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象棋文化探源

中國象棋文化探源

象棋運動參與人數之多、流傳地域之廣、浸透社會層面之全，以及精神內涵之博大深厚，皆令其他式樣的文化活動難以望其項背。可以說，人無論男女老少，地無論城鄉廳幽，無不為其魅力所感染、所陶冶，尊之為國粹瑰寶，實乃當之無愧。事物發展的規律告訴我們：厚聚，方能噴薄而發；源遠，方能流域而廣。象棋運動深入社會生活，形成如今的規模、氣勢，自有雄渾深厚的歷史文化根源。

上溯到戰國時代，就有許多文學、戲劇作品描繪象棋運動。並有不少故事流傳下來。明代初年，明成祖朱棣的太子朱高熾（明仁宗）見兩個小太監在宮中對弈，遂命進士曾子棨以詩詠之。曾子棨略加思索，當即吟詠出七律一首：「兩軍對敵立雙營，坐運神機決死生。千里封疆馳鐵馬，一川波浪動金兵。虞姬歌舞悲垓下，漢將旌旗逼楚城。興盡計窮征戰罷，松陰花影滿棋枰」。這首寫於十四世紀初葉的詩篇，被後世譽為吟誦象棋運動的代表作，詩的神韻鮮明地揭示了在中華民族輝煌進程中佔有重要地位的楚漢之戰和象棋的血肉之緣。與此同時或在此前面世的象棋譜《百變象棋譜》（1532年重刊，初刊的時間相傳為元代至治二年，即公元1322年）、《夢人神機》（約刊於十三世紀中葉）等書所標明的象棋制藝中，也明確地標出了「河界」或「楚河漢界」，以及分為黑、紅雙方對壘。

1972年，在江西安義縣出土了一幅完整的宋代銅質象棋，三十二枚棋子的正面是陽文楷書各自的名目、背面則為各自的象形圖案；另外，在黃河以北的鶴壁集窯址也出土了宋代製作的瓷質象棋；1964年，在福建泉州灣打撈的宋代沉船中，則發現了色分黑、紅的木質象棋子。象棋制藝成型約在唐末至宋初，成型之前流傳於各地的棋式異同參差。不同的如：有的棋盤有「河界」，有的沒有；有的在棋盤的方格內置子，有的在縱橫線的交叉點上置子（其實，方格也可以看作是粗線的交叉點）；至於棋子的名目和兩方棋子的顏色則基本相同，已有「將、士、象、車、馬、兵」和分黑、紅二色。那時，不叫做象棋，而稱之為「象戲」，唐代大詩人白居易（772—846）曾寫下十分生動的詩句予以吟贊：「兵沖象戲車」；再早，北周武帝宇文邕（543—578）撰寫《象經》一卷，記述象戲的著法；可見，象棋制藝成型之前，已以不同的姿態融入社會生活之中。所以，人們有理由認定：儘管「象棋」一語最早見之於《楚辭》和《國策》；儘管傳說象戲來自黃帝的阪泉之戰與涿鹿之戰，「黃帝驅蠢獸為陣，象之雄也，故戲兵而以象戲名之」（宋、晁無咎）；儘管在廣大地區流傳時不同地域有過不同的式樣，但，兩軍立營，相持對壘，中隔「楚河漢界」，棋子命名「將、士、象、車、馬、兵（卒）」，色分黑、紅而戰，戰局中「鬥智不鬥力」、通力擒「將帥」等等，莫不植入楚漢之戰的文化底蘊，而與中華民族劃時代的發展——奠基漢王朝，在歷史、地理、人文形態諸方面處處吻合。

