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朝鮮戰爭的14個爭議問題的澄清——紀念為國犧牲的中國人民志願軍戰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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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戰爭停戰已經50周年了，圍繞它的爭論至今沒有停止。現本人就朝鮮戰爭至今爭論不休的14個問題做一個力所能及的澄清。 1、朝鮮戰爭爆發前的南北政府誰更合法？在20世紀初朝鮮被日本吞併後，不願做亡國奴的朝鮮人可分為3部分，一部分流亡中國，並得到當時中國政府的同情和支持，組成了大韓民國臨時政府，以金九為代表，在抗日時期暗殺過日本將軍，並組織過以宣傳為主的朝鮮義勇軍。第二部分流亡美國做寓公，也在美國做過宣傳抗日的工作，以李乘晚為代表，第三部分是堅持在朝鮮和東北做抗日活動的人士，其中武裝鬥爭能堅持到1945年的就剩下以金日成為代表的共產黨了。日本戰敗投降後，美蘇將朝鮮按「三八」線一分為二，金日成隨著蘇聯紅軍進入北朝鮮，國際上有一定影響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的成員和美國人熟悉的李乘晚隨美國軍隊來到南朝鮮。當時美蘇已經開始對立，美國更是把蘇聯和共產主義當成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對手，因此美國壓倒一切的思想就是在任何時候，任何地點反對共產主義。當時美國的朝鮮佔領軍司令霍奇曾組織過漢城市政委員會的自由選舉，但國外回來的人由於沒有民意基礎而大多落選，而堅持在本地抗日的左翼人士獲勝（還不算共產黨）。結果嚇壞了霍奇，最後他使選舉作廢（這可不是我編的，有歷史記錄）。並且還拒絕了北朝鮮金日成呼籲的全國選舉。在這期間，被稱為大韓民國獨立之父的金九被暗殺，當時以及至今人們普遍懷疑是李乘晚所為，但無確鑿證據。最後，美國支持李乘晚建立了正式的大韓民國政權，隨之，蘇聯也支持金日成建立朝鮮政權。李乘晚由於沒有民意及幹部基礎，只得大量留用日本佔領時期為日本服務的軍政人員，引起人民的反對，政權始終處於混亂狀態。而北方政權由中國東北及蘇聯回國的共產黨組成，有一整套的政策和幹部隊伍，所以政權很快穩定，但由於立刻採用了社會主義制度，造成當時的中產階級大量南逃。所以說，北朝鮮是由始終堅持抗日的人員組成，由於採用了社會主義制度，結果得到多數中下層人民支持，少數人反對。南朝鮮最高層是美國回來的李乘晚，沒有自己的幹部，又排擠了中國回去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的成員，只能依靠當年為日本服務的偽職人員，人民怨聲載道。 2、朝鮮戰爭是誰打的第一槍？要是問1950年6月是誰打的第一槍，現在已經很明確了，是北朝鮮。但南北兩朝鮮自建立之初開始，「三八線」上就槍聲不斷。在兩個朝鮮建國之初，北朝鮮900萬人，南朝鮮2000萬人。北朝鮮回國的骨幹不過數千人，一切要自己從頭做起（當然有蘇聯的支持），而南朝鮮是依靠了日本留下的政權機構和警備隊（也有美國的大力支持），很快建立起10萬人的隊伍。所以開始南強北弱，金日成大呼和平，但南方咄咄逼人。但北方共產黨的工作效率遠高於南方，蘇聯全力支援，特別是中國革命勝利後，又送回了久經戰陣的4個師力量的武裝部隊。美國對南方的支持有點三心二意，南方自己內爭不斷，結果北方的力量超過了南方。