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義的發酵：近代中日對抗心理是如何形成的？

07-05

作者=王柯

來源=《民族主義與近代中日關係》本文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授權發布

在筆者看來，與其說日本人不願意反省近代日本的侵略歷史，還不如說這是他們常常在如何看待歷史連續性的問題上出現困惑而帶來的結果。許多日本人從「日本必須正視歷史」的話語中，能夠感受到「必須徹底清算和否定日本近代全部歷史過程」的意思，但是只談近代日本的侵略罪行而無視日本建設近代國家的成功，在他們看來是難以接受的，因為近代日本帝國主義的膨脹與日本近代國家、近代國民建設和成長之間具有緊密的內在連繫。

而從一個主權國家的角度來說，日本在建設近代國家、尤其是建設近代國民的問題上，無疑是成功的。正是這一成功導致日本日後走上侵略戰爭的道路，但是同時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戰後的再次崛起，又是以這一成功為必然前提的。由於這種成長與膨脹之間的糾結關係，使許多日本人認為即使日本應該就發動侵略戰爭受到懲罰，也不能因此就斷定日本整個建設近代國家和近代國民的過程都是錯誤和失敗的。日本人之所以會產生這種想法有幾個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天皇制在戰後得到延續。雖然天皇制的性質發生了一些變化，但戰時的天皇在戰後繼續被看作為日本的象徵。這件事不僅妨礙了對戰爭責任的徹底追究，也使得許多日本國民更加難以對日本的侵略行為和日本的近代化過程進行切割性的理解。美國之所以延續天皇制，就是因為他們承認日本建設近代國家和近代國民的成功，與明治維新以後日本的近代天皇制之間有著密切的關係。

明治天皇

因此，為了在戰後能夠操縱日本社會，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和日本開戰不久，就已經開始考慮戰後繼續利用天皇制的問題。在美國主導下出籠的戰後天皇制，使日本的近代歷史過程顯得更加渾然一體，也進一步強化日本人關於歷史連續性的意識。另外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日本建設近代國家和近代國民的方法，日後競相為亞洲國家模仿和學習。通過本書的第一部我們已經說明，近代中國在建設近代國家道路的問題上更是主動地將日本視作為模仿的對象。亞洲各國的這種做法，從一定意義上證明日本當年所走的建設近代國家和近代國民之路是成功的，這就讓一些日本人更加不肯對日本的近代史全面給予斷罪。日本建設近代國家和近代國民的方法就是建立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事實證明是民族成分比較單純的日本，而不是具有多民族國家傳統的中國，更加適合近代民族。

平壤攻防戰

1840年的《南京條約》意味著朝貢體系的徹底失敗。然而即使割地賠款，此時的清王朝依然「以不變對萬變」，不能從傳統的「天朝」思想中自拔。與此相反，在中國沒有被廣泛接受的魏源「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在日本卻引起強烈的反

響，日本人從鴉片戰爭中得到教訓，開始注意和認識「洋學」（西學）的價值。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再次戰敗的清王朝，到了 1860 年代才開始進行「洋務」。洋務運動邁出了中國近代「自救自強」的第一步，然而它的視野里有的只不過是「堅船利炮」，實行「中體西用」的目的依然是為了維持傳統的社會結構和「天朝」秩序。而追求單一民族國家形式的做法，使日本迅速成長為一個近代民族國家，而在中國卻使「漢族」之外的民族集團尋找自己在這個國家中所處位置的問題上，產生了極大的困惑。本書第二部已經說明，正是這種困惑，給日本提供滲透和侵略中國邊疆地區的機會。日本近代民族主義之誕生，與明治維新以前中國一直處於東亞地區的中心、而日本長期處於邊緣的歷史事實之間，有著緊密的關係。本書第三部的第八、九兩章已經說明，當年日本精英階層中的民族主義思想，正是從對這一狀況的不滿中誕生的。由於日本民族主義的這一起點，使中日兩國之間的民族主義長期以來一直具有一種「共生」的關係。所以，認為只有中國有、而日本就沒有建設民族國家權利的想法，當然沒有道理。但是任何一個「民族國家」「成的長」必然伴隨著「民族主義」「膨脹」的，在建設近代民族國家與近代