楚河漢界的由來

漢高祖二年（前205年），劉邦引兵東向，出函谷關；三月，與諸侯會盟洛陽，集56萬人馬伐楚，乘楚霸王項羽率兵征齊而後方空虛之機，一舉攻下楚都彭城（今徐州）。項羽聞訊，立即回師，在靈壁（今安徽）一帶與漢軍展開激戰。是役，漢兵大敗，潰不成軍，劉邦僅得數十騎衛護而逃出重圍。五月，到滎陽招集殘部，又會合蕭何從關中送來的人馬，兵勢重振。從此，楚、漢在滎陽展開了長達四年之久的拉鋸戰——你進我退，我進你退，反覆爭奪。在此期間，形成了一段極為特殊的戰爭景象：漢高祖四年（前203年）十月，「復取成皋（今滎陽市汜水鎮），軍廣武，就敖倉食。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相守數月」（《史記?項羽本紀》）。也就是說，楚據東廣武城，漢據西廣武城，中間隔著廣武澗（古運河鴻溝經廣武山連接黃河的一段）相持。當時的形勢是「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餉，漢王、項羽臨廣武澗……」（《史記?項羽本紀》），在空前殘酷、激烈的爭戰中勢均力敵，誰也無法逾越鴻溝一步。形勢促使雙方相約：以鴻溝為界，中分天下，「鴻溝而西者為漢，鴻溝而東者為楚」（《史記》）。歷史就這樣使鴻溝成了「楚河漢界」，特別令人注目的是「中分天下」（中分即從中劃分），那象棋的棋盤不正是嗎？進一步聯繫到象棋的棋制，歷史也在告訴後世：黑、紅兩軍隔河界相持立營，嚴陣對壘，以及擒「將」制勝，並非來自人們的憑空想像，而是植根於中華民族開拓進取、蓬勃發展中一幕極為壯烈、極為震撼人心、極富理念價值、極具深遠影響的史實。

唐代大詩人李白為此而揮筆寫了《登廣武古戰場懷古》，熱情洋溢地讚頌：「秦鹿奔野草，逐之若飛蓬。項王氣蓋世，紫電明雙瞳。呼吸八千兵，橫行起江東。赤精斬白帝，叱吒入關中……伊昔師廣武，連兵決雌雄。」

大文學家韓愈也登臨廣武山，以哲理般的絕句《鴻溝有感》來表達自己的萬分感慨：「相持未定各為君，秦政山河此地分。力盡烏江千載後，古溝芳草起寒雲。」

本來，鴻溝是為了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取灌溉舟楫之利而開鑿的。魏惠王十年（前360年）修築鴻溝，引黃河水濟圃田；以後又逐漸延長，貫通濟水、汴水至汴梁（今，開封）東，折而向南，經由通許等聯通睢水、穎水諸河，直達淮河。這條古運河總長近千里，基本上是北南走向，稍偏東斜。兩千多年以來，它的下游多被淤沒；原引黃河水的「溝口」則為向南滾動的黃河所沖浸泯失；僅僅剩下的一小段河道——東、西廣武城之間的廣武澗，早在唐代已是「古溝芳草起寒雲」乾涸見底野草叢生了。不過，令人欣慰的是，這乾涸的深溝卻因「秦政山河此地分」載入了光輝的史冊而形成無比珍貴的人文資源。作為「楚河漢界」的鴻溝，不僅留在滎陽這座「東方名郡」，留在中華歷史的燦爛進程中，而且也留在象棋的棋盤上，隨著象棋制藝的傳播更加鍥入人民大眾的社會生活。

象棋的黑紅二色

象棋的棋子分黑、紅二色對壘，而不是像圍棋那樣區分以黑、白子，或者別種顏色，實在是歷史的模擬和那段特殊的戰爭景色在遊藝中的再現。也就是說，棋盤上黑、紅隔「河界」針鋒相對地排列，實質上是楚、漢兩軍隔鴻溝對壘的模擬和以遊戲形式的再現。因為，黑、紅二色的對立，源有所本，自有來歷。

我們知道，秦崇黑色，「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更名民曰『黔』」（《史記?秦始皇本記》）。項羽年輕時，適秦始皇出巡會稽，見士卒前呼後擁，旌旗招展，宛如一條黑龍，不勝羨慕地說：「彼可取而代也。」（《史記?項羽本紀》）後來（前209年）會稽郡郡守殷通欲響應陳勝、吳廣起義而發兵，項羽的叔父項梁趁機殺殷通而奪其兵權。接著，項梁、項羽率八千子弟出江東，其基本隊伍服色制度皆依秦制。至東陽（今安徽），陳嬰以兵兩萬歸屬。當時，東陽少年殺縣令，「欲立嬰便為王，異軍蒼頭特起」，「陳嬰乃不敢為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眾從其言，以兵屬項梁」（《史記?項羽本紀》）。如史所載，項梁而後傳於項羽為霸王的楚軍旄旌節旗和服飾皆為黑色，象棋棋子一方著黑色即源於此。

