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1885～1967），原名櫆壽，又名奎緩，字星杓，自號啟孟、啟明（又作豈明）、知堂等，筆名仲密、葯堂、周遐壽等。浙江紹興人，現代散文家、文學翻譯家、學者。 【印象】 劉半農曾回憶與周作人初見時的情景：「余已二十七，豈明已三十三。時余穿魚皮鞋，獨存上海少年滑頭氣。豈明則蓄濃髯，戴大絨帽，披馬夫式大衣，儼然一俄國英雄也。」 美子這樣描寫周作人：「周作人好似一個考八卦文的（老學士），眼上架著金絲眼鏡，嘴上留著清秀的仁丹小胡，一望而知是魯迅的弟兄。只是周作人講的完全是紹興話，聲音很低，談話時似乎沒有乃兄起勁，可是也並沒有一絲（師爺氣），待任何人都是客氣的。」 溫源寧寫道：「周先生總是溫文爾雅，靜若處子，說話有如竊竊私語，走路幾乎像老太太；然而，他有那麼一種超脫之態（是不夠親近呢，還是暗中藐視呢，很難說），人們在他面前，便難以無拘無束，他冷眼旁觀，也許不免竊笑。他清淡對客，文質彬彬……叫人無法對他親親熱熱，他那形如槍彈的頭一上一下地擺動起來，這就表示著，你可以跟他親近，卻不要太隨隨便便。當然，誰也不能對他毫不客氣。剛跟他會面的時候，大家總是尊敬他，這尊敬，若是來自敵手，就會轉為害怕，若是來自朋友，就會轉為親近,親近得如兄如弟,互有好感，不過絕不會到熱誠相與的地步。」 溫源寧還說：「周先生還有另外一面……他大有鐵似的毅力。他那緊閉的嘴唇，加上濃密的鬍子，便是堅決之貌。他潔身自好，任何糾葛，他都不願插足，然而，一旦插足，那個攔阻他的人就倒霉了！他打擊敵手，又快又穩，再加上又准又狠，打一下子就滿夠了！……在高級會議上，他發言短而句句中肯……他絕不慌張，老是沉著、冷靜，他給我們的印象是這麼一個人：能夠保持輕鬆自在的心情就高興至極，不過，若有風浪襲來，還是照樣高興。」 朱傑西寫周作人走路：「他帶著一些興奮的樣子走向書架或者別的地方去，而姿態很像一種醉漢的碎步，或者說猶如火焰的歡心舞蹈，生命的活躍充分表現了出來，與平常在外面的枯淡的神情完全不相同。」 抗戰時期，周作人到蘇州時，陶亢德到蘇州火車站迎接，江蘇教育學院的學生們也在月台列隊歡迎，陶回憶：「聽得一聲『立正』，歡迎的學生個個挺起脊樑向知堂致敬了。知堂答禮的樣子後來雨生形容得甚妙：『好像老農閑步田間時的偶一俯視新苗。』」 辛朗回憶：「周作人是長著一個團團的面龐，初看起來很有些紳士的樣子，但沒有使人望而生畏的氣魄,像普通說的忠厚長者倒有幾分近似，他說起話來有些囁嚅,在說話間用『或者』以及『也許』的地方，尤其在對某種事物要下批評了，總是最多用的，一雙近視眼透過眼鏡所折射到的地方常是很近，使人很容易想到一個村姑，是那樣含羞，也是那樣保留著幾分稚氣的。」 尚鉞這樣描述周作人： 「兔嘴式的日本小鬍子上面，聳著兩朵不大的深黑濃眉。在這樣的鬍子與眉毛之間，永遠是颳得發青光的『平靜』的瓜子臉。不過這臉上的擺飾卻很醒目：一個使人看著發冷的平凡的女性的小鼻子和兩隻老是在窺探他人隱秘的女性眼睛。這眼睛看來雖然很簡單，但被兩片無邊的近視眼鏡一罩，卻顯著有些複雜：像時時在偵察談話的對手，也像刻刻在審視自己說話的斯文舌頭。 說得抽象一點，這面孔上似乎永遠掛著一種深知『個人自掃門前雪』好處的日本式的聰明孀婦的神情……總是繚繞著一種所謂『淡漠悲哀』的表情。……有一個朋友當時稱這面孔為『小老人』,到今日我還覺得畢肖。」 碧雲在《周作人印象記》中回憶，她第一次和朋友去拜訪周作人，周家大門緊閉，旁邊開有一個長約四尺寬二尺的小門，二人很是詫異，心中想不會就如小貓一般從這個小門鑽進去吧。果然，周家的工友從小門出來，領著二人從小門鑽進去。告辭時，周堅持要送二人，於是碧雲又得以「親眼看到他也彎著腰穿過小洞門」，將二人送到大門口。 徐淦回憶其於1943年見到周作人時的情形：「他不如發表《五十自壽詩》時刊物上登的相片那麼豐潤，滿面紅光，這幾年工夫變得瘦削了，一臉晦氣，近視鏡後面的目光帶著冷峻。」 20世紀50年代，徐淦到北京，曾在周作人家中住過一段時間。徐在周家附近的小吃店用餐時，偶爾和夥計說起周作人，夥計便豎起大拇指說：「周先生是個好人，新街口一帶誰不知道他！他老人家當大學教授和做官的時候,每月發薪發白面那天,一定把白面分散給四近揭不開鍋的窮苦人家。誰要是去向他告幫，他從來不叫人失望，總是十塊十塊地接濟人……」 葉淑穗回憶周作人：「他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此人頗講禮儀。記得第一次到八道灣去見周作人，我們走到後院最後一排房子的第一間，當我們輕輕地敲了幾下門以後，來開門的是一位戴著眼鏡、中等身材、長圓臉、留著一字胡、身穿背心的老人。我們推斷這位可能就是周作人，可是開門的人，聽說我們是找周作人的，緊接著就說，他在後邊住。由於和周作人是初次見面，我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就往後走，再敲門，他們回答說，周作人就住在這排房子的第一間。我們只得轉回去再敲門。來開門的還是這位老人，不同的是穿上了整齊的上衣。」 【淡漠】 周作人出生後，母親魯瑞發現這個孩子很安靜，很少哭鬧，即使肚子餓了，也只是努著小嘴左右覓食，並不哭。她對丈夫周伯宜說：「這孩子是耐性子。老大像我，他是像你的。」 周作人排行第二，幼時得過天花，身體較弱，父母對他的要求較松，對他的培養也不像對老大那樣重視。魯迅和周作人在一起時，基本都是由魯迅做主，周作人只要照做就行了。兄弟二人一路求學，都是魯迅先行，周作人跟隨，日後到北大任教，也是魯迅為他聯繫安排。祖父下獄、父親病重等變故讓魯迅過早承擔了長子、長兄的責任，也給魯迅留下了難以磨滅的記憶，但對周作人則鮮有觸動。周家人都說，老二是周家的一個「福人」，魯老太太曾感慨道：「其實他們兄弟，都生長在多災多難的周家，誰也沒有福可言，只是老二有一個比他大4歲,而且聰明能幹又負責的哥哥，家裡一切事情都有哥哥承擔了。」 母親還說周作人：「從幼小時期，一直受到大家的照顧，養成了他的依賴性，事事都要依賴家裡人，特別是依賴老大。他對家庭沒有責任感，在他的心裡,家裡的事都要由老大負責,與他無關，他比較自私。」 魯迅回憶，祖父下獄後，兄弟二人在皇甫庄外祖母家中避難，受盡了冷眼，被親戚們說成是要飯的。而在周作人的記憶中，他們「在皇甫庄避難的生活，是頗愉快的」。 1897年正月，周作人陪祖父的妾潘姨太到杭州陪侍因科考賄賂案被光緒皇帝欽判斬監候、羈押在杭州府獄裡的祖父周福清。在杭州時，周作人住在花牌樓，被「拘在小樓裡邊」，「生活夠單調氣悶」。有學者認為，這段生活也是周作人淡漠性格形成的原因之一。 周作人曾有「鶴生」的筆名，典出於在日本留學時，蔣抑卮給他起的外號「鶴」，有種冷漠和孤傲的味道。 八道灣的院子里有一棵大杏樹，開花的時候，周作人每天從樹下經過，卻不知道花開了。魯迅因此說周「視而不見」,他曾感慨:「像周作人時常在孩子大哭於旁而能無動於衷依然看書的本領，我無論如何是做不到的！」 林語堂說，魯迅極熱，周作人極冷。1944年，林在西安遇到沈兼士，相約登華山。路上，沈對林說，周作人在北平做日本御用的教育長官時，日本人將抗日青年關在北大紅樓，夜半挨打號哭之聲，慘不忍聞，周作人竟裝痴作聾，視若無睹。沈兼士邊說邊流淚，林語堂不禁感慨：「熱可怕，冷尤可怕！」 周黎庵記載,從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到9月底,國民黨政府進行了大規模的肅奸運動，逮捕了許多人。在這四十多天中，周作人經常到琉璃廠逛舊書鋪，鎮靜自若，一點沒有風雨欲來的恐懼情緒。 周作人被捕前,北大學生鄧雲鄉到周的辦公室請其寫稿子,周當時正準備赴南京應付漢奸訴訟，他對鄧的冒失並不氣惱，只是輕鬆地說：「現在不是寫文章的時候，將來一定給你寫。」 王士菁回憶，周作人即使談到激動人心的事或應該深刻反省的事時,也不激動,「仍若無其事，甚至有點麻木不仁」。談到李大釗去世後掩護李的子女、保護李的文稿之事，他並不激動，「好像在敘述和自己並無多大關係的往事」；偶爾談到自己落水之事:「也只是輕輕地說了一句『糟了』,並無惋惜，也並無自責，好像談的是別人的事情一樣」。 佟偉回憶：「周作人不講自己好，也不講自己壞，對任偽職事不願多談。……我曾有意與他談談這個問題……但基本上失敗了。有一次……提到此事他面帶愁苦的表情，說：『那也是不得已的事。』其他再不願談。又一次我提到此事，他則說『我和一些老朋友，也需要生活』。……他做的好事……他也一句不講，似乎沒有發生過，又似乎已經發生了,但過去就過去了,不再值得講了。」 周作人在給友人的信中談到胡適：「(胡適)自然也有他的該被罵的地方，惟如為了投機而罵，那就可鄙了。我與適之本是泛泛之交，當初不曾熱烈地捧他，隨後也不曾隨隊地罵他，別人看來，或者以為是，或以為非，都可輕便，在我不過覺得交道應當如此罷了。」 妻子羽太信子去世後，周作人在給友人的信中說：「對然稍覺寂寞，唯老僧似的枯寂生活或於我也適宜。擬稍靜定後可以多做點翻譯工作也。」 【悲苦】 1921年，病中的周作人曾寫下這樣的詩句： 「這過去的我的三個月的生命，哪裡去了？ 沒有了，永遠的走過去了！ 我親自聽見他沉沉的緩緩地一步一步的， 在我的床頭走過去了。」 1923年7月，與魯迅失和後的周作人在《尋路的人》一文中寫道： 「我是尋路的人。我日日走著路尋路，終於還未知道這路的方向。 現在才知道了，在悲哀中掙扎著正是自然之路，這是與一切生物共同的路，不過我們意識著罷了。 路的終點是死，我們便掙扎著往那裡去，也便是到那裡以前不得不掙扎著。」 周作人在《晝夢》中嘆道： 「我是怯弱的人，常感到人間的悲哀與驚恐。 …… 我曾試我的叫喊，卻只有返響回來，告訴我的聲音的可痛地微弱。 我往何處去祈求呢？卻只有未知之人與未知之神。」 1928年9月,周作人發表《歷史》一文,指出「天下最殘酷的學問是歷史」,「我讀了中國歷史，對於中國民族和我自己失了九成以上的信仰與希望」。不久，他又發表《青年脆》一文，說：「近兩年來中國到處是人頭脆，而青年似乎尤其脆得可以。」這年11月，周作人發表《閉戶讀書論》，從此閉門讀書，不問世事。 次年，周作人寫下《啞巴禮讚》，嘆息「世道衰微，人心不古」，他說「語云：『病從口入，禍從口出』；說話不但於人無益，反而有害」，「幾千年來受過這種經驗的先民留下遺訓曰：『明哲保身』,幾十年來看慣這種情形的茶館貼上標語曰:『莫談國事』」。之後,他又寫《麻將禮讚》,嘆道：「我們的生活恐怕還是醉生夢死最好吧。」 周作人有一個長達十三字的署名：京兆布衣八道灣居士苦茶庵主。他形容自己的處境，愛用「苦」字，「苦雨齋」、「苦茶」、「苦住」等。 1932年，有署名「吾家予同」之人(game.mihua.net)稱周作人「尚保持五四前後的風度」，周在給俞平伯的信中稱其「大誤」，說：「自審近來思想益消沉耳，豈尚有『五四』時浮躁凌厲之氣乎？」 1934年，周作人五十壽辰時，作打油詩二首，其詩云：「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將袍子換袈裟。街頭終日聽談鬼，窗下通年學畫蛇。老去無端玩古董，閑來隨分種胡麻。旁人若問其中意，且到寒齋吃苦茶。」其二云：「半是儒家半釋家，光頭更不著袈裟。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徒羨低頭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談狐說鬼尋常事，只欠工夫吃講茶。」 常風回憶，1938年夏，到北平接家眷的葉公超受中研院與北大之託，勸周作人南下。葉在北平的兩個月間，多次勸說周南下，但每次周總以南下有種種困難為由推脫，並請葉代為向在南方的朋友們說明。葉離開北平的前一日，到周宅辭行，臨別時，周一直送至街口，時天色已晚，常風在汽車裡「隱隱約約看見周作人孤單單地站在那裡。一陣秋風落葉掃地而過，他還兀然不動望著即將開動的汽車向我們揮手。我感到一陣說不出的凄涼。車子開後葉先生和我好半天都沒說話……車子開到大街上後葉先生才嘆了一口氣，『苦雨齋將來不知要變成什麼樣子！』」 1954年1月3日，這天是周作人的七十大壽（虛齡），他在日記中寫道：「生日照例是不幸的日子，甚為不快，不知何時得脫此苦也。」 【人本】 周作人幼年與祖母蔣氏（其父周伯宜的繼母）生活,對祖母很是同情，他回憶:「我的祖母……在有妾的專制家庭中，自有其特別的苦境……那種苦忍守禮，如不坐石條，不飲龍眼湯的事，正是常有。至於生平不見笑容，更是不佞所親知灼見也。」 由於祖母的際遇，周作人對祖父很是不滿，他於晚年回憶，一次祖父罵祖母「長毛嫂嫂」，還含糊地說了一句房幃隱語，祖母便哭了起來，說：「你這成什麼話呢？」周當初並不懂什麼意思，後來才知道，祖母一家曾陷入太平軍中，祖父說的便是此事。明白之後，他「對於說這樣的話的祖父，便覺得毫無什麼的威xin了」。 周作人祖父的妾潘姨太是北京人，喜歡京劇。