國民上領先中國的日本，事實上也在近代民族主義的問題上常常佔了「先機」。

從萬里長城到北洋水師

1840 年鴉片戰爭的戰敗，迫使清王朝與英國之間簽訂不平等的《南京條約》。 1860 年代開始清政府對國家政治體制進行徹底的轉向，改造，經過「討幕運動」「大政奉還」、等確立以三權分立製為基礎的中央集權制，之後再推行「四民平等」「改正地租」「殖產興業」、「文明開化」等各項具有實質內容的政策，一步一個腳印地開始了建設國家近代化的進程。

日本的近代國家建設思想具有強烈的單一民族國家傾向，因此日本近代國家的「成長」必然伴隨著民族意識和民族主義的「膨脹」。隨著國力不斷增強，在中國人還沒有產生近代民族意識之際，日本以國家為單位的民族主義就已經開始急劇膨脹，並且很快達到 1874年的「台灣出兵」（牡丹社事件）、即開始進行對外侵略擴張的地步。「台灣出兵」是近代日本第一次向海外出兵，也是「最初踐踏清朝主權的事件」這一事件說明，日本民族主義的膨脹必然導致日本向外，進行侵略擴張，而日本侵略擴張的矛頭必然首先指向以中國為中心而建立起來的、傳統的東亞地區國際秩序。

大東溝海戰

昔日的學生變成了今日的強敵，即使苦於財政枯竭的清政府內部也出現了「海防」「塞防」與之爭，它說明日本的「台灣出兵」所帶來的衝擊，遠遠超過了當時清王朝官僚們的思想承受能力。塞防論主張收復在 1860 年代穆斯林起義中丟失的、對新疆地區的統治權，海防論則主張放棄新疆地區，而把收復新疆的財源用於充實海防力量上。不論是塞防論還是海防論，其代表性人物其實都是清朝內部的洋務派人物，雙方都看到了遭受近代帝國主義侵略的危險，不同的只是在於應該把哪個國家視為最危險的帝國主義，從而將國家的防衛重點放在這個帝國主義國家可能入侵的方向上。「收復新疆」的背後，隱藏著是否應該將俄國作為一個最危險假想敵的思想。所以說，從表面上看來，「塞防論」的勝利似乎證明了此時的清朝政府還沒有將日本視為最危險的敵人，然而更根本的原因，恐怕還是因為當時的清朝政府仍然拘泥於中國以萬里長城為象徵的「重陸輕海」的傳統國防思想。

然而不能忽視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當時無論是統治階層還是社會精英，在國家經營的層次上大多缺乏經營海洋的思想。古老的中華文明是一個大陸文明，傳統的中華世界是以陸地為中心的世界，在中國的文化、社會、政治和經濟體系中，海洋從來沒有佔據過重要的位置。作為一個經濟上完全可以自給自足的大國，具有「天圓地方」「四海之內」、等自然觀的中國人，更願意把海洋看作是一道難以逾越的自然屏障。作為一個農業文明共同體，如何抵禦游牧民族 —「胡人」的入侵，才是真正令中國歷代王朝統治者頭痛的問題。所以，歷代王朝能夠在西北建造起雄偉蜿蜒的「萬里長城」，卻從沒有一個王朝想要到東南去建設一支海軍力量。明王朝為了杜絕倭寇，想到的方法也只是嚴格實行海禁政策；而終於跨過萬里長城統治全中國的清王朝，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中國人傳統的「華夷思想」，但因為同時繼承了中國王朝和北方民族的政治傳統，卻又更加強化中國傳統的防衛思想：在內陸方面屢建「武功」並且擴大了國家領土範圍的清王朝，一直斷斷續續地實行海禁，從未有將海洋也視作為一個發展方向。

其實在英國工業革命之後，列強各國爭相開始在海外獲取殖民地和擴大勢力範圍，加強海軍力量已經成為近代國家主要的軍事和防務思想。

日本出兵台灣以後，清朝也建立了「水師」，孱弱的福建水師在 1884 年的中法戰爭中全軍覆沒後，清朝政府又著手建立新的海軍力量。但是為了慶祝西太后的 60 歲壽辰，軍艦購買計劃被擱置，2,000 萬兩的海軍軍費被挪用到營造頤和園上。清王朝在國家防衛意識上對海洋的輕視，使得日本的海軍力量終後來居上，並在1894 年的甲午戰爭大敗清朝，使北洋水師全軍覆沒。甲午戰爭是「中日關係發生質變」的標誌，更成為讓中國人重新認識海洋、重視海上防務力量的契機。

