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東蓀：開明專制最後只能造就一種「警察國」

相對於袁世凱的北洋系，國民黨和進步黨在勢力上都處於完全的劣勢。梁氏卻錯誤地引導進步黨完全倒向袁世凱，這是民國政治失去均衡的關鍵。與梁啟超關係密切，但並非進步黨黨員的張東蓀，很早就預見到了這種均衡被打破後的危險。「二次革命」被鎮壓後，梁啟超等進步黨人興奮異常，大有徹底掃除國民黨「亂暴勢力」的成就感；張東蓀卻憂心忡忡，撰文直接指出——「國不亡於暴民，而必將亡於官僚」——在張氏看來，國民黨敗退之後，以袁世凱為首的官僚派從此將肆無忌憚，作威作福，政治將陷入空前的災難。張氏提醒進步黨，要重視對政府的監督。

張氏的文章，發表在進步黨系的報刊上，同時得到了諸多「議會民主派」進步黨人的支持。譬如《大共和日報》刊文，要求進步黨要以以往批判「暴民」的精神去監督政府，聲稱「非驅除官僚政治，剷除軍人專制不為功」；再如《時事新報》諷刺說「中華民國」已成「中華官國」，批評袁世凱難逃其咎。尤其是進步黨「熊、梁內閣」成立之後，更多的進步黨人希望這一屆內閣，能夠成為責任內閣，擔當起與官僚派鬥爭的重任，起到制約袁世凱權力的作用。可悲的是，內閣雖然宣稱以造就一個法治國家為任務，在梁啟超的影響下，卻再一次徹底倒向了袁世凱——當袁氏悍然解散國會之際，內閣竟然公然宣稱希望解散國會，並實行五年軍政。進步黨的分裂，也因為此事而公開化。

分裂出來的兩派，一派以湯化龍、張東蓀為代表。張氏雖然不是進步黨黨員，但與進步黨人交往極深，經常在進步黨報刊上發表政論文章；湯氏著作不多，反倒是張氏的文章，頗能代表進步黨內「議會民主派」們的意見。另一派則以梁啟超、吳貫因為代表，梁氏是進步黨的精神領袖，吳貫因則深受梁氏的影響，是「開明專制派」的代表。張東蓀與吳貫因1913年末的論戰，頗能說明兩大派系之間的政見分歧。

1913年9月，張東蓀在進步黨官方刊物《庸言》上發表《內閣制之精神》一文，為內閣製作辯護，反對梁啟超拿政黨政治還不成熟為由否定責任內閣制度，尤其希望「熊、梁內閣」能夠不成為袁世凱的傀儡，能夠劃清總統與總理的許可權，踐行責任內閣制的理想。吳貫因隨即也在《庸言》上刊文反駁，明確反對搞責任內閣制，主張總統必須要擁有實權。

1913年底，吳貫因再度刊文，明確表示支持袁世凱對國會制定憲法的干涉，並主張進一步擴大總統的許可權，其理由是：現國會沒有能力為中國制定一部良善憲法，所以絕不能把立法權交給國會議員，而必須交給袁世凱，並將袁氏比喻成「敢破壞約法之華盛頓」——後來袁氏果然「敢破壞約法」，頒布了一份總統許可權遠遠超過帝王的「袁氏約法」；只是很可惜，袁氏沒有成為「華盛頓」。

張東蓀也再度刊文反駁吳貫因。張氏說：中國已經是共和國，就應該實行法治，徹底杜絕人治與專制，這樣才能算是真正的共和。張氏尤其重視憲法在造就「政治對抗力」方面的作用：「憲法者，所以調和各勢力使之相安」——「政治對抗力」要付諸實施，必須要有一種各方都認可的遊戲規則，這種遊戲規則，就是憲法；所以，必須法治，才能造就和平的「政治對抗力」。張氏尤其重點公開批評了梁啟超的「開明專制」論調——在張氏看來，「開明專制」之國，最後肯定是造就一種「警察國」；而國民真正想要的政體，並不是「警察國」，而是「法治國」：

「不察者遂謂警察國(開明專制) 可以圖強，殊不知警察國雖可圖強，而不可以持久。彼德意志所以有今日之鞏固者，端賴法治，是以欲常治久安，則非勵行法治不為功也」——有些腦筋混亂的人，以為「警察國」可以強國，卻不知道「警察國」固然可以強國，卻不可以持久；德意志之所以有今日這般的鞏固，所依賴的並不是警察，而是法治。

張東蓀駁斥吳貫因，吳貫因駁斥張東蓀，說白了，其實不過是梁啟超的「政治對抗力」理論與「開明專制」理論在彼此糾斗罷了。與梁啟超一樣，張東蓀將「政治對抗力」理論視作救國的不二法門，但操作上卻分歧明顯：梁啟超念念不忘要先驅逐「暴民」、鎮壓「暴民」，為此不惜無原則地與袁世凱結盟；張東蓀卻將進步黨與國民黨之間的「政治對抗」，視作不正當對抗，強調正當的對抗，必須是進步黨聯合國民黨，與官僚派之間的政治對抗；張氏進而呼籲進步黨加強黨的建造，強化黨的政治對抗力。

反倒是梁啟超自己，到1914年，已然放棄了自己的「政治之對抗力」理論，開始對國人實現共和政治的能力深表懷疑，而把國家的未來近乎徹底地寄託於袁氏。梁氏後來解釋說：「當時很有點痴心妄想，想帶著袁世凱上政治軌道，替國家做些建設事業」——言辭間，「引導」袁氏的意思，已取代了「監督」袁氏的原則。梁氏進一步解釋這種「引導」——民國初年的人民程度，「與日本維新時代相距非遠」，說到底，還是「國人民智未開，不能驟行民主」的思維在作怪。倒是張東蓀的理解有所不同：人民程度雖低，但卻絕不能成為回歸專制的借口；即使在現有民智條件下，無法建立「真共和」，而只能建成「偽共和」，那也比回歸專制強，因為他日的「真共和」，必將產生於今日的「偽共和」—— 「偽共和」下，各種制度建設起來之後，民眾受到訓練，自然會有「真共和」。

張氏尤其不能同意的，是梁啟超基於「開明專制」而衍生出來的「保育政策」——按照這一政策，國民民智的提高，需依賴於開明專制的政府的「保育」，也就是說，民智的提高，需要政府來培育。張氏則認為國家應該與社會分離，主張限制國家的作用，任社會自由發展，避免國家對民智的摧殘，才是發展民智的關鍵：「蓋人格之淘養，其權不在政治而在社會」——毫無疑問，張氏的見解是相當超前的，近代以來一個多世紀的歷史已經充分證明：依賴任何「開明專制」的政府，來教育民眾，提升民智，最後都必將適得其反，這種教育都必將蛻變成愚民教育，必將導致整個社會智識和道德水平的大幅度下降；如果某一階段民智有所提高，也必然是因為社會有了大的發展（譬如近二十年來網路的發達普及），而與政府的「保育」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