瞧瞧宋朝「官二代

宋朝的官二代被稱為「衙內」，這個詞帶有不言自明的形象暗示：這是一個子憑父貴、倚勢欺人的「隱權力」群體。但兩宋卻是對官二代限制最嚴的時代，官二代無法為所欲為。

　　今人說起古時的「官二代」，必先想起高衙內。拜《水滸傳》之賜，施耐庵筆下這位欺男霸女，臭名昭著的「高衙內」成為了宋朝官二代的典型符號。　　從元雜劇開始，那些對貪官污吏滿懷憤恨的文人們，塑造了一批又一批作惡多端的宋朝衙內形象。如《生金閣》有個龐衙內，出場白即亮明其身份與品質：「小官姓龐名勛，官封衙內之職。我是權豪勢要之家，累代簪纓之子。我嫌官小不做，馬瘦不騎，打死人不 償命，若打死一個人，如同捏殺一個蒼蠅相似。」《陳州糶米》也有個劉衙內，出場也唱了一出：「小官劉衙內是也。我是那權豪勢要之家，累代簪纓之子；打死人 不要償命，如同房檐上揭一個瓦。」對比一下二位爺，連歌詞都差不多，真不知道作者誰抄了誰。　　反正你也寫，我也抄，如此這般，宋朝的官二代們便頂著「衙內」這個毀三觀的稱謂，徹底墮落於「歷史」之中了。以至現代人一看到「衙內」二字， 腦海里立馬會彈出仗勢欺民、不學無術的惡少形象，並以為宋朝是盛產這類惡衙內的時代。　　符號歸符號，說書的畢竟不能還原歷史真實，「高衙內」在歷史上從沒存在過。溯本追源，「衙內」在宋代是個中性詞，只因為唐、五代時，藩鎮多以子弟充任 「衙內都指揮使」、「衙內都虞侯」等親衛官。宋人出於習慣，便將官宦子弟喚作「衙內」，就如稱「王孫」、「公子」，並非特指驕橫的「官二代」。 宋朝衙內名聲有好有壞，但沒有出現群體性的「官二代」腐化現象。 　　宋朝官二代作為整體自然有好有壞，好的官二代給整個時代的官場、社會風氣帶來了積極作用。就拿寇準來說，這位大宋排得上前四的名相，年輕時就是不折不 扣的花花公子。飛鷹走狗，呼朋喚友沒少讓爹娘操心，但架不住家教嚴格，母親天天督促功課，19歲便中了進士。這位爺當了官也不消停，時常組織朋友夜宴，酒 不離口。今日看來是典型的官宦門第出身的昏官，但你能把昏官和寇準聯繫起來嗎？而且寇準也是靠一點一滴功績做起，不然憑他老爹前朝一個王府記室參軍的小 官，如何能讓他高居宰相？　　兩宋是儒家興盛的時期，讀書始終成為官二代生活的主題，以上寇準的例子也說明，不管你多麼紈絝，歸根結底還是要讀書。兩宋141位宰相，可考為官二代 出身的62人，其中53人正兒八經進士出身，佔85%，只有9人純靠祖蔭得官。從這個統計也可以看出，宋代官場官二代所佔比例始終不如平民百姓，而且官二 代絕大多數也靠科舉晉身。兩宋官場如果非進士出身想做大官幾乎不可能，因此不少受蔭為官的「衙內」，為了出人頭地非得再考個進士不可，韓縝、呂公著、韓忠 彥這幾位名相莫不如此。日常生活官二代多圍繞文展開，詩詞唱和，狎妓同游，這才顯得有文化，有品位。官二代出身的柳永、秦觀、周邦彥等詞壇巨匠無一不是在這樣的生活中熏陶出來，成就文壇美名。　　當然史書中對於作惡的官二代也落筆頗多，如宰相章惇之子強賣田產，假借父親名義，「逼脅逐人須令供下願賣文狀，並從賤價強買入己」；南宋孝宗時期，大 臣李彥穎之子遊手好閒，甚至鬧市殺傷人命，最終牽連其父貶官免職。秦檜子孫，則自恃祖上權重，多有不法。其孫女所愛的獅貓亡失後，此女竟令臨安府尹查找， 臨安府三班六房齊出動，畫了貓像，滿街張貼，大街小巷，遍處找尋。養貓之家，都得抱貓去都監府前排隊，等待登記、查驗。　　但就總體而言，宋朝官二代至少不比其他任何時代差。相比元代的「舊臣勛閥」子弟有世襲官職的特權，「權豪勢要之家」甚至可以「打死人不償命」；清後期的八旗子弟也差不多成了「遊手好閒、好逸惡勞」之輩的代名詞。群體性的「官二代」腐化現象，都是宋代所沒有的。 家庭教育，士林輿論，儒家自省式的道德約束成為官二代們的緊箍咒。 　　