象棋中，另一方棋子著紅色，當然來自劉邦的漢軍，這在歷史上也有明確的記載。

《史記》在《高祖本記》中，首先記述了劉邦集團利用當時人民群眾迷信天命的意識形態，發動人民群眾跟隨劉邦反秦的故事：「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折蛇，蛇遂分為兩，徑開。行數里，醉，因卧。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器？嫗曰：『人殺吾子，故哭之。』人曰：『嫗子何為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為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乃以嫗為不誠，欲靠之，嫗因忽不見。後人至，高祖覺。後人告知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諸從者，日益畏之。」這一段文字，形象地記錄了劉邦被命為「赤帝子」，銜天命，斬白蛇的傳說。

秦二世元年（前209年）秋，「乃立季（劉邦）為沛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而釁鼓旗，幟皆赤。由，所殺蛇白帝子，殺者赤帝子，故上赤」（《史記?高祖本紀》）。劉邦最初舉兵起義，便是這般情況。從此到發展壯大成為漢王，劉邦的人馬盡尊尚紅色，以赤幟紅旌為其標誌。棋盤上，隔「河界」對壘的「紅」方，當然來自漢軍的人文遺留。

順便提到一點，在象棋的開局中有一句民間流傳了許多代的俗語：「紅先黑後，輸了不臭。」也是有文化背景的。它，同樣來源於楚漢之戰。公元前205年，漢兵率先代楚，拉開了「中原逐鹿」的序幕，造成了廣武山紅、黑兩軍的對壘；當楚、漢相約「鴻溝為界、中分天下」之後，又是漢兵率先進攻，最終殲楚軍於垓下，完滿地為歷史落下了極其壯烈又極為重要的一幕。故，反映到棋局中就形成了「紅先黑後」的俗語。

象棋運動的內涵「鬥智」

象棋棋子的名目，許多來自楚、漢兩軍，深受當時政治軍事體制的影響，古人早已發現這一頗具深意的現象。宋人程顥（1032—1085）在《詠象棋》一詩說：「偏裨兼備漢官名」，說的極為中肯貼切。（但是，也有一些名目是由前代繼承和後代發展中來的。例如：「車」便受春秋戰國時期的影響而制定；「炮」呢？則受後世戰爭器械改進、發展的影響。棋子名目以及棋盤定製和著法的文化內涵十分廣泛，其來源更是錯綜複雜、深邃豐富，將另作專題探討。）象棋文化策源於「中原逐鹿」，象棋之所以作為一個運動項目，它的特徵與內涵無論何時都不能忽略，必須深入地予以闡明。前面我們引用了明代詩人曾啟的詩句「坐運神機決死生」，形象的概括了兩點：一是「坐運」，二是以「神機決死生。」象棋這種運動的特性和內涵的核心，用一句精闢傳神的話來說，即「鬥智不鬥力」。而「鬥智不鬥力」也源於楚、漢在廣武山上的對壘。

「楚、漢久相持未決，……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為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鬥智，不能鬥力』（《史記?項羽本紀》）。兩軍陣前，漢王劉邦不僅鮮明地提出「鬥智不鬥力」的制勝方針和策略，而且身體力行地貫徹，演繹出許多極其生動的範例。他用陳平的反間計，離間范增和項羽的關係，使項羽奪范增之權，自折股肱；用張良的籠絡計，當韓信攻取了山東一帶請求封為「假齊王」時，立即下詔封韓信為「齊王」（劉邦下詔書的地方，因此而得名「詔峪」。詔峪離漢王城二十餘里），鞏固已方的團結。當項羽將劉邦的父親「太公」放到砍肉的高案子上，威脅說：「今不急下，吾烹太公（若不馬上投降，我煮你的父親）。」劉邦冷靜地回答說：「吾與項王……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杯羹」（《史記?項已本紀》）。此，即大詩人李白措寫的情形：「分我一杯羹，太公乃汝翁。」劉邦一方面發布項羽的十大罪狀，渙散楚軍的士氣；另一方面，當他被頂羽射中胸膛，搖搖欲倒之時，怕影響士氣，便趁勢府身摸著腳，罵著說：「虜中吾指。」他傷痛難忍，還強行巡視軍營，慰問士兵，使敵人無隙可乘（見《史記?高祖本紀》）。這些「鬥智不鬥力」的典型範例，這些指導象棋藝術發展的精神內涵，募不發生在漢霸二王城的所在地廣武山。另外，與劉邦相比，剛愎自用、急燥魯莽、暴虐蠻橫的項羽也只能像後人在一首詩所寫的那樣「智窮欲烹太公肉，勇絕偏染烏江沙」了。