在花牌樓時，她偶爾找來《二進宮》之類的石印戲本，讓周作人幫她描一本，自己也按上年的小字抄一本。潘姨太當時剛過三十歲，卻要陪著一個監獄裡的老頭虛耗青春，年少的周作人心裡對她生出許多同情。 雖然幾乎每次家中的風暴都是潘姨太惹起來的,也帶給祖母許多困礙，但周作人認為:「以平常的婦女處在特殊的環境里，總會有這種情形,這是多妻的男子的責任,不能全怪被迫做妾的人……」 周作人從小就關注女性命運，除了祖母、潘姨太，鄰家拒婚茹素早卒的少女、楊三姑等也給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成為他日後格外關注舊時代女性命運的原因。 由於周遭女性的遭遇，周作人憎恨蓄妾的男子，也因此，他日後對長兄魯迅和三弟周建人頗有微詞。他在山中雜信中說：「我平常有一種偏見，以為做不必要的惡事的人，比為生活所迫，不得已而做惡者更為可惡；所以我憎惡蓄妾的男子，比那賣女為妾——因貧窮而吃人肉的父母，要加幾倍。」基於以上原因，他對提鳥籠的人也極為反感，認為「同纏足一樣是痛苦的賞玩，是一種變態的殘忍的心理」。 周作人da姑去世後，其女兒珠姑因不堪同父異母兄嫂的虐待，與一個茶房店伙私奔，做了那人的妾。一年，珠姑託人給魯老太太帶來一些禮物，說想念外婆家，希望能讓她前來走動。魯老太太與家人商量後婉辭謝絕了。周作人晚年提及此事很是後悔，他說：「我家自昔有妾禍，潘姨剛才於兩年前出去，先母的反感固亦難怪，但我們也擺起道學家的面孔來，主張拒絕，乃是絕不應該的，正是俞理初的所謂虐無告也。回想起這件事，感到絕大的苦痛，不但覺得對不起大姑母，而且平常高談闊論的反對禮教也都是些廢話。」 周作人的叔叔伯升只比周大兩歲，二人自小一起上書房念書，後又一起到南京上學。1904年，周作人的祖父去世，當時作為長子的周作人父親早已去世，長孫魯迅在日本留學，周作人便頂替了祖父葬禮中「孫子」的位置。不久，叔叔伯升從學校回來奔喪，周作人本以為自己可以卸任了，但卻未得到許可。周作人不知道是因為禮教的規定還是僅僅因為伯升是庶出，他認為，如果僅僅是後者，那對伯升實在是極不公平的。周作人與伯升關係一直很好，伯升37歲早逝，周作人很是為之嘆息，晚年在回憶錄中亦多次談及。 周作人很注重對兒童心理的研究，他多次指出中國的兒童書籍太少，不能滿足孩子們的要求，到晚年，他為自己當初沒有學習繪畫，不能為兒童們畫畫而遺憾。他還從《太平廣志》中為兒童玩偶找出了中國名字——「新婦子」。 馮至曾對靜遠說，周作人在男女關係上比較開明，北大某教授曾寫信追求一女學生，女學生將信件公開，某教授被免職。周作人曾為之鳴不平。 周作人評價中國書籍有一條獨特的標準，就是看作者「對待人的態度」，特別是「對待女人、兒童的態度」。依此標準，中國書籍中惟有《紅樓夢》是好的，《西遊記》和《聊齋志異》可以給兒童帶來快樂，故可以一讀。《水滸》中，他最喜歡魯達，最憎惡武松，因為武松嗜殺，殺嫂子，血濺鴛鴦樓，雖是中國傳統的英雄,在他看來則是狗熊；而魯達在水滸英雄中殺人最少,僅為一人，這一人還是因無奈和失手。 周作人晚年常寫文章責備魯迅「娶妾、多妻」，孫郁認為，周之所以對長兄如此苛刻，「一是因羽太信子之故而結下的怨恨；二是從朱安的角度考慮問題，覺得朱安太可憐」。 【雅趣】 周作人在八道灣的寓所苦雨齋，可謂「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這裡是當時文學界名人雅集的地方，認識的，不認識的朋友，都可以前來，「推門即入，不拘形跡」（張琦翔語），經常前來的名士有錢玄同、劉半農、黎子鶴、馬季明、徐祖正、俞平伯、沈尹默等人。 張中行回憶，周作人以態度溫和著名，他的苦雨齋從不將訪客拒之門外，每有人來，總是客氣接待，對坐在椅子上，不忙不迫，細聲微笑地談閑話。「幾乎沒有人見過他橫眉豎目，也沒有人聽過他高聲呵斥。」 周作人好飲茶，嘗言，於瓦屋紙窗之下，清泉綠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飲，得半日之閑，可抵十年塵夢。 在《雨天的書·自序一》中，周作人說：「今年冬天特別的多雨……在這樣的時候，常引起一種空想，覺得如在江村小屋裡，靠玻璃窗，烘著白炭火缽，喝清茶，同友人談閑話，那是頗為愉快的事。不過這些空想當然沒有實現的希望……只好隨便寫一兩行……聊以對付這雨天的氣悶光陰罷了。」 周作人常在散文中提到各地飲食，他晚年作品《知堂回想錄》中更是有一章「路上的吃食」專門談在各地求學時吃過的風味小吃。後鍾叔河輯錄《知堂談吃》一書，在序中說：「談吃也好，聽談吃也好，重要的並不在吃，而在於談吃亦即對待現實之生活的那種氣質和風度。」 周作人的《五十自壽詩》發表後，劉半農認為周的詩雖然不錯，卻「撒了謊」：周不會作畫，從不寫草字；玩古董有些瞎吹，種胡麻更非事實；寒齋不寒，爐火很旺；苦茶不苦，你若去吃，定是三炮台香煙和法國麵包點心。 【性情】 周作人出生的那天，他的一位堂房叔叔夜半歸來，走進內堂門時，似乎看見一個白須老人站在那裡，轉瞬就不見了。後半夜,周作人便呱呱墜地。堂叔看見白須老人的傳言不脛而走,傳來傳去，白須老人竟變成了老和尚。從此，周作人便被傳言是老和尚投胎轉世。周后來亦自承是一個和尚。 生病住院期間，周作人讀了大量的佛經。從《魯迅日記》得悉，魯迅去探病時，常給他帶去佛經，還特地去給他買過經書。他的早期作品常談佛理，如《山中雜信》、《勝業》、《談戒律》、《釋子與儒生》等。但從上世紀40年代直至其去世的20年間，其作品再難覓與佛理有關的言論，研究者認為，這大概與他晚年對現實的頓悟有關。 兒時，魯迅對周作人說長慶寺的佛像有許多手，手裡拿著各種東西，其中還有骷髏。周當時並不明白骷髏的意思，經魯迅解釋後,他感到非常恐懼,以後到寺中去都不敢正眼看佛像。父親病時，周作人兄弟三人常聽父親講《聊齋》,周記得其中有一種叫「野狗豬」的怪物,兵亂後到死人堆中，專門吃人的腦髓，當他聽到父親說肢體不全的屍體一起站起來，驚呼「野狗豬來了，怎麼好」的時候，覺得實在陰慘得可怕。這兩件事情讓他記憶極為深刻，60多年後回憶起來都「不是很愉快的事情」。 魯迅到南京讀書後，周作人也很想從家裡逃脫，原因一半與魯迅相同，源於「衍太太」的挑撥離間，另一半是討厭上街買菜。他倒不怕與小販們討價還價，而是因為祖父規定，上街一定要穿長衫。於是大夏天，他便只能穿著長衫，挎著籃子，走二里路到早市,擠在魚攤菜擔中間,酷熱難當，他覺得，這對他來說，實在是「無形的虐待」。 杭州的拱辰橋很是繁華，這是周作人從紹興到南京上學的必經之地，但他經過四五次，一直沒有上過岸。一次，由於船到杭州較晚，來不及進城，船上的人便只能上岸過夜。周住的那家客棧隔壁住了一個「野雞」，他剛要了一碗湯麵，茶房便來勸他去隔壁「白相」（玩），不一會兒，隔壁的「小姐」和服侍她的「大姐」輪番來勸他過去，周好不容易將她們打發走。這個客棧的臭蟲、蚊蟲，隔壁沒有生意的主僕喁喁的聊天聲，又讓周作人實在覺得心煩，到了半夜便下樓結賬，乘船進城。以後路過，他再也沒有勇氣上岸去了。 1904年冬，周作人到北京考官費留學，他去聽了三回京劇，既感受到了京劇的精華，也看到了糟粕。其中一次是譚鑫培的，周平常討厭京戲裡的長音，聽了有一種生理上的不愉快，但這次聽譚老闆的戲卻沒有這種反感。又一次是兩場偷情戲,很是淫褻。這次經歷給周留下了極為糟糕的印象,以後在北京的40多年中，他再不曾看過一場京戲，只要聽見「噯噯噯」的唱腔，便「衷心發生厭惡之感」。 在日本留學期間，周作人「過得頗為愉快」，既「沒有遇見公寓老闆或是警察的欺侮」，也沒有受到過國際事件的刺激，如魯迅所經歷的日俄戰爭中辱殺中國偵探的刺激。他對日本印象很好，很快習慣了日本的生活方式，融入日本文化。留學6年間，他從未回過國,東京已然成了他的第二故鄉。 周作人喜歡日本式的生活方式，他說：「日本住房，幾張席子（榻榻米），一張炕桌，一副坐墊，看書、寫字、吃飯都是這張桌子，晚上睡覺，拉開牆櫃，扯出被子就睡，搬家也簡單方便。」梁實秋曾說：「我記得他寫過一篇文章讚美日本式的那種紙壁地板蹲坑的廁所，簡直匪夷所思。」 周作人翻譯日本作家江馬修的小說，將題目翻譯為「小的一個人」。他覺得此種說法不符合中文習慣，但又沒有更貼切的譯法。他將作品送到《新青年》去發表，陶孟和提筆加了一個「小」字，於是題目變成「小小的一個人」，一下子便生動起來。周對陶十分佩服，稱其為「一字師」。 1926年，張競生主編的《性史》一書出版,一時間舉國嘩然,張競生被文學界戲稱、諷刺為「性學博士」，但周作人卻公開表示支持張。周說：「假如我的子女在看這些書，我恐怕也要干涉，不過我只想替他們指出這些書中的缺點或錯謬，引導他們去讀更精確的關於性知識的書籍，未必失色發抖，一把奪取淫書，再加幾個暴栗在頭上。」 一次閑談中，張中行對周作人說，希望他能編一本日本俳句，因為沒有比他更合適的人了。周作人聽罷，鄭重拒絕道：「沒有那個本事,辦不了。」20世紀30年代,在北大的一次詩歌討論會上，鄭振鐸、冰心等人都做了長篇的發言。輪到周作人時，周只說自己不懂詩，所以不能說什麼。 周作人說：「我從小讀《論語》，現在得到的結果除中庸思想外，乃是一點對隱者的同情。」他崇拜陶淵明，20世紀30年代有人稱他為現代陶淵明，他高興地將其引為知己。 1930年，周作人去輔仁大學演講，該校英語系一年級學生鄧廣銘聽完了全部的六次演講並做了完整記錄。演講結束後，鄧將記錄稿拿給周看，周校改一遍後交出版社出版，這就是《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一書。周作人的演講既無講義亦無提綱，周說鄧的記錄稿不但絕少錯誤，還條理分明。書出版後，周作人把稿費700元全部送給鄧廣銘，鄧用這筆錢買了一套線裝的百衲本二十四史。 張中行曾聽趙蔭棠說，周作人任偽職後，一位落魄的北大學生曾求他介紹工作。這位學生第三次上門時，正趕上屋內有客人，門房擋了駕，但學生以為是周推託,怒氣難平,在門口大罵起來，聲音高到內院也能聽得清清楚楚。幾日後，這位學生便接到了任職的通知。有人問周，他這樣大罵，怎麼還幫他？周答：「到別人門口罵人，這是多麼難的事情啊，太值得同情了！」 張琦翔回憶：「周作人平時手不釋卷，什麼家務公事，統統委之於人。有一天，家裡丟了兩包大米，有人勸他追查一下，但他卻說:『沒有那麼多工夫查，耽誤了看書,划不來，丟了算了。』」 周作人曾說，他的心裡住著兩個鬼:「紳士鬼」和「流氓鬼」,它們「指揮我的一切的言行」，「有時候流氓佔了優勢我便跟了他去彷徨,什麼大街小巷的一切隱秘無不知悉,酗酒、鬥毆、辱罵，都不是做不來的，我簡直可以成為一個精神上的『破腳骨』（小流氓）。但是在我將真正撒野，如流氓之『開天堂』等的時候，紳士大抵就出來高叫『帶住，著即帶住！』說也奇怪，流氓平時不怕紳士，到得他將要撒野，一聽紳士的吆喝，不知怎的立即一溜煙兒地走了。」 女師大風潮中，周作人寫了一系列文章支持學生運動，其文筆辛辣犀利，絲毫不輸乃兄魯迅。但他出作品集時，卻不收錄此類文章。孫郁說：「（這）大約又是『紳士鬼』起作用吧？這是一個矛盾的人，一個被精神困擾的痛苦的靈魂。」 周作人曾對趙蔭棠說，他知道自己本性中有不少壞東西,因而如果做了皇帝,也許同樣會殺人。 周作人懼內，對夫人羽太信子言聽計從。「九一八事變」後，北平局勢極不安穩，一遇風吹草動，信子就叫人將八道灣門口掛的「周宅」的牌子取下，換成「羽太寓」，並掛上日本旗。周聽之任之，不加制止。魯迅聽說後，慨嘆道:「現在八道灣只有老二一個中國人了,而他又是如此昏。」 抗戰勝利後，周作人多次引用《東山談苑》典故:倪元鎮為張士信所窘辱,絕口不言。或問之，元鎮曰:「一說便俗。」晚年，他對杜牧的「忍過事堪喜」極為激賞,多次表示「壽多則辱」，「即使長命，在四十八歲內死，最為得體」。 張中行回憶，周作人與魯迅一樣，瑣屑小事也一絲不苟。書籍總是整整齊齊；給人寫信，八行信箋用毛筆書寫，總是最後一行署名，恰好寫滿；給人寄書，總是包得稜稜角角，整整齊齊；友人送他圖章，他也要糊個方方正正的紙盒，將圖章裝起來。 俞平伯說周作人：「我們常不免是抒情的，知堂先生總是合禮，這個態度在以前我尚不懂得。十年以來，他寫給我輩的信札，從未有一句教訓的調子，未有一句情熱的話，後來將今日偶然所保存者再拿起來一看，字裡行間，溫良恭儉，我是一旦豁然貫通之，其樂等於所學也。在事過情遷之後，私人信札有如此耐觀者，此非先生之大德乎。」 魯迅的兒子周海嬰談論叔叔周作人，不像父親魯迅那樣「時時解剖別人，更多的是無情地解剖自己」。 【文藝】 在南京上學時，周作人得到了一本插圖本的英文《天方夜譚》，引發了他對外國文學的興趣。他試著將其中的《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盜》翻譯成文言文。翻譯時，他對原文做了刪節和修改：一是阿里巴巴死後,其弟凱辛娶了他的妻子，周認為不合禮數,將此刪除；二是書中的女奴後來成了凱辛的兒媳，周在敘述她的命運時修改為「不知所終」。他以「萍雲」為筆名將譯文寄到《女子世界》發表。