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昱寧：翻譯現當代文學風險大難度高，還老挨罵 | 新譯者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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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似乎一直是一個相對低調的職業，他們所做的努力之一或許是盡量使自己趨近於透明，把一個更真實的原作者呈現出來。但界面文化這次想要把他們從原作者的背後帶到台前，他們是一部翻譯作品的合作創造者，有辛勞，有才華，有熱情，也有故事。

人們所熟知的譯者大都是老一輩的翻譯家：傅雷、楊絳、草嬰、朱生豪、錢春綺、柳鳴九……他們最早把一批世界經典作品帶入了中國。相比起來，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我們可能也越加忽視了譯者的位置。每每聽到和譯者有關的消息，大多與負面內容有關。這也將一些問題擺在了眼前：何為優秀的翻譯？翻譯自由度的底線何在？翻譯又如何應對網路和流行文化？

我們選擇了一些當代的優秀譯者，他們大都正值壯年，耕耘在不同語言的土壤中，已經饒有成就，並且依然處於旺盛的產出期。我們稱之為「新譯者訪談」系列，這裡的「新」對應的是讀者們更為熟悉的老一代譯者。這應該是第一次，讓這些譯者們以群像的方式將自己的故事講述出來。

今天，我們推送的是「新譯者系列」訪談的第三篇，讓我們一起來聽聽英語譯者黃昱寧的故事。

黃昱寧：

翻譯現當代文學風險很大難度極高，還老挨罵

采寫 ｜ 董子琪

1997年夏天，上海外國語大學的宿舍硬板床上，傳播系畢業生黃昱寧經歷了徹夜輾轉反側，終於翻身而起，在志願表上三個選項——電視台、外資公司和上海譯文出版社之間勾選了薪酬最低的上海譯文出版社，月薪800元。「擊潰她」的是一個選擇疑問句——「等你四十歲的時候，你是希望天天晚上指揮一夥十七八歲的小星星舉著燈牌尖叫大星星的名字呢，還是在一燈如豆中跟那些已經作古或者即將作古的世界文豪們透過稿紙把酒言歡呢？」這個場景後來被她寫進了散文里。

此後的近二十年里，黃昱寧一直守在同一家出版社的同一個編輯室，跟著譯文社從延安中路的弄堂洋樓搬到上海書城，崗位從一線編輯變成編輯室負責人，又將觸角伸向翻譯與寫作的世界。她曾這樣描述每天的工作狀態，「上班逐字逐句地對著原文審讀別人翻譯的小說，看著他們 "戴著鐐銬起舞 』，時不時笨手笨腳地上前幫一把，作伴舞狀；而後，下班了自己也尋一副這樣的鐐銬往身上套。」

除了編輯、翻譯和寫作之外，黃昱寧覺得自己「身無長物」，她的自我評價是——「沒有更多愛好」「存在感也不強」。《文匯報》編輯她稿子的朋友潘向黎則說，「黃昱寧一向是個穩當的女孩子，不會有什麼讓人跌破眼鏡的舉動」。而在朋友同輩譯者袁筱一看來，「黃昱寧是那種被生活保護得特別好的人。」

「穩當」、「被保護得好」，道出黃昱寧生活中始終有一抹溫柔的底色，貫穿了她人生的不同階段。在黃昱寧的回憶里，兒時父親找了個手藝不高的木匠在家中打造了一個巨大的書櫃，書櫃門一碰就吱吱呀呀，她放學回家，總會在書櫃前面，充滿興味地雜學旁收。

大學時代，黃昱寧躲在帶蚊子血的有點霉味的蚊帳里，塞著隨身聽亂翻書，聽著黃舒駿《未來的街頭》卻不去想未來。工作後在書本堆滿地板、落滿灰塵的編輯室，她慢悠悠地看稿子，覺得與生活和世界幸福地隔絕。結婚後，她在產假中，一邊慢慢地搖晃嬰兒床中的女兒，一邊仔細地觀察女兒甜蜜酣然入睡。

在英語方面，她也「比別人少走了不少彎路」。早在小學五六年級時，黃昱寧在無線電廠當科技翻譯的母親（復旦大學英語系畢業生、陸谷孫最早的幾個學生之一），就已經要求她反覆聽新概念磁帶校正發音，還送給她一本《新英漢詞典》讓她開始熟悉詞典中大量典型而準確的例句翻譯。這本詞典，被她視為一生學習翻譯的最重要教材，也讓她打好了英語基礎。如今黃昱寧已是擁有兩百萬字的譯著的譯者，她紮營於一字一句堆築成的譯文世界裡，這個意象，倒是有些像她的文集之名「一個人的城堡」。

當然，黃昱寧也知道，生活和工作也不全是安穩，身為編輯和譯者，她也有非常多的分裂、糾結和如履薄冰的心境，遠非文藝青年想像的純粹浪漫，「我的工作狀態經常是端坐在原作與譯稿前，掙扎在兩種文字的衝突與割裂之間左右為難，於是，故事被肢解了，情節四分五裂。」