千百年來，「楚河漢界」凌然於棋盤；黑紅兩軍嚴陣而對壘；「鬥智不鬥力」既是象棋運動的特性，又是象棋運動的精髓，更是象棋藝術發展的原動力。人民大眾的追求豐富多彩的生活中創造了象棋，象棋在發展中豐富、美化了人民的精神生活。1999年4月，廣武山區的山民捐獻出了珍貴的收藏文物——宋代銅質象棋（棋子的大小若制錢而稍厚，棋子正面陽文楷書，棋子背後有對應圖像，三十二子一子不缺。妙在紅黑雙方的銅質不一樣，分紅銅與青銅，紅黑兩方皆是將士象車馬　卒，無帥、無兵、無相）為象棋文化又增添了一段佳話。作為象棋文化的策源地，滎陽和她的廣武山正以在中華文明史中的鼎然而立的地位和獨特風貌，激勵著象棋運動更加發揚廣大、燦爛奪目。

象棋的「九五」之爭

比較象棋和國際象棋的棋盤，很多人都知道象棋的棋盤上多了一條「河界」，也就是說多了一條線。即國際象棋棋盤上的中心線划到一方作為「河岸」；而增加的一條線，作為另一方的「河岸」。可是，人們不一定知道，這不僅僅是一條「河」的問題，更不是簡簡單單的多了一條線的問題，它的內里積澱著深邃的意識形態。首先我們可以看到，這條「河」把棋盤分成了兩個相對獨立的組成部分，每一部分都有它各自的意蘊。兩部分相隔對峙而又相關連，更增加了多層次的文化意境。千多年以前，象棋在孕育和發展的實踐中，人們以對歷史的深刻認識和理解，以歷史唯物主義的藝術才能象徵性地創造出了象棋棋盤橫豎線組合的格局。

據傳，唐代的象戲樣式和國際象棋驚人的相似，唐代象戲以它固有的文化影響力，向周邊傳播，特別是通過西域傳播到中亞和阿拉伯地區，交流國際之間，而在本土，由於唐代後期的藩鎮割據、戰亂不息，五代時期更加兵荒馬亂，人民迫切渴望統一，象棋也在社會的演變和人民群眾的意念中，步步發展演變成型，現今的制藝。另傳，象棋原先的棋盤並不是這樣（或者說，曾有過不是這樣的棋盤），它的縱線是十一條，布棋時將兩炮分別放在兩車的外側。可是，這種棋盤在實踐中很快就被淘汰了。因為在文化觀念上它違背了「王」（棋中的將、帥，實際是王）與八佾的傳統意識，更因為它（這種棋盤）表達不出象棋布陣的內涵，表達不出河界兩邊相峙相爭的實質，違背了歷史觀念的體現。象棋能形成今天的模樣，實乃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成因。古人在讚美象棋的時候，精闢地指出了棋盤之獨特：「象棋之戲，其名著於《楚辭》，古之通儒多有撰述，傳跡古矣！厥類止七（棋子有七個名目），厥棋止三十有二，厥路每前縱者九，橫者五。」（清?焦循《象棋賦》）「每半縱者九、橫者五」，即指明；『河界』這邊的線條是豎九橫五，河界那邊也是豎九橫五。為什麼不是豎八、豎七、豎十，偏偏是豎九呢？這橫豎的多少裡面，大有講究。

