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最有影響力的33部書籍：17 運籌帷幄安國興邦——《建國方略》

17 運籌帷幄安國興邦——《建國方略》

　　1925年3 月12日9 時25分，中國革命偉大的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在北京與世長辭。臨終前，他殷殷告誡「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並給革命同志留下了遺囑，希望他的革命主張能堅持下去，革命理想得到實現。他在《遺囑》中這樣寫道：「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遺囑把《建國方略》放在首要位置，足見他對這部著作的高度重視。　　那麼，這是一部怎樣的著作呢？　　痛心疾首發憤著書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統治，結束了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制度。　　但是，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為袁世凱竊取，孫中山辭去了臨時大總統的職務。此時，他並未意識到自己的失敗，而是想以在野之身，從事實業建設，使祖國臻於富強。就在他辭職的同一天，在南京同盟會員為他舉行的餞別會上發表演說時，他明確表示：他的「解職不是不辦事」，而是致力於「比政治要緊的」「民生主義」事業，並提出了今後準備全力以赴的奮鬥目標。他認為經過辛亥革命以後，民族、民權兩主義已「因清廷退位而付之實現」，「唯有民生主義尚未著手」，當前的要務是「社會革命」——實現民生主義。為此，孫中山在離開總統職後第三天，就興緻勃勃地開始周遊各省，進行有關民生主義的宣傳活動。他走遍了大半個中國，遍及城鄉，進行調查訪問和參觀。他每到一處，都反覆宣傳他的民生主義和「社會革命」主張，以及建設國家的設想，闡述「平均地權」和興辦實業、發展鐵路等政策問題，並提出一些在中國實現經濟大發展和資本主義現代化的具體主張，希望中國能夠富強起來，趕上和超過歐美國家。有人統計，他在1912至1913年作的58次演說中，專講民生主義或涉及這個問題的就有33次之多。正如孫中山同年7 月中、下旬接見紐約《獨立雜誌》特約代表時所表示的那樣，他當時正集中思想與精力，從社會、實業與商務幾個方面重建我們的國家，希望看到人民大眾的生活狀況獲得改善。　　孫中山的這些活動，反映了他為祖國富強而鬥爭的強烈願望，為此他殫精竭慮，全力以赴。但是，由於政權掌握在大買辦、大地主的政治代表袁世凱手中，嚴酷的階級鬥爭局勢使孫中山「舍政事、而只專心致志於鐵路之建築」的想法，只能是善良的願望而已。　　袁世凱靠陰謀手段騙取了孫中山的信任，當上了大總統，但不久就原形畢露。　　1913年2 月，袁世凱授意刺殺宋教仁，充分暴露了袁世凱假共和、真專制的反動面目。為挽救辛亥革命成果，孫中山發動了「二次革命」。失敗後又組織了中華革命黨，「再舉革命」。1915年12月，袁世凱公然宣布恢復君主制度，自稱皇帝。　　在孫中山的號召下，由中華革命黨發動了護國運動，推翻了袁世凱。但此後中國又陷入了軍閥混戰局面。為反對封建軍閥的反動統治，1917年夏，孫中山發起了護法運動。由於沒有提出新的政治綱領，未能動員群眾、依靠群眾，護法運動失敗了。　　孫中山為革命奮鬥幾十年，其結果卻如他所說的：革命主義未行，革命目的未達，僅有民國之名，而無民國之實。他一心追求的是救國真理，要使中國永遠擺脫貧窮落後的狀況。但是，要實現這個理想，應該怎麼辦呢？應該走什麼樣的道路呢？孫中山感到苦悶，也感到孤獨。他一籌莫展，深感自己沒有一點實力之苦，因而只想專心著書，希望以此來「啟發國民」、「喚醒社會」。1918年到1919年，孫中山在上海莫利愛路住所深居簡出，發憤閉門著書。他以「痛心疾首」的心情，把「奔走國事三十餘年」的經驗，從理論上作了總結，寫成了《孫文學說》和《實業計劃》兩本書。