「這樣不行的，吳勞會罵的」

在譯文社的頭四年，黃昱寧每天去延安中路幽深的弄堂里那幢舊洋樓上班。編輯室的地板上堆滿了放了十幾年的書，書上落滿了灰，陽光招進來灰塵懶洋洋起舞，最好別穿淺色的衣服皮鞋，「因為一踏進編輯室你就整個兒沒進去了，四周灰灰的囫圇成一片」。在那裡，她可以埋頭改稿忘了時間，也可以托著腮幫子狠狠發一頓呆。「我很奇怪也很幸福地和外面的世界隔絕著，像嵌在竹籃子縫隙間的柔軟的小蟲，雖然空間局促，卻曬得到太陽聞得見菜香。」她在散文中回憶道。

那時譯文社已經十幾年沒有招過新人，身邊都是老翻譯家和老編輯，黃昱寧是常常「端著老式號碼機把自己搞得一臉一手油污」的小姑娘。她逐漸習慣「返聘員工」、年屆75歲的《老人與海》譯者吳勞風雨無阻地來上班、在樓梯上長吁短嘆的聲音還有在辦公室發怒罵人的情形。後來與吳勞變得熟絡，黃昱寧開始理解他的嘔心瀝血與為人做嫁衣是何等認真辛勞。吳勞將自己的翻譯觀概括為「老老實實」的「全息翻譯」，為了不讓文字所攜帶的信息在翻譯過程中流失，他會不惜一切查遍背景材料詳加註釋，這都影響了黃昱寧對於長句的拿捏還有辭彙的把握。

「每當我遇到』抗譯性』強的長句，企圖用幾個貌合神離的成語矇混過關時，心裡便有個聲音在敲打我：這樣不行的，吳勞會罵的。」黃昱寧說。

黃昱寧也無數次見到已經退休多年的莎士比亞專家方平，「他身體羸弱，說話輕聲慢語，行事近乎優柔，不愛也不會出風頭。我們辦公室里還總是善意地流傳著他 "作人家』（吳語，「過分節約、幾近吝嗇」之意）的段子。在我的記憶中，他是一個從形象到名聲都與 "勇士』或者 "名士』無涉的小老頭。」方平以「最強陣容」組織翻譯的《莎士比亞全集》是華語世界首部詩體《莎士比亞全集》，他要讓紙面上的中文「莎劇」和「莎詩」更適合念出來、演出來。當黃昱寧翻閱方平版《莎士比亞全集》每卷前後所附的各種考證、體例說明以及編者譯者關於如何翻譯素體詩的詳盡闡釋時，才覺察出，方平試圖完整重建一個嶄新的莎翁世界時的那番「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是如此地親近。

黃昱寧也特別推崇低調的英俄雙語翻譯榮如德，榮是索爾仁尼琴《癌症樓》的最早譯者，「我常常 "安利』這位前輩，他為人低調甚至從來不公開露面，但是英俄雙語水平一流、中文優美，如果要學習翻譯，就拿他的翻譯和原文對照，會發現既能對得上原文，中文單看也很優美，他是非常值得翻譯學習的模範。」

翻譯能為編輯帶來切身體會的感覺，「前輩們都認為，編輯不應該只停留在改出語句和字詞的對錯，通過翻譯，更好地了解翻譯文本的語境是十分重要的。」在這樣的文人氛圍還沒有因為編輯出版業分工細化而消失之時，黃昱寧不挑不揀地翻譯了最初幾部她認為「不太重要也沒有流傳開來的書」，「有一些懸疑偵探小說，還有給雜誌翻的中短篇，難度不大。」

「翻譯讓你能在相對安全的環境下體驗不正常的人生」

「別人交給我的，我不會怎麼挑，開始的那些很容易，可以幫助提高翻譯水平。我是個循序漸進的人。」黃昱寧這樣回憶最初的翻譯生涯。

雖然早期的翻譯作品黃昱寧大多已經不太記得了，但有兩部跟「女人」有關的冷門小說讓她印象深刻，一本是愛爾蘭作家羅迪·道伊爾的小說《撞上門的女人》（The Woman Who Walked into Doors），另一本是賽珍珠的《庭院中的女人》（Pavilion of Women），這兩本小說，觸及到她內心敏感的性別意識和情慾關係，就像她之後在散文中源源不斷書寫關於女人、情慾、情色之間的危險關係和特殊美學——《一個人的城堡》中，她從不同的電影和小說中挑揀出來經受著形形色色虐戀的女人，既有把自己獻祭給主人的「O娘」，還有被囚禁海島的美少女，以及經受老男人垂涎的「睡美人」，囚禁、捆綁、亂倫、鞭笞，這些看似重口味的意象匯成她對於戀情和女人層層深入的理解。

