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比國家古老 | 熊培雲

若干年前的一個冬天，我路過巴黎。當我順著聖·米歇爾大道，鬼使神差走進了巴黎大學，天突然飄起雪來。一個月後，在一封申請就讀巴黎大學的信件中，我對未來的導師有了這樣一段表白：那個雪天，我走進索邦，站在樓內的小廣場上，望著紛紛揚揚、從天而落的雪花，激動不已。我想俯下身去，親吻地上每一塊石頭。因為這所有著七八百年的大學，古老得讓我心碎；因為它承載了現在以及它最初的文明，未曾斷絕。

這樣的措辭，對於許多中國人來說，也許是過於浪漫了。不過，到過巴黎的人，多半是會驚嘆這座城市的古老的。東張西望、停停走走，那些古舊的道路、屋舍、橋樑甚至包括城中墓園，都會給你一種穿越千年的時間感。這座城市，雖然也發生過法國大革命，拆掉了巴士底獄，但是從整體上說，任憑國王、總統走馬燈似地更換，你方唱罷我登場，其本土的歷史文化依舊保存完好。

社會比國家古老，也更令人敬畏。國家破碎了，政府倒台了，但是社會還在。甚至在希特勒入侵法國的時候，為了使巴黎這「文明的現場」免於戰火，巴黎人選擇了妥協，使之成為一座「不設防的城市」。這種不與敵人同歸於盡的做法多少有些政治不正確了，然而你又無法將之簡單歸類於「投降主義」。時至今日，也很少有人會苛責當年「棄城」的巴黎人。其背後的邏輯是，在國家與社會之間，即使國家破碎，只要社會還在，歷史還在，終有起死回生之日。

杜甫曾經感慨唐朝的衰敗，「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如果這「山河」是社會，事情恐怕還不至於讓人徹底絕望，畢竟任何國家也都是建立於「山河」（社會）之上的。相較而言，最可怕的情形恐怕還是「國破山河破」和「國在山河破」。

前者主要體現在異族入侵之時。這方面，中國的歷史茶几上已經擺放了足夠多的「杯具」。最慘烈者莫過於兩軍交戰時的屠城之禍；而在宋朝末年，更有十餘萬人隨末代皇帝在廣東投海，倉皇之間上演了一場「社會為國家殉葬」的歷史大悲劇。在前現代國家，由於國家與社會捆在一起，糾纏不清，又無合法更換政府的途徑，社會像一窩鳥蛋一樣裝在一個鳥巢里。所謂「覆巢無完卵」，當國家分崩離析，社會難免隨之徹底破碎。

至於後者，則主要發生在大革命年代。在革命政權初立之時，烏托邦理想還在，為了開闢新生活，革命者往往會重新計算時間，籠統地將此前的社會定義為「舊社會」並加以徹底否定。也就是說，革命者不但要建立一個新國家，而且要建立一個與傳統割裂的「新社會」，以此表明革命的必要並展現革命的成果。這種激進主義在法國大革命時期已經表露無遺。激進的革命黨人肆無忌憚地否定自己的傳統，以至於像愛德蒙·柏克這樣的思想者忍不住奮筆疾書，在英倫寫出《法國革命論》這樣的長篇大論，責備同時代的法國人是在「做沒有本錢的生意」——既然你否定歷史上的一切，你這個民族就只好從此白手起家了。

一個社會在自我演化的過程中，總免不了會遭遇多方面的破壞與干擾，最主要者，莫過於外來的侵略和內生的革命，其所累積的文明也會因此停滯、中斷甚至遭受滅頂之災。顯然，柏克的上述批評同樣適合於二十世紀的中國革命。一九四九年，新政權不僅趕走了舊政權，而且定義出「舊社會」，長期的宣傳灌輸更使人們不自覺地在「舊社會」前面加上「萬惡」二字。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我還經常在中學教科書上讀到「一窮二白」這個詞。年少時不知所以，然而當我長大成人，有了自己的閱歷和見識，開始試著公允地看待舊中國與舊社會，就不難發現，這種「一窮二白」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新政權對過去歷史與傳統的全盤否定之上的。