這兩本書和他1917年在上海寫成的《民權初步》，合起來就構成《建國方略》。　　《民權初步》與社會建設《民權初步》，最早名稱叫《會議通則》。這是一部關於民主政治的書。　　首冠「序」，書後附「結論」及「章程並規則之模範」。孫中山撰寫此書的目的在於「教吾國人行民權第一步之方法」。他認為中國人民的「一盤散沙」　　狀態並非「天生而然」，乃是專制制度造成的。至於袁世凱的復辟，根本原因就是「民權未張」。顯然，這是對封建專制主義的抨擊。孫中山指出：「今後民國前途之安危若何，則全視民權之發達如何耳。……民權何由而發達？則從固結人心、糾合群力始。而欲固結人心、糾合群力，又非從集會不為功。　　是集會者，實為民權發達之第一步。「」倘此第一步能行，行之能穩，則逐步前進，民權之發達，必有登峰造極之一日。「」苟人人熟習此書，則人心自結，民力自固。「書中詳盡地論述了有關集會的」原則「、」條理「、」習慣「和」經驗「，希望由此促進中國民權的發達以及民主政治的建設。可以說，孫中山的闡述雖未抓住民主政治的關鍵，但是對於長期飽受封建專制之苦而不知民主為何物的中國人來說，具有一定的啟蒙作用；在當時軍閥官僚們把社會政治生活中的民主因素剝奪殆盡的情勢下，也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孫文學說》與心理建設《孫文學說》這本書，集中反映了孫中山的哲學思想。在這部書中，孫中山熱情地宣傳了達爾文的進化論思想，並以大量的自然科學知識為依據，較為詳細地論述了他的唯物主義哲學思想。其哲學思想的核心是他的知行統一的理論。　　孫中山認為：要想中國進步，不但對於政治主張革命，就是對於學問也主張革命，要把全國人民幾千年走錯了的路都來改正，所以主張學問和思想都要經過一番革命。孫中山之所以這樣認為，是由於辛亥革命的失敗，使孫中山認識到必須從事革命理論的建設，改變革命隊伍中缺乏革命理想以及「知識太低」的狀況。　　孫中山把這些狀況歸之為受傳統的「知易行難」的思想影響。所以他提出必須在承認「行」的前提下重視革命理論的能動作用，即「知難行易」。　　孫中山所說的「知難」中的「知」，是指「真知」。「真知」是來自生產鬥爭、科學實驗和政治經驗的認識。而他提出的民主革命綱領和建設規劃，正是他幾十年革命經驗的總結。可是一些革命黨人，卻把他的主張視為「理想太高」，甚至攻擊之為空言而見拒。所以他要立論破除人們的「心理大敵」。　　如果人們能夠提高理性主義，樹立「真知」，則從事革命建設，將「如反掌折枝」。從而也使人們不再認為他的使中國走向富強的宏偉計劃是「理想空談」，就有可能加速「建設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樂之國家」。他強調只有掌握革命理論，實行起來才比較容易，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基於此，孫中山批判了古代傳統的「知之非艱，行之維艱」的觀點，又批判了「離行而談知」的「良知」學說，以十事為例，論證了知難行易的道理：行在先而知在後，知是從行中得來的，所以行易知難。　　孫中山的「知難行易」說基本上是唯物主義的，但卻割裂了知與行的辯證關係，最終難免過分強調「心之為用」。不過在當時革命屢遭挫折、處於低潮之時，孫中山號召革命黨人積极參加革命實踐，是有重大進步意義的。　　《實業計劃》與物質建設《實業計劃》繪出了中國現代化並將中國改變成工業化社會的宏偉藍圖，詳細地闡述了開發中國實業的途徑、原則和計劃。孫中山深感中國要富強起來，必須改變當時落後的經濟狀況，因此就要花很大的力氣開發中國的富源，發展中國的實業。他把這個問題視為「中國存亡之關鍵」。在他的這個周詳而龐大的計劃中，以經濟地理學原理列舉了四大原則、六大計劃和十大目標。簡列如下：（一）四大原則1.必選最有利之途，以吸外資。　　2.必應國民之所最需要。　　3.必期抵抗之至少。　　4.必擇地位之適宜。　　（二）六大計劃1.筑北方大港，建鐵路起於此而迄中國之西北極端，向蒙古、新疆殖民，開浚運河以聯絡中國北部、中部通渠及北方大港，開發山西煤鐵礦源，興建鋼鐵廠。　　