近年來中國要成為海洋大國、加強海軍力量的聲音不斷高漲，其中依然可以看到當年大敗於日本的甲午戰爭之影響。甲午戰爭後，日本通過 1896 年所簽訂的《日清通商航海條約》，迫使清朝政府承認它在中國的治外法權，取得與歐美列強同等的權益。然而對於中國人來說，比起敗給西洋列強各國來，敗給昔日學生的日本並「割地賠款」，在精神上的打擊顯然更加沉重；1895 年 4月《馬關條約》簽訂之後，康有為率領在北京的 1,300 名舉子「公交車上書」，由此揭開了戊戌變法運動的序幕。鴉片戰爭之後，中國也發生過許多「攘夷」的運動，但那只是在對國際社會和國際關係缺乏充分認識的情況下，「住民們在對外部侵入者感覺到危險時所產生的本能行動」。

但是《馬關條約》簽訂後，的「公車上書」是由近代中國知識分子所發動的第一次政治請願運動，許多學者看到其中所具有的樸素的「民族主義」成分，認為它是中國的知識分子「以群體形象出現在民族救亡運動的第一線」的標誌。孫中山也於 1894 年 11 月在夏威夷組織起以打倒清政府為目標的「興中會」，來發動革命運動。但是不管是變法派還是革命派，雖然他們的行動方式和最終目的有所不同，但從看到國際社會的局勢變化、尤其是甲午戰爭使中國深臨危機而痛感必須尋求變革中國政治體制的思路上來看，兩者的性質卻是一脈相承。

《民族主義與近代中日關係》

王柯/著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015年12月

梁啟超認為，近代中國及中國人的變革和進步往往是從認識到自身不足而開始的，首先是「器物不足」，然後是「體制不足」，最後是「文化不足」。應該注意到的是，而後兩次變革的發生都是與中日關係分不開的。為了解決在「器物」方面的不足，洋務派進行了「利器」（建設新型工業）、「練兵」、（創建新式軍隊）「興學」（導入新式教育）等實質性的嘗試。但是要進行體制的變革，是要以否定以中國為中心的「中華世界」傳統世界觀為前提的，因此不得不說戊戌變法是中國自我認識過程中的一個革命性事件。而戊戌變法是由甲午戰爭的戰敗而的，由此也可以看出甲午戰爭給中國國民造成了多大的心理衝擊。

在日本誕生的反日民族主義

然而甲午戰爭之後的中國精英們因此想到的不是與日本劃清界限、永遠與日本為敵，卻是必須努力學習日本，發奮改造自己。從1896 年、也就是甲午戰爭結束的第二年，清朝政府向清國駐日公使館派遣了 13 名留學生，通過時任清國駐日公使裕庚拜託當時的日本外務大臣兼文部大臣西園寺公望，將他們安排進由嘉納治五郎任校長的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學習。 1899 年清朝政府第二次向日本派遣留學生，被派遣的 40 名留學生中有 33 名學習軍事，其中包括張之洞的孫子張厚琨；毋庸贅言，其背景上同樣有著以張之洞的《勸學篇》為代表的、學習日本建設近代國家經驗的思想。此後，清國內逐漸出現留學日本的熱潮，後人稱之為「日本留學運動」。

簡而言之，可以列舉出清朝政府的支持留學日本的原因（日俄戰爭中日本的勝利、中國科舉制度的廢除 1905、以及圖謀通過接受清國留學生在大陸扶植親日勢力的日本矢野文雄公使向清朝發出的邀請等）。事實說明，為了儘快完成向近代國家的轉型，清朝政府一直重視向日本學習，並積極派遣青年來日本留學。即使在日本出現了以推翻清王朝為目標的中國革命勢力，清朝政府仍然沒有聽從廢除留學的意見，反而拿出實際方針更加鼓勵留學。因為清朝政府的這種態度，留日學生之中自然不乏大量出現的中國社會精英分子。

