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楚----中日間在釣魚島不會發生軍事衝突

釣魚島爭端沉睡40年，在2012年醒來，數月之中的升級發展，幾乎演化為類似上世紀希特勒德國圍繞蘇台德和但澤走廊政策而展開的大國博弈。回溯自1895年起迄今，中國失去對釣魚列嶼的實際控制已超過百年，而中日建交並發展出今日複雜交織的利益關係已愈40載，何以在今天兩國圍繞釣島主權爭吵日趨激烈，大有改寫西太平洋大局之虞？國內論者和媒體每日連篇累牘，大談日本的挑釁以及日本背後美國圍堵中國的陰謀，這些論調除了感情化地強化中國的主權立場，並無實質的邏輯解釋力，更無助於國人對問題的理解。縱觀危機今昔，在是檢討中國自身狀況，對危機的內外環境與現實影響做一個初步盤點的時候了。

釣島危機非出於美國對華戰略圖謀

冷戰結束，蘇聯解體，面對美國作為唯一超級大國的全球化世界，中美力量比例漸次發生有利於中國的巨大變化。這在美國，必然產生重新規劃自身戰略與重新認知中國戰略角色的需求。

在認識美國對華新戰略思維時，必須注意的是，首先，中美關係尚處於混沌變動的時期，由於中國社會轉型尚處於前途不明的時期，因此兩國戰略關係現實中具有巨大的不確定性。無視這一點，則無法理解美國20年來對華政策的許多表面矛盾之處，以及這些看似矛盾政策背後的統一邏輯。

美國是當代中日釣島危機的始作俑者，這是無可懷疑的，但人們更應注意的是，作為太平洋乃至全球秩序的主要塑造者和主導者，說美國利用釣島危機有意打亂現有權力格局和秩序，製造殃及魚池的地區大國對抗，那是太低估了美國霸權的智慧含量。中美日三國在亞太地區擁有互相嵌入極深的經濟和安全利益，在全球事務上也有諸多共同的需求，假如中日因主權爭端處於安全敵對和軍事對抗的境地，從而導致關係全面後退，這種前景對於美國絕對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所以，美國在本輪釣島危機發生後的諸多表態，與其說是為了推波助瀾，不如說是為了降溫和控制局面。

簡而言之，美國對釣島爭端的政策過去基於兩點：一、目前釣島適用《美日安保條約》，二、美國對主權爭端本身不持立場。第一點是美國維繫美日同盟的需要，而且造成日方實際控制美國有直接責任，因此美國需要保持政策連續性，但同時，美國不希望給日本以無條件支持的印象，並直接反對中國，因此潛台詞是，如果中日通過外交手段改變釣島主權現狀，則美日同盟自動不覆蓋釣島。這一傳統政策與上述美國基本戰略考量完全一致。

本次危機爆發後，從南海到東海，美國政策增加了新的要點：要求和平解決爭端。這與前此的政策並無矛盾，但凸顯了美國對於危機失控的擔憂，以及對危機失控帶來的不確定性的警惕。這種擔憂和警惕，無可諱言，是針對中國咄咄逼人政策的含蓄回應。借所謂戰略重心重返亞太的觀念，美國開始對華和戰兩手準備，但含蓄的壓力並非為圍堵和遏制中國，而是希望通過壓力控制局面，從而影響中國的決策，防止中國走向冷戰式體系對抗的舊路。

從並不久遠的歷史上看，意義重大的一個事實是：中美為冷戰和塑造冷戰後世界的夥伴推手，也是分享冷戰紅利最主要的國家，一個繁榮和合作的中國與美國的核心利益並無矛盾，甚至可以說是美國全球領導力得以延續的基本條件之一。目前美國對華戰略首要的原因是中國力量的成長和中國意圖的模糊，是對中國現實的回應，因此是一種並不反華卻逐步具備防華意味的政策。這是理解美國釣魚島政策的前提。

日本沒有進行對華戰爭的條件

針對中國海洋執法部門在東海釣島周邊海域的行動，日方採取了起飛軍用戰機等回應行動，這本是日本面對中國執法進逼政策，很自然會有的回應，但中方最近也出動戰機，這使得危機從外交戰、執法戰有像神經戰和軍事衝突轉化的跡象，也為中國國內的亢奮情緒注入了新的動力。然而，關於中國軍事衝突和戰爭的喧囂缺乏基本事實依據。

釣魚島主權爭端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微小局部事務。日本對釣島的強硬立場首先是因為《聯合國海洋公約》生效後，作為資源貧乏國家對海洋資源的爭奪動機，而在經濟的動機之外，由於在經濟上有賴於深化對中國的依賴性關係，日本缺少對華關係的籌碼。小泉時代曾使用首相和閣僚參拜的招數，但事實證明，參拜牽涉國際社會對日本的基本認知，會引發日本否認戰後秩序的擔憂，因此從安倍上一個任期起，日本開始嘗試新的博弈手段。釣魚列嶼實際處於日本控制之下，又有潛在的巨大海洋經濟價值，日本使用釣島現狀回應中國的戰略崛起壓力，這並不令人意外，更不是不可理喻的瘋狂思維，與所謂軍國主義復活更是毫無關係。