宋人在約束「官二代」方面，即使不說「最可稱道」，至少也是內外兼修。其約束機制，簡單說，可分為兩種，一是道德、風俗的「軟約束」，一是法律、制度的「硬約束」。　　宋代的士大夫家庭很重視培養子孫的品行。中國家族宗法制，到宋代時出現了顯著的繁榮期。許多我們現在熟知的宋朝士大夫，都留下了家訓，如范仲淹有《義 庄規矩》，司馬光有《家范》，包拯有《家訓》，黃庭堅有《家戒》，袁采有《袁氏世范》，陸遊有《放翁家訓》，趙鼎有《家訓筆錄》，朱熹有《家訓》，陸九韶 有《居家制用》，葉夢得有《石林家訓》，等等。　　宋代士大夫家訓不僅數量多，從內容看，很注重對家人的品德教化，包括告誡官宦子弟不可驕橫。　　包拯的家訓很簡單，全文只有一句話：「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後，不得葬於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在宗法時代，「開 除家籍」比要人的命還厲害，所以老包家訓的約束力非同小可。包拯的子孫到底也沒有辱沒祖宗，其子包綬、其孫包永年都居官清正，留有廉聲。　　袁採的家訓則以細緻入微見長，如在「子孫勿得敗祖德」條中，他列舉了官宦子弟不肖的種種危害：「富家之子孫不肖，不過耽酒、好色、賭博、近小人，破家 之事而已；貴宦之子孫不止此也。其居鄉也，強索人之酒食，強貸人之錢財，強借人之物而不還，強買人之物而不償。親近群小，則使之假勢以凌人；侵害善良，則 多致飾詞以妄訟」，最後必「誤其父祖陷於刑辟也」。　　簡言之，官宦子弟不肖，後果要比富家子弟不肖嚴重得多，所以袁采告誡說，後世當家之人，要特別注意子孫做出不肖之事，「凡為人父祖者，宜知此事，常關防，更常詢訪，或庶幾焉」。　　宋代士大夫重家訓，並非無因。一個深刻的歷史背景是，漢唐時代的門閥世族到了宋代已經煙消雲散，政治不再被世族壟斷，而是以科舉的方式向全民開放， 「取士不問世家」。雖說宋朝保留甚至擴大了官員子弟的「恩蔭」之制，但科考已是取士的主流，絕大多數的官宦子弟必須跟平民子弟競爭。　　既然沒啥千年的世家，就意味著門楣可有跌宕之虞。宋朝的士大夫家族對此有深切的危機感，如果子孫不肖，便會在競爭中被淘汰。黃庭堅曾親見「衣冠世族金 珠滿堂」，不數年間，已呈「廢田不耕，空囷不給」的敗相；又數年，整個家族完全敗落了，子弟招惹官司，流落街頭。所以黃庭堅作《家戒》，「以為吾族之 鑒」。　　另一個歷史背景則是，宋朝「以儒立國，而儒道之振獨優於前代」，家訓的興起與儒家的復興同步。宋代君與士共治天下，儒家士人的價值觀便成了整個社會的 主流價值觀。一個人（包括「官二代」）處於儒家道德規範下，會感受到無形的壓力，幹了太出格、太丟人的事，士林輿論唾沫星子都可將你淹沒。　　我們肯定想像不出范仲淹、司馬光的子孫敢像小說雜劇中的「高衙內」那樣肆無忌憚，公然在鬧市欺男霸女。即使法律不管，也丟不起自己祖宗的臉面。 司法獨立，台鑒制度，科舉防閑是制度上的保險閥。　　當然，「軟約束」並不是對任何人都有效，所以「硬約束」必不可少。任何道德規範都必須法律來支撐。　　那些不成器的「官二代」中，有北宋時，「長安多仕族子弟，恃萌縱橫」，其中有個李姓衙內尤其橫暴，其父乃知永興軍（長安市長）陳堯咨的舊交；又如參知 政事（副宰相）呂惠卿之弟呂升卿曾指使知縣「強買民田」；翰林學士趙彥若的兒子趙仁恕枉法貪贓，且私制酷刑，迫害無辜；當過浙西提點刑獄官（相當於高級法 院法官）的胡穎，也有子侄「交遊非類」，把持鄉里。　　問題是：官宦子弟橫行不法，作為「硬約束」的法律能作出公正的懲罰嗎？還是給予豁免的特權？　　在司法理念上，用司馬光的話來說：「有罪則刑之，雖貴為公卿，親若兄弟，近在耳目之前，皆不可寬假。」