後此文又出了單行本，命名為「俠女奴」。 周氏兄弟在日本留學時，開始翻譯外國小說，大多為東歐小說，譯筆古奧，結集出版時起名為《或外小說集》（「或」為「域」的古字）。胡適稱讚「域外小說集比林（琴南）的小說確是高得多」，「是古文翻譯的小說中最了不得的好」。 《域外小說集》第一、第二冊分別在東京和上海寄售，半年中，第一冊在東京銷售21本，第二冊20本，第一冊多售出的一本還是他們自己買的；在上海，兩冊均售出二十本上下，此後再無人問津。魯迅在以周作人名義寫的序言中說，銷路不好的原因是小說都比較短，與我國傳統的一二百回的章回體小說區別甚大，看過的人往往搖頭說：「以為他才開了頭，卻已完了。」阿英則認為，周氏兄弟翻譯雖用文言文，但仍舊保留了原來的章節格式,當時的中國讀者極不習慣,有些佶屈聱牙，不受歡迎是很正常的。 「五四」前後, 周作人的翻譯小說集《點滴》(後更名為「空大鼓」)出版, 全書21篇作品中，俄國、波蘭、南非、匈牙利等被壓迫民族的小說佔了70％以上，其中俄國作家契訶夫的《可愛的人》、庫普林的《晚間的來客》、安特萊夫的《齒痛》、波蘭作家顯克微支的《酋長》等在「五四」時期均產生了很大影響。 周作人自謙自己並非文人，也不是學者，他的工作只是打雜、砍柴、打水、掃地一類的工作。如搜集歌謠、童話、民俗，翻譯東歐、日本、希臘文學作品等，都是高興了來幫一手，但這只是在缺少人手的時候才行，如已有了專門的人，他就只得溜出去，另去做掃地砍柴的勾當了。 胡適到紫禁城拜見遜帝溥儀後，社會各界都開始關注「這個青年」的前途了。周作人的建議是溥儀最好出國留學，研究希臘羅馬藝術，理由是他衣食無憂，最適合研究這些「無用學問」。 在《自己的園地》序中, 周作人談到其寫作的原因, 是「尋求想像的朋友請他聽我無聊的閑聊」, 是「因寂寞，在文學上尋求安慰」。 周作人提倡「多面多樣的人道主義的文學」，認為這才是「真正的理想的文學」。他對作品的選擇不拘一格，翻譯了人生觀迥異的梭羅古勃與庫普林的作品，又翻譯了在女子解放問題上與易卜生意見不同的斯忒林培格的作品。 汪靜之的詩作「一步一回頭，瞟我意中人」，受到周作人的極力推崇，周說：「這是舊道德上的不道德，方是詩情的精神。」 周作人喜歡誦吟張心齋的《幽夢影》，說是那樣的舊，有時這樣的新。 「五四」以後，周作人撰寫了大量的散文，其風格平和沖淡，清雋幽雅，常以「風」、「雨」一起構成散文的「基本意象」。在其影響下，20世紀20年代形成了包括其學生俞平伯、廢名等人在內的散文創作流派，被阿英稱之為「很有權威的流派」。 周作人說：「我寫文章平常所最為羨慕的有兩派，其一是平淡自然，一點都沒有做作，說得恰到好處；其二是深刻潑辣，抓到事件的核心，彷彿把指甲狠狠地掐進肉里去。」 曹聚仁評價周作人的文風，「可用龍井茶來打比，看去全無顏色，喝到口裡，一股清香，令人回味無窮。前人評詩，以『羚羊掛角，無跡可求』來說明神韻，周氏小品,其妙正在『神韻』」。 周作人博覽群書。一次，張中行從地攤上買到一本日本廢性外骨的《私刑類纂》，內容豐富，插圖幽默，很是有趣。後來張在與周的閑談中提及此書，周立即舉出其中的幾幅插圖，如同剛剛看過。到周家串門的朋友學生都知道，周作人永遠是坐在靠窗的桌子旁，桌上放著一本書。他每天都要動筆寫作，說沒有別的事可做，不讀不寫悶得慌。 廢名回憶，周作人作文從不打草稿，一遍寫好，看一看有沒有錯別字,便不再修改,算是完卷。因為他說起稿便不免於重抄，重抄便覺得多無是處，想修改也修改不好，不如一遍寫好。 新中國成立後，周作人繼續從事翻譯工作。他先後翻譯了《俄羅斯民間故事》、《日本狂言選》、《希臘擬曲》、《伊索寓言》等9部作品,與人合譯《阿里斯托芬喜劇集》、《歐里庇得斯悲劇集》（共三集）、《石川啄木詩歌集》、《平家物語》等6部作品。 文潔若回憶，周作人每翻譯一部作品，都力所能及地多找幾種版本，然後選定自己認為最可靠的版本,如果個別詞句和注釋參考了其他版本,他就在注文中一一說明。他每次都加上詳細的注釋，在前言後記中交代作者生平、作品的歷史背景、藝術特點等。立論精闢，提綱挈領，深入淺出，恰到好處。文潔若曾搬出原稿核對周作人翻譯的稿件，從未找出過差錯，每遇到譯得精彩的地方，總不禁拍案叫絕。 周作人曾希望在譯著後面多加一些注釋，但出版社要求他壓縮從簡，他只能在頁末略加幾條簡單的注。為此，他十分惆悵，提起這部譯作便覺得「沒有多大意思」、「沒有什麼可喜的」。 郁達夫曾比較魯迅、周作人兄弟的文章，他說：「魯迅的文體簡練得像一把匕首，能以寸鐵殺人，一刀見血。重要之點，抓住了之後，只消三言兩語就可以把主題道破……周作人的文體，來得舒徐自在，信筆所至，初看似乎散漫支離，過於煩瑣！但仔細一讀，卻覺得他的漫談，句句含有分量，一篇之中，少一句就不對，一句之中，易一字也不可，讀完之後，還想翻轉來從頭再讀。」 【教學】 冰心晚年回憶老師周作人：「我在燕大末一年，1923年曾上過他的課，他很木訥，不像他的文章那麼洒脫，上課時打開書包，也不看學生，小心地講他的,不像別的老師,和學生至少對看一眼。我的畢業論文《論元代的戲曲》，是請他當導師的，我寫完交給他看，他改也沒改，就通過了。」 冰心回憶：「我二十歲開始寫作，那時還在上學，怕人家說我寫文章，就起了個筆名。我的原名叫謝婉瑩，婉是排行，冰與瑩也有一點關係。記得當時周作人先生是我的老師，他不知道我已開始發表作品，上課時還拿我的文章來教我們。」 卜乃夫曾回憶上世紀30年代慕名到北京大學旁聽周作人講課的情景：「鈴聲響過不久，教室門開了，我的心弦微微有點兒顫動,跨進一個中等身材、個兒不算太矮的人,著一件米灰色布棉襖褲，黑色布鞋、光頭、白眼鏡，全身上下給人一種整潔樸素之感。……他講書正如他寫文章，除正文外還有不少的插語。但他給我的最深印記，卻是躊躇不決。他未開口之前,總要用手抓頭,考慮一下，開口時則有點吞吞吐吐，輔助詞用得很多。正像他寫文章一樣，似乎恐怕一句話說出去，會成為一顆炸彈。」 周作人滿腹學問，但不善言辭，說話帶著濃厚的紹興口音，極不易聽懂，走上講台後，常讓人覺得他手足無措，許久才站定，然後把兩手分別插入棉袍兜兒里才慢慢開始講課。學生形容他講課如同拜倫筆下的波桑教授：「他講起希臘文來，活像個斯巴達的醉鬼，吞吞吐吐，且說且噎。」 吳曉鈴回憶，周作人在燕大授課時, 給學生打分全部是中庸之道的M (成績分為五個等級: 優（E）、良（G）、中（M）、平(P）和劣（F））。燕大註冊科的人找他說，五等應一應俱全。周答應改評，將成績全部改成E後，從此便不肯到燕大兼課。 周作人曾應邀為清華文學社講演，梁實秋回憶：「到了約定的那一天，他僕僕風塵地到了清華園。講題是『日本的小詩』，他坐在講壇之上，低頭伏案照著稿子宣讀，而聲音細小，坐第一排的人也聽不清楚，事後我知道他平常上課也是如此。一個人只要有真實學問，不善言辭也不妨事，依然受人敬仰，豈明先生便是一個實例。我後來看到他的講稿發表，才明白他講的原是松尾芭蕉等等的俳句。」 柳存仁考入北大後，曾去旁聽周作人講課，柳回憶：「他不是那種大聲疾呼長於雄辯的人物，開口只是娓娓清談罷，就是說話的聲音也不特別響亮，所以四五排以後的聽眾就有點吃力。第一堂課聽畢，往往五六十人就一窩蜂似的散了,到了第二回上課,剩下的就是真正選習的20餘人罷了。」 謝興堯回憶，北大曾請日本學者原田淑人講考古學，由周作人進行翻譯。周聲音很細，說話很慢，好像很吃力的樣子，翻譯了兩三次就換成錢稻蓀翻譯，錢的聲音清楚明亮，學生很是滿意。 何其芳在《論周作人事件》中寫道：「據他（何的某位同學）說周(作人)上課總是晚到早退，而且下課後便慌忙地離開學校,因為他怕『庸俗』的學生們去麻煩他。在街上他有一個特別的規矩,不招呼人。而且他暗暗地嫉妒著魯迅先生。他曾經對我那位同學說: 『人們都說魯迅對青年好……他的意思頗不以為然。……他的署名似乎是有等級的，大刊物是知堂，小刊物是智堂、跖堂，一直到印成書時才是周作人。」 【少年】 周作人幼時，與妹妹端姑睡在一個房間里。一次，周覺得妹妹的大拇腳趾很是可愛，便一口咬了下去，疼得妹妹大哭起來，大人聞聲趕來，才知道是周的惡作劇。當時周作人正患天花，傳染給了妹妹，周后來痊癒，妹妹卻不幸夭折，去世時不滿周歲。方頂的瓜皮帽，樣子很滑稽。一次，有戶人家嫁女兒，大家都去看新嫁娘，此人也在圍觀的人群中。周作人偷偷走到他後面，扯他的小辮子，由於辮子深壓在帽子里，一扯動，帽子便飛了。此人也不生氣，回頭問周道：「人家連新娘子也看不得嗎？」周作人見他的態度極好，下次便不再和他開玩笑了。 少時，周作人在杭州花牌樓陪伴入獄的祖父時，首先遇到的煩惱事就是被臭蟲咬。臭蟲咬人既痛又癢，還起很大的腫塊。周將一盤涼水放在床前的地上，在床上尤其是帳子的四角和兩扇的縫合處找臭蟲，找到後便將臭蟲撥到盆中，不一會兒盆里就浮滿了臭蟲。另一件事就是挨餓。當時周十二三歲，正是長身體的時候，每日三餐之外，下午照例有一條糕乾作為點心，但周總是不夠吃。他回憶道：「沒有別的辦法，我就來偷冷飯吃,獨自到灶頭,從掛著的飯籃內揀大塊的飯直往嘴裡送，這淡飯的滋味簡直無物可比，可以說是一生吃過的東西里最美味的。」 在周作人的記憶中，父親伯宜公從不打小孩，但周建人卻在《魯迅故家的敗落》中回憶，父親唯一一次打孩子就是打了周作人,原因是周作人與鳳升叔（即伯生）吵架,「祖父聽到後生起氣來，對我父親說：『伯宜嗬，我和你約法三章，鳳升不好歸我教訓，壽不好歸你教訓』，說著拖了鳳升叔進屋去了，父親……便扯了二哥到大堂前……要二哥朝著牌位跪下，一邊打一邊罵：『打死你這不肖子孫！周家怎麼會有你這樣的子孫？』這是我父親第一次打孩子，也是唯一的一次。我二哥不久就好像完全忘記了這件事……」 周作人的祖父好罵人，上至昏太后、呆皇帝，下至子侄兒孫，無不痛罵，平常不罵的人只有姨太太和小兒子伯升，一次，伯升在學堂考了倒數第二，周作人考了第二，他罵道：「阿升這回沒有考背榜，倒也虧他的。阿櫆考了第二，只要用功一點本來可以考第一的，卻是自己不要好。」 少時，周作人、周建人，以及本家的兩個叔叔周冠五、周嗚山去周作人的大姑德姑姑家看潮。一路上，四個少年故意站在船側兩舷，將船搖晃得此起彼落，顛簸不堪。德姑姑的女兒嚇得大哭，德姑姑出聲制止，但四人卻不買賬，仍將船晃得像醉漢一樣，一直到下船才停止。 四個人在德姑姑家的樓上住下，德姑姑待客很熱情，每餐給他們做四大盤四大碗的全葷菜，盛一桶米飯。為了捉弄德姑姑，四個人商量出一個辦法，有時將四大盤吃乾淨，四大碗不動；有時又將四大碗吃乾淨，四大盤不動；有時則只吃飯而不動一筷子菜；有時將一桶米飯全吃光，有時只吃半桶，有時卻又顆粒未動。樓上設了兩張床,德姑姑讓他們兩人睡一張,但他們全擠在一張床上睡，另一張空著。德姑姑怕他們晚上餓，給他們每人準備一盒點心，他們卻故意半夜假裝搶東西吃而發出打鬥的聲音，慌得德姑姑忙披衣上來查看，他們卻又寂靜無聲地假裝睡熟了。 德姑姑在樓上設了一個便桶，方便他們夜間之需，但他們卻成天待在樓上,讓他們上街,不去，看戲，也不去。大小便無論日夜都撒在便桶里，還不讓用人去倒，一定要等便桶蓋浮起來了，才讓老媽子用糞勺，一勺一勺地撒出去。氣得德姑姑恨恨地說：「你們這班惡客，我該不邀你們來！」但到他們真要走時，德姑姑卻又深情挽留。 一年夏天，德姑姑回娘家拜祭生母，午後已隱隱有雷聲，天氣極不好。但因繼母蔣老太太的一句玩笑話，德姑姑起了誤解，一定要回家去，眾人怎麼勸說也不肯聽，說：「死也得去！」說罷便出門坐上了回家的船。沒過多久，狂風大作，電閃雷鳴，暴雨如注，晦黑如夜。傍晚，噩耗傳來，德姑姑在暴雨中落水，屍身次日才被撈起。 父親去世，大哥魯迅到南京求學，家中收租完糧的任務便落到周作人頭上。周對這種生活很是失望，有一段時間，他在街頭遊盪，「幾乎成了小流氓」。他結識了一名人稱阿九的小「破腳骨」（小流氓），兩人一起閑逛，但並不真去惹事。遊盪到半夜，兩人就近吃點夜宵。一次，他們在一位壽材店老闆開的葷粥店吃粥時，阿九忽然正色問道：「這裡邊你們下了什麼沒有？」店主愕然不知所對，阿九這才慢慢說道：「我想起你們的本行來，生怕這裡弄點花樣。」暗示店主在粥里下了毒藥，店主不禁失笑。這種便是小「破腳骨」的一點把戲，周作人說：「我從他的種種言行之中，著實學了些流氓的手法。」 周作人與幾位友人從上海出發到日本留學，到上海後，他們住在一家旅店。當時幾個人正是年輕氣盛，主張打倒迷信，破除敬惜字紙的陋習，所以上廁所時總是用報紙擦拭，引起了其他客人的嫌惡。旅店的住客聯合抗議,對他們說願意提供上廁所用的草紙,請勿再用字紙。幾個人沒有辦法，只好屈服。 【婚戀】 1897年正月，周作人到杭州陪伴羈押在杭州府獄中的祖父。在這裡，他遇到了自己的初戀，隔壁姚家的養女，一位姓楊，人稱「阿三」（三姑娘）的女孩。 周作人從不曾和三姑娘交談過一句,也沒有仔細看過她的面貌姿態。在他的記憶中,三姑娘「彷彿是一個尖面龐，烏眼睛，瘦小身材，年紀十二三歲的少女,並沒什麼殊勝的地方」,但卻是他「對於異性的戀慕的第一個人」。每次三姑娘抱著貓來看他寫字，他便「不自覺地振作起來，用了平常所無的努力去映寫，感著一種無所希求的迷濛的喜樂」。 有一天，潘姨太發泄她對姚姓一家的憎恨時說：「阿三那小東西，也不是好貨，將來總要落到拱辰橋去做婊子的。」