南北朝鮮本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現在被分成兩個政權，所以雙方都要吃掉對方，並沒有什麼必要去爭論誰放第一槍，就看是誰先準備好了。結果，北方先準備好了。 3、美國為什麼要介入朝鮮？當時冷戰已經開始，中國陷入共產主義陣營已經讓美國惱火。美國的思維一向比較直接，他把世上所有的衝突都看作是共產主義和他所代表的自由世界之間的衝突。朝鮮槍聲一響，美國立刻認為是共產主義開始武力擴張了，如果失去了南朝鮮，接下來就是日本，然後也許就輪到美國了，於是他毫不猶豫地介入朝鮮戰爭，同時把台灣國民黨列入保護圈，從而激怒了中國共產黨。 4、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要介入朝鮮？當時的中國共產黨已經建立起全國政權。先不講意識形態的問題，就歷史來說，對任何一個中國政府來說，朝鮮都是不可缺少的戰略緩衝。一千多年前的大唐就支持朝鮮半島北方的新羅對抗日本支持的位於朝鮮半島南方的百濟，明朝又兩次抗倭援朝，清朝末年援朝失敗的後果大家也都看到了，如今美國首先介入了台灣海峽，所以對中國來說介入朝鮮才是正常的，不介入反而是不正常的。美國人自己也說，如果有敵對勢力入侵墨西哥，美國在5分鐘之內就會決定出兵。 5、抗美援朝第一次戰役的意義何在？由於美國人對中國的蔑視，雖然美國也認為中國有能力組織起援朝的隊伍，但決不相信中國敢於援朝，所以隊伍四處冒進。中國雖然已經決心援朝，但對美軍實力也不清，有所顧忌。經過第一次交手，打垮了南朝鮮幾個團，美軍一個營，摸清了美軍的戰力，樹立了自己的信心，戰果不大，意義重大。而美國只是認為中國雖然參戰，但實力不夠，「不是一支不可辱的隊伍」（麥克阿瑟語）。 6、抗美援朝第二次戰役的意義何在？由於第一次戰役後美國沒有搞清中國軍隊的實力，認為在面對面的戰鬥中中國軍隊不可能是美軍的對手，所以繼續分兵冒進，結果大敗。在這次戰役中，以「四野」為主的西線獲得全勝，三面包圍了美軍，但美軍在損失了大量人員裝備後，成建制地逃出了包圍，這點大家沒有異議。有異議的是東線，有人說以「三野」為主的東線在包圍了美軍後，自身損失慘重，而美軍最後衝破包圍，攜帶裝備和人員揚長而去，是中國軍隊的失敗。其實這隻說到其一，沒說到其二。當時在東線，中國軍隊缺衣少穿，還沒有重武器，但仍然毅然發起進攻，以自己的血肉之軀，譜寫了一曲英雄主義的讚歌。其意義如下：中國士兵排山倒海、奮不顧身的衝擊，徹底扭轉了美國對中國軍隊的蔑視，頓生敬畏。其「北極熊團」的被殲，使得美軍充分高估了中國軍隊的攻擊能力，從此，美軍一發現其側後有中國軍隊出現，就立刻撒腿就跑。在第二次戰役後，美軍從低估中國軍隊發展到高估了中國軍隊的實力，從清川江到「三八」線，西線美軍在沒有接觸的情況下向後狂奔了200多公里，東線的10多萬美軍也在只有少數中國軍隊逼近的情況下，銷毀了大量物資倉皇下海逃去。其實如果美軍憑實力節節抵抗，步步後撤的話，中國軍隊要打到「三八線」還不知要那年那月。戰役後，東線9兵團足足休整了5個月才重新投入戰鬥，很多戰鬥骨幹在嚴寒中失去了戰鬥力，但他們的對手美海軍陸戰隊第一師也是過了3個月才重新投入前線。冰天雪地中的中國軍隊用自己的生命換來了2個月的戰爭主動權。