體現在司法制度上，宋代已確立了「獨立審判」的 原則，按規定，州縣法官獨立進行審判，不得徵求上級法司的意見；上級法司如果幹預州縣法官審判，則以違制追究責任；御史「勘事不得奏援引聖旨及於中書取 意」，即法官可以不必理會皇帝與宰相的意見。　　在這樣的法律體系下，前面提到的幾個橫行不法的官二代，都受到了懲罰。陳堯咨知永興軍後，立即就嚴懲了那幫「恃萌縱橫」的「官二代」，包括他舊交的兒子李衙內；胡穎也將他的不肖子侄法辦了，胡家一個叫做黃百七的家僕還被「杖一百」，帶枷示眾五日。　　如果說陳堯咨、胡穎為官嚴厲，其「大義滅親」之舉似乎有「人治」之嫌，不足以證明法律與制度對於官宦子弟的「硬約束」效力，那麼我們來看另外的例子：　　呂升卿強買民田一事，被御史中丞鄧綰獲知，鄧綰即上書檢舉，連其兄長呂惠卿也被彈劾，隨後呂惠卿被罷去參知政事，呂升卿也降職處理；趙仁恕的劣跡亦為提刑官告發，立案查辦；李彥穎因為兒子「毆人至死」，也遭諫官彈劾，「奉祠鐫秩」，即降級，給一個閑職。　　這裡有個細節請注意，彈劾呂惠卿兄弟的御史鄧綰，並不是什麼正派的官員，呂氏兄弟受到處分，是宋朝健全的監察制度良好運行的結果。　　宋代的台諫系統有個特點：完全獨立於行政系統，掌監察、司法、審查之權，與政府形成「二權分立」之勢，這使得制度性的「硬約束」特別有力量。趙仁恕被 立案後，因為初審法官作出輕判，朝中台諫官立即炸開了鍋，接二連三上疏彈劾，在台諫的強大壓力下，趙仁恕最後被流放陳州，看管起來；其父趙彥若也被罷職。　　除此以外，對於官二代科舉，朝廷的制度也非常嚴格，科舉考試中廢除明顯偏袒貴勢之家的「公薦」制度；建立皇家子弟與寒門學子分別應試的「宗子試」制 度；而主考官的子弟、親戚參加考試還須另立考場，別派考官，稱之為「別頭試」。此外，官宦之家的子弟若靠恩蔭為官，則對官品、官階、所任差遣都有一定的限 制，且官員子弟如有犯法，親族及保舉者須連帶受罰。宋朝說制定的科舉防閑制度為後世歷朝歷代仿效。（實習生蔡曉暢對此文亦有貢獻） 明清以降的官二代　　中國歷史上官二代的命運，與所處時代的政治清明度、社會風氣息息相關。官二代中名臣輩出之時，往往是盛世，制度約束力強；腐化墮落的官二代佔比較高時，政治往往黑暗，二者甚至形成惡性循環，最終使得官二代成為王朝傾覆的陪葬者。　　而政治清明程度，與士大夫階層的精神獨立性密切有關，同時深受政治的影響。中國士大夫階層的獨立性基本上是一條逐漸狹小的衚衕。從兩宋往後，官二代是王小二過年，一代不如一代。 制度悖論，雖然科舉制更嚴格，但明清官二代，呈群體墮落趨勢。 　　如果以明清兩代整體與前朝相比，人們會發現如唐代的李德裕，宋朝一眾父子宰相等的官二代正循環機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官二代全面墮落。　　歷史上的權臣大多不笨，很多官二代也極聰明。但若權臣當道、朝綱不振，越聰明的官二代往往危害越大。比如明代的權臣嚴嵩與其子嚴世蕃，就是典型例子。 這位非進士出身的嚴世蕃，因「我爹是嚴嵩」，便得做高官，官場人稱「小閣老」。這位小閣老雖非科班出身，但極聰明，過目不忘，對朝廷典章制度信手拈來，是 處理政務的好手。嚴嵩晚年，精力不佳，政務全部委託嚴世蕃處理。而且，嘉靖帝的手詔經常不知所謂，「語多不可曉」，連嚴嵩都經常看不懂，可嚴世蕃卻總能理 解，且非常能揣摩上意，做出準確答覆。這樣的人物，若生於制度完善、對權力有足夠約束力的年代，自是大才，可在政治黑暗年代，卻是大惡。　　是明清兩朝的官員選拔制度不行？表面上恰恰相反，明朝與清朝恩蔭制度較之唐宋元三代大大收縮，科舉制度進一步完善，官員選拔以科舉為正途，每次科舉錄取人數也大大多於前朝，恩蔭反倒成了獨木橋式的窄路子。　　