周並不明白婊子的意思，但他當時聽了便想：「她如果真是流落做了婊子，我必定去救她出來。」 因母親生病，大半年後，周作人回到紹興。過了一個月，僕人阮升回紹興，帶給周一個讓他震驚的消息：「楊家的三姑娘患霍亂死了。」周「很覺得不快，想像她悲慘的死相，但同時卻又似乎很是安靜，彷彿心裡有一塊大石頭已經放下了」。 周作人對少年時在花牌樓的日子和三姑娘念念不忘。晚年，周作人寫道：「我與花牌樓作別，已經有六十多年了。可是我一直總沒有忘記那地方……」 1900年，周作人在紹興娛園遇見了與他同年同月生的表姐酈，頓時心生愛慕，但酈表姐自小已定下親事，周只能單相思。一次，周作人與一些小兄弟溜上樓找東西吃，無意中看見她的一件雪青紡綢衫，不禁穿上跳起舞來。後來，周讀到一首日本詩歌《絳絹里》，描寫一個男子接觸到已故女友衣服時的感受，不禁產生了共鳴。酈表姐命運多舛，婚後因病早逝，只留下一張照片放在魯老太太那裡。 周作人東渡日本後，魯迅將他接到自己寄宿的伏見館住下。剛到伏見館，他便遇到了館主的妹妹、兼做下女的乾榮子，一個十五六歲的少女，前來幫他們拿包，端茶倒水。乾榮子赤著腳在屋裡走來走去，這雙裸露的天足給周作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21年，他在《天足》一文開篇便寫道：「我最喜見女人的天足。」 1933年，周作人還曾夢見乾榮子。次年暑假,周作人攜妻到東京度假，他於8月9日晚間,妻子、友人一起到本鄉三丁目閑逛，而當年的伏見館便在二丁目，周與乾榮子可能還有一次偶遇。而這次故地重遊也給周作人的婚姻帶來了風波,晚年羽太信子在與周作人爭吵中,時常提及周作人這次「東京之行」時的「外遇」。 周作人在詩作《她們》中寫道：「我有過三個戀人，雖然她們都不知道。……她未嫁而死，她既嫁而死，她不知流落什麼地方，我無心去再找她了。養活在我的心窩裡，三個戀人的她卻還是健在。她的照片在母親那裡，我不敢去要了來看。她倆的面龐都忘記了，只留下一個朦朧的姿態，但是這朦朧的卻最牽引我的情思。我愈是記不清了，我也就愈不能忘記她了。」 周作人的夫人羽太信子是日本人，本為魯迅兄弟在日本「伍舍」的女傭，1908年4月8日，周與19歲的信子初次見面，次年3月18日結婚。 1911年，在長兄魯迅的催促下，周作人結束留學生涯，攜妻返回紹興老家。一次，羽太信子因瑣事大發脾氣，忽然暈倒在地，周家人不知所措。周作人經此一下，從此便不敢「忤逆」信子。後來，信子的弟弟羽太重久來到中國，信子又一次因發脾氣而倒地，重久見後漫不經心地說，她是老毛病，過一會兒自己就好了。果然，過了一會兒,她便自己爬了起來。大家這才知道,她這是病態。 周建人回憶：「早在辛亥革命前後,他攜帶家眷回國居住在紹興時,他們夫妻間有過一次爭吵，結果女方歇斯底里症大發作，周作人發愣，而他的郎舅、小姨都指著他破口大罵，從此，他不敢再有絲毫『得罪』，相反，他卻受到百般的欺凌虐待，甚至被拉著要他到日本使館去講話。平日里，一講起日本，總是趾高氣揚，盛氣凌人；講到支那，都是卑賤低劣。而周作人只求得一席之地，可供他安穩地讀書寫字，對一切都抱著息事寧人的態度，逆來順受。」 周氏一家搬入北京八道灣後，因周母年事已高，周家的財政大權便由信子接管。當時，魯迅在教育部供職，每月收入300多元；周作人在北大任教,月薪240元；周建人雖無固定工作,但靠翻譯、寫作，也時有稿費收入。全家收入頗豐，但信子花錢無度，時常入不敷出。一次蘇聯盲詩人愛羅先珂建議羽太信子養些家禽家畜，信子買了四隻小鴨子，鴨子要吃東西，信子便讓管家徐坤去找，結果徐高價買來泥鰍餵鴨。 周作人對家事一概不管。周氏夫婦與魯迅失和時，周作人說：「要天天創造新的生活，便只好犧牲與兄長的情誼。」 也有一些文章記述了羽太信子的另一面,俞芳在《談談周作人》中寫道:周母說信子勤勞好學，有上進心。她對周母的照顧很是上心，比如，周母有腎炎，要吃西瓜，為了讓婆母在冬天也能吃到西瓜，信子將西瓜熬成西瓜膏，這樣老人一年四季都能吃到西瓜。她對周作人和孩子們的照顧也很周到。 徐淦在《忘年交瑣記》中回憶羽太信子說：「上街採辦，下廚做飯，掃地抹桌，洗洗刷刷，全由羽太信子里里外外操勞個不停。她完全是日本型的賢妻良母,鞠躬如也,低聲碎步，溫良恭儉讓，又極像紹興的老式婦女，使我一點也看不出從前知堂當教授，做偽官領高薪時她會變成闊太太，如今過苦日子才變成這樣勤勞樸素。」 文潔若在《晚年的周作人》中回憶：「周作人的日籍妻子羽太信子生前，每餐必先在牌位（母親魯老太太、女兒若子、周建人的兒子豐三的牌位）前供上飯食，然後全家人才用膳。」錢稻蓀對文潔若說：「羽太信子病篤說胡話時，講的居然是紹興話，而不是日語，這使周作人da為感動。」（據徐淦回憶，羽太信子「說不上幾句像樣的紹興話」。） 新中guo成立後，羽太信子加入了中guoguo籍，她拿著批准入籍的證書高興地對住在周家的徐淦說著什麼。因其說的是日語，徐並不明白其意，周作人在一旁翻譯道，信子說她太愛中guo，渴望加入中guoguo籍，申請了許多回，終於如願以償，所以萬分高興。 羽太信子晚年，跋扈的性格並無太多改變，碰到不順心的事便大發脾氣。加上她體弱多病，精神狀態幾近崩潰。信子去世後，周作人在日記中寫道:「余與信子結婚五十餘年,素無反目情事。晚年卧病心情不佳，以余兄弟皆多妻，遂多猜疑；以為甲戌年東遊時有外遇,冷嘲熱罵,幾如狂易。」 1962年4月6日，信子病重，送入北大醫院急救。是晚，周作在日記中寫道：「燈下獨坐，送往醫院的人們尚未回來，不無寂寞之感。五十年余的情感尚未為惡詈所消失，念之不覺可憐可嘆，時正八時也，書此志感。」兩天後，羽太信子因冠心病病故於北大醫院，享年75歲。 次年4月8日，為信子周年忌辰，周作人憶起妻子，在日記中寫道：「今日為信子周年忌辰，憶戊申年（1908）初次見到信子，亦是4月8日也。」 【怡怡】 周家朝北的套房裡放了一張小床，幼時魯迅和周作人便在床上玩耍。一次兩人模仿戲中兄弟失散，沿路尋找的情形。二人在床上來回走著，大哥呀賢弟呀地叫喊，直到喊得聲嘶力竭才停下來。 周作人少時，睡下後常聽魯迅講故事。當時魯迅已15歲，看了《十洲》、《洞冥》等書，每天晚上睡下後不立即就寢，而是將書中看到的仙怪鬼神的傳說講給弟弟聽。講的什麼故事，周作人已經不太記得，但大哥講故事的情形他卻永生難忘，到晚年他寫《兒童雜事詩》時，仍很懷念：「幻想山居亦大奇，相從赤豹與文狸。床頭話久渾忘睡，一任檐前拙鳥飛。」 魯迅對兄弟很是愛護，特別是對周作人。在兄長的羽翼下，周作人幾乎感覺不到生活的壓力，他說：「我始終同魯迅在一處居住，有什麼對外的需要，都有他去辦了，簡直用不著我來說話。」 魯迅早年，經常與弟弟們互用署名，或混用筆名，特別是與周作人，但總體上看，魯迅作品署弟弟名字的情況多一些，例如，他們在日本合譯的《域外小說集》便只署了周作人一人的名字。 周作人和羽太信子結婚後，留學官費不夠用，魯迅便回國，到浙江兩級師範學堂任教，供養弟弟，支助弟媳一家（魯迅多次支助信子的弟弟羽太重久，並負擔其三次來中國的費用，還負擔信子妹妹福子的學費）。魯迅對一起回國的許壽裳說：「你回國很好，我也只好回國去，因為啟孟將結婚，從此費用增多，我不能不去謀事，庶幾有所資助。」 初入北大任教，對周作人無疑是個嚴峻的考驗，周作人白天擬好講義草稿，等晚上魯迅下班回來幫他修正字句後，方用於第二天的講課。 1917年，周作人病重，當時北京正流行猩紅熱，魯迅整日愁眉不展,四處告貸,為周延醫買葯。周作人回憶，當他高燒不退時，魯迅「也似乎有點兒張皇了，決定請德國醫生來看，其時狄博爾是北京外國醫生最有權威的人，雖然他的診費不及義大利的儒拉大夫的貴，（但也）要十二塊錢看一趟」。 當得知周作人只是出疹子，魯迅便精神煥發地對許壽裳說：「啟孟原來這麼大了，竟還沒有出過疹子……」當時他們住的紹興會館設施極為簡陋，周作人病中,沒有便器,小便只能用大玻璃瓶，大便則將骨牌凳翻過來，中間放上洋簸箕，簸箕里鋪上厚粗草紙。每天周作人方便後，都是由魯迅親自倒到院子里的茅廁去。 1919年底，魯迅全家搬入八道灣，房屋為魯迅選購，並親自設計修建。魯迅選中此處，是看中八道灣空地寬大，適合弟弟的孩子們遊玩。在魯迅建造裝修房屋之時，周作人卻攜妻赴日本探親遊玩。 1920年底，周作人患肋膜炎，魯迅極為擔憂，四處奔走，為弟弟籌集藥費。因家中人多嘈雜，魯迅將周送到西山碧雲寺靜養，他在這一天的日記里憂傷地寫道：「清晨攜二弟往西山碧雲寺為二弟整理所租屋，午後回，經海甸停飲，大醉。」 【鬩牆】 周氏兄弟反目，也許兒時便有預兆。魯迅的母親魯瑞曾對許羨蘇說：「龍師父給魯迅取了個法名——長庚，原是星名，紹興叫『黃昏肖』。周作人叫啟明，也是星名，叫『五更肖』，兩星永遠不相見。」後來也有人引用《詩經·小雅》之句說:「東有啟明，西有長庚」,「兩星永不相見。」 1923年7月14日，魯迅日記記載:「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飯，自具一餚，此可記也。」17日，周作人的日記曾記載有關他與魯迅矛盾的內容，但後來被他剪去了。19日，周作人將一封絕交信送給魯迅，信中寫道：「魯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過去的事不必再說了。我不是基督徒，卻幸而尚能擔受得起，也不想責誰，——大家都是可憐的人間。我以前的薔薇的夢原來都是虛幻，現在所見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訂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後請不要再到後邊院子里來，沒有別的話。願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這日，魯迅日記記載：「上午啟孟自持信來，後邀欲問之，不至。」8月2日，魯迅與朱安搬出八道灣。 次年6月11日，魯迅回八道灣取東西，與周作人夫婦發生衝突，魯迅日記記載:「下午往八道灣宅取書及什器，比進西廂，啟孟及其妻突出罵詈毆打，又以電話招重久及張鳳舉、徐耀辰來，其妻向之述我罪狀，多穢語，凡捏造未圓處，則啟孟救正之。然後取書、器而出。」 當時住在八道灣的川島（章廷謙）回憶，當時周作人拿起一個尺把高的獅形銅香爐就要向魯迅砸去，被他勸下。而周建人聽母親說，魯迅則在西廂隨手拿起一個陶瓦枕，向周作人擲去，周才退下。 關於失和的原因，魯迅從未在文章中提及,周作人也一再表示「不辯解」,他在《知堂回想錄》中說：「大凡要說明我的不錯，勢必先說對方的錯。不然也總要舉出些隱秘的事來作材料，這都是不容易說得好，或者不大想說的，那麼即使辯解得有效，但是說了這些寒磣話，也就夠好笑，豈不是前門驅虎而後門進了狼嗎？」 周氏兄弟失和的原因，流傳有許多說法，有人說魯迅偷看羽太信子洗澡被發現。與魯迅、周作人都有密切交往的川島反駁說：「魯迅後來和周作人吵架了。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周作人老婆造謠說魯迅調戲她。周作人老婆對我還說過：魯迅在他們的卧室窗下聽窗。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為窗前種滿了鮮花。……主要是經濟問題。她（羽太信子）揮霍得不痛快。」 周海嬰在《魯迅與我七十年》一書中說：「我以為，父親與周作人在東京求學的那個年代，日本的習俗，一般家庭沐浴，男子女子進進出出，相互都不迴避。……直到臨近世紀末這風俗似乎還保持著……70年代，我去日本訪問，有一回上廁所，看見裡面有女工在打掃，她對男士進來小解並不迴避。我反倒不好意思,找到一間有門的馬桶去方便。據上所述,再聯繫當時周氏兄弟同住一院，相互出入對方的住處原是尋常事，在這種情況之下，偶有所見什麼還值得大驚小怪嗎？退一步說，若父親存心要窺視，也毋需踏在花草雜陳的『窗檯外』吧？」 千家駒認為，羽太信子原本就是魯迅的妻子，證據是魯迅在1912年7月10日的日記記載:「午前赴東交民巷日本郵局寄東京羽太家信並日銀十元。」千認為，這裡的「羽太」即信子，魯迅將給信子的信稱為「家信」,可知他們是夫妻關係。還有人說,魯迅的「迅」字與「信」字在南方是諧音，系指羽太信子。但大多數學者認為此種說法太過牽強。1912年5月,信子生下兒子周豐一，其弟重久送妹妹芳子來紹興照顧信子。7月10日，魯迅寄「羽太家信」,並不是寄給信子的，而是寄給日本的羽太家的。魯迅日記中也有給信子寫信的記載，寫明是「與二弟婦信」，而非「羽太家信」。 日本人中島長文根據周作人提到的「薔薇色的夢」、魯迅1924年6月11日日記中 「其妻向之述我罪狀，多穢語」、許壽裳說的「作人則心地胡塗，輕信婦人言，不加體察」、張鳳舉對郁達夫所言：信子「說魯迅對她有失敬之處」、川島說「周作人老婆造謠時說魯迅調戲她」，以及周作人的譯著《某夫婦》、文章《抱犢谷通信》等細節，分析猜測：1923年7月14日,魯迅與信子因信子花錢大手大腳之事發生爭執，魯迅要求分家，故當日魯迅一個人吃晚飯。