中日軍事戰略和基本國防力量體系，從各方面看，都不在一個數量級上。除了戰後《和平憲法》和《日美安保條約》的法治限制之外，日本20餘萬人的小型化職業軍隊也根本不具備與大國進行戰爭的能力。長期以來，日本軍事力量是防禦型的，而且其基本配置、裝備和作戰準備，完全是在美國西太平洋戰區聯合作戰的規劃之內，不要說戰略，就是獨立遂行戰區級戰役任務的能力也不具備。

在超過半個世紀的時程中，可以說，直到現在，日本的海陸空自衛隊形同美軍的日本補充營。即使在防衛日本本土和南方航路安全的作戰構想中，日軍也沒有獨立進行戰役的能力。過去陸自的主要任務是蘇軍登陸日本時的抗擊與堅守，而海自被中國國內大力渲染的所謂全球領先能力主要集中在反潛、護航、反水雷作戰以及聯合艦隊的海上補給方面，空自的任務則圍繞這些作戰任務的部分制空和對面打擊。在美日軍事同盟的制度框架下，日軍的任務劃分註定了其力量建設是畸形的和缺少攻擊能力的，而戰後日本的軍事工業則是幾乎全部處於美國軍工生產的體系之內，無論基礎研究，還是裝備項目、型號研究，都不具備獨立的能力。這種基本軍情不是任何單項先進技術裝備可以改變的，而且也看不到未來根本改變的基礎與前景。

實際上，冷戰結束20年後，日本的軍事政策自主權不是更大了，而是更小了。在信息化軍事的當代，日本賴以維繫戰爭能力的主要技術裝備，90%來自美國，或美國許可的本土生產。更重要的是，在信息化體系作戰的今天，為了進行聯合作戰，除了要有聯合化的軍事力量之外，其作戰關節點的信息化體系，均處於美軍之手。以反導為例，日本海是全球最早建成戰區反導（TMD）的地區，但反導所需要的基本裝備和早期預警的C3I系統，以及作戰訓練和作戰指揮均控制在美軍亞太作戰指揮機構。除了全地域和全維度的攻擊戰力不足之外，對保障信息化作戰至關重要的監視、偵察和控制網路，日軍根本不具備。

目光深遠一些，從歷史上看，配合國內政治需要，中國因為領土主權爭端而使用武力的前例可謂比比皆是。與日本的情形相反，雖然中國軍隊總體技術水準參差，但因為自主的政治和安全政策地位，中國軍隊卻是一種全方位攻防能力較均衡發展的力量。而且，隨著財政能力與科技能力的迅猛發展，這種力量從過去國土防衛型正向強大的地區投射型轉化。除了具備戰略攻防能力之外，藉助1990年代以來的優良技術獲得環境，中國軍隊在信息化時代關於局部戰爭的研究和訓練，其強大的攻擊性意涵是無可諱言的。牽涉到釣魚島爭端，中國國內關於島鏈問題的渲染，無疑是西太平洋軍事雄心表露的癥候。這種無言卻嚴峻的前景引發從美國到日本的安全焦慮和秩序焦慮，這是本輪危機真正影響深遠和前途莫測之處。

釣島危機與中國大戰略問題

由於歷史原因，中國周邊遺留諸多海洋主權糾紛，而這些糾紛由於當代海洋產業和經濟爭奪而加劇了，這主要是中國自身發展凸顯的國家課題，但如果觀察近年來從南海到東海的爭奪形勢，人們不難發現，在中國官民對這些爭議的聲音中，一些很令人不安的成分在急遽增多。在這些聲音的背後，實際上折射的是當代中國自身的大戰略意識、觀念和實踐問題。

溯自鴉片戰爭以來的近現代歷史，中國目前正處於迅猛上升的時期，無論周邊的安全環境，還是與主要競爭者的關係，都是相對平穩的。作為全球最大的資金提供國，最大的工業品出口國，最大的資源進口國，最大的新興市場，以及擁有最多海外僑民的國家，中國已經不可逆地變成一個國際主義的國家，這種轉變不僅賦予中國新的力量，也對其提出了過去新崛起大國都面臨過的國際意識的挑戰：如何界定和向外部說明其力量的性質，如何合理與明智地運用其力量，如何標定自身利益的邊界，最後，如何運用新力量與既有的秩序對接，這些大戰略問題的回答在根本上將塑造和決定外部世界最終如何對待中國，也將決定現實和未來的中國全球大國之路。

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可以看到，從南海到東海，國內那種喊打喊殺和必有一戰的觀點其實代表著一種對中國新力量古典帝國主義似的態度。中國社會流行的格言是「落後就要挨打」，而這句話反過來則是先進必須打人。彷佛是為了應和和印證外部關於中國軍事威脅論的論點，這種船堅炮利的19世紀帝國主義思想又與近現代中國的悲慘歷史記憶結合，以義和團和抗戰似的悲情看待現實的外部爭議，把局部問題無限放大化為全局的對抗，至於這種對抗政策對現實的實際負面後果，那是完全不在考慮之列的。