《撞上門的女人》是以第一人稱講述一個底層女性的悲慘人生，主人公從小就在性騷擾、蕩婦羞辱中成長，成年結婚後一次次用「撞上了門」而掩飾充滿暴力的婚姻生活。翻譯時，黃昱寧也打過退堂鼓，因為正如英國書評人的斷語，翻譯羅迪·道伊爾的作品是「一項令人望而生畏的工作」，這本書充滿了「滑稽可笑的俚語、口語、俗語乃至粗話，生氣勃勃，像充足了電一樣的飽滿，簡直宛若音樂……」她很擔心「要是因為我的悟性差、筆頭拙而錯了節拍、亂了韻律，到了中國讀者的耳朵里就成了噪音，豈不罪過？」

傳達原文的語言質感是重要的，因為好的譯文，黃昱寧看來，要和原文「功能對等」。通俗地解釋這個翻譯學術語，意思就是，原文是特別高雅古意的，也要這樣高雅古意地翻譯，原文是fuck shit的，譯文也要粗俗地對等。「要既完全吃透原文，又能把外文變成大家都能接受的中文，所以翻譯要要意譯直譯兼顧，要完完全全一字一句地吃透原文，語氣、標點等其他因素也都不能放過。」

黃昱寧從閱讀開始「吃透原文」、接近原著，發現自己時刻被一種矛盾、突兀的情緒所左右， 「合上書本，我知道寫書的是羅迪·道伊爾，一位功成名就的愛爾蘭男作家；一旦翻開書頁，那些灼熱的、細膩的文字映入眼帘，於是我相信，說話的是寶拉·斯賓瑟，一個才綻放便枯萎卻始終不肯凋零的女人。」而這種矛盾突兀的感覺，一個男作家何以讓自己在寫作中進入一個底層女人的靈魂，正是這本書最吸引她翻譯下去的地方。「2000年左右時，沒什麼人關注什麼愛爾蘭都柏林的家暴問題。這個女性的故事與我這個人的現實身份相差甚遠，但是翻譯就是讓你能在相對安全的環境下體驗不正常的人生。」

羅迪·道伊爾，愛爾蘭小說家，劇作家和編劇。

「相對安全」當然指的是黃昱寧安穩的生活和工作狀態，當她坐在書桌前，一字一句地閱讀原文，並翻成漢語時，就接近了那個在一張廚房的桌子上寫作的愛爾蘭男人，和他筆下出生底層、受盡屈辱的女人泣訴的「不正常的人生」，「我始終相信，沒有比翻譯更細緻的閱讀和體驗了」。不過，因為題材冷門，市場反響不大，這本在愛爾蘭受到熱議的書現在國內市面上已經找不到了。

另一本《庭院中的女人》是前輩周克希推薦她重譯的，此前已有上海百新書店1948年出的節譯本和灕江出版社1998年出的全譯本《群芳亭》。當時正巧趕上根據這部小說改編的電影《庭院中的女人》上映，她看了電影覺得「好看，故事完整、畫面講究」，對於翻譯，卻有些猶豫。在此之前，她沒有讀過賽珍珠，「對賽氏所有的印象加起來不會超過二十個硬邦邦的抽象名詞：傳教士的女兒，生於十九世紀末，真正意義上的中國通，專寫中國題材的小說家，諾貝爾及普利策雙獎得主，傳說中的徐志摩的情人……」朋友也勸她，何苦呢，雖然賽珍珠是諾獎得主，而她得獎本來就有很多爭議；她的小說還是十九世紀的寫法，有落伍之嫌；再說，這本書本不是賽珍珠的代表作。

但當她先屏息靜氣地把原著讀完，卻驚呼找到了另一個賽珍珠。賽珍珠在這本書里表現出的特別地道的中國式觀察和思考以及中國女人式的人情練達，讓黃昱寧覺得，以此為切入點有個實際的好處，就是她可以正好以中國女人的語氣來翻，不用假裝外國口氣或套用外國文化。「在那些寫深宅大院、少爺小姐的細節里，能不能用上《紅樓夢》的腔調呢？」她想嘗試一下，如果脫離了逐字逐句地翻譯，還有什麼新奇的可能。

從小時候起，她就喜歡荷蘭漢學家高羅佩的《大唐狄仁傑斷案傳奇》，這是一本模仿宋元話本以狄仁傑為主人公的偵探小說。高羅佩將話本和偵探類型結合、跨越中西語境的做法讓她非常好奇，「我非常著迷於這種東西方莫名其妙的碰撞，」她更想知道的是，文化是怎麼在碰撞中反應的，差距是怎麼體現的，人們是怎麼慢慢接受不同的文化並且將不同變成自己的一部分，這也是她熱衷於在中西方做譯介的最早淵源。