日俄戰爭

然而，在這個時期大力鼓勵清國青年留學日本，無論對於派遣留學生的清國，還是對於接受留學生的日本來說，其實都是一把雙刃劍。其原因在於，無論是 1896 年的第一次派遣，還是 1899 年的第二次派遣，事實上都與清朝在甲午戰爭中的戰敗脫不開關係。而甲午戰爭以後，日本社會中也開始出現歧視中國和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思想。因為具有中國社會精英的意識，留學生們對日本社會的民族主義思想自然會更加敏感，在受到歧視時的恥辱感也會倍加強烈。一邊是祖國的殷殷期待，面前卻是使心靈受到折磨的民族主義歧視的現實，這種強烈的恥辱感不僅讓他們產生反日情緒，同時也逼他們對自己的社會進行反思，為甚麼一個泱泱大國會受到一個「蕞爾小國」的歧視和壓迫？身臨其境所感受的殘酷現實，逼他們不得不考慮自國政府本身的問題。清朝政府的呵護、日本政府的重視，自然也在強化著留日學生們的精英意識。然而，正是因為社會精英的日本留學，又使中國的民族主義得到生長的土壤。而從入學那一刻起、其人生輝煌的前途就得到保障的軍事學校的留學生們，更是社會精英的自我意識因著受到刺激而轉為民族主義意識的典型。1903 年 6 月 2 日，日本駐上海總領事小田切萬壽之助在其寄給當時日本外務大臣小村壽太郎的第 220 號公信中，夾寄了當時上海有名的中文報紙《蘇報》的一篇新聞報導。 6 月 9 日，也就是收到信件不久，小村外務大臣就將這項新聞報導緊急轉送給當時日本政府的陸軍大臣寺內正毅。小田切萬壽之助寄來的這項報導，內容是關於成

城學校一位清國人留學生退學的問題。當然退學本身並不是甚麼大事，問題在於報導提到的退學理由，很可能成為激起留學生反日情緒更加高漲的導火線。

成城學校的前身為 1885 年設立的文武講習館，1886 年改名為成城學校，設立幼年科和青年科，成為日本人進入陸軍士官學校和陸軍幼年學校的一所預備學校，因此這裡的學生都被要求進入日本陸軍部隊進行實習。在日本開始接受清國留學生以後，成城學校也開始接受預備進入陸軍士官學校的留學生入學，而留學生要想從這裡畢業，也要和日本學生一樣到日本陸軍部隊中實習。但是由於 1903年發生的以下事件，在留日清國學生的精英層中，開始出現強烈的

反日情緒。

這一年，成城學校一位劉姓的四川籍清國留學生，也按照規定進入日本陸軍部隊進行實習。而在這個部隊中有一位西鄉少佐，按照新聞報導的說法，是日本明治維新的功臣西鄉隆盛的兒子。某日晚上，這位西鄉少佐將劉姓留學生傳呼到自己房間，用語言極盡侮辱：「你們支那人已經在日清（甲午）戰爭中被日本人打敗」「如此無之輩，如何能向我們陸軍學習？」「到這裡來還不就是為了讓我、

們玩弄而已？」然後就動手動腳，企圖進行猥褻。劉姓留學生不甘受辱，奪門出，而西鄉少佐居然又追到劉的房間。學校的留學生們在得知這件事後，向成城學校當局提出指控並進行抗議。然而接見留學生們的成城學校校長態度強硬，居然說道：「你們這些支那人總是拿退學來進行要挾，我要告訴你們，我是不會屈服的。」日本駐上海領事館雖然很重視這件報導，但是關於這件事情，

他們卻做出以下樂觀的分析：「我們不認為報導屬實，大約是清國留學生中的一部分人抱著中傷的目的，傳話給（上海）當地友人，結果出現了這個新聞報導。但是對於類似事件，如果我們嘗試對報館進行干涉，反而不妙。」從日本總領事館的這個意見中，知道他們並沒有完全認識事件的重要性。如果他們注意到《蘇報》的性質，也許就不會如此樂觀。因為第一，《蘇報》創始人的妻子為日本人，報紙自身也是在日本駐上海總領事館登記註冊的，因此按照常規來看，應該不會無緣無故對日本進行誣衊攻擊。第二，在當時中國各地的報