17日，周作人發現大哥不與他們一起吃飯，問信子何故，信子便告訴周，魯迅調戲自己。周聯想到魯迅與朱安的關係，便輕信信子所言，於是給魯迅去函，致使兄弟失和。 也有人認為，魯迅、周作人兄弟失和的原因，一方面是長期一起生活造成的家庭矛盾；另一方面，大概與羽太信子的佔有慾太強有關。魯迅、周作人兄弟感情深厚，信子對此可能有所不滿，信子希望丈夫只圍繞自己打轉，不希望丈夫與其兄長關係太過密切。這也可以從信子之妹芳子與周建人最後仳離之事中得到印證。 1964年，周作人在寫給香gang友人鮑耀明的信中說，趙聰的《五四文壇點滴》中「關於我與魯迅的問題，亦與事實不遠，因為我當初寫字條給他，原是只請他不再進我們的院子里就是了。」趙聰的《五四文壇點滴》談及周氏兄弟失和的文字，除了引證魯迅日記外，僅有如下幾句：「許壽裳說過，他們兄弟不和，壞在周作人那位日本太太身上, 據說她很討厭她這位大伯哥, 不願同他一道住。如此推斷，周氏兄弟失和的原因是羽太信子不願同魯迅一道住。」 周建人認為兩位兄長失和的原因是當家的羽太信子揮金如土。周家雇有許多仆佣，有紹興家中的老僕人王照鶴、管家、燒飯司務、東洋車夫、打雜採購的男僕人七八人，還有打掃、洗衣、看孩子的女僕二三人，比祖父在前清做京官時請的傭工還要多。信子經常心血來潮，花樣百出，有時飯做好了，卻說想吃餃子，將一桌飯菜退回廚房，廚師趕緊另包餃子；被褥才用一兩年，便不要了，賞給僕人，全部換新的。魯迅不僅每月薪金交公，多年積蓄賠進去，有時還要四處借貸，窮得連夜間寫文章吸香煙都沒錢買。魯迅到上海後，對周建人談及八道灣時的生活，說：「我已經涓滴歸公了，可是他們還不滿足。」 周建人還提及，一次，周作人說要將岳父母接到中國來同住，魯迅很不贊成，認為多年來寄錢供養他們，已經情至義盡，今後可以繼續養老送終，他們還有別的子女在日本，就不必接到中國來了。 許廣平回憶，魯迅談及八道灣時的生活說，羽太信子花錢大手大腳，什麼都要買日本貨，一有錢就到日本商店買上一大堆；周作人一家無論大病小病，都要請日本醫生診治。錢花光了，便由魯迅去借，有時魯迅借了錢急忙回家，到門口看見日本醫生的汽車，便感慨：「我用黃包車運來，怎敵得過用汽車帶走的呢？」 許廣平說，因為後來北洋政府欠薪,魯迅工資不能上交,於是就變得討厭起來了。魯迅對他說，管家徐坤很會討周作人夫婦的喜歡，連周買雙布鞋，做件大衣，都是徐從外面叫人回來試樣子。徐的家眷與八道灣比鄰而居，徐常將食品從牆頭送過去。魯迅看見後告訴信子，信子狠狠責罵了徐，但並不是罵他偷東西，而是責怪徐「為什麼給他（魯迅）看見了」。而周作人則說：「辭退他對我日常生活的照料沒人能代替得了，還是留著吧。」 日本人增田涉說:「他(魯迅)常買糖果給周作人的小孩,周作人夫人不讓他們接受而拋棄掉。他用充滿感慨的話說:好像窮人買來的東西也是髒的,這時候使我想起他常說的『寂寞』這個詞來。」 俞芳在《我記憶中的魯迅先生》一文中提到，魯老太太曾對人說:「我只記得:你們大先生（魯迅）對二太太（信子）當家，是有意見的，因為她排場大,用錢沒有計劃,常常弄得家裡入不敷出，要向別人去借，是不好的。」 俞芳還回憶，朱安曾「很氣憤地」對人說：「她(信子)大聲告誡她的孩子們，不要親近我們，不要去找這兩個『孤老頭』，不要吃他們的東西，讓這兩個『孤老頭』冷清死。」魯迅也聽到信子對孩子們呵斥道：「你們不要到大爹的房裡去，讓他冷清煞！」 1924年,魯迅在一篇短文中署名宴之敖者,他曾對許廣平解釋過此署名的含義:「宴從宀(mián，深屋），從日，從女；敖從出，從放（《說文》作予予，從出從放）；我是被家裡的日本女人逐出來的。」在兩地書中，魯迅也將羽太信子成為「宴太」。 1925年，周作人翻譯了羅馬詩人喀都路斯的第一百首詩《傷逝》，中有「兄弟，只囑咐你一聲珍重」之句。不久，魯迅發表同名小說《傷逝》，開篇便說：「如果我能夠，我要寫下我的悔恨和悲哀，為子君，為自己。」晚年,周作人在《知堂回想錄》中寫道:「《傷逝》不是普通戀愛小說，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來哀悼兄弟恩情的斷絕的……我也痛惜這種斷絕，可是有什麼辦法呢，人總只有人的力量。」 發表小說《傷逝》後兩周，魯迅又發表小說《弟兄》，此文完全是描寫1917年周作人出疹子，自己驚慌失措、悉心照料之事。他在文中向弟弟表達了「鶺鴒在原」（鶺鴒亦作脊令，一種生活在水邊的小鳥，當它困處高原時，就悲鳴向同伴求救，《詩經》中有云：「脊令在原，兄弟難急」）的意思。 魯迅收藏的現代作家的譯著中，以周作人的譯著種類最多。二人失和後，魯迅仍搜集弟弟的作品。 《語絲》被查封后，魯迅擔心周作人的安危，給川島寫信說:「他之在北,自不如來南之安全，但我對於此事，殊不敢贊一辭，因我覺八道灣之天威莫測，正不下於張作霖，倘一搭嘴，也許罪戾反而極重，好在他自有他之好友，當能相助耳。」 一次，周作人的一部譯稿交給商務印書館出版，魯迅去時，編輯正在校勘，魯迅說：「啟孟的譯稿編輯還用得著校嗎？」在商務印書館工作的周作人說：「那總還是要看一遍的吧！」魯迅這才默不作聲了。 1933年，魯迅再次向弟弟發出求和的訊號,他在其詩《題三義塔》中寫道,「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1936年10月，平津地區的104位教授聯名發表《平津文化界對時局的意見書》,周作人沒有參與此事。魯迅逝世後，周建人給周作人寫信說：「（魯迅）又說到關於救國宣言這一類的事情，謂連錢玄同、顧頡剛一般人都具名，而看不到你的名字，他的意見，以為遇到此等重大問題時，亦不可過於退後云云。」 與魯迅斷交後,周作人依舊平靜地上課、作文。但他在1923年(www.hushui.net)7月25日所寫的《自己的園地·舊序》中,重複了7月18日寫給魯迅字條中的話:「過去的薔薇色的夢都是虛幻。」 1924年6月，周作人寫《破腳骨》一文，據川島說，此文是針對魯迅，在文中,周暗示魯迅是個「無賴子」。 舒蕪在《周作人對魯迅的影射攻擊》一文中說：「周作人在公開發表的文字中，對魯迅的人身攻擊卻是時時處處，一觸即發，常常是非常惡毒的。」 周作人對魯迅和許廣平的結合亦有微詞，他說魯迅好色、納妾，晚年，他的日記中仍有「兄弟皆多妻」之語。 雖然失和，但兄弟二人卻沒有斷了聯繫，他們都在《語絲》寫文章；有共同的朋友，這些朋友經常在同一天先後拜訪二人，周建人、川島不止一次充當了二人溝通的橋樑。二人還一致對外，在女師大風潮、「三一八慘案」中，周作人在魯迅起草的《關於女師大風潮的宣言》上籤了字；在魯迅與陳源的比戰中，周作人毫不猶豫站在了長兄一邊。 荊有麟回憶，二人失和後，還常在北大教員休息室見面，一接觸便起爭執。可一旦有人攻擊周作人,魯迅便用各種筆名代弟弟應戰。成仿吾和魯迅論戰時,周作人也在其文章中為魯迅幫腔。「三一八慘案」發生後，魯迅被列入北洋政府的緝捕名單，周作人知道後，馬上託人通知魯迅。 周作人的《五十自壽詩》發表後，友人們紛紛唱和，引發一場風波。魯迅卻能理解二弟，他在給楊霽雲的信中說：「周作人之詩，其實是還藏些對於現狀的不平的，但太隱晦，已為一般讀者所不憭……」許多年後，周作人談及魯迅對他的上述評價時說:「當時胡風輩鬧得滿城風雨,獨他一個人在答曹聚仁楊霽雲的書簡中,能夠主持公論,胸中沒有絲毫芥蒂,這不是尋常人所能做到的了。」 1936年10月19日清晨，魯迅逝世。第二日,周作人恰好有一堂《六朝散文》課,他沒有請假，而是挾著一本《顏氏家訓》緩緩走進教室。在長達一個小時的時間裡，周作人始終在講顏之推的《兄弟》篇，隻字未提其他事情。第一堂課下課前幾分鐘，周揮一揮袖子,撣了撣粉筆灰說:「對不起，下一堂課我不講了，我要到魯迅的老太太那裡去。」這個時候，大家發現周的臉色非常難看。柳存仁回憶：「他並沒有哭，也沒有流淚，可是眼圈有點紅熱，臉上青白的一層面色，好像化上了一塊硬鉛似的。這一點鐘的時間,真是一分鐘一秒鐘的慢慢的挨過,沒有一個上課的人不是望著他的臉，安靜地聽講的。這個時候容易叫你想起魏晉之間的阮籍喪母的故事。」 新中國成立後，周作人寫了《魯迅的故家》、《魯迅小說里的人物》等作品，在談及魯迅時，也會稱「家兄」。陳邇冬回憶，他在周作人屋中見到過魯迅拓的漢碑，一次，周送他出門時，指著外院的丁香樹說：「這是家兄種的。」 1958年，周作人在給曹聚仁的信中，談及上海魯迅墓前的塑像說：「死後隨人擺布，說是紀念其實有些實是戲弄，我從照片看見上海墳頭所設塑像，那實在可以真是最大的侮弄，高坐在椅上的人豈非是頭戴紙冠之形象乎？假使陳西瀅輩畫這樣一張相，作為諷刺，也很適當了。」 徐淦回憶，他在與周作人日常閑談中常提到魯迅，「知堂很坦率，從他的口吻中，我聽出他對傑出的兄長之愛和敬，始終如一，像兩人兒時、少時、青壯年、中年時的莫逆有增無減」。羽太信子一次給徐送茶時，也提到魯迅，周作人當時翻譯信子的話說：「內人告訴足下，自從足下來後，院子里的左鄰右舍，都對她說，她們覺得又像過去大先生住在這裡的時候，看到通宵在燈下干夜活的情形了，她們對大先生都是很敬愛、挺懷念的。」 對於長兄，周作人《在知堂回想錄》中說：「我很自幸能夠不俗，對於魯迅研究供給了兩種資料，也可以說對得起他了。關於魯迅以外的人我只有對許季茀一個人，有要訂正的地方，如上邊所說的，至於其他無論什麼樣人要怎麼說，便全由他們說去好了。」言下之意，當年他有對不起魯迅之處。 周建人說，魯迅逝世前幾天，身邊還放著周作人的書，閑來時常翻閱。而1966年7月2日，周作人開始閱讀魯迅的雜文。這對兄弟在即將離世之際，都不約而同閱讀對方的文章，實在讓人感慨萬千。 周作人不僅與長兄魯迅失和，與三弟周建人的關係亦不睦。 據周海嬰記載，羽太信子懷孕後，其妹妹芳子從日本到紹興照顧信子。信子得到芳子無微不至的照顧後，漸漸離不開芳子了。為了把芳子長久留在身邊，她便準備撮合芳子和小叔周建人。周建人時正因青梅竹馬的表妹病逝而十分悲痛。信子便乘機灌醉了周建人，將芳子推進周建人的房間。魯迅談及三弟的婚姻時，說是「逼迫加詐騙成局」。 據俞芳記載，在紹興時，周建人與芳子關係尚好。周家遷到北京後，芳子看到姐姐大肆揮霍，十分羨慕，對信子言聽計從，效仿信子，貪圖享樂，常埋怨丈夫無能，不會賺錢。一次，周作人夫婦、芳子帶著孩子去遊玩，周建人準備同往，沒想到,他走到車子旁邊時,芳子一臉不屑地說：「你也去嗎？」周建人看著妻子冰冷的表情，十分難受。 周建人到上海後，希望妻兒也一同到上海居住。但信子不讓妹妹離開，芳子也不願離開，反而經常寫信向周建人要錢。後來，周建人積勞成疾，患了肺結核，芳子仍拒絕到上海照顧丈夫。五年後，心灰意冷的周建人與王蘊如結合。 魯迅去世的1936年冬天，魯老太太八十壽辰,周建人、王蘊如到北京為母親祝壽。結果,信子、芳子大鬧壽宴，周建人與芳子的長子周豐二更是手持軍刀從屋內衝出，要砍周建人，被親友攔下。此後，周豐二打電話到日本領事館，要求他們扣留周建人，將其「法辦」。周、王二人無奈，只能提前回到上海。魯老太太傷心地對俞芳說：「如果大先生還在，八道灣不敢如此囂張……」 抗戰爆發前，馮雪峰認為，要讓周作人接觸進步勢力，他隱約表示讓周建人去接近周作人。也有人對周建人說，生物學家秉志由上海一家書局供養著，周作人只要願意來上海，生活完全不成問題，商務印書館或其他書局可以供養。周建人想起魯迅生前說過的周作人不如南來安全的話，於是致信周作人，懇請其來上海，但周作人未作復。 壽宴之後，周建人不再給八道灣寄錢，唯獨通過母親給大女兒馬理（周鞠子）每月20元。抗戰時期，周作人通過日本使館，要求商務印書館直接將周建人的一半工資，匯給周作人。兄弟關係更加惡化。 新中國成立後，羽太芳子向法院起訴，狀告周建人「重婚」。一些老友發現芳子的訴狀出自周作人之手(周作人只承認他改了幾個字)，嘆道：「知堂老人坐不住，又出山了。」法院經過調查，判決周建人與芳子實際離婚成立，周豐二與周建人脫離父子關係。 劉哲民記載，新中國成立後，鄭振鐸、茅盾、葉聖陶（周海嬰記載為葉聖陶、胡愈之）三人試圖為周作人、周建人兄弟調解。他們拉著周建人到八道灣做客，周作人很客氣地招待了他們，但兄弟二人卻互相不搭理對方。面對此僵局，三人不知該如何勸說，只好無功而返。 周建人回憶，全國解放後不久，他在教科書編審委員會碰到周作人，二人都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腳步。二人都老了，周作人頗為凄涼地說：「你曾寫信勸我到上海。」周建人回答：「是的。我曾經這樣希望過。」周作人頗為凄涼地說：「我豢養了他們，他們卻這樣對待我。」聽了這話，周建人覺得他還不明白,還以為自己是八道灣的主人,而不明白其實他早已是一名奴隸。這次意外相遇，成為這對兄弟的永訣。 【疏離】 周作人回憶，他幼時常患病，大概是因為母親奶水不足，家人特地為他雇了個奶媽。這個奶媽也沒什麼奶水，為了不讓周哭鬧，常給他買些亂七八糟的零食吃，以至於他很瘦弱，可偏偏又見了什麼都要吃。家人為了給他治病，只准他吃飯和鹹鴨蛋。