「我不喜歡可以躺著閱讀的小說」

2005年對黃昱寧來說，是個分界點。那時她已經入行8年，在循序漸進地以「不重要的圖書」與出版社和讀者建立起關係、取得信任以後，黃昱寧就只接自己喜歡翻譯內容了。她也漸漸明確了自己喜歡的標準是「對翻譯功力長進有挑戰性的，對認知和文學觀構成抗爭的，和密度大的內容」。簡單說，她不喜歡「甜小說」，她喜歡「苦」的、困難的文本。

所以，黃昱寧不喜歡有人翻譯過的名著，經過前人咀嚼過的內容已經是學習過的二手資料，那對她構成不了挑戰。「《小王子》《傲慢與偏見》翻譯個幾百遍沒有意思的。」雖然作為出版人，她深知這些名著一不用付版稅，二知名度大，既能能賺錢，能獲取名聲。但她說，人應該有點傲氣的， 「要掙錢那就把名著紅燒清蒸燉湯都來一遍就好」。

提及愛麗絲·門羅和雷蒙德·卡佛，她則表示自己懂得欣賞，但不是那種掏心掏肺地親近，她認為這兩位作家是「故意做成簡單、淡化戲劇性、還原原生態生活的寫作」。她更偏愛信息容量很大，寫作態度中立、成熟的、某種程度上甚至是「圓滑」的作家，因為這樣的作家和作品更複雜更多面更有闡釋餘地。黃昱寧喜愛他們在作品中對靈魂的拷問、對不可觸碰之處的抵達，比如英國作家伊恩·麥克尤恩，她翻譯了他的三部著作《在切瑟爾海灘上》《追日》《甜牙》。

2006年聖誕前夕，黃昱寧前往倫敦，採訪阿蘭·德·波頓，拜訪學院派小說家戴維·洛奇，也順道去了劍橋大學和老師們討論麥克尤恩，「雨下得正密，凄迷得恰到好處」的氛圍中，他們千篇一律地陷入「某種欲說還休的沉默」，她想這可能是因為「麥克尤恩是最受嫉妒的英國作家」，而同行們根本不敢輕易評論他。

麥克尤恩堪稱當代文壇的奇蹟、嚴肅小說中的暢銷明星：1975年的第一部中短篇集《最初的愛情，最後的意識》就獲得毛姆文學獎， 1998年憑藉小說《阿姆斯特丹》獲封布克獎。「每隔一兩年就有作品在各類文學獎上拋頭露面，又同時在排行榜上耀武揚威。」

在黃昱寧做了十年翻譯後，伊恩·麥克尤恩出現得正是時候，他的作品完全契合她對於理想小說的想像，因為其書寫「密度大」而且讀起來「不輕鬆」。她引用余華的評論說，「麥克尤恩似乎永遠行走在邊界上，那些分隔了希望和失望、恐怖和安慰、寒冷和溫暖、荒誕和逼真、暴力和柔弱、理智和情感等等的邊界上。」這樣的作品，黃昱寧說，不是"躺著看的書』，而是需要以認真、嚴肅的姿勢，動一點腦筋來閱讀的。

伊恩·麥克尤恩，英國當代最有影響力的作家之一。

這樣需要動腦筋來閱讀的書，翻譯起來難度可想而知，第一個問題就是，原文的精準度和邏輯如何再現，「麥克尤恩的文字純正高貴，他精粹的行文方式和詞語，非常漂亮的長句，極其嚴密的邏輯關係，這些在翻譯中是難以準確、完全再現的。」比如《海灘》第一頁就有「跌宕纏綿、邏輯緻密、音樂感十足的長句」。而黃昱寧翻譯的原則是，儘可能不破壞原文的結構，不粗暴切斷邏輯關係，但為了讓讀者最大程度低接近原文的審美，所以她要加字，或者在前後略加少許表方位、時代的字，或調整長定語、長狀語中的音節。她要做到在保留原文之美的同時不犧牲讀者的理解，「我的目標是，基本消滅連讀兩遍、仍然不得要領的句子。但是具體做的如何，需要讀者自己來讀。」

對長句子節奏的把握之外，第二個難題在於，麥克尤恩書中廣泛的信息量和擴張的題材，可能會讓對這個疆域不熟悉的譯者難以突破。比如說，《海灘》的字裡行間都洋溢著1961年時代背景，「但凡一絲存在警醒的線索之處」，她都盡量做了檢索和註解，同時為了避免過多提供無效信息，她還盡量添補與情節相關的背景知識。於是她寫下很多這樣的註解：「三分鐘歌廳小調，從原文得知主人公的感情傾向明顯而強烈」。再如《追日》中布滿讓陌生而遙遠的科學辭彙：光譜不對稱性、共振、纏結、量子諧波振蕩器、弦理論、碳中立等等，不光需要翻譯明白意義，還得展現「麥克尤恩想要施與的特殊音樂性和生命力」，所以她一一查證、詳細註解，還試圖弄懂科學的機理，「這樣才能在譯文中真正體現原文的妙處」。