依我們古樸的傳統文化意念，豎指的是高，九乃數（單位數）之極，九豎表示最高，九天、九霄、重霄九等，都有高到極點的含意；橫指的是寬、是方位，五橫表示四方和中央（東、西、南、北、中）含有把所有的方位都包括進去的意思，即至寬至大至廣。豎九橫五組合成了「九五」，它至高至大至廣，就代表了天下，也就是說它代表了皇位。古代小說和俗話里常說的「位登九五」、「九五之尊」，即表示登上了皇帝位，做了天子。另外，從《易經》的解釋來看，九是陽爻、陽之極，至陽至高和至尊緊密關聯；五是第五爻。《易?乾》「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孔穎達疏「言九五陽氣，盛至於天，故飛龍在天……猶若聖人有龍德，飛騰而居天位。」這都是以「九五」表示帝位，坐天下。河界兩邊兩個「九五」，體現「九五」對峙，「九五」之爭。兩邊擺上了棋子之後，形成的黑紅相峙、相爭，正好反映和藝術地再現了楚漢在廣武山鴻溝爭奪天下的歷史面貌。再加上他們在這兒曾經約定「中分天下，鴻溝為界」，「楚河漢界」不僅存留在歷史上、地貌上，也標在棋盤上。活生生地「九五」之爭的象棋文化的底蘊，也就顯示的明明白白。

象棋的九宮與八佾

放眼象棋的棋盤，最引人注目的有兩處。一是從大面上看，九縱五橫的線條分別格致為對等的雙方，中隔「楚河漢界」而對峙。另一處重點突出而顯眼，兩端底線的中心會同有關線段，組成了一個田字形。這兩處組合，都離不開「九」。前者，九縱五橫明喻「九五」；後者，作為「九五」的呼應和補充，以九個交匯點暗含「九垓之田」，也就是俗稱的「九宮」。河界兩邊，既然是「九五」之爭，「天子居九垓之田」（在象棋里，以將軍作代表），自是相爭的中心，所以就格外讓人關注。

「九宮」原指音樂曲牌，概括仙呂宮、南呂宮、中呂宮等九種宮調。由於帝王居住樓身的地方稱為「宮」，故棋盤上「帝王（將帥）」活動的地方也借之而稱為「宮」，又因此宮實為「九垓之田」，且又只有九個可供活動的部位（九個交點），故俗稱為「九宮」。

象棋棋盤上的「楚河漢界」、「九五」之爭、「九宮」，都熠熠奪目地展現中華民族傳統的意識形態，可要進一步理解感悟象棋棋盤深層次的文化精髓，不能不涉及諸棋子在開局前擺放的位置，也就是說不能不探討「布子」的文化意蘊。 「卒」的棋子數和在棋盤上直面強敵的處境，充分體現了成邊和守關的歷史功績和戰略地位。它的著法（行一步而不能後退），也透露出卒子生命的艱辛和「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勇往直前的壯烈精神。 「將（王）」呢？獨此一枚，卻又最為尊貴。雖然，表明了它所產生的封建社會的統治觀念「天無二日，國無二君」；同時，也應該看到事物的辨證性，這種觀念還產生了「統一」的「中央集權」意識，及促進整體協調發展的有利於社會進程的影響。所以說，象棋設一枚「將」並以它為中心，普及了國家統一的精神觀念。 士、相、馬、車各兩枚，對稱地排列在將的兩邊，引人關注的是另一枚棋子「炮」（同樣有兩枚，同樣講究對稱），並不和它們並排連在一起，而是在「九宮」的外角上立壘，移可攻、連可守，成待機拒敵之狀。這不能不說是特意的布置，前八枚棋子在「將」的兩翼左右相擁，恰恰形成了八佾和八駿的基本態勢，程顥以詩頌之曰：「中軍八面將軍重」，即此。 同時，以「將」為中心，在底部組列成「九」的格局。不但和戌邊守關的卒五遙遙相連，舉步相通，更與距「將」五步之遙，昂立守衛的「炮」緊緊相依。在此特定的文化思維範疇之內，真可謂把「九五」的意念發揮得淋漓盡致。處處深化「國家」和全局觀念，巧妙地把渾厚深邃的傳統文化賦予遊樂益智的體育運動，怎能不令人去節讚歎而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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