本家的衍太太曾對他說：「二阿官那時吃飯很可憐相的，每回一茶盅的飯，一小牙（四分之一）的腌鴨子，到我們的窗口來吃。」周作人也知道這可能是衍太太的挑撥離間，但這些不太好的記憶，可能導致了他與母親的疏離。 俞芳在《談談周作人》中回憶：「太師母（魯老太太）也常談周作人的長處。她說，老二很愛整齊，他的抽屜，總是整理得整整齊齊的，他包的東西，稜角分明，捆紮細緻。他的性格和順，遇事很好商量，對人謙和……老大(魯迅)進三味書屋讀書時，是給他買了一張有兩個抽屜的書桌的。……而老二（周作人）進三味書屋時，因為家用緊，沒有給他買書桌，只從家裡搬去一張沒有抽屜的方桌供他使用，他起初有些不高興，認為不像樣子，怕別人見笑，但一經和他說明家境困窘等道理，他就沒有什麼意見了。」「老大去南京讀書時,太師母曾借貸湊了八元錢給他,而當老二去南京時，太師母連八元錢也難籌措了。……他能理解家裡的難處,拿了點路費,就高高興興地上路了。」 俞芳回憶：「太師母有時也談周作人的不足之處,她說老二從幼小時起,一直受到大家的照顧，養成了他的依賴性，事事要依賴家裡人，特別是依賴老大。他對家庭沒有責任感，在他心裡，家裡的事，都應該由老大負責，與他無關。」 魯老太太搬到阜成門西三條與魯迅同住後,周作人常常逾期給母親生活費,魯老太太極為不滿，有時坐車到八道灣去要賬。魯迅知道後，勸母親不要去，免得淘氣（受氣），並說要錢我這裡有。魯老太太說：「並不是等錢用，而是氣他們的這種行為。」接著又嘆道：「只當我少生了他這個兒子。」 魯迅南下後，周作人很少到西三條探望母親。有時母親身體不適，就由羽太信子或羽太芳子去看望。他們僅給魯老太太開些阿司匹林之類的藥物服用。 1932年，魯老太太大病一場，剛開始，周作人等人並未重視，後來病情日漸嚴重，才請醫生出診兩次。母親病重後，周作人忙給在上海的周建人寫信，告知母親生病。魯老太太託人給魯迅發去電報，魯迅便趕回北平。而魯迅一到，周作人便放手不管了。 俞芳回憶，魯迅逝世的電報到達八道灣後，周作人找宋紫佩同往西三條，通知太師母。事後，太師母對俞藻說：「那天，老二和宋紫佩同來，我心裡已猜到不是好兆頭，心想，大約老大的病更加嚴重了。及至得知老大已經逝世，我精神上受到沉重的打擊，悲痛到了極點。只覺得全身顫抖，兩腿抖得厲害，站都站不起來，只好靠在床上說話，但頭腦還是清楚的。我說：『老二，以後我全要靠你了。』老二說：『我苦哉，我苦哉……』」太師母接著對俞藻說：「老二實在不會說話，在這種場合，他應該說，大哥不幸去世，今後家裡一切事，理應由我承擔，請母親放心。這樣說既安慰了我，又表明了他的責任。」太師母氣憤地說：「難道他說苦哉苦哉，就能擺脫他養活我的責任嗎？」 「七七事變」前後，魯老太太心情沉重地對俞藻說：「我真為老二擔心，現在報紙上登載教育界開會的消息，很少有他的名字，恐怕他對抗戰的態度不堅決……」 周作人稱呼母親為「魯迅的母親」、「魯迅的老太太」或「魯老太太」，無論是公開場合或私下與友人談話。1936年10月，北大召開悼念魯迅大會，會上，周作人稱呼母親為「他（魯迅）的母親」，與會的老舍聽到後極為反感。後來老舍在一次紀念魯迅逝世的會議上提到周作人時說，這種人連自己的母親都不肯承認，何況國家。 1938年夏，常風陪同葉公超敦促周作人南下。周對葉曆數舉家南遷的種種困難：「魯迅的母親和他的女人都要靠我養活，老三一家也靠我養活。」常風「聽到他提到自己的母親時竟然說是『魯迅的母親』很覺著驚愕」，回去的路上還「感到十分刺耳不解」。 中島長文認為，周作人與母親的關係有某種缺欠，因而他對母性有所希求，這是「他成為中國第一個女權主義者(真正的稱呼應是『母性主義者』)，在家庭中卻唯唯諾諾」的原因；也是周作人迷上這個「有著圓臉,毫無特徵的最普通的女人」羽太信子的原因,因為信子身上有著「母性愛」。 另有研究者認為，魯迅兄弟反目大概也是周作人稱呼自己的母親為「魯迅的母親」的原因之一。魯老太太較為喜歡魯迅，魯迅搬出八道灣，她也跟隨大兒子搬出去。魯迅逝世前，母親一直是他養活；魯迅去廈門任教前，母親一直是他照應。 【自由】 「五四」運動爆發時，周作人正在日本探親。5月12日，他得知消息後，立即匆匆回國。6月3日，他與劉半農等人以北大代表的名義去北大第三院法科慰問因聲援學生運動被捕的中小學生，為軍警所阻。次日下午，他參加北大教職員會議，討論營救被捕學生之事。5日,他路遇大隊軍警包圍學生演講，是夜，寫下《前門遇馬隊記》，對軍警的行為進行譴責。14日，得知陳獨秀被捕後，他和李辛白、王星拱等人以北大代表的名義到警察廳探望。 1924年，周作人與魯迅、孫伏園、錢玄同、林語堂等人創辦《語絲》，周作人在發刊詞中說：「我們個人的思想盡自不同，但對於一切專斷和卑劣之反抗則沒有差異。」「我們這個周刊的主張是提倡自由思想，獨立判斷，和美的生活。」 因提倡自由，抨擊專制，1924年，周作人的《自己的園地》一書，與《獨秀文存》、《胡適文存》等書一起被北洋政府查封。 「五卅慘案」發生後,周作人憤然寫下《對於上海事件之感言》,隨後又寫下《吃烈士》一文，諷刺「五卅慘案」中鎮壓工人有功而「加官晉爵」的官僚和借「五卅」「博得蠅頭之名利」的商賈是在「吃烈士」。 1925年，女師大風潮爆發，周作人支持學生，立場鮮明。他發表文章，明確要求女師大校長楊蔭榆「能夠因教育前途之棘而引咎辭職」。8月19日,教育部強行接收女師大，學生代表與警察發生衝突，7名學生受傷，各校、各團體聲援代表14人被捕，周作人在給友人的信中憤怒地說:「北京教育部的總長司長動不動就以保安隊及打手從事……我的沉默之期或者也不很遠了罷。」 「三一八慘案」發生後，周作人撰文痛斥北洋政府，他說：「這是北京城中破天荒的大殘殺，比『五卅』、『上海事件』更為野蠻，其責任除政府當局段祺瑞、章士釗、賈德耀諸人直接負擔，我們要求依法懲辦外，對於國民軍的首領也不能屈為諒解。」他對犧牲的女學生給予極高評價，稱她們為「新中國的女子」。他為遇害的劉和珍、楊德群送殯，並送去輓聯：「死了倒也罷了，若不想到二位有老母倚閭，親朋盼信；活著又怎麼著，無非多經幾番的槍聲震耳，彈雨淋頭。」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發生後，周作人發表《吳公如何？——致榮甫先生》，明確表示：「要不要清黨，我們局外人無從說起，但是那種割雞似的殺人的殘虐手段我總不敢贊成，白色恐怖絕不會比赤色的更好。」他在文中質問胡適道：「以我貧弱的記憶所及，《青天白日報》記者二名與逃兵一同斬決，清黨委員到甬斬決共黨二名，上海槍決五名姓名不宣布，又槍決十名內有共黨六名，廣州捕共黨一百十二人其中十三名即槍決……清法著實不少，槍斃之外還有斬首，不知胡先生以為文明否？」9月，他又一次批評蔡元培、胡適二人身在上海，卻對清黨運動「視若無睹」。 1933年，周作人致函許壽裳，請蔡元培營救以「共產黨」名義被捕的女師大學生鄭德音。 【立場】 周氏兄弟在日本留學時曾聽章太炎講學。章太炎反滿革命，被俞樾詈為「不忠不孝」，章遂作《謝本師》一文，與俞斷絕師生關係。周作人在日本聽章講學,對章執弟子之禮,後章依附孫傳芳，周亦作《謝本師》與章斷絕師生關係。抗戰時期，周作人與其學生沈啟無反目，沈作《謝本師》與周絕交。晚年，章太炎自定的弟子名錄中，沒有魯迅，與其絕交的周作人卻榜上有名。原因據章太炎說，當時想起誰就寫誰，而他沒有想起魯迅。 周作人思想「左」傾，他擁護無政府主義思潮，並傾向社會主義。1927年，國民黨清黨時，周作人撰文明確表示反對國民黨屠殺共產黨人。他對國民黨、蔣介石一向輕蔑、厭惡，認為蔣其人一無可取，不可信任。 周作人在《談虎集·北溝沿通信》中說：「我是不相信群眾的，群眾就只是暴君和順民的平均罷了。」 周作人在《我最》一文中說：「我最不喜歡談政治」, 「《新青年》的同人最初相約不談政治」，「政治我是不喜歡談的，但也有要談的東西。我所頂看不入眼而想批評的，是那些假道學、偽君子。」 20世紀30年代初，周作人堅決反日。他抨擊日本在北平辦的漢文報紙《順天時報》是日本侵略者在中國的一張機關報。他撰文批判日本帝國主義說：「日本人愛美，這在文學藝術以及衣食住行的形式上都可看出，不知道為什麼在對中國的行動，卻顯得那麼不怕丑……」 蔣夢麟回憶，一次,某日本人到北大講演中日文化合作,周作人對其說:「談到中日文化合作,我沒有看見日本人的文化，我倒看見他們的武化,你們都是帶著槍炮來的,哪裡有文化,只有武化。」 周作人在《關於徵兵》中寫道：「吳公稚暉說過，他用機關槍打過來，我就用機關槍打過去，這是世界上可悲的現象，但這卻是生存競爭上唯一的出路。修武備，這是現在中國最要緊的事，而其中最要緊的事則是徵兵。」 20世紀30年代中期開始，周作人的對日態度發生了變化。耿傳明在《周作人的最後22年》中寫道：「抗戰之前，他（周作人）對鄭振鐸說過這樣的話：『和日本作戰是不可能的。人家有海軍。沒有打，人家已經登岸來了。我們的門戶是洞開的，如何能抵抗人家？』……中日開戰之後，他不相信退守大後方的國民黨，會有有朝一日收復中原的可能。」 周作人於1935年10月、1936年9月,兩次撰文為秦檜翻案,他認為秦檜主和並不是不忠,而是「愛國」。 【附逆】 抗戰爆發後，友人紛紛勸周作人南下，但周作人還是留在了淪陷的北平，他在給陶亢德的信中說：「有同事將南行，曾囑其向王教長蔣校長代為同人致一言，請勿視留北諸人為李陵，卻當作蘇武看為宜。」 1938年春夏，周作人和寺內壽一（日本陸軍大將）的合照在香gang的報紙上刊發後，文協便開除了周的會籍。 同年8月，胡適從倫敦寄給周作人一封信，信中附白話詩一首,勸周南下，周作人亦回詩一首，訴說自己不南下的理由：「我謝謝你很厚的情意，可惜我行腳卻不能做到，並不是出了家特別忙，因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我還只能關門敲木魚念經，出門托缽募化些米面——老僧始終是老僧，希望將來見得居士的面。」 周作人拒絕南下的理由為「上有老、下有小、家累重」，俞芳認為這是託詞，魯老太太根本不是他的負擔，而當時八道灣的孩子們都已經長大，最小的是周作人女兒靜子的兩個孩子，「但是八個青壯年，帶兩個小孩子，問題應該是不大的」。 「盧溝橋事變」後，北大南遷,指定年邁且患高血壓的馬裕藻,以及董康、周作人三人留守，保管校產。日本人佔領北平後，多次命周作人請馬裕藻出山任教，馬裕藻讓幼子馬泰將周拒之門外。周來的次數多了，馬裕藻便讓馬泰對周說：「我父親說了，他不認識你。」從此，周才不再登門。 周作人並非起始就有附逆之心，張鐵榮在《周作人平議》中說：「北平淪陷後不久，據一位最後逃出虎穴的北大同學透露，一天，周作人從東安市場回家,路經北大二院,下車看看學校的情形，當時任翻譯的日本人小林過來用日語打招呼，此人有一種大和民族的優越感，平日對教職員毫無禮貌，周作人給他一個冷麵孔，毫不理會，昂首直入，小林立即改用中國話向周致意，並連連道歉，周作人還斥責了他對教職員語勢之不當云云。……人們還不知道，周作人曾和馬幼漁一起痛罵過當時已附逆的原北大日文教授徐某，時間是日本侵略軍佔據北平之後大約半年……」 1939年元旦早晨，有人冒充學生到八道灣拜訪周作人，進門便抬手給了周一槍，子彈打中周腹部。刺客還打傷了當時在周家做客的周作人弟子沈啟無，在逃走時，又打死了周家的一名車夫。子彈打在只是打在周毛衣的口子上，劃傷了皮膚，但周堅持說子彈打進肚子里了。事後到醫院做了檢查，又在客廳找到了子彈，周才鬆了口氣。但此後他卻極為惶恐，同意由日本人派三名便衣警衛進駐其家中。出於安全考慮，他辭去了京郊燕京大學的教席，隨後出任偽北大文學院院長一職。 周作人認為刺客是日本人，有人說是「抗日鋤奸團」，也有人說是愛國青年學生，又有人說是周作人的侄兒周豐三因無法阻止伯父當漢奸而決定乾脆刺殺他，與幾個志同道合的同學所為。但無論哪種說法，迄今都沒有得到證實。 周海嬰記載，周作人對日本的態度越來越曖昧時，正上中學的周建人與羽太芳子的次子周豐三多次勸說他懸崖勒馬，周作人並不理會。周豐三鬱鬱寡歡,最後竟以死相諫,但周作人仍不為所動。 1941年，周作人出任偽國民政府委員、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常務委員兼教育總署督辦等職務，文化界一片嘩然。艾青說：「周作人，在我們最需要他的時候，背叛了我們！」 依附日本人後，周作人da興土木，翻蓋了八道灣的住宅，卧室也完全改建成日式的榻榻米。家人過生日、過滿月都要慶賀，終日車水馬龍，宴席不斷。張琦翔說，八道灣苦雨齋原本是學子、教授推門即入，不拘形跡。當周成了偽督辦，翻蓋房子後，給朋友們發通知說，每周一、三、五下午四時至六時會客。而逢著會客日，周家有好多官僚，於是朋友們便不大到苦雨齋了。 周作人剛開始大概還抱有「學校可偽，學生不偽，政府雖偽，教育不可使偽」的想法，於浩成在《關於周作人的二三事》中說：「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當局於上午七八時即按原定計劃派軍隊進駐燕京大學，將代校長陸志韋、張東蓀、趙紫宸、鄧之誠等教授聚在一起，準備解去關押……聽我父親(董魯安，原燕京大學教授，後為晉察冀邊區參議會副議長)說，陸志韋先生在匆忙中低聲告一位懂日語、以前經常代表燕大校方與日本當局聯繫、辦理交涉的蕭先生說：『找周豈明！』