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違法者先富！

（明嘉靖帝像）

明朝的「平倭史」，幾乎就是一部「徽州史」：《明史·日本傳》中的「嘉靖倭亂」，一半的記錄是徽州人汪直。「倭寇」中混得有頭有面的人，相當一批人跟汪直一樣，也是從徽州走出去的。更值得一提的是，最終平定倭寇的，或者說對明朝「抗倭」起到決定性作用的，也是徽州人——胡宗憲！

十六世紀出現「嘉靖大倭寇」，確實讓人匪夷所思。千里之遙的日本武士，為何冒著生命危險，航行到中國沿海來搶點生活品？這得從朱元璋說起。

明朝建立後，張士誠、方國珍余部逃亡海上，出於政權安危的考慮，實行了「海禁」，就是不準老百姓做外貿生意，並將禁海令列入《大明律》。不過，這個政策後來執行得並不好，「時禁時開，以禁為主」，畢竟過去了許多年，張士誠、方國珍的那些部下估計也死得差不多了。日本這時已進入「戰國時期」，哪有心思和能力到中國來搗亂，用不著自己嚇唬自己。

禁海令針對的主要是民間，蕃國到明朝「朝貢」還是容許的，但「朝貢」只能在指定的三個地點：浙江、福建和廣東的「市舶司」。「朝貢」幾乎就是個「面子工程」，明廷「厚往薄來」，以高於「貢品」幾倍價值的貨品「賞賚」朝貢國。明成祖把侄兒趕下台，急於得到國際社會的承認，日本國要「進貢」，交通工具不好解決，他很大方地白送了一艘「遠洋貨輪」，所以日本國對來華「朝貢」很積極，雙方也沒鬧出什麼亂子。

一兩百年都沒出亂子，怎麼到嘉靖年間就亂套了呢？主要原因，是日本亂了。

嘉靖元年（1522年）五月，日本的兩個諸侯大內氏與細川氏，都以日本天皇的名義來明朝朝貢。按理誰是真代表團，需要日本方面先確定好。但明朝官方並不在意，因為業務越多，經辦官員的好處也就越多。

大內氏派了宗設謙導，細川氏派了鸞岡瑞佐、宋素卿，一個國家兩個使團，先後到了寧波市舶司。前者後到，後者先到，按規定進港驗貨要以時間為序。但鸞岡瑞佐和宋素卿會來事，懂得中國的官場潛規則，給市舶太監賴恩狠狠地送了一份禮。賴恩也不白拿別人的東西，招待宴會都讓鸞岡瑞佐坐首席。宗設謙導咽不下這口氣，當場殺了鸞岡瑞佐，燒了他的船，把宋素卿從寧波追到紹興。這一路，宗設謙導的人馬壞事也幹了不少，沿途搶掠，殺死大明官兵——這就是嘉靖元年的「爭貢之役」。

爭貢事件震動朝廷，朝廷作出的反應，但不是徹查「外貿部門」的腐敗問題，而是總結出不做生意就不出亂子的經驗教訓。根據夏言的提議，撤銷了浙江市舶司。舉一反三，又撤銷了福建市舶司，「惟存廣東市舶司」。

天底下最來錢的生意，就數外貿。罷市舶司，影響的不僅僅是中日兩國間正常的貿易，而是整個到中國來做外貿生意的。貨物好不容易運到中國，生意卻不準做，這路費也耗不起。洋人沒辦法，就私下把貨物賣給明朝的「個體戶」。明朝的「個體戶」大多本錢小，這種私下交易很多都是賒銷。明朝的商人厚道的也少，賒了別人的貨物，很少記得付貨款，洋人連本錢都撈不回來。

中國「個體戶」的誠信，洋人算是見識了。轉而覺得有權有勢的家族，素質應該高一些。實際上，素質是個最靠不住的東西。權貴們賒了洋人的貨物，壓根兒也沒有給錢的意思。洋人徹底慘了，是官商的回去無法交待，是單幹的恨不得跳海。不能合法「入境」，他們就住在近島，一天又一天地等，伙食費都沒了，甚至要乞討。沒希望，乾脆搶劫——沿海地區的社會治安亂了。

最初，這種沿海治安問題並未嚴重到哪裡去。明朝的東南沿海一帶，除了地方官府，軍事衛所即達四十餘個，軍警幾十萬，外來的生意人跟地方政府、軍方，根本不敢分庭抗禮。但很快形成了「經濟特區」——以許氏兄弟、李光頭為首的幾股勢力較大的海商以及葡萄牙商人，聚集雙嶼港，開闢市鎮。影響日大，日本、馬來、琉球、暹羅等國海商，也趕來貿易。曾訪問過雙嶼港的葡萄牙人平托，在《遠遊記》中稱這裡有「上千所房屋，包括教堂、醫院等；居民3000多人，其中有1200名葡萄牙人」。

貿易固然繁榮，性質卻是非法——走私。海商志在利潤，並不打家劫舍，泉州名宦林希元說：「佛郎機（葡萄牙人）未嘗為盜，且有利於吾民也。」 但這份安寧並未維持多久，雙嶼港私商的貿易繁盛，令朝廷日益無法容忍。終於，一樁血案成為了雙嶼港之戰的導火線——餘姚大族謝氏，賴了走私海商的賬不還，並威脅要報官。海商實在咽不下這口氣，便讓「保安」到謝氏莊園打砸了一通。