在有關爭議的中國國內意見當中，非常值得人們注意的是，一些軍方色彩的學者和人士往往發出很強硬的「鷹派」聲音，這裡體現了一種真正令人擔憂的趨勢，軍隊對外交問題和國內政治問題表現出越來越大的參與熱情。這固然有軍方加強其財政和政治地位的考量，但考慮到中國軍隊特殊的統帥體制，獨立於國家行政執行體系之外的戰爭決策與軍令指揮系統在邏輯上始終包含軍政符合體制的軍國主義可能性，這無論在建政之初的接管行動，還是在文革的軍管體制中，都已有實在的證明。這一問題背後揭示的是中國當代國家安全和戰略決策的體制弊端。可以說，軍方的意圖在外交糾紛中的不恰當表達是釣島之類爭議中國難以形成有效和整合的政策作為的主要原因之一。

另外，釣島危機持續延燒也與中國內部政治和社會的撕裂有關。以所謂「愛國主義」為號召的新極左勢力一直在炒作此類話題，希望藉助文革徹底意識形態鬥爭的思維動員社會，從而復興從抓走資派到抓漢奸、特務的內部政治鬥爭運動。這種撕裂的內部社會環境也使得中國不僅不可能對危機進行有效管理，反而會在新極左思潮製造的「民意」潮流推動下，經常走向極端的處置。

所以，從南海到東海，危機發生在壯闊的海洋上，但其主要的根源實在於中國社會的現實。這些扭曲的國際意識與中國合理的國家及國際利益糾纏在一起，使得問題升級的土壤非常肥沃，而解決的環境卻不具備。這種大戰略環境和內部條件方面的困境，才是最值得人們從釣島危機中去認識的。

釣魚島不會有軍事衝突

近年來圍繞南海和東海主權問題的衝突已經給中國的外部戰略環境帶來巨大的負面影響，具體而言則是，南海的危機使東南亞對中國的防備心理更加凸顯，而30多年來中國對東南亞的善意表示效果幾乎歸零；而在東海而言，美日對於中國海空力量的成長更具備戒心和敵意。美日已經著手修訂新的防衛指針，對中國軍事意圖更加明顯。最重要的是，全球開始關注，中國從經濟到軍事的新國家力量將用於何種目的。這對於中美和解以來的中國外部環境，實在是一種前景黯淡的趨勢。

中國現有領導層對此是有意識和警覺的。以目前中國的政治體制而言，其脆弱的基礎在於經濟的持續發展，而在中國超過65%的外貌依存度條件下，保持經濟發展則必須堅持中美、中日以及美國主要全球夥伴協調的基本外交政策。在這一認識下，人們應該看到，雖然適度保持對外對抗的姿態有利於內部壓制和整合，但挑動與日本的軍事衝突在國際政治方面的後果不亞於23年前的鎮壓，這是執政黨不可承受之重。

美國希望維持在西太的優勢地位，不希望中日關係出現大的波瀾，而日本更不願意承受在經濟上錯過中國市場列車的局面。就大戰略而言，在《美日安保條約》和美國亞太戰略環境下，中國如在釣魚島開火，則意味著對美國太平洋軍事地位直接提出挑戰，這種情形給中國帶來的未來安全不確定性是空前的，這完全可能成為中美冷戰、最起碼是冷和平的序幕。這不是能不能的問題，而是中共不會選擇這樣做，這並不符合其執政利益。

就軍事能力而言，雖然近年中國各種新軍事裝備頻頻亮相，但在總體軍事能力方面，實力的有限是很顯然的。中國軍隊不僅是當代現代化和信息化戰爭經驗最少的大國軍隊之一，而且，過去30多年來，就體制和觀念而言，軍隊也是中國社會受變革衝擊最小的對象。財政行為能力的增強造就了新船堅炮利的外觀，但與此同時也帶來了前所唯有的腐敗，軍隊是社會的一環，並不是生活於真空之中，真正的新軍事體制與觀念的變革尚未展開，在此情形下，貿然投入大洋爭勝的戰爭，蘇軍在阿富汗，美軍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前輒猶在，中共會對此茫然無知嗎？

或許可以誇張一點說，釣魚島的危機從大戰略角度看，本來就是一種假危機：正是因為各方都十分清晰戰爭不可能，甚至連小型軍事衝突的幾率都沒有，而彼此在深度的利益嵌入和複雜的內部壓力之下又需要博弈籌碼，所以各方才如此賣力的藉機搞事和說事，因為，歸根結底，時代變了，決定太平洋前途的畢竟不是這個無人彈丸小島的歸屬，而是未來亞太大國權力格局的形成，而為爭取未來國際權力筵席上的更好座次，窮兵黷武可能是所有手段中最沒有價值，而且副作用最大的，對此，最新的事件發展給出了最好的證明。2013年1月25日，在中國國內一片喊打聲中，新任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超規格接見日本公明黨黨首山口那津男，並接受了其攜帶的安倍首相的親筆信，各種喊打喊殺之聲迅速從中國各種媒體上消失，和平和共同經濟發展又成了新的輿論基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