可見周作人還是起到某種緩衝甚至『保護』作用的。」 某日，偽新民會通知北平各校學生到天安門參加慶賀皇軍佔領宜昌大會，教育總署請示督辦周作人，周認為學生應遠離政治，參加與否，無關宏旨，教育總署便按其意思通知各校。次日，各校照例放假，無一學生到會。偽新民會顧問安騰大怒,要親自去逮捕周作人,經人力勸才作罷。自此，各校有會必到，到必搶先，而周作人則再不敢管此類事情了。 之後，周作人便進出於各類教育會議及各類講習班、訓練班,每會必到，訓詞、訓示也是:「現在所施行的教育方針，是以親仁善鄰為主旨」，「總之，藉著教育行政的力量，以圓滿達到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的三種目的」等。 1941年4月，周作人與錢稻蓀等人赴日本出席東亞文化協議會文學部會,據當時報紙報道：「14日，周作人一行抵東京」，「上午十時晉宮問候，詢問陛下康強後，更赴大宮御所秩父官邸問候。正午出席文相官邸中橋田文相主辦之午餐會。下午一時半，赴高松莒御殿問候。二時半，參拜明治神宮，其次更參拜護國英靈之靖國神社，東亞永久和平之志向相同，之一行均誓言真心，徑往宿舍雲。」此行，周作人還慰問了在侵華戰爭中受傷的日本軍人。 范紀曼回憶，20世紀40年代初，周作人到中央大學講演，當時中大在地下黨員范紀曼的領導下發生了反對偽校長樊仲雲的學潮。范在講演前找到周作人說明情況，但並沒有透露自己的共產黨員身份，周聽罷說道：「我的演講，你們樊校長一定會失望的。我從『五四』到『三一八』，也是站在學生方面的。」果然，周的講演《中國的思想問題》贏得學生們的陣陣掌聲，而坐在主席台上的樊仲雲等人則顯得非常狼狽。 任偽督辦期間，周作人曾多方照顧李大釗的長女李星華，幫助李星華、李光華姐弟辦「良民證」，協助他們從北平轉移至延安，掩護李大釗次女李炎華及其夫侯輔庭。他還曾營救中共地下黨員高炎。 周作人亦與國民黨方面接觸，曾多次找國民黨北平地下市委委員沈兼士「閑談」。抗戰勝利後周作人受審時，國民黨地下工作者張懷、董洗凡等人為其做證，稱周曾有掩護或聯名保釋被捕人員的舉動。 周作人一方面附和日本人的大東亞文化理論；另一方面又希望能保持知識分子的獨立，他的這種矛盾，觸怒了日本人。1943年8月，日本人片岡鐵兵斥責周作人為「中國反動老作家」。 任偽職期間，周作人曾對友人說：「我現在好比是站在戲台上場門邊看戲的看客。」 晚年，周作人在給鮑耀明的信中說到自己任偽職的原因：「關於督辦事，既非脅迫，亦非自動（後來確有費氣力自己運動的人）。當然是由日方發動，經過考慮就答應了，因為自己相信比較可靠，對於教育可以比別個人出來，少一點反動的行為也。……此處又任華北綜合調查研究所副理事長，當時有人也有勸我不要乾的，但由於上述的理由，遂決心接受。」 20世紀60年代,周作人對張鐵錚談及他當年任偽職之事時，張說:「這是日本人『脅迫』的。」周說：「我當時同意了，以後擔任過偽職的人，受到查處是當然的。」談及去長春見溥儀之事，周說：「我去長春是汪精衛點的名,不過我見溥儀的興趣遠不如見羅振玉興趣大,我見到了羅振玉。」 1986年，南京師範大學《文教資料簡報》發表的沈鵬年訪問記錄說，周作人本不願出任偽職，出任是共產黨的意思。沈任職後，執行了中共向其暗示的「積極中消極，消極中積極」的方針。 而1987年,曾作過中共地下工作者的許寶騤發表《周作人出任華北教育督辦偽職的經過》一文,回憶說，1940年11月初，偽華北政務委員會教育總署督辦湯爾和病死，當時的繼任人選有二：謬斌和周作人。許寶騤、王定南、張東蓀三人研究後認為，謬斌為國民黨黨棍，如其繼任，必推行奴化教育，對青年有害。為了抵制謬,他們決定勸說周出任督辦一職,反正周已經任偽北大文學院院長，「一條腿已經下了水」。許去勸說周，告知繆斌其人其事，稱：「先生若以文學院長進而出仕，只要排掉了繆斌，就是一種功德。」但據時任中共北平特委書記的王定南回憶，他們當時只是研究認為周作人繼任比繆斌的危害性小，他並沒有委託任何人去遊說周出任偽職。 周作人的兒媳張菼芳回憶，抗戰勝利後前，中共曾邀請周作人到解放區去，周沒有答應。於浩成則回憶，周作人託人問其父董魯安傳達過想到解放區的意思，董將此事彙報給議長成仿吾，成一口回絕了。 許多研究者認為上述沈、許的說法不可信，因為周作人如果真是按照共產黨的意思出任偽職，他晚年又何必寫信給周恩來為自己辯解。 對於周作人出任偽職，林辰這樣說：「周作人在擔任偽職期間，志得意滿，興高采烈，他穿著軍裝檢閱偽新民會青少年團；他到南京、蘇州宴飲遊樂，在游南京玄武湖時，還寫下了『疲車羸馬招搖過，為吃乾絲到後湖』這樣的詩句，表現了他招搖過市、得意忘形的神情。1943年4月,周老太太去世後，他寫了一篇《先母事略》，內有『作人蒙國民政府選任為委員，當赴首都謁見主席』等語，如果他當漢奸是迫不得已，如果還有一點羞恥心，則在關於老太太的事略里，是沒有必要談到他出任國府委員和赴南京謁見大漢奸汪精衛的，而他卻津津樂道，引為光寵。他常用一顆閑章，文曰『知慚愧』，事實說明，他是一個不知羞愧的人！」 【受審】 張琦翔回憶，抗戰勝利後，逮捕華北漢奸，用的是請客的方式。戴笠讓汪時璟出面在汪家宴請漢奸，吃過飯，當場宣布拘留他們。周作人、錢稻蓀與汪素無往來，故沒有赴宴。二人是於當夜，軍警以查戶口為名，從家中帶走的。當軍警用槍械指著周要逮捕他時，周說：「我是讀書人，用不著這樣子。」 周作人被捕後，先被關押在北平炮局衚衕的陸軍監獄。周晚年回憶道：「在北京的炮局是歸中統的特務管理的，諸事要嚴格一點,各人編一個號碼，晚上要分房按號點呼,年過六十的雲予優待，聚居東西大監，特許用火爐取暖，但煤須自己購備，吃飯六人一桌,本來有菜兩缽,亦特予倍給。」獄中規定家人每月可會見一次，送錢一次；據說,送錢最多的高達20萬元，周作人最少,每次僅5000元。 徐淦記載：「風聞在蔣（介石）的壽辰上，有三位國民黨的要員趁慶賀之機，聯名上書，求蔣給予周作人特赦，但蔣說：『別人可赦，周作人不可赦，因為他親共。』據傳那三位要員當中為首的是張群，話是從張群的機要秘書口中傳出的。」 1946年春，北平一些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聯名上書國民政府，為周作人說情。他們請鄭天挺在請求書上簽字，遭到鄭的拒絕，鄭說：「在周任敵偽北大文學院長時，也確實為學校圖書館弄來不少善本珍籍。但我覺得，一個教授應當有起碼的民族氣節。周曾任偽教育總署督辦，這是不能原諒的。」 在炮局衚衕關押半年後，周作人等十四人被押解往南京受審。《申報》發表標題為「巨奸王蔭泰等十四人，昨由平解京審理，古城觀者如堵，呼罵聲不絕」的文章，說：「群奸今晨五時被檢查血壓時，方知解京受審，乃慌忙寫下『遺書』，招致家人，語多勸家人勿憂，而有戀戀不捨之意。……周作人光頭衣著最為陳舊……上車前記者逐一問感想……周作人說：『我始終等待被捕，無感想。』周瘦得多了，態度仍很『冷淡』……上機前逐一衡量體重……書生周作人最輕，52公斤。每人許攜物15公斤，大多為衣被書籍及針線，周攜其自著之《談龍集》……」 周作人在「自白書」中為自己辯護道：「初擬賣文為主，嗣因環境惡劣，於1938年1月1日在家遇刺，幸未致命，從此大受威脅……以湯爾和再三慫恿，始出任偽北京大學教授兼該偽校文學院院長，以為學校可偽學生不偽，政府雖偽，教育不可使偽，參加偽組織之動機完全在於維持教育，抵抗奴化……」 1946年7月19日，南京高等法院對周作人案進行了第一次公開審理,《申報》報道了此次審理過程：「周逆作人十九日晨十時，在首都高院受審，歷時二旬鍾，以證據尚待調查，庭諭定八月九日再審。周逆昔日小有文名，今日旁聽席上，特多男女青年。審訊前段，被告答覆從逆前之經歷，頗以二十年北大文科教授之任自傲。述其附逆動機；狡稱：旨在『維持教育，抵抗奴化』。庭長當斥以身為人師，豈可失節。周逆答辯謂：『頭二等的教育家都走了，像我這樣三四等的人，不出來勉為其難，不致讓五六等的壞人，愈弄愈糟。』並稱，二十六年秋，留平不去，系因年邁，奉北大校長蔣夢麟之囑為『留平四教授』之一，照料北大者，唯對其二十八年之任華北政務委員會常委兼教育總署督辦，以及東亞文化協議會會長，華北綜合研究所副理事長，偽新民會委員，偽華北新報社理事等職，則期期艾艾，對答之間頗感尷尬，但仍東拉西扯，以二十八年元旦之被刺，『中國中心思想問題』論戰，以及勝利後朱校長家驊之華北觀感等，作為渠有利抗戰之證據，庭上當諭以證據頗確鑿有力，當諭以為便收集，特寬限三星期再行公審，周逆乃於汗流浹背下狼狽還押。」 關於周作人所說受北大之託管理校產，法庭就此事詢問了當年的北大校長蔣夢麟，蔣複信稱確有其事。法庭還曾詢問時任北大校長的胡適，胡復函稱周在偽北大文學院長任內，保管圖書很為周到，未受損失，並且有增無減。 宣判前，記者黃裳到南京老虎橋獄中訪問周作人，其報道《老虎橋邊看『知堂』》寫道：「一會兒，我在窗外看見一位獄吏帶了一個老頭兒來了。這是我第一次看見周作人，不過在印象中，是早已有了一個影了的，現在看看『正身』，大抵差不多。他穿了府綢短衫褲，淺藍襪子，青布鞋，光頭，瘦削，右邊龐上有老年人常有的瘢痕，寸許的短髭灰白間雜，金絲眼鏡（這是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過的『唯一』的一副金器，三十年前的老樣子）。」 周作人因賣國罪被判死刑，胡適等人使盡渾身解數，將他從槍口下救回，他被判有期徒刑十四年，後改為十年，一直在南京老虎橋監獄服刑。在獄中三年多，他除了每日讀書外，寫了二百多首詩作，還翻譯了英guo勞斯所著的《希臘的神與英雄》。 周作人曾記錄他在獄中的一些趣事：他所住的忠舍的一些富翁用錢賄賂監獄看守人員，從外面帶進來很多諸如煙酒之類的違禁物品，生活得十分愜意。其中有個老頭，據說是曾經斗垮「紅頂商人」胡雪岩的鉅賈盛宣懷的侄子，因販鴉片積聚了些錢財，他將全舍上下從所長到獄卒通通打點了一遍，所以忠舍里的人都叫他「老太爺」。周作人經常找一個殺人犯幫他理髮，此人因鬥毆誤殺一人被判死刑，後改有期。「把頭顱託付於他，沒有覺得什麼不放心的，叫一個殺人犯來剃頭，當初一聽卻是駭人聽聞的了」。 1949年元旦，周作人經友人保釋出獄，離開時，周作人作詩云：「一千一百五十日，且作浮屠學閉關，今日出門橋上望，菰蒲零落滿溪間。」 出獄後，周作人到了上海，徐淦和陶亢德兩人去探望他，周作人「頗像坐關和尚」，更顯老態和憔悴，問起獄中的生活，他說：「還好。獄官特許我翻譯英guo勞斯寫的那部希臘神話和作作打油詩解悶。至於飯呢，不像在北京時吃窩窩頭，但南京的米真差，米商還在米中摻沙子。不過牢房內有錢的犯人照樣買通牢頭，三天兩頭從外面的館子里叫進雞鴨魚肉來吃。我和沒錢的同窗有時也沾點光。」徐淦常去看他，見他有時獨坐亭子間中，用32張骨牌玩打五關、擺天字的遊戲。 【晚境】 1949年初，周作人被假釋出獄。洪炎秋記載，當時周曾動過去台灣的念頭，他托學生尤炳圻寫信給在台灣的洪，請洪設法安置。洪復函尤，告知老友醫師郭火炎準備將其在北投的別墅借給周居住，並由自己及另一老友張我軍負責周的生活費。但之後，洪並沒有受到周作人的回復。 而徐淦回憶，有人曾問周作人：「聽說胡適有意邀你去台灣，擔保你能當上中央研究院院士，有這回事嗎？」周搖搖頭，表示他肯定不會去。 周作人悄悄告訴徐淦：「南北通車了，我已經發出一書信給毛潤之先生，毛先生在北大當圖書館館員時見過面。有一次他來八道灣看魯迅，魯迅不在家，同我談了一會兒。我去信問他能不能讓我回北平，還不知道給不給迴音。」到8月上旬，周高興地對徐說：「迴音果然來了,是毛先生請周恩來寫信給我的，允許我回家。」 唐弢從周恩來處聽到，毛澤東看完信後說：「文化漢奸嘛，又沒有殺人放火。現在懂古希臘文的人不多了，養起來，讓他做翻譯工作，以後出版。」 周作人回到北京後，仍居住在八道灣。抗戰勝利時，周作人位於八道灣的房產被國民黨政府沒收，但僅罰沒了屬於周作人的三分之一，所以周作人一家居住的其實是屬於魯迅和周建人的那部分房屋。新中國成立後，周作人按規定每月交納租金。 晚年，周作人主要從事翻譯和寫作工作，從新中國成立後一直到「文革」，他每天伏案寫作，偶爾和來訪的友人閑聊，其中過從甚密的是同樣為文化漢奸的錢稻蓀。錢每次來總是自帶一小瓶酒和下酒菜，自斟自飲，與周作人海闊天空地閑聊。 1952年，周作人受出版社之託，為蕭蕭校訂高倉輝的《箱根風雲錄》。後來蕭蕭笑嘻嘻地告訴別人，周作人感嘆道：「沒想到我今天竟落魄到為蕭蕭之流校訂稿子了。」 這年，周作人六十七歲生日之際，在日記中寫下「壽多則辱」一語，12年後，他虛歲八十時，將此語刻成閑章。 張鐵錚回憶：「又一年值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年，街道上照例用紅紙貼出基層居民的選民姓氏光榮榜。