7、抗美援朝第三次戰役的意義何在？「二次戰役」後，中國軍隊不戰而抵「三八」線，戰力疲乏，彭德懷從自己實際出發，要求先休整再過「三八」線，當時國際上紛紛要求中國軍隊不過線，但毛澤東認為此時停下是示弱的表現。「當初我們叫你美國停，你一步就跨過來了；現在你敗了，又想叫我停我就停？」毛澤東豈是肯示弱的人？於是要求彭德懷必須立刻過「三八」，過去了再休整，哪怕過去一步都行。於是已經不停徵戰了2個多月的志願軍將士又繼續發動了排山倒海般的衝擊。出乎我們自己意外的是，美軍為我「二次戰役」的餘威所懾，一觸即潰。本來1個營的美軍需要2個團的我軍才能殲滅，但如今被我兩個連的隊伍一衝就垮，美軍又不戰而放棄了漢城，一直退到了「三七」線才穩住腳。雖然我們的很多高級將領認為美軍是故意後退，引誘我冒進攻擊，但沒有一個美軍高級將領承認他們有誘敵深入的戰略。第三次戰役在軍事上收穫不多，但在政治意義上收穫重大：近代中國軍隊唯一的一次攻進了一個外國的首都。 8、抗美援朝第四次戰役的意義何在？「三次戰役」的輕鬆勝利，使得毛澤東開始高估自己，要求彭德懷繼續進攻，此時彭德懷知道中國軍隊現在真的是「強弩之末」，於是直闖中南海陳情，毛澤東也不愧為英明領袖，立刻改變了自己原來的意見，同意了彭德懷的意見。此時彭德懷犯了一個小錯誤，沒估計到美軍會很快反攻。沒想到美軍在更換了統帥後，新任司令李奇微重整了軍紀士氣，立刻發動了反攻。在「四次戰役」中。中國軍隊取得了「橫城反擊戰」的勝利，但只是戰術上的勝利，但在隨後的「砥平里圍攻戰」中沒有達到目的。李奇微從「三次戰役」後總結出我攻擊的時間只能維持7天，又從「砥平里圍攻戰」看出了我軍的攻擊能力不強，從此真正認識了中國軍隊的能力和缺陷。美國還把「砥平里圍攻戰」看作是朝鮮戰爭的又一個轉折點而大肆紀念。其實中國軍隊的能力缺陷的暴露是遲早的事情，在「四次戰役」中，中國軍隊的能力已經發揮到了極限，中國士兵儘管依然奮不顧身地戰鬥，但也只能且戰且退。「四次戰役」中中國軍隊犯了點小錯，但總的來說是由於綜合實力不濟，不得不吐出了「三次戰役」吞下但不能消化的肥肉，逐步退回到「三八線」。但中國士兵的拚死阻擊，也讓美軍心理十分忌憚，只敢小心漸進，而且不敢輕言勝利。 9、抗美援朝第五次戰役的意義何在？中國軍隊儘管退回到「三八線」，但受「三次戰役」影響，依然輕視美軍的戰鬥力，隨著國內19兵團、3兵團的來到和9兵團戰鬥力的恢復，又發起了「五次戰役」，仍然希望像「三次戰役」那樣一口氣推進。但此時的美軍已經不再一觸即潰了，而是節節抗擊、步步後退。中國軍隊經過2個階段的反攻，雖然大量殲滅了敵人，但都沒達到最初的戰略上的目的。在消耗完作戰物資後，中國軍隊又開始了例行的後撤休整。但此刻，彭德懷犯了個不該犯的比較大的錯誤，就是沒有精密地組織後退的行動，而是要各兵團自行組織後撤。結果各部隊各行其事，缺乏協調。而已經掌握了中國軍隊特點的美軍乘勢發動了「箝入式」的反攻。突破從西邊開始，朝鮮人民軍一軍團首先抵擋不住衝擊，開始後退，影響到了19兵團的65軍，65軍沒有完成兵團交給的阻擊任務，提前撤出了陣地，連帶著63軍也開始後退。63軍在後撤時由於通訊手段的落後，沒有通知到東邊的60軍，在西邊，3兵團司令部電台被炸，失去指揮，12軍陣地又被突破，又影響到15軍，15軍見形勢不好，自行決定後撤，但沒有通知西邊的60軍，結果造成60軍180師孤軍突出。同時，第二階段擔任反擊的9兵團27軍及配屬的12軍部隊也被截斷。被截斷的27軍先就地擋住了美軍的正面進攻，然後機動靈活地重新選擇了後撤路線，擺脫了危機。但60軍180師由於軍師領導的指揮失誤，造成了重大損失。最後陣線由63軍，15軍，20軍，27軍等部隊穩定了下來。「5次戰役」中國軍隊先勝後敗，在整個朝鮮戰爭中國士兵的被俘人員中，80%是「五次戰役」被俘的，其中3兵團又佔3分之2，其中180師的被俘人員又佔3兵團的3分之2。「箝入式」的反攻也不是美軍的特長，參與反攻的「特遣隊」人數不多，不敢近戰夜戰，很多地方靠火力封鎖，使得很多我軍趁夜脫險。彭德懷元帥的用兵特點是，越是在艱難險阻的條件下越能顯示出英雄本色；反而在有的形勢大好的情況下為敵人所趁。歷史上有好幾次這樣的情況發生了。通過「五次戰役」，中國認識到靠現有的實力是無法把美國人趕下海的，於是戰爭的目標轉變為保持戰前狀態。而美國也不希望繼續陷在朝鮮，因此談判有了共同的語言，2年的「停戰談判」拉開了帷幕。