而有些辭彙，即使沒有超出知識範圍，到底取自何典，也是需要文化譯介者細緻揣摩。比如，黃昱寧曾為《甜牙》中劍橋畢業的女主角「聽到一聲鳥叫都會想起莎士比亞」而暗自叫苦，直到重新瀏覽一遍莎士比亞的《奧賽羅》以後才找到這裡的鳥叫的雙關含義。

第三個難題，也是最重要的是，如何在翻譯中將麥克尤恩的語氣，含蓄的、反諷的、黑色幽默的語氣傳達給讀者。比如說，《追日》小說的標題solar本來直譯是「太陽能」，但是黃昱寧擔心這樣翻譯會讓小說淪為「科普書架」讀物，所以決定以「追日」意譯。「這固然因為在字面上扣到了一個"日』字；另一方面，"追日』的意象在中國文化中與驕傲的英雄夸父不可分割，而置於西方文化語境中時，則叫人聯想到那位翅膀在烈日下融化、繼而殞命大海的伊卡洛斯。」這樣翻譯，黃昱寧想讓讀者更加接近麥克尤恩的黑色幽默內核「一個以為自己能拯救世界的人其實連自己也拯救不了」。

雖然花費如此巨大的心力，但黃昱寧翻譯的這三本小說並不是麥克尤恩在中國最為知名的作品，相較而言，《贖罪》和《最初的愛情，最後的儀式》的知名度更勝一籌。跟早年不在乎市場反應一樣，黃昱寧也表現出對於所謂「代表作」之稱的懷疑，「如果翻譯只翻譯代表作，太狹隘，讀者只看代表作，也太狹隘了。」但作為出版人，她深知這其中的利益差異，「版權代理不可能把所有的書都給你，《贖罪》《最初的愛情，最後的儀式》這樣最有名的賣個幾萬冊，其他的能賣出七八千已經很不錯了」。版權很貴、翻譯很難、還賣得不好，這就是擺在這個譯者兼出版人面前的現狀，她深愛這個作家，與他的作品有強烈的認同感，翻譯時得到極大的享受，然而還是覺得「肚子里有點苦水」。

「一個人在家翻譯亨利·詹姆斯，背脊發涼」

黃昱寧喜歡且翻譯的「苦小說」，其中最登峰造極的例子就是以長難句著稱、如今在中國都沒有幾人敢涉足的、小說藝術大師亨利·詹姆斯。早在為《萬象》供稿時，黃昱寧就表露過對亨利·詹姆斯的興趣，她在《螺絲猜想》一文中，分析過這個故事的真假與懸念，2014年在上海譯文的「亨利·詹姆斯文集」翻譯工作開始時，她主動攬下了這部短篇集，「是對大師的致敬」。

讀過亨利·詹姆斯原文的人可能會被閱讀時每一個詞都認識，然而長難句混雜、敘述多層嵌套的困境所攔阻，所以至今國內對亨利·詹姆斯的譯介也是寥寥可數：比如趙蘿蕤在1981年翻譯的《黛西·米勒》，還有幾本各國遊記；而《螺絲在擰緊》是被翻譯得比較多的一本。接手這個工作，黃昱寧將市面上的版本，比如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的袁德成版本和人民文學2004年的高興、周海侖版本，都讀了一遍，發現它們水準或有高低，但各有特色與價值，焦慮自己再翻譯可能難度非常大。 「對於這個特殊的、幾乎每句都能有多重闡釋可能的文本，沒有一個譯本能提供標準答案——它們更像是構成整張迷宮拼圖的一個個碎片，只有放在一起看，才能窺見妙處：隨著時代演進，人們對這部小說內涵的理解——甚至猜想，經過了怎樣饒有趣味的變遷。」

就在一籌莫展之際，她的朋友、前《萬象》雜誌主編陸灝拿出了私藏多年、斷市已久的版本《碧廬冤孽》（今日世界出版社1956年6月初版），在翻譯的過程中，她頻繁翻閱這本老書，以至於這本老的封面和書頁更加嚴重地折舊了。她想要達到的翻譯水準，是比以往所有版本都「更細緻琢磨嵌套式敘述常常在時態上玩的花樣，既不簡化詹姆斯標誌性長句，又不輕易破壞詹姆斯精心設計的障眼法」。