我曾親見選民榜上八道灣十一號選民周信子、周芳子的大名，而周作人則榜上無名。」 1962年，周作人寫信給佟韋，說他家在街上買了私人雞蛋，受到街道監督人員的盤查和訓斥，希望佟能幫他解決此事。佟見信後忙到派出所幫忙協調，派出所這才同意周可以隨便買雞蛋。 人民文學出版社每月預付周作人稿費200元,1960年1月起增加至400元。但周作人的錢總是不夠花，因為一家三代人都靠他的工資養活。1964年9月，預付的稿費又減至200元，但久病的老伴已經去世，不至於無法維持生活。「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周作人的稿費來源中斷，周家只能靠周豐一夫婦的工資維持生活。 王士菁在和周作人接觸的十幾年中，感覺周總是「缺錢用」。他給王的信函，有一半是在說向出版社要錢之事。他常賣書給圖書館，還將一些字畫寄往香gang出售，但被海關扣下；將日記賣給魯迅博物館（周是鮮有的生前就將日記出售的文人），他在給魯迅博物館的信中稱，如果日記賣不出去，他將「托缽於市矣」。如果王士菁等人與他談話過長，覺得耽誤了他翻譯書稿，就支付給他相當的稿酬，對此，許廣平曾氣憤地對王說：「周作人不是律師，你還給他談話費！」 由於年老體衰，周作人無力握筆，只能用繩子將筆綁在手上寫作。即便如此，他在80歲前完成了希臘文作品、48萬字的《對話集》的翻譯工作。 文潔若因為工作關係，常去周家拜訪。無論文何時到，周作人的書房總是窗明几淨。書桌上只擺著筆硯、稿紙和原著。文潔若問過周的兒媳張菼芳，是否因為出版社有人來談工作，所以特地收拾乾淨了，張說，周作人向來極愛整潔，書稿井井有條，工具書都各有固定的地方，用完必放回原處。他每天伏案工作十個小時以上，都是自己研墨,用毛筆寫正楷,從來不用鋼筆。他從不打底稿，改動很少，考慮好了才下筆。 晚年，周作人沒有餘錢買書，有空便翻看以前的舊書，他開玩笑說：「這是炒冷飯。」 閑暇時，周作人便給孫兒孫女們講笑話，看到孩子們笑得很開心，他也非常高興。其實，將孩子們逗笑的不是周作人講的笑話，而是他們健忘的爺爺，因為每次周都講同樣的笑話。 工作累了，周作人便獨自摸骨牌消遣，通常是玩「過五關」。後來兒子周豐一學會了，便從父親處將骨牌討了去，用鋼筆在裝骨牌的名片匣子上註明：「這原是祖母的紀念品。」周作人看到兒子寫的字後，重新貼上紙條更正道：「這是曾祖母的遺物。」孫輩們便笑道：「那麼這該是咱們的傳家寶嘍。」 1965年，周作人在給鮑耀明的信中說：「知海外報刊時常提及鄙人，無論是稱讚或罵，都很可感，因為這比默殺好得多。」 周作人的遺囑如是說：「余今年已整八十歲。死無遺恨，姑留一言以為身後治事之指針。爾死後即付火葬或延例留骨灰，亦隨便埋卻，人死聲銷跡滅最是理想。餘一生文字無足稱道，惟暮年所譯希臘對話是五十年來的心愿，識者當自知之。」 1966年8月22日，一群紅衛兵衝進八道灣，砸了周母的牌位(魯迅博物館中，同一位母親的巨幅遺照受到了萬眾敬仰）。24日早晨，紅衛兵宣布對周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將他房子被查封。紅衛兵讓周跪在地上接受批鬥,用手中的皮帶不斷抽打他,讓他老實交代罪行。周豐一也被揪來陪斗，紅衛兵綁住他的雙手，將他推倒在地，連踢帶打。他的衣衫浸滿血跡，人被打暈過去，被大雨澆醒過來，再斗再打，不讓他有一刻喘息的機會。一個紅衛兵還把周豐一的手錶掠下來帶在自己手上。風燭殘年的周作人跪在一旁目睹兒子挨打，暈倒在地。 紅衛兵又將周作人等專政對象集合起來遊街示眾。周作人脖子上掛著沉重的大牌子,面無人色,無力行走，只能跪在地上邊呻吟邊爬行。 這年8月23日夜，周作人寫下最後一篇日記:「晴。二十二攝氏度。上午閱毛澤東論文藝，下午吉宜為寄耀辰信。」 周作人被抄家後，魯迅博物館的工作人員葉淑穗等人去看望了他：「當我們走進他被關的小棚子里時,眼前呈現的一切確實是慘不忍睹。昔日衣帽整齊的周作人,今日卻睡在搭在地上的木板上，臉色蒼白，身穿一件黑布衣，衣服上釘著一個白色的布條,上面寫著他的名字。此時,他似睡非睡，痛苦地呻吟著，看上去已無力站起來了，而且幾個惡狠狠的紅衛兵卻拿著皮帶用力地抽打他，叫他起來。看到這種情景，我們還能說什麼呢？只好趕快離開……」 周家的房子被封，周作人只能蜷縮在後罩房的屋檐下，過了三天三夜。周家的老保姆悄悄做點食物，給他們送過去。天下起雨來，周作人的兒媳張菼芳只好央求紅衛兵道：「我們也不能老待在露天底下呀,好歹給我們個安身的地方吧。」這樣,周作人才被允許睡在自家的澡堂里。半個月後，張菼芳再次向紅衛兵求情，才允許他們在漏雨的小廚房的北角為周作人東拼西湊搭了個鋪板床，讓他卧在上面。 紅衛兵為周家規定了生活標準:老保姆15元，周作人10元。他們告訴糧店,只允許周家買粗糧。周作人一日三餐只能就著臭豆腐喝點玉米麵糊糊。由於營養不良，又整日被囚禁在小屋裡，他的雙腿很快就浮腫了。張菼芳只能到藥鋪買點維生素片，等紅衛兵熟睡後，偷偷塞給周作人，周感激地對兒媳說：「我還不如早點死掉算啦，免得這麼連累你們。」 到九月、十月間，周作人兩次寫「呈文」，讓兒媳偷偷交給派出所。兩份呈文內容都很短，大意為：共產黨素來是最講究革命人道主義的。鄙人已年過八旬，再延長壽命，也只是徒然給家人添負擔而已。懇請公安機關,恩准鄙人服安眠藥,採取「安樂死」一途。但「請准予賜死」的「呈文」交上去後，如石沉大海。 1967年4月末，周作人屢屢表示不想活了，他對兒子說:「我不如死掉還舒坦一些，也不想連累你們大家了……尤其是菼芳。她是外姓人，嫁到周家，跟著咱們受這份罪，實在對不起她……」他又加上一句：「我是和尚轉世的。」 【非命】 1967年5月6日早晨，張菼芳照例給公公倒完馬桶，為他準備好一瓶開水，就上班去了。下午兩點多，住在同院的鄰居，偶然從窗子往周作人的屋裡看了看，只見老人趴在鋪板上一動不動，姿勢很不自然。鄰居感到不妙，趕緊打電話給張菼芳，讓她回家。張趕回家後，發現周作人渾身早已冰涼。眾人猜測，周作ren大概是要下地解手時，猝然發病，連鞋都來不及穿就溘然長逝了。周豐一夫婦只是匆匆銷了戶口，火化了事，連骨灰匣都沒敢拿回來。 錢理群的《周作人傳》中記載：「周作人逝世後，曾給周海嬰寄去訃聞，海嬰考慮再三，沒有參加追悼會：魯迅與周作人的後代之間終於沒有任何來往。」 生前，周作人為許多人寫過輓聯，死後,卻無一人作聯來挽他。次年,在台灣的梁實秋寫下《憶啟明老人》一文，這是周作人去世時對他唯一的紀念文字。 【評說】 舒蕪說：「周作人的身上，就有中國新文學史和新文化運動史的一半，不了解周作人，就不可能了解一部完整的中國新文學史和新文化運動史。」 周建人說哥哥周作人：「周作人自小性情和順，不固執己見，很好相處，但他似乎既不能明辨是非，又無力擺脫控制和掌握。從八道灣製造的兄弟失和事情中，表演得很充分。這似乎純系家庭內部矛盾問題，卻包裹著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他從這一點上和魯迅分了手，以後的道路也就越走越遠了。」 徐志摩說周作人：「他是個博學的人；他隨手引證，左右逢源；但見解意境都是他自己的，和他的文章一樣。」 馮雪峰對周建人說，他看過周作人的《談龍集》等文章，認為周作人是中國第一流的文學家，魯迅去世後，他的學識文章，沒有人能相比。 有人說，周作人向來不是一個積極的人，性情溫和，頭腦冷靜，眼光敏捷。他在新文化運動之初，最早提出「人的文學」的口號，為新詩鋪路，探索現代白話文的源頭，翻譯國外小說及思想著作，關注婦女兒童問題，擴寬了幾種文章的領域，不愧為新文化運動的一代大師。 錢玄同在《新青年》發表《關於新文學的三件要事》一文中說：「周啟明君翻譯外國小說，照原文直譯，不敢稍以己變更。他既不願用那『達詣』的辦法，借外國人學中國人說話的調子；尤不屑像那『清室舉人』的辦法，叫外國文人都變成蒲松齡的不通徒弟，我以為他在中國近年的翻譯界中，是開新紀元的。」 胡適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一文中說，中國的文學革命，在建設方面，有兩件事可記，一是「白話詩的試驗」；二是「歐洲新文學的提倡」，後者以「周作人的成績最好。他用的是直譯的方法，嚴格地盡量保全原文的文法與口氣。這種譯法，近年來很有人仿效，是國語的歐化的一個起點」。 學生廢名說，他和俞平伯談到周作人時，二人認為,知堂先生是一個唯物論者,一個躬行君子。他們從知堂先生可以學得一些道理，日常生活之間他們卻學不到他的那個藝術的態度。俞平伯以一個思索的神氣說道：「中國歷史上曾有像他這樣氣分的人沒有？」兩人都回答不了。廢名認為，大概只有「漸近自然」四個字能形容周作人。 曹聚仁說：「我對於啟明先生的敬意，不自今自始；他的每一種散文集必比以前一種更醇厚深切，更合我個人的口味，愈益增加我的敬慕之情。……周先生所修都是不朽的勝業，只能『藏之名山，傳之其人』……」 張中行評價周作人：小事不糊塗，大事糊塗。 張中行談論老師周作人：「在我的師輩里，讀書多，知識豐富，周氏應該排在第一位。這最明顯地表現在他的文章里，上天下地，三教九流，由宇宙之大到蒼蠅之微，他幾乎無所不談。」 魯迅對周作人有一個字的評價，即「昏」。他幾次對周建人搖頭嘆道：「啟孟真昏！」在給許廣平的信中，他也說：「周啟孟頗昏，不知外事。」 錢理群說：「有一點周作人是確實做到的：對於自己寫下的歷史的每一頁，他都沒有半點懺悔之意。他也同時拒絕了將自我崇高化、英雄化的蠱惑，只是像一個『走了許多路程』的『旅人』，平靜地，甚至有幾分淡然地，講著自己的故事，一些『平凡的事情和道理』。——他終於把評價留給了歷史與後人，保存了一個完整的智者的自我形象。」 【比較】 陶亢德說，如果以酒來比喻魯迅、周作人兄弟，魯迅「是不加其他飲料的原本威士忌，而知堂翁則是加了點荷蘭水的威士忌而已」。 何其芳比較周氏兄弟的文章：「讀著兩人早期的文章，我們就總有著不同的感覺。一個使你興奮起來，一個使你沉靜下去。一個使你像曬著太陽，一個使你像閑坐在樹蔭下。一個沉鬱地解剖著黑暗，卻能夠給予你以希望和勇氣，想做事情，一個安靜地談說著人生或其他，卻反而使你想離開人生，去閉起眼睛來做夢。」 朱光潛說：「周先生自己說是紹興人，沒有擺脫『師爺氣』。他和魯迅是弟兄，所以作風很相近。但是作人先生是師爺派的詩人，魯迅先生是師爺派的小說家，所以師爺氣在《雨天的書》里只是冷，在《華蓋集》里便不免冷而酷了。」 林語堂說周氏兄弟：「周氏兄弟，趨兩極端。魯迅極熱，作人極冷。兩人都是天才，而冷不如熱。……每逢語絲茶話，兩位都常來……作人不大說話，而泰然自若，說話聲調是低微的，與其文一樣，永不高喊。魯迅則詼諧百出。」 陳源寫信給徐志摩談及魯迅、周作人兄弟，他說，周作人與魯迅比較起來，「真是小巫遇見了大巫。有人說，他們兄弟倆都有他們貴鄉紹興的刑名師爺的脾氣。這話，啟明自己也好像曾有部分的承認。不過，我們得分別，一位是沒有做過官的刑名師爺，一位是做了十幾年官的刑名師爺。」 孫郁評價周氏兄弟的作品時說：「讀魯迅的書，心要跳出來，把你的意志從這裡點燃，你會在閱讀的瞬間，萌生一種求索的衝動和抗爭的情緒。那是怎樣磅礴激昂的世界呀，一個在苦難中跋涉的靈魂，使你猛然間看到了人性的光亮，它照耀著你，讓你在那一刻不再沉於絕望的深谷。而讀周作人的著作，完全是另一種境地。彷彿深山幽谷里的聲音，又如僧人的經白，在悠然之中，把你引向遠古，引向田園，引向無欲的安謐……魯迅讓你去做些什麼，周作人卻告訴你什麼也別亂做；魯迅引導你穿過地獄之門，去叩人生大限的神秘之牆，而周作人卻儼然一個教士，說：太陽底下無新事，歷史的昨日如此，今日如此，明日也如此……」 孫郁還說：「魯迅與周作人有著殊途同歸的一面，又有著截然不同的一面。魯迅之所長，恰恰為周作人之所短；周作人之風韻，又為魯迅所少有。一個張揚著生命熱力，在對苦難的抗爭中，把生存意義指向了永恆；一個恬然超然，默默地品嘗著生之苦澀,在忍受與自娛中,得到生存的快慰。不管你選擇了魯迅或是周作人，我們都無法離開這兩個靈魂的余影，他們是20世紀中國文化中繞不開的存在！」 羽太信子的弟弟羽太重久在談及周氏兄弟時說，魯迅見到人很熱情，善談，給人親切之感。周作人則不太愛講話，陌生人不好與之交往。在周氏兄弟失和後，羽太重久與魯迅還有聯繫。 舒蕪說：「如果不僅從周作人的後期歷史來看，而是從他的整個歷史來看，應該說這是中國文化傳統的悲劇，是知識分子命運的悲劇。中國知識分子肩負著中國文化傳統，在國家命運突然面臨著幾千年未有的大變局之時，每個人都有一個命運的問題：或是不能克服文化傳統中的消極核心而失敗，一切文章學問，功績成就同歸於盡，這就是周作人的悲劇；或是畢生同這個消極核心戰鬥，魯迅就是這樣譜出了勝利的樂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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