全盤否定的背後，是一個政治全盤設計社會的時代的到來。國家壓倒社會，或將社會藏於政治的皮袍之下，個中憂慮，早在上世紀三十年代，西班牙學者奧爾特加·加塞特便已經在《大眾的反叛》一書中發出警告：當社會或者歷史的自發性被國家的干預粗暴地打斷，就不會有新的種子能夠開花結果。從此，社會不得不為國家而存在，個人不得不為政府機器而存在。

如果從政治、經濟與社會三大組織的關係來看新中國的建立，一九四九年的意義首先在於政治組織在這一年確立自己的權威，但這並不必然意味著社會解放。由於特殊的歷史原因、國際環境以及觀念上的誤區，經濟組織與社會組織同時被納入政治組織之中，並形成了改革開放以前掌管人民一切生活的全能型政府。在此全能體制下，政府幾乎無一例外地包辦了經濟與社會的所有職能，使之成為權力的附庸與延伸。所謂「單位辦社會」便是這一體制的集中體現與概括。此時雖然名義上叫社會主義，實際上是「有主義而無社會」，因為嚴格意義上的社會並不存在。

在此封閉年代裡，強國和革命被當作這個時代的政治理想備加推崇，而源於社會的生活理想卻被束之高閣，被壓抑於無形。任何不服膺於國家理想的個人理想是沒有意義的，甚至也是不道德的。如果了解在那個軍事共產主義時期，甚至連農民插秧都要喊響「打好插秧殲滅戰」的口號，就知道那時的生產生活如何仰仗政治的鼻息。人人提高警惕，社會橫向聯繫的紐帶被人為切斷，連出門都需要政府的「印把子」認可。當最基本的權利都需要政府授予，政府已變成了名副其實的「證府」。

割裂社會的前因後果，在柏克那裡有很好的闡釋。談到法國大革命，柏克曾經提到一個問題：一個帝國為什麼會在一夜之間坍塌？他的回答是：「為了壯大自己，君主制削弱了其他一切社會力量。為了統制國家，政權摧毀了其他所有的社會紐帶。一旦維繫人民的紐帶被割斷，整個國家就土崩瓦解了。這時，再沒有任何力量能夠支撐君主、貴族以及教會。」

法國思想家聖西門也有相同的醒悟。和同時代的許多知識分子一樣，聖西門曾經為法國大革命的不盡人意苦惱不已。那麼，怎樣才能讓社會平穩轉型而不再血流成河？聖西門的答案是建立各種各樣的網路。當然，這是廣義的網路，它包括完備的銀行系統、公路系統、鐵路系統、社會組織等等。總之，增強社會的橫向聯繫，通過建立工業社會的各種網路，救贖政治全能主義，同時盡最大可能地保障社會安全。

今日中國漸次開放，沒有誰願意再回到過去封閉的環境中去。既然政治改革舉步維艱，還不能滿足社會的普遍預期，而社會矛盾又在日積月累，那麼以社會的橫向發展救贖政治，亦不失為曲徑。當然，從本質上說，這也可以理解為以社會的自由和開放救濟政治民主。與此相關的一個脈絡是，近三十餘年，一個以公民權利為結點的網狀社會（公民社會）正在形成，以逐漸代替以權力為中心的星狀社會（政治社會）。由此而論，重新發現社會的過程，既是社會自我救贖的過程，也是化解風險的過程。

毋寧說，重新發現社會更是一種世界潮流。早在一九八八年社會主義學家高放便在《從傳統社會主義到現代社會主義》一文中提到「社會資本主義」這個概念。高放將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概括為四個階段：即十六世紀初到十八世紀末的封建資本主義（此時資本主義在歐洲封建社會內部孕育成長）；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末的自由資本主義；十九世紀末大體上至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壟斷資本主義；而八十年代以來可稱之為社會資本主義，即社會化程度更高、社會主義因素在逐步增長的資本主義。