「翻譯時肯定要保留原作的風味，但也不能完全讓中國讀者看不懂，所以要照顧到中國的語法，如何在這二者之間平衡，需要很花費力氣。」黃昱寧說。

當黃昱寧一個人坐在家中翻譯時，她能感受到文本帶來的脊背發涼、陰風陣陣，有點害怕。因為《螺絲在擰緊》並不是傳統的哥特鬼故事，她最終也不能確認亨利·詹姆斯這個鬼影幢幢的故事最終是不是真的有鬼，她從自身的恐懼反應中，了解到這是亨利·詹姆斯的故事藝術所在。「沒有鬼的假設，始終要比有鬼的假設恐怖得多。 」「亨利·詹姆斯只會自始至終地展示華麗悖論：一邊宣稱這個故事純粹而簡單，一邊又用他晦澀的修辭暗示，身為作者，他的樂趣在於拿捏讀者對文學與道德的敏感。」黃昱寧說，翻譯完了，她的感受是，「It haunts」。（縈迴不去、時時作祟）。

亨利·詹姆斯，19世紀美國偉大小說家。

黃昱寧不僅迷戀《螺絲在擰緊》的文本，還去看了這本小說改編的影視劇版本，並且吐槽BBC1999年的版本，「若不是客串男主人一角的科林·弗斯還能略略提神（其實是他的達西范兒讓人終於可以從這場悶局中走一會兒神），我絕對沒耐心看完。」

最近，黃昱寧剛翻譯完希拉里·曼特爾的短篇小說集，第六本散文集《假作真時》也即將付梓，她笑著說，「下一個願望是出版一本小說集。」在寫作的對應下，翻譯更像是她靈感枯竭時的避風港，壓力大時可切換的頻道，而並非實踐自主性、表現自我的去處，「跟創作不一樣，翻譯不是自主性能特彆強的工作，你要儘力貼近原文，忠實原文，不能老想著讓對方順應你自己的口氣。翻譯也不用直接面對靈感，有時缺少寫作靈感，就可以躲進其中等一等。」 翻譯對她，開始得順理成章、進行得循序漸進，而且是躲避的好地方。

同題問答

界面文化：你最喜歡的一位翻譯家前輩是誰？

黃昱寧：大家都熟悉的我就不重複了，我印象最深的是譯文出版社的榮如德，這位前輩的水平真是有口皆碑，但名聲不大，也從不在公開場面出現。明年我們要出他的譯文集，想邀請他做活動，他也都全部推掉。他的英俄雙語翻譯水平真的很好，要學習翻譯的話，你拿他的譯文跟英文原文對照，會發現很對得上，即使拋開原文看中文也是非常美的。既完全吃透原文，又把外文變成大家都能接受的中文，這需要先天天分加上後天努力。

中年一輩的翻譯家也有好多值得推薦的，湖北大學的劉國枝翻譯了希拉里·曼特爾的《狼廳》， 趙挺翻譯了《在西方目光下》，還有南大的但漢松翻譯了品欽，品欽太難了，加了註解看下來仍然雲里霧裡，他真是太不容易了。

界面文化：你認為翻譯應該側重直譯還是意譯？

黃昱寧：這兩種絕對不能割裂開來的，要找到中間的平衡。沒有絕對的直譯，那是谷歌翻譯，也沒有絕對的意譯，那是自己創作。每個譯者下筆都有一個在其中平衡的點，但是不是每個人都有能力找到並且實現這個平衡點，但如果離平衡點太遠，譯文就會變得很奇怪。時代的語言風格幾十年就有一個變化，讀者的語言默契也會隨之變化，但是譯者要謹慎地使用語言，最好比流行語言慢半拍，不能靠流行靠得太緊，不能過兩年書就看不懂了。

現在有些民間字幕組相當不錯，有些大片的翻譯還不如他們，它們經常有拿這邊的名人套那邊的，把中間的文化信息舍掉了。你怎麼知道中國人不知道外國名人？翻譯不光是表達情節，也是傳遞信息傳播知識的過程。翻譯的東西要慢慢地被公眾接受。所以一定要意譯直譯兼顧，吃透原文，語氣、標點都不放過。只把故事搬過來，那叫故事梗概。

界面文化：你最想翻譯的一部作品是？

黃昱寧：我在寫我的小說，目前沒有什麼最想翻譯的。上半年翻譯了希拉里·曼特爾，等明年閑一點再翻譯吧。沒有非翻不可的書，我想挑選對我的寫作有借鑒意義、對我的閱讀構成新鮮刺激的作品來翻譯。當然，符合上兩條的，一般也是我認為具有出版價值的。非要說翻譯、寫作和編輯之間關係的話，編輯是我所有興趣的起點，給我一種回到本源的感覺，但是我的興趣每一時間都不一樣，就像小孩手裡有一個新玩具會多玩一段時間。一個讀者、譯者不一定是好作者，為了搞懂寫作的機理我要多花一段時間。不過跟寫作不一樣的是，翻譯不需要太多壓力，當創作會有枯竭的時候，可以用翻譯轉換一下思維，就像避風港一樣。