2.築東方大港，整治揚子江水系，改良揚子江水路及運河，建設內河商埠，創大士敏土廠。　　3.改良廣州為南方大港，改良珠江水系，建設西南鐵路系統，建設沿海商埠及漁業港，創立造船廠。　　4.擴建全國鐵路系統，包括中央地區、東南地區、東北地區、西北地區、高原地區，並創立機關車、客貨車製造廠。　　5.發展各種輕工業，包括糧食、衣服、居室、行動、印刷等部門的工業。　　6.發展各種重工業，包括鐵礦、煤礦、油礦、銅礦及特種礦之開採，設立冶礦機廠。　　（三）十大目標1.發展交通。2.開發礦業。　　3.移民實邊。4.振興工業。　　5.增進農業。6.擴展灌溉。　　7.推廣林業。8.開發水力。　　9.開闢商港。10. 興建都市。　　孫中山的實業計劃相當宏大。如何實現這些雄心勃勃的目標呢？孫中山認為中國必須依靠外國資本和設備，引進發達國家的技術和人才。他說：國家經營的建設事業，「應由……專門練達之外人任經營監督之責。」但是中國和外國的合作必須建立在雙方互利的基礎之上，外國資本流入中國，要受到中國政府的控制。　　他認為外國應為中國的進步做出貢獻，因為中國富有天然資源、原材料和廉價勞動力，如果西方大量投資於中國，中國將「成為世界中無盡藏之市場」，「以經濟的眼光視之，何啻新辟一世界？」中國的工業將為國內和國外的消費而生產，「而參與此開發之役者，亦必獲超越尋常之利益，可無疑也。」可以說，孫中山提出落後國家的工業化要通過國際間的平等合作為途徑的設想是有獨創性的。但是，這與當時帝國主義列強的對外政策背道而馳。西方列強到中國來無非是取得租借地、勢力範圍和經濟特權，進而控制中國的經濟、政治、軍事和外交，這說明了孫中山對帝國主義的本質認識不清，反映了他的階級局限性。　　孫中山不僅倡導國際間的平等合作，他還認為中國應實現階級之間的合作。　　他反對「階級戰爭」，中國應儘力避免工人與資本兩個階級之間的衝突，二者應當攜手合作，共建國家，以至「大同之世」的到來。他認為中國可以實現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共存。他強調說：「凡夫事物之可以委諸個人，或其較國家經營為適宜者，應任個人為之。」發展工業、修建全面的鐵路網、開鑿運河、建設港口等經濟活動，應由國家擔負。但農業、商業和服務行業，是屬於私營之列，對這些私營企業，國家不僅要保它們，而且應由開明寬宏的法律加以鼓勵。　　孫中山制訂的這個宏偉計劃，反映了當時中國知識界和實業界許多人的願望。　　對中國的經濟來說，那是一個繁榮時期。民族資本有較大的發展，中國的資本家正進入他們的「黃金時代」。第一次世界大戰刺激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似乎很快就會實現工業革命和社會進步。與此同時，一些實業界人士本身也有緩和勞資間衝突的傾向，對於公平的國際合作抱有很大希望，而且在新文化運動中還出現了一種私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相結合的思想。　　這些都反映在《實業計劃》中。然而，中國的「經濟奇蹟」為時並不久。一戰結束後，危機又來臨。舊的帝國主義政策又復活了，中國的政府機構幾乎完全消亡。在那時，對孫中山和那些開明的思想家和實業界領袖來說，情況已變得很明朗，在中國的政治重建之前，中國的開發是不可能進行的。　　總起來說，孫中山在《建國方略》中，試圖從理論上總結幾十年革命的經驗教訓，並進而寫出自己所設想的建設祖國的宏偉藍圖、遠景規劃，提出了一整套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的理論、方針和政策，表現出了他不斷追求真理的革命實踐精神和對中國實現民主、富強、文明的強烈願望。但在嚴酷的現實面前，他的一系列宏偉設想都破滅了，他的強國夢只是在改革開放的今天才變成了現實。不過，他的理論主張在今天仍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