如果從制度上看，應該有利於官民競爭，但實際並非如此，士林風氣在明清兩朝的墮落使得好的選拔制度更加黑暗，明清科舉由官二代引發的舞弊案比唐宋大為增多。　　如鼎鼎大名的張居正，他三個兒子在首輔任內考中進士，其中二子嗣修中榜眼，三子懋修中狀元。百姓不是傻子，北京流傳一個段子：張公若不身亡，四官定作探花郎。明代筆記中對張居正如何使兒子中進士的故事描繪非常多。　　清朝就更別提了，科舉弊案自打滿清佔領北京第十四年就開始露頭；咸豐八年科舉弊案中，連京劇票友都能考中進士，科舉制度已經淪為了笑話。　　這便形成一種悖論，看似更公平的選拔制度卻無法達到公平的目的，反而成為官二代的終南捷徑，這是為什麼？ 明清皇權打壓士大夫階層，導致社會開放程度不高，官場風氣不佳，士大夫階層犬儒化。 　　　　說官二代不能不說士林風氣，唐宋兩代確立「君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格局，令士大夫階層成為社會中舉足輕重的力量，但皇帝始終不甘心與士大夫分權。　　明清士大夫階層的墮落是皇權不斷加強的結果，從宰相的地位變遷我們可以略窺一二。宋朝以前，作為文官集團首腦的宰相權力極大，一直在皇帝面前有法定的 座席。但從宋太祖給宰相趙普撤席開始，宰相從此只能站立在皇帝面前。但宋朝因為儒家復興，士大夫在皇權面前仍保留極大的獨立性。　　明朝從朱元璋開始廢相，把宰相之權分之內閣六部，是皇權對士大夫一次重要勝利，明朝內閣雖有宰相的影子，實際卻成為皇帝的秘書處。　　到了大清朝，士大夫的獨立人格隨著各種各樣的文字獄，人頭滾滾，披髮充軍，徹底被收拾乾淨。職官設計中連內閣也沒了，雖以軍機處代之，但權力大大縮水。「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龔自珍這句名言是對清朝士大夫狀況最好的歸納。　　明清兩代中央集權大大加強，思想控制極嚴，社會開放程度不高，官場風氣不佳，這才導致了官二代難出人才。統治者利用恩蔭的縮窄，科舉的選拔面增大，以及「八股取士」的貫徹，達到打壓現有官僚集團，同時控制讀書人、進行洗腦的雙層目的。　　尤其是清代，敢把唾沫星子吐到皇帝臉上的諍臣銷聲匿跡，而是出現集體犬儒化傾向，官二代（尤其是八旗子弟）的素質也呈直線下滑趨勢。 民國建立，東西方思想碰撞融合，社會氣質為之一新，官二代風氣有所提振。 　　如今，民國是熱門話題。其實民國絕不完美，不可過譽，它亦有許多社會問題，如一些官二代的飛揚跋扈，著名的孔二小姐就是典型。不過翻翻民國史料，發現 說來說去，也就是孔家那幾位公子小姐或軍閥子弟成為民國官二代飛揚跋扈的典型。但即使如此，媒體對他們仍然口誅筆伐，孔二小姐「飛機洋狗事件」就被《大公 報》曝光，輿論譴責鋪天蓋地；大老虎孔令侃公子在上海囤貨居奇也遭到《中央日報》 的抨擊。　　以上例子說明這樣的社會環境，比較嚴重的官二代問題的確存在，但社會輿論仍在努力監督。報紙作為晚近新事物，對明清以來萎靡的士風復振起了很大作用。　　社會風氣趨向開明，陳寅恪的話可為代表，「獨立精神,自由思想。」的提出，是民國學風好轉的標誌。在學校里誰有才華，誰受尊重，誰去炫耀他爸是什麼 官，不僅被恥笑是弱智，甚至受到蔑視與孤立。不少官二代羞於提及家世，如四川省教育廳長任覺五的兒子，與同學同食同宿，穿同樣的麻制服，直到畢業時，班上 只少數幾人知道他是教育廳長的兒子。　　也正因此，「另類官二代」較之前代明顯增多。這些官二代喜歡琴棋書畫、詩詞金石，以「大玩家」姿態聞名於後世。張伯駒和袁克文都是其中代表。　　那時的政要，對子女要求往往極其嚴格。如段祺瑞對其子段宏業寄予厚望，但從不為他聯繫舊故，反而訓誡他要由最低層做起。又如當年空軍招考標準極高，學 費高昂，所以學生多為官二代、富二代，如行政院長翁文灝的兒子翁心瀚，北洋司法總長林長民之子林恆。