為什麼帝國資本主義衰亡了，社會資本主義卻欣欣向榮？今天有越來越多的學者試圖從資本社會化、管理社會化和分配社會化等方面來理解當代資本主義的這一場至關重要的轉變：資本的社會化表現在股份的分散化和大眾化，員工持股和人力資本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勞資對立；管理的社會化使企業決策更加民主，員工可以影響企業決策過程；而分配的社會化使資本主義社會分配趨於公平和合理，政府與工會對收入分配的干預程度增強，工資由資方單方面決定改為雙方談判，除了工資收入外，員工還可能持有一定股權。

與此同時，當社會從國家重負中漸漸擺脫出來，重新發現社會的過程，也是重新認識國家價值的過程。公民社會的建立，更少不了對現代國家的理解。

電影《健忘村》劇照

在天津河北區民族路四十四號，有一幢意式兩層磚木結構樓房。到過那裡的人都知道這是梁啟超故居。故居牆上有一幅字：「十年以後當思我，舉國猶狂欲語誰？世界無窮願無盡，海天寥廓立多時。」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啟超正是帶著這首詩中的志願遠走異邦。百年過去，人們談論梁啟超最多者，並不在於他在政治上的成敗得失，而在於他開風氣之先的「新民說」影響了幾代人。梁啟超希望通過「新民」喚起中國人的自覺，要從帝國時代的臣民轉化為現代國家的國民。然而，時至今日，不得不承認的是，許多人雖然自稱公民，但對於什麼是現代國家並不了解。正是在此意義上，我認為有必要在「新民說」後補論「新國說」。做新民，建設現代國家是必要的，問題在於你要知道什麼是現代國家，需要「問世間國為何物」。

談到對國家的理解，被引用最多的恐怕就是肯尼迪的那句名言：「不要問你的國家能為你做些什麼，而應該問你能為你的國家做些什麼。」就在人們以飽滿的熱情四處傳播、讚揚這位美國總統的愛國主義時，身為美國公民的著名經濟學家弗里德曼對此非常不以為然。弗里德曼認為肯尼迪關於個體與國家職能的本末倒置必然會腐蝕一個國家自由的根基。因為從本質上說政府仍不過是一個手段、一個工具，「除了公民們各自為之服務的意見一致的目標以外，他不承認國家的任何目標；除了公民們各自為之奮鬥的意見一致的理想以外，他不承認國家的任何理想」。「自由人既不會問他的國家能為他做些什麼，也不會問他能為他的國家做些什麼。而是會問：『我和我的同胞們能通過政府做些什麼。』以便盡到我們個人的責任，達到我們各自的目標和理想，其中最重要的是：保護我們的自由」。

回想新中國六十年沉浮、兩個三十年的消長，其成敗得失莫不在於國家與社會有著怎樣的關係。基於對權利的普遍信仰，今日中國社會一點一滴收複本當屬於自己的領地，重新確立國家與社會以及社會與個人的邊界，也是中國當下最真實、最有希望的革命。文明的累積、歷史的加法、秩序的演化與拓展……恰恰是這場「新革命」，在告別過去的「不斷革命論」，使幾乎陷於絕地的新中國在社會自由自我的生長中開始脫胎換骨，一個滿眼生機的「新新中國」將由此應運而生。

唐德剛說，中國需要兩百年穿越「歷史三峽」，直下寬闊太平洋。在國家與社會之間，我的腦海里常常浮現出另外一幅圖景：中國就像一艘夜航船，過去是在黑暗的海洋上航行，周圍是黑的，船上也是黑的。而現在呢，船上開始有了照明，船艙里還有人開Party、上網、戀愛、大聲歌唱，普通人的日子似乎過得亮堂舒展了，但周圍還是一片黑暗的海洋。

至此時，人們更關心的問題是：社會雖已燈火通明，中國向何處去？而正在崛起的社會，能否把握這艘中國航船的方向？

(了解更多，可參考《自由在高處》、《重新發現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