紙當中，《蘇報》雖然以常常刊登激進言論而出名，被認為是傾向「革命」的報紙，但是它當時的「革命」的目標歷來集中於「滿洲」身上。考慮到以上兩點，《蘇報》中出現反日民族主義的言論，對於日本政府來說，本不應該是一個被忽視、輕視的傾向。

甲午戰爭中的清軍俘虜與朝鮮俘虜

日本駐上海領事館斷言《蘇報》刊登的新聞報導為清國留學生的「中傷」，不過是一種自我欺瞞。因為上述報導揭露出來的類似事件，不久之後再次發生。 1904 年 12 月 8 日，日本外務省次官珍田舍己向日本陸軍省次官石本新之發出「外務省機密送第 91 號、陸軍省密受第 493 號」文件，這封文件又被陸軍次官以「陸軍省密發 331號」檔轉發給第三師團長，其中談到：「現在第三師團兵營中的由清

國派遣來的學生六名，於 22 日夜 11 時左右按照中隊長、大尉佐藤彌太郎的命令，來到將校集會所集合。身帶酒氣的中隊長，命令上述學生中廬金山一人留下，其餘各自都回自己寢室，（中隊長在其他人走）之後，對廬金山進行猥褻，儘管盧執意不從，但中隊長卻以上官之威企圖強壓對方就範。盧受到如此恥辱，無法忍耐，翌日清晨即向大隊長密告事情經過，要求對其進行處分。」然而大隊長並沒有親自調查，反而派金子中尉去到盧金山處命令其忍耐。盧金山對此表示不服，反被金子中尉斥為不服從命令而遭到責備。於是盧金山又

向聯隊長申訴，提出不處分中隊長自己就無法忍受繼續呆在軍營。誰知此次聯隊長派遣深見中尉前來，要求盧金山提交「退學申請」。

《清國留學生取締規程》所發動的大規模抗議活動，是中日近代關係

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然而我們注意到，該年日本對中國的貿易額大幅增加，中國國內也沒有出現排日、反日的運動。同時還需注意的是，即使《取締規程》源於清朝政府，留學生們卻沒有將此次運動的矛頭直接指向清朝政府，即使在孫中山指出與清朝公使有關的情況下，卻看不到留學生有甚麼攻擊非難清朝公使館的舉動。

革命史觀中通常註定成為負面因素的清朝政府，之所以在這場由具有「革命」意識的留學生擔任主角的運動中沒有成為直接攻擊的對象，原因就在於留日學生們心中十分清楚，通過留學尋求中國建設近代國家的方法和手段這條他們正在實踐的道路，不僅不是他們自己的發現，而且從頭至尾就是由清朝政府精心設計和付出心血所鋪墊的。問題還是出在日本社會之中，運動的發生與這一時期日本社會的民族主義惡性膨脹直接有關。

筆者從日本外交史料館查找到的資料中發現，即使在 1905 年，經過首相桂太郎裁定，日本政府還在為培養清國留學生拿出一定預算，「文部省所管臨時清國學生養成費支出金 15143 元」，其理由為：「畢竟從我國東方政策考慮出發，應該承認招收清國學生來我國留學的必要性，從結果上來說還是不能放棄勸誘他們（來日本留學）。」就是說，日本政府其實並不願意通過「取締」得罪留學生，

其理由其實很簡單：日本政府主動邀請清朝政府派遣中國青年留學日本的根本目的，從最初就是為了培養在中國的親日勢力。

中國、中國人的國民性甚至中國文化的歧視和污衊越來越激烈，而社會輿論對中國人國民性的攻擊更是開始成為常態。

然而在當時日本社會的背景下，僅僅針對清國留學生而發的《取締規程》，使留學生們感覺到日本政府不能對留學生和日本學生一視同仁，日本政府

的潛意識中有著「清國留學生等於潛在的犯罪分子」的成分，於是《取締規程》在留學生的眼中就變成一個侮辱人格、帶有歧視的符號。

而日本的公共輿論不僅沒有理解到清國留日學生的這種心情，反而利用這件事詆毀攻擊中國人的民族性，因此讓事件更具有歧視與反歧視的性質。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東京朝日新聞》 12 月 7 日發表的《清國人同盟休校》一文，這種對中國國民性的詆毀「放縱卑劣」四字，引起了留學生們極大的憤慨，尤其是