界面文化：當一部作品出來時，你是否心驚膽戰有人來挑錯？

黃昱寧：一直有，我也一直有錯（笑），翻譯的人要承認，不管怎麼樣殫精竭慮，這個成品一定是有錯的，只是有的人可以接受這個錯誤，有的人不行，但是不應該，知道肯定會出錯就破罐破摔了，仍然還要殫精竭慮，就像西西弗斯把石頭推上去，掉下來，你還得推。不過我也不是錯誤百出的那種翻譯。

界面文化：你認為翻譯是否也應該拿版稅而非千字多少元的稿費？

黃昱寧：這個不是應該給多少的問題，是不能違背市場規律的問題。一本書再高雅也是一件商品，是商品就要受市場規律制約。我是一個出版者，我知道怎麼這個稿費是怎麼計算的，你一時靠情懷、靠眾籌、提高稿費，是不會長久的，最終還是市場反應客觀決定譯者收入。當然，稿費和版稅也不是鐵板一塊的，比如公版書少了版稅部分，就可以考慮給譯者版稅，但就是這樣，有的譯者還不一定接受版稅，因為市場反應不好，收版稅並不划算的。所以稿費多少，仍然取決於市場回報，也需要譯者和出版社之間好好溝通，退一步譯者如果接受不了，也可以選別的出版社，但是這個行業里標準相差不大。

有人講現在稿費低所以翻譯質量差，我不認為現在翻譯的總體質量就比原來有多大的差距，也不認為這是稿費低造成的，這麼說的人一定是個外行，我覺得無論過去還是現在，譯作都有好中差之分。之所以會有今不如昔的印象，可能有以下幾個原因：第一，早先的翻譯不是沒有問題，而是沒有現在這麼多人挑錯。最近也有人說楊絳翻譯的《堂吉訶德》裡面有很多錯誤。網路時代個人表達空間變大了，懂外文的人多了，原版書也能很方便找到，在幾頁里找一個錯的可能性很高的。第二，原來的書的基數是多少，現在書的基數是多少，好像可以找到很多現在錯誤百出的書，但是也有很多原來的不知其名的書被大浪淘沙地淘汰了。第三，從語感上說，經過這麼多年（英美）古典文學的語感慢慢被大眾所接受。但是（英美）現當代文學的文學普及還差得很遠呢，大眾對名著的印象還停留在蘇聯時代的制定標準。不知道福克納的人，看到我們出的《喧嘩與騷動》中間兩頁沒有標點可能覺得我們翻譯錯了，打電話來質問我們。最後，現在的書時間很緊迫，外方跟你簽訂合同，不會把書全給你，也不會交給同一個譯者慢慢打磨，所以現在很難出現傅雷那樣的翻譯明星。

界面文化：你認為稿酬多少才合理？

黃昱寧：討論稿費要給多少的問題，不能說不成立，但還是不能違背市場規律，你說給錢，可是誰給錢？出版社可以不出這本書。國家也不會扶植引進作品。也不能企業家做。那麼非讓出版社單方面承擔，一個企業為什麼要做慈善呢？稿費問題是可以在一些範圍內調整的，但我想呼籲的是，現在缺翻譯的不是名著，《小王子》出版幾百個版本，《傲慢與偏見》出版八十個版本，是沒意思的。應該多重視翻譯現當代文學。這個部分才是出版社虧得最厲害，譯者翻譯得最艱辛的。出版社又要買版權，又賣得不好。比如伊恩·麥克尤恩不是每部作品都賣得好的，版權代理不想讓你一家就拿下所有的代表作，只能拿到幾本，《贖罪》和《最初的愛情最後的儀式》可能最好，剩下的基本七八千、五六千，這已經算好的了。而翻譯這樣的現當代作品，譯者既沒有譯本可以參考，出來以後還要被讀者各種挑錯。

雖然出版社在翻譯上，會制定單一標準，不會把賣得不好的壓力轉嫁給譯者，但即使出版社出補貼給譯者這也是有限的。一句話，翻譯現當代作品，風險很大，難度極高，還不滿意，老是挨罵。能維持現狀這個價錢也是不錯了，所以做現當代譯者的收入，沒辦法提高的。但是，名著部分的譯者收入就不用擔心了，本來就挺高的，因為名著可以重版，有的可以簽非獨家，過幾年不用自己翻譯又得一筆稿酬。

我們現在不能再回到計劃經濟，但也不能完全隨著市場走，難道不做品欽了，不做現當代了，只做名著公版書？譯文和譯林一樣，做現當代，可能做了幾十本有一本得了諾獎，稍微賺回來一點，但維護版權要投入大量成本，估計每天都在想賣得掉還是賣不掉這個問題。所以你看市面上也沒有幾家出版社在做現當代文學了。大部分出版社還是在做推理小說之類的，因為看見利潤了。所以大幅度提高譯者的稿酬是不現實的，因為不能違背市場規律。