謝氏血案，觸痛了大明王朝敏感的神經，嘉靖皇帝派遣朱紈前來鎮壓「倭寇」。這位出身進士的海禁派官員，到任後雷厲風行，「革渡船，嚴保甲，搜捕奸民」，於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突襲雙嶼港。海商的「保安」哪是正規軍隊的對手，「賊酋許六、姚大總與大窩主顧良玉、祝良貴、劉奇十四等皆就擒」，海島上的「經濟特區」被打成了一片廢墟。一不做二不休，朱紈將海商追到福建，擒殺中葡海商百餘人。幾次大捷之後，朱紈在奏摺中躊躇滿志地寫道：「全閩海防，千里清肅。」

如果事情真像朱紈所言，戚繼光就沒有成為英雄的機會了。

朱紈軍事打擊的對象，顯然是葡萄牙海商，並沒有「倭寇」的影子。最終的後果，也為他始料不及。

朱絝的這一通打，打翻了相關官員的好處，打斷了沿海豪富的財源，也打掉了沿海居民的生計，朝廷也不認可他擅殺與用兵。群起而攻之，朱紈吃力不討好，一氣之下自殺。從此，朝廷罷巡視大臣不設，朝中朝外無人敢再提海禁，當然也無人敢言開禁。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因為汪直的出現，「壬子之變」發生，倭患問題驟然升級。

汪直（？－1559），又名五峰，號五峰船主，有史書誤作「王直」，徽州歙縣人。

嘉靖十九年（1540年），汪直與同鄉徐惟學、葉宗滿等赴廣東進行海外貿易，這時明朝海禁政策有所鬆緩，而廣東也是唯一可以從事合法外貿生意的地方。汪直最初加入了同鄉許棟集團，與葡萄牙商人合作，做的是東南亞一帶生意。朱紈襲擊剿平雙嶼港後，汪直自立門戶，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轉移到日本平戶（長崎）。《明史·日本傳》中的「嘉靖倭亂」，一半的記錄便是汪直。

汪直開闢了日本市場並迅速做大，田汝成曾任廣東任提學僉事，其《汪直傳》載：汪直「據薩摩洲之松津浦，僭號曰宋，自稱曰徽王，部署官屬，咸有名號。控制要害，而三十六島之夷皆其指使。」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汪直吞併福建海盜首領陳思盼，從此 「海上之寇，非受（汪）直節制者，不得存」，大量海盜（倭寇）及沿海商人與居民投到其旗下，汪直的武裝多達5000餘人，而其時日本各個家族兵力只在3000左右。汪直在日本以信義取利，被尊為「大明國的儒生」。 雙嶼港之戰後，走私海商分裂成「互市派」與 「寇掠派」，汪直屬於前者，鋌而走險的則是林碧川、蕭顯、徐海等走私集團。

汪直稱霸海上十餘年，有著地方官「私市」的默許，汪直也賣力地配合官府，平定陳思盼等多股燒殺掠奪的海盜，維持沿海秩序，並試圖在瀝港重建雙嶼港的繁華。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閏三月，俞大猷偷襲瀝港，汪直敗走日本，從此走上了與官方的對抗，成為「東南禍本」，名列官方通緝令榜首。

汪直最終被兵部尚書胡宗憲誘殺，但倭寇之亂患並沒有解決，因為汪直並非整個嘉靖倭難的背後總指揮。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陷黃岩攻郭巨的是林碧川集團，次年勾諸倭大舉入寇的動亂則是蕭顯集團。這些海盜團伙本互不統屬，甚至彼此劫奪，更重要的是這些海盜團伙又與民眾糾結在一起——東南沿海地區，倭寇既禍害一方，又擁有令人難以置信的民間支持和水土融合：地方百姓「任其堆貨，且為打點護送」，「或送鮮貨，或饋酒米，或獻子女，絡繹不絕」。倭寇深入陸地時「若熟路然」，甚至「與農民雜耕於舟山山阜處」，「或披蓑頂笠，沮溺於田畝，或雲中履，盪游於都市」。連本地官兵也與倭寇裡應外合，通報軍情，「關津不查不問，明送資賊」。

「嘉靖倭難」的最終解決是在嘉靖帝死後，隆慶帝繼位後立即批准漳州月港開放海禁，「准販東西二洋」，「倭寇」很快由寇轉商，「倭患」得到了緩解和平息。

但在嘉靖朝，朝廷並不檢討決策的得失，一根筋地依賴軍事手段。後人也認為：明朝如果保護好「資本主義的萌芽」，不但「倭患」不會出現，社會還可能發展得更好。有沒有這種可能呢？這可以看看明朝的另一個細節。

有一句宣傳徽州的廣告語很流行：「一生痴絕處，無夢到徽州。」很多人認為這句話詩化了徽州，其實完全錯了！

這句「廣告語」出自明代湯顯祖的《游黃山白岳不果》：「欲識金銀氣，多從黃白游；一生痴絕處，無夢到徽州。」湯顯祖是明代傑出的戲曲家、文學家，但他在當時，是一個不得志的官場中人，並以文人的清高，對時事持一種蔑視的態度。在這首詩中，湯顯祖表達對徽州的厭惡。這首詩翻譯成大白話，其實就是這樣的：「要想聞土豪的銅臭氣，多跑幾趟黃山和白岳；這輩子我還沒那麼傻，躺著發獃也不到徽州！」

胡宗憲殺汪直，是一種職責。湯顯祖罵徽州，是一種人心。明朝的制度革新十分罕見，徽商崛起始於明嘉靖年間，率先富起來的人，往往都是違法者。而明朝人對商業的興起，各階層其實是撕裂的——沒有共識，又何來遠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