使留學生們感到人格上的侮辱，以致翌日，留學生領袖人物、《民報》總編輯

陳天華留下遺書，在東京的大森海岸憤而投海。而留學生們之所以發起集團歸國運動，在很大意義上就是為了向日本社會證明中國人的民族主義精神和「團結」。

前文已經述及，12 月 7 日《東京朝日新聞》所刊登的《清國人同盟休校》一文之所以如此反響巨大，還有另外一個原因。那就是報紙整版幾乎都是在報道日俄戰爭勝利後、日本軍隊「凱旋」的消息，這也讓留學生們受到極大的刺激。 1905 年的《取締規程》反對運動，標誌著在日本社會民族主義思想惡性膨脹的背景下，反日民族主義情緒擴展到整體清國留日學生當中。

由於上述中日兩國的近代歷史過程、社會現實以及清朝政府的殷切期待，在強烈的國家責任感驅動下，留日的中國社會精英們開始利用自己通過留學所學到的近代政治和社會學知識，對比眼前的日本，深刻思考應該如何在中國建設近代國家的問題。而得到的結論不是延續由清朝政府開始的、學習日本建設近代國家的進程，而是從另一個層次接受日本建設近代國家的經驗，這就是走建設單一民族國家道路的思想。 1905 年，還是清國留日學生的反日民族主義思想和反滿民族主義思想開始結合的一年，同盟會入會宣誓詞中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也集中體現了清末留日學生的反滿民族主義和建設中華民族國家的想。日本留學運動事實上讓廣大的清國留學生從兩個層面上接受民族主義，而這兩種民族主義之間具有一種互動的關係：廣大具有精英意識的清國留學生接受了日本的民族國家思想，然而清國留學生學習日本的熱情，卻被廣大的日本人看作是中國衰敗、中國人退化的象徵，從而增強了他們的民族自信；而這種民族自信又轉化為一種狂妄的民族主義和盲目的民族歧視，它又刺激廣大留學日本的清國留學生的民族主義情緒。具有強烈自尊心的清國留學生們對日本民族主義的反感，迫使他們深刻地思考自己為甚麼會來到日本而「取侮於人」，思考怎樣才能改變中國的落後現狀，其中很多人最終還是看到日本的榜樣，認為中國要像日本一樣得到發展，就只有學習日本建設近代民族國家的經驗，在中國建立一個「漢」（或稱為「中華」）的民族國家模式。

中日對抗心理的醞釀與爆發

但不論是哪一種理由，留學日本之所以能夠被中國國民以及青年學子所接受，就是因為它與當時中國人的日本觀中具有強烈的「同文同種」的思想要素。洋務派的張之洞在《勸學篇》中為其極力推薦中國青年選擇日本留學的理由作了充分說明，除了政治考量之外，兩國地理、風俗，尤其是文字之接近，也是他用來打動人的地方。而在留學生自己的敘述當中，我們也能夠看到很多關於中日兩國「同文同種」的內容。孫中山等革命家之所以願意將日本當作革命的根據地，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來自於「同文同種」的認同。他一直到去世前，都在呼籲

「中國和日本是同文同種的兄弟之國」，一直抱著日本與中國利害相通、沒有日本就沒有中國、沒有中國就沒有日本的觀點。

然而，中國人對於中日兩國關係這種基於人種、文化上的主觀認識，實質上具有居高臨下看待日本和日本人的意味。因為在「同文同種」的想像中，日本人和日本文化都不過是在中國人和中國文化的延長在線成立的。這種意識或者事實關係，在中國為東亞地區的中心時強調當然不會有任何問題，但是在日本力圖取而代之的時代，理所當然地要受到他們的唾棄

