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風度之才與德的分離- 淮安文學網

《世說新語》中，將德行推為第一。只是在現實生活中，德與才並不是相伴相生的。當我們看了那些令人或遐想，或沉思的賞心悅目的文章時，我們往往想當然的認為，作者的德行必與文章一樣，清麗流芳，令人仰慕；而翻開歷史，卻發現往往並非如此，有時才與德甚至會達到令人驚詫的分離，尤其是在魏晉這樣的亂世。美男子晉武帝司馬炎滅吳一統天下後，便志得意滿起來，整天乘著羊車，徜徉於後宮上萬名美女玉體之中。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在其影響下，名流士大夫得風氣之先，爭相獵奇鬥富，或醉生夢死，或狂悖出格，有用糖水刷鍋的，有用蠟燭當柴燒的，整個社會奢靡到荒誕不經的地步。先來看看「竹林七賢」到底「賢」在何處。司馬懿父子高平陵兵變後，「竹林之遊」不再，山濤、王戎、向秀、阮籍、阮咸、劉伶均先後投身司馬氏集團。山濤年輕時隱居不仕，貞慎儉約，散財多義，鄉里謂之「璞玉渾金」，司馬氏奪權後，即傾心依附，並得以平步青雲。王戎則更為不堪，這位七歲便能判定路邊之李必苦的奇才，既投身司馬氏，又位列三公，卻整日清談為要，不務政事；愍懷太子被廢，貴為太傅的王戎始終保持沉默，欲以明哲保身。除此外，王戎性尤儉吝，每夜於燈下不厭其煩地與老婆籌劃怎樣才能發財；這位王太傅家裡有棵品種優良的李樹，為了防止別人也種出這樣的李樹與他搶生意，王戎把每個李子都用細針鑽透其核再拿到集市上賣，其貪吝之性與葛朗台有得一拼。向秀呢，所注《莊子》「妙析奇致，大暢玄風」，原本與嵇康打鐵自娛，確是名士風範；嵇康被殺後，向秀即應邀來到洛陽。司馬昭問：「你以前不是不是要隱居的嗎？現在怎麼不學人去採薇了呢？」向秀答道：「像巢父和許由這樣的人，並不了解堯帝求賢若渴的用心，所以隱居的生活並不值得羨慕。」真正到底是名士，拍馬也勝人一籌。阮籍、阮咸則整日喝酒，一醉數日，阮籍還為司馬昭寫下了文采飛揚的《勸進表》；劉伶更是從頭喝到尾，不管學術、言行都未見其「賢」在何處。「七賢」中唯有嵇康對司馬政權表示了堅決的不合作，並給舉薦他的山濤寫下了著名的絕交書，最終被誅。或以為，魏乃篡漢而來，晉之篡位亦無不可。然，漢末社會動蕩不安，百姓流離失所，乃漢政權本身的腐敗所造成的；曹氏父子戎馬倥傯，奮鬥一生，廢漢建魏，那是在安享自己辛辛苦苦種下的勝利果實，令人心服口服。誠如曹操自己所說：「倘無我，不知有多少人稱王稱帝！」依當時社會形勢，這話頗為客觀，並非自吹自擂。而司馬懿跟隨曹操大半生，曹氏父子對其信任有加，魏明帝臨終前更是對其把臂相托，這老奸雄卻嘴上一套，背後一套，終於欺他寡婦與孤兒，奪了人家江山。有人以為，這忠與義乃是封建迂腐的思想，不值得提倡。然而文明的進化總需要一定的時間，在漫長的法制與民主均不完善的封建社會，維持社會的穩定唯有忠義道德。在固有的政權尚未腐朽時，「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這句話除了作為少數野心家實現自身利益的借口外，便是百姓遭受塗炭的直接原因。有人覺得，阮籍、阮鹹的酗酒終日，也是以消極的方式來對抗司馬政權。竊以為，以如此方式苟且偷生，尸位素餐，倒不如像嵇康那樣捨生取義來得痛快，反而成全了「賢」者之名。人之一世，許多事不是「不得已」三字便能解釋的。值得一提的是，嵇康雖然拒與司馬政權合作，卻留下家書，諄諄告誡兒子怎樣保全自己，並在臨終前將幼子嵇紹託付與山濤，後嵇紹被山濤舉薦入仕。