界面文化：你對當今電子詞典、網路資料運用的看法？

黃昱寧：我比較積極地看待，在網上很多以前找不到的材料都能找到，但最好譯者不要形成一種惰性，只查網路資料。基本的書「英漢」、「大漢」、「百科全書」要多翻，只有譯者肯查，多查，常識性錯誤會少很多，所以譯者要多有一些警覺意識，辭彙的意義，基本的語法結構要時常翻翻詞典，維基百科都有錯的。

界面文化：你是否認為現在翻譯正在分化為流行文化、純文化、官方用語等多種體系？

黃昱寧：現在全世界各地都是這樣的，只有經過時間沉澱的詞才會收進詞典，所以我剛才說翻譯也要跟當下的語言慢個半拍。翻譯語言一定要跟原文「功能對等」，這是一個翻譯術語，意思是，原文是特別高雅古意的，你也要這樣高雅古意地翻譯，fuck shit的你也要粗俗地對等。翻譯中譯者也有譯者使用俗語的情況，我認為在可控制範圍內可以的使用方言俗語，但一定不要濫用。

我也會用方言翻譯，上海話有一個詞叫「彈眼落睛」，這四個字很有表現力，從字面就可以理解這個詞是特別奪人眼球的意思，因為它很有表現力，結合上下文也完全能懂，所以我才會用。但用之前我要想一想，它的鮮活和表現力能不能表達原文，能不能讓讀者一下子明白，不明白還是算了吧。

界面文化：你怎麼解決外來辭彙的中文化問題，是不是有事不得已需要自己製造新詞？

黃昱寧：這個要看你翻譯的是什麼，跟現實生活有關的可能就不太需要，科幻的，未來的大概就要創造，馬愛農翻譯《哈利波特》就創造了很多新的說法，最終的基礎是原文，然後再考慮翻譯是不是音形相似， 有沒有照顧到照顧意思。

黃昱寧譯作

《甜牙》

麥克尤恩 著

黃昱寧：這部並不是麥克尤恩最新的作品，但它出現在我閱歷豐富、文學觀穩定以後，這是我理想中的小說應該有的樣子，既不排斥戲劇性，又有後現代的意識，闡釋空間很大，信息量很大。它不是普通意義的諜戰小說，甚至是反諜戰小說，諜戰與文學的類型互相隱喻。所以小說實際上容量很大，包含很多的信息，遠遠超出二十萬字。我喜歡信息量很大的東西，哪怕是短篇，也希望表達超出短篇結構的內容。所以翻這本的時候非常感同身受，有很強的情感代入。

《螺絲在擰緊》

亨利·詹姆斯 著

黃昱寧：這我第一次向亨利·詹姆斯這樣作家的致敬翻譯，之前對詹姆斯這樣的大師望而生畏。這本書看上去是古典小說，但有很強的現代性。它的信息量很大，不光是字面上的鬼故事或者哥特莊園傳奇，有很多對人性深處的、多面的、幽暗的、邪惡的、不願意觸碰的地方的一層層揭示。我自己在家一個人翻譯，會突然有點涼意、毛骨悚然的感覺。因為整本書都不告訴你這裡面是真的鬼還是假的鬼。我不喜歡甜的小說，我喜歡不斷拷問到底的，觸碰到人們不願意碰的部分的小說。這本書的文字難度很大。詹姆斯的長句很有名，翻譯的時候我既要考慮，切斷它還是不是那個味道了，也要讓中國讀者看得懂一點，所以還要照顧到中國語法。翻譯這本書時，我要儘力平衡。

《崩潰》

菲茨傑拉德 著

黃昱寧：這是我和包慧怡合譯的，她負責詩歌部分，我負責散文，難度超高，我裡面放了很多註解，但現在也不敢百分百確定，如果有讀者跟我來討論，我也很高興。這是本自傳性散文，讀懂這本，大家就知道《偉大的蓋茨比》想說什麼，裡面有對爵士時代的定義，浮華時代的場面，還有很多當時的人名，以及非常微妙的說法，各種引經據典。同時我也要儘力把它翻譯得合乎原文華麗的風格，還要找到這些已經消失的場面。菲茨傑拉德是出了名的語法和拼寫有問題——他的思路和想像力太厲害了，語法束縛不住他的想像力，所以翻譯非常非常難。我也相信我的翻譯是有錯的。

黃昱寧：英語文學作品譯者、隨筆作家。1975年生於上海，1997年畢業於上海外國語大學傳播專業。1998年至今任職於上海譯文出版社，現任文學編輯室主任。已發表譯著過百萬字，包括《撞上門的女人》《庭院中的女人》《空谷幽魂》《捕鼠器》《在切瑟爾海灘上》《追日》《甜牙》《螺絲在擰緊》等。著有隨筆集《女人一思考，上帝也瘋狂》《一個人的城堡》《夢見舒伯特的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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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作者：董子琪，編輯 ：劉溜、姜妍，未經「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授權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