抗戰時，這些官二代們前仆後繼，犧牲者眾，以上二位均 在抗戰中殉國。　　在那個新舊碰撞、言論自由的時代，民國政治確有清明處，社會風氣亦有積極向上的一面。官二代雖然良莠不齊，但仍然會受到開放輿論以及家教限制。而且， 許多官二代拒絕了權力，有些投身救國，有些選擇實業，有些從低做起，有些專註於文化，這種多元化的選擇，也從側面印證了時代風氣。（文/葉克飛） 英國貴族子弟 　　伊頓公學是英國最著名的貴族中學，學生大多是上層階級子弟。威靈頓公爵說「滑鐵盧戰役是在伊頓公學的操場上贏得的」一句話濃縮了英國貴族子弟的全部氣質——責任、榮譽、獻身精神。　　英國實行獨特的長子繼承製，只有男性嫡長子才有權繼承爵位及一切財產，其他子女在成年後必須自謀出路。這種制度下，大多數成員都得在成年後自食其力。接受優良教育，成為這些即將變成窮光蛋的貴族幼子和名媛們必不可少的生存法則。　　自從文藝復興時代以來，隨著英國大學教育的興起，接受高等教育就取代斗劍習武，成為貴族子弟的普遍風尚。伏爾泰等學者很早就發現，與愚昧無知、沾沾自喜的法國貴族相比，在平均教育水平上，英國貴族明顯佔優勢。　　沒有繼承權的貴族子弟們，最好的去處是海外殖民地謀生或投身工商業、軍界。東印度公司和後來的印度殖民政府為他們提供了廣闊的平台。天資聰穎者也不乏投身科學、藝術領域並干出一番事業的驕子。　　總的來說，貴族子弟因良好的紳士教育及制度規範，能在社會生活中保持較好的聲譽。美國作家愛默生曾寫道：「貴族們優越的教育和優雅的風度深得人民的讚美和仿效。」　　貴族及其子弟珍惜榮譽，並以此贏得普通民眾的信任。當國家需要他們做出表率、付出犧牲時，他們的表現無愧於榮耀的頭銜。在拿破崙戰爭時代，英國貴族子 弟擔任的下級軍官永遠會堅持在第一行戰列，因此博得了威靈頓公爵的名言。19世紀的克里米亞戰爭中，幾乎每個貴族家庭都有成員喪命或受傷致殘。　　兩次世界大戰，貴族階級更是承受了遠超平民的損失。1914年一戰第一年的陣亡名單上，就有6名上院貴族、16名從男爵、95名上院貴族的兒子和82 名從男爵的兒子的名字。整個戰爭共有20名上院貴族戰死，49名上院貴族第一順位繼承人戰死，從男爵和騎士戰死不計其數。以貴族和其他上流社會成員雲集的 伊頓公學為例，一戰時有5679名伊頓畢業生參加，其中1157人陣亡，13人獲得維多利亞十字勳章。　　不少貴族把自己的所有兒子都送上戰場，即使有一兩個兒子陣亡，仍然堅持不召回其餘的兒子。上院貴族夫人邁諾斯在兒子陣亡後表示：假如自己有6個兒子， 也將把他們全部送上戰場！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也有少數貴族子弟貪生怕死，不敢上戰場。例如，貝特福德公爵的兒子就因為懼怕上戰場，而被父親剝奪了繼承權。　　當二戰降臨時，貴族家族及子弟再次奔赴前線，血染沙場。如阿勒斯福德伯爵、諾森伯蘭公爵陣亡於1940年，薩福克伯爵死於1941年，威靈頓公爵的玄 孫第七任威靈頓公爵1943年捐軀。更有的家族父子兩代在兩次大戰中獻身，第十九任薩福克伯爵1917年死於一戰戰場，他的兒子第二十任伯爵則在1941 年戰死。　　戰火甚至使一些脈系久遠的老貴族絕嗣，如第十六任阿倫德爾男爵的家世可以追溯到16世紀，1943年因失去唯一的男性繼承人而血脈斷絕。在戰爭中，至少有20家上院貴族喪失了家主或繼承人。著名詩人拉迪亞德·吉卜林的兒子因身體條件不符被拒絕參軍，通過走後門加入著名的愛爾蘭禁衛隊，並於1915年陣亡於法國。對獨子的死，痛徹心扉的吉卜林曾寫道：「我很遺憾，那麼多年的努力通通毀於一個下午。但可以聊以自慰的是，我培養了一個男子漢。」 （文/閻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