阮籍則堅決不許兒子學自己，這是否說明他心中其實非常痛苦——為維持這名士的風範，身心上實在備受煎熬。至少，也表明他對自己的行為並不認同吧，否則，為什麼要禁止兒子以自己為榜樣呢？再來看看文學成就非凡的「文章二十四友」。此乃一班文學青年成立的文學組織，因經常在石崇的金谷園活動，又稱「金谷二十四友」。說起「金谷二十四友」，就不能不提一下這社團的首腦人物賈謐。賈謐者，乃其父韓壽「偷香竊玉」的產物。其外祖是幫助司馬氏奪得曹魏政權的大功臣位封魯國公的賈充，姨媽是皇后賈南風，連襟是當朝太子。而且，這皇后可不同於一般的皇后。由於皇帝是個白痴，因而賈南風大權獨攬，所有敕詔均出於皇后手下。這賈謐又因外祖無後，承繼了魯國公爵位，深得皇后寵愛，貴盛一時。賈南風擅權亂政，穢聲遠播，但畢竟深居後宮，許多事情還不能親自去辦；這賈謐便是姨媽的得力助手，在謀廢太子司馬遹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而賈南風對賈謐也是言聽計從，有求必應。賈謐雖然壞事做絕，品行不堪，但卻是個文學青年，寫得一手好文章。賈公爺既有權有勢，又好文學，身邊當然少不了趨炎附勢之徒，整天附和他一起吟花弄草，彈琴論道。時間長了，便有了固定文學群。因其經常在金谷園活動，便也仿「竹林七賢」故事，成立了「金谷二十四友」。讓我們來看看，都有哪些人成了二十四友的成員。《晉書》上說有「渤海石崇歐陽建、滎陽潘岳、吳國陸機陸雲、蘭陵繆征、京兆杜斌摯虞、琅邪諸葛詮、弘農王粹、襄城杜育、南陽鄒捷、齊國左思、清河崔基、沛國劉瑰、汝南和郁周恢、安平牽秀、潁川陳眕、太原郭彰、高陽許猛、彭城劉訥、中山劉輿劉琨。」不得了啊，依附賈謐的並非一般吟花弄月之輩，這個社團幾乎囊括了西晉文壇所有重量級的人物。這些文壇大腕們聚集在賈謐身邊，極盡吹捧逢迎之能事。潘岳、石崇遠遠望見賈謐車子揚起的灰塵便已拜倒在地（成語「望塵而拜」的典出之處），潘岳甚至在廢太子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陸機、陸雲兄弟拍了賈謐馬屁猶嫌不夠，還順帶把賈謐已埋到地下的外祖賈充也翻出來拍拍。由此可見，這個團體絕非普通的文學性質，有時甚至充當了賈氏集團的打手和幫凶。這些成員大部分是「貴游豪戚浮競之徒」，他們集體撰文為賈謐歌功頌德，目的無外乎是攀緊高枝，以求政治上的飛黃騰達。但在文學貢獻上，「金谷雅集」卻是西晉文學繁盛的象徵，其社團存詩數量佔了西晉文士詩歌總量的一半。只是文學成就為聲名所累，提起來令人不屑。再看名門秀士自比子貢的王衍，任人唯親，清談誤國，國破被俘後，身為太尉兼任尚書令的王衍卻一面竭力分辨自己不參與政事，一面大拍匈奴部將石勒馬屁，勸其稱帝；「江左名士」虞亮，身為國舅，大權在握，卻剛愎自用，嫉賢妒能，最終導致蘇峻之亂，差點斷送東晉本來就並不牢固的江山；山水詩人謝靈運，詩句清新端麗，為人卻欺良霸善，橫行鄉里；同為「三謝」之一的謝惠連行止輕薄不檢，居父喪期間還為其男寵寫詩。此種現象，蓋其原因，文人本性輕狂好浮名，若在清平盛世，倒也不至於出多大問題；只是身逢魏晉這樣亂世，倘一時為利所惑，或站錯隊伍，為政治奸謀者所利用，往往落得身敗名裂的下場。看來，真正名士並非那麼容易做得的。雄才大略的東晉名將桓溫曾打過一個比方，說以前荊州劉表有一頭重達千斤的肥牛，吃食十倍於常牛，但負重行遠，還不如一頭老牛。曹操攻破荊州，就把它殺了以飧兵士。奇行異表，名士風度，若於國家民族無補，又有什麼意義呢？此話令人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