日軍入城後的南京城

當然在日本，也有像岩倉具視、樽井藤吉那樣從「同文同種」的意識出發，提倡日清或者日清朝（鮮）建立同盟關係的人物。但是幕府末期以來所謂「輔車唇齒」、即唇亡齒寒的東洋同盟論，比起「同種」的意識來，更加重視的還是地理上的兩國或三國之間的唇齒相依關係，其首要的目的還是為了阻止歐洲列強對東亞的入侵。福澤諭吉就是在看到東亞各國不能進行國內改革，因此無法與西洋列強抗衡的前提下，看出對於日本來說其他亞洲國家已經無用，才於 1885

年發表《脫亞論》的。「一切為了日本」，因為將此當作唯一的目的，福澤諭吉的脫亞論其實從最初就為日本定下了將亞洲變為日本殖民地的方向。

日本之所以對大陸野心大增和敢於最終發動侵略戰爭，是與明治維新以來推行近代化、實行富國強兵政策分不開的。而日本近代化的成果通過各種管道，包括戰爭等手段直接刺激了中國近代國家思想的啟蒙。變法派以為中日兩國國情接近，認為日本的君主立憲制可以為清王朝所借鑒，因此將日本的明治維新作為戊戌變法的模型。而革命派則學到單一民族國家思想，這一想法又得到抱著不可告人之目的的日本大陸浪人，以及日本政界和軍部的慫恿。長期對日本的政界及民間抱有極大期望的孫中山，將日本視作中國革命的根據地，以「明治維新是中國革命的第一步，中國革命是日本維新的第二步」的信念，一直期待通過聯合日本的力量，前期是為了實現中國革命，後期是為了對抗西方列強。日本學者指出，他在 1915 年2 月 5 日與日本民間人士間簽訂的《中日盟約》中承諾給予日本的利益，甚至都超過了對華《二十一條》的內容。

近代日本其實從最初就是把兩國關係放到地緣政治、國際政治的角度來進行考量。即使有部分日本人一度想到的亞洲團結，其實質也不過是日本的亞洲政策和對華政策通向終極目標途中的一顆棋子。在如何認識兩國關係的問題上，中日兩國之間其實存在著巨大的差距。例如，日本社會中全心全意地支持孫中山進行革命活動的，僅限於以宮崎滔天為代表的個別「中國浪人」；而孫中山卻不分朝野一直追求與日本的聯合，直到 1919 年才開始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批判。

衡陽大捷後，中國士兵展示戰利品

其實，變法運動也好，民族革命也好，日本留學也好，不論哪一項，實際上都是證明著首先接受西歐價值觀的日本的優越性。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日本人的中國觀也逐漸從崇拜轉為蔑視。「禿子頭的李鴻章，最後變成了禿和尚」，這個俗語很好地詮釋當時整個日本社會對中國人的看法，甲午戰爭之後，在日本社會裡作為一種蔑稱的「清國佬」開始普遍流行。日本社會中的清國留學生：在留學生中之所以反日人士層出不窮，就是因為在他們的對日觀中，加入了留學生活的實際體驗，從而使日本作為帝國主義的形象被擴大了。

事實證明，在日本原本希望培植成在大陸的親日勢力的清國留學生中，有許多人日後反而變成了反日民族主義的先鋒。而對於中國人來說卻一直難以捨棄「同文同種」的幻覺。從孫中山、蔣介石一直到共產黨，「同文同種」的意識一直活在歷代的對日關係中。蔣介石即便是在抗日戰爭期間，都會反覆向國民訴說日中兩國原本同文同種，本應互相提攜成為友好鄰邦；中國共產黨的評論家，也在 1937 年抗日戰爭開始以後，依然強調中日兩國原是同文同種。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徐福傳說」越傳越廣，甚至還在「下海」之處建起了徐福廟，包括許多對日本抱有成見的國民也樂此不疲地通過「徐福傳說」「日本人本是中國人的，對後裔」一說進行反覆求證。對於中國人來說，「同文同種」的思想就象是一種自我陶醉、自我麻醉的鴉片。然而可怕的是，這種鴉片會帶來劇烈的副作用：越要說明自己在民族上和文化上的優越性，就越想證明日本與中國為「同文同種」；但是由於日本拒絕這一包含中國是日本人和日本文化「同文同種」的願望越強烈而換來祖國意味的思想，中國國民想證明的失望感也就越強。於是，在這樣一種「同文同種」的語境中，能夠出現的因素就只有中國的強烈「期待」和日本的極大「背叛」，而結果也只能是激起中國國民極大的憤怒。

