥爭和衝突。 神學上的一種見解,也會助長美國國民對中國的敵意。長期以來,很多神學家有一種見解,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有著強烈的撒旦因素。他們說:中國人千百年來崇拜龍,視蛇為神物,而這些在基督教里都是撒旦的象徵。 中國在傳統上就與非洲和阿拉伯世界友好,當年反對霸權主義的外交策略讓中國與許多國家結下深厚友誼,近年,中國出於國家自身利益,主要為了獲取更多資源的緣故,發展與他們的傳統友誼,包括一些反美情緒嚴重的國家。這種友誼讓美國人警覺中國會與反美國家結成一個反對基督文明的聯盟。儘管中國一直宣布不與任何國家結成聯盟,但美國人一直相信,由於中國傳統文明的撒旦色彩,實際已存在一種對抗美國基督全球化的「儒教-伊斯蘭聯盟」。而伊斯蘭世界一些領袖發言,也讓美國人更深信不疑。卡扎菲說:「我們希望看到,以中國為首的儒教陣營與以美國為首的基督教之間的對抗,我們沒理由不對十字軍的參加者持偏見,我們和儒教站在一起,與他結盟,消滅同的敵人」。而美國人在神學上的偏見以及由此產生的政治上的警覺,也加深了美國對中國的敵意。 同樣在美國,也有一種觀點對中美關係表示樂觀,這種觀點同樣立足於對美國的基督教國家性質的認識。這種觀點說,中國與美國的關係不會惡化,不會在對立以至對抗這條路走下去。因為中國的儒教並不是像「龍論」所說的充滿撒旦要素,是一種現實指向的世俗主義意識,雖然遠離神,但不敵對神,不像伊斯蘭那樣直接否定耶穌的教義。這樣的文明不敵對基督教,中國自唐朝開始的基督教傳入以來,並沒有大規模的針對基督教的迫害,甚至在唐朝時,對基督教相當有善和容納。朝廷幫助傳教士傳教,提供資金,那時的基督教傳教士被封以朝廷命官,基督教人口也占人口相當一部分。在清朝很長一段時期,傳教士也被朝廷重用。中國現在的無神論也不是基督世界的致命敵人,因為共產黨不是教條狂,而是現實主義者。從一開始就在尋找富國強兵之策。他們認為,總有一天,他們會看清美國對外政策的本質。因此,中國不是長久的敵人。 如果隨著中國的越來越明晰的脫意識形態化,中國將會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基督教大國,成為世界的重要的福音力量。中國因此會受到美國歡迎,很可能會像民國時期與美國的關係,共同維護建設世界文明秩序。那時,基於美國基督教國家本質,那時將會支持中國在亞洲的領導地位,台灣問題將迎刃而解。 無論是中美關係悲觀論,還是中美關係樂觀論,都是基於美國的基督教國家性質做出的預測,把握住了美國對外關係實質和問題關鍵,跳出了利益論的傳統窠,不再從力量均衡和利害得失的角度來把握中美之間的互動,一語中的。至於是悲觀論證卻還是樂觀論正確,主導權似乎在中國,因為中國政府和百姓一直是聰明智慧而且務實的。但究竟如何,只有拭目以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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