不得不承認，「同文同種」這個鴉片製造出來的幻覺，在以對抗日益膨脹的日本侵略主義的民族主義為背景之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形成和發展過程中，一直發揮了迷惑中國人的興奮劑作用。然而戰爭，包括戰後對待戰爭遺產的經驗，也讓愈來愈多的中國人從「同文同種」的幻覺中驚醒。從 1884 年到 1914 年之間，日本一共參與了三次戰爭：甲午戰爭、日俄戰爭和第一次世界大戰。而對日本來說，這三次戰爭不是以中國為敵就是以中國為戰場，並且藉機從中國獲取了大量的權益。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以在 1915 年時借第一次世界大戰之機提出對華《二十一條》為標誌，而達到新的地步。以此為背景，中國人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民族意識也一舉高漲。

《二十一條》簽訂的 5 月 9 日，甚至被當時的中國政府定為「國恥國時期以來首次全國性的民族運動，也是中國歷史上歷時最久的抵紀念日」，從 1915 一直持續到 1921 年的抵制日貨運動成為進入民制外貨運動。 1915 年 9 月以《新青年》雜誌的創刊為標誌而開始的新文化運動，開始對傳統文化進行再評價，在因中華民國的建國而完成體製革命的基礎上，開始了近代中國和中國人自我認識的第三個階段中國國民對《二十一條》強烈的民族主義反感，遠遠超出了中國北京政府和日本政府的預料。 1919 年，由於《二十一條》在巴黎和會上得到承認，爆發了甚至被定位為中國現代史開端的「五四運動」。當時一位原住在北京的日本記者就認為，從性質上來說，「五四運動」不過是一場純粹的反日運動。

實際上，「由於日本的《二十一條》 1915 年時所受到的國家性恥辱，也使中國增加了不得不通過在實行基本變革來達到一定程度的再生和重組的必要性」。

義逐漸覺醒的過程。1921 年中國共產黨的建黨，也是以近代中國和中國國民的民族主義覺醒為基礎的。關於這一點，可以參考美國學者葉嘉熾所做的分析：由於向西方國家爭回國家主權的奮鬥屢遭挫敗而產生的一種痛苦的覺醒，不時的咬嚙這知識分子的心靈，他們對科學精神雖樹起了信念，然而對產生科學精神的西方國家喪失了信心。同時，他們又不願再回到東方的傳統中來，於是有些人竟投向所謂現代的、科學的、包容一切的、反西方的馬克思主義。

毫無疑問，認識「體制不足」「文化不足」和的過程，也就是中國近代民族主

義就這樣，隨著日本對中國侵略的加劇，中國國民尤其是知識階層對國土分割和民族滅亡的危機感、對內建設近代國家和對外維持國家獨立的緊迫感不斷被強化，近代中國的對外民族主義也就隨著中日之間的甲午戰爭而問世，又因肆無忌憚地踐踏中國主權的對華《二十一條》，而發展到新的階段。

戰爭經驗所帶來的結果，並不僅僅只反映在國家的層面。「一個民族通過與其他各民族的接觸，獲得了自我。民族對自己獨自性強烈認識的程度就是由這些接觸的緊密程度、豐富程度及多樣性所決定的。而通過戰爭來接觸要比和平接觸對於促進民族聯繫的效果要更上一層」。

直到 1920 年代，中國的民族主義主要停留在知識階層，而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對中國不斷升級的軍事侵略，由於其受害者範圍之廣，則成為了對中國社會的廣大國民進行民族主義思想和體驗之教育的最好教員。我們常常以為中日戰爭也就是「八年抗戰」，這是從中國軍隊開始正式抵抗的時間點 1937 年 7 月 7 日盧溝橋事變進行計算。但是在日本，對當年日本侵華具有反省意識的學者中，有不少人認同「中日十五年戰爭」之說，就是說日本對中國的軍事侵略應該從 1931 年的九一八事變算起，這個「中日十五年戰爭」「以中華民族本身就是

為敵」的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