10、「上甘嶺戰役」的意義何在？「五次戰役」後，中國軍隊認識到了自己能力的局限，認識到在目前的後勤裝備下就算髮動反攻也不能鞏固所得成果，於是放棄了計劃中的「第六次戰役」，開始一方面在前沿固守，一方面大力改善後勤和裝備。蘇式武器也是在這時候開始才大量裝備部隊。從1951年下半年到1952年下半年的一年裡，中國軍隊只是發動過戰術反擊，沒有發動過戰役反攻。但美軍並沒有停下來，而是依靠絕對優勢的火力步步緊逼。中朝軍隊奮勇抗擊，朝鮮人民軍還打出了「血嶺」，「傷心嶺」這樣的戰例，使得美軍每進一步都付出慘重的代價。李奇微嘆息：按這樣的速度至少要20年才能到達鴨綠江。這句話里有2個含義，一是說明了美軍損失慘重，得不償失；另一方面也看出美軍還是緩慢地向前推進的，「血嶺」，「傷心嶺」最後都落入了美軍之手。慘重的看不到勝利的損失使得美國的政治家們迫切希望早日從朝鮮脫身，越來越不鼓勵前線士兵用鮮血去換來荒無人煙的山頭，但美國軍人的榮譽感使得前線美軍將領還是希望用武力奪取徹底的勝利。於是，當時的美軍前線指揮官范弗里特提交了一份大規模進攻的計劃，被上級否決。范弗里特不肯死心，經過修改，又提出了一份比較小的計劃――用兩個營的兵力花5天時間進攻上甘嶺。假如計劃得逞，再提出下一個計劃。但結果大家都知道了，美國慘敗，而中國打出了一個「千歲軍」――15軍，還打出了一個「上甘嶺精神」。「上甘嶺戰役」的意義不在軍事上而是在政治上。有的人把「上甘嶺戰役」說成是我軍生死悠關的一戰，其實是誇大了。上甘嶺是五聖山的前沿陣地，是它的大門，而五聖山的確是不可放棄的戰略要地，但五聖山要比上甘嶺高一倍多，在五聖山和上甘嶺之間還有好幾座山，即使我方丟失了上甘嶺，問題也不是太大。但我方的堅守向全世界證明了中國軍隊的實力，就是中國軍隊有能力守住任何想守住的陣地。美軍從此死了打到鴨綠江的心，再也不發動營以上的大規模進攻了。在艾森豪威爾就任美國總統後，范弗里特在自己離任回國前又進行了最後一次試探，以一個營的兵力進攻我一個排固守的「丁字山陣地」。美軍在類似的高地上舉行了7次演習，制訂了完美的陸空聯合作戰計劃，邀請了有關高級軍官和記者旁觀，但在一天的進攻中連我陣地的邊都沒碰到，就被我軍輕鬆地打了下去。從此美軍再沒發動過任何主動進攻。 11、「金城反擊戰」的意義如何？經過一年的休整裝備，中國軍隊的火力裝備和後勤供應都大大改善。為了配合停戰談判，於1953年5月和7月發動了兩次大規模反攻，目標是南朝鮮軍隊。南朝鮮軍隊經過3年整頓戰力和美軍也相差不遠了，這在半年前的「上甘嶺戰役」中已經可以看出了，但在中國軍隊的攻擊中被擊潰。現實已經證明，中國軍隊不但「守必固」，而且「攻必克」。停戰後美軍司令克拉克說了句廣為流傳的話：美國第一次沒有戰勝。其實他後面還有一句：我們的敵人比過去更強大了。 12、最後的停戰分界線是北朝鮮吃虧了嗎？最後的停戰分界線確定後，在「三八線」以北的由美軍佔領的原北朝鮮的土地是「三八線」以南的由朝鮮人民軍佔領的原南朝鮮土地的兩倍。因此有人說，是北朝鮮吃虧了。但要從土地的質量上來看，是北朝鮮大大便宜了。朝鮮西面是平原，東面是高山。對於韓國首都漢城來說，西面的平原無險可守，只能依江防守，但如果東面的高山丟失，被敵人迂迴，那漢城就是死地。所以戰爭中中美兩軍在漢城的一進一出，城中都沒有戰鬥。對韓國來說，只有在東面儘可能地向北推進，佔領更多的高山，才能更好地保衛漢城，拿句圍棋術語叫「生死劫」，必爭不可，所以美軍在東面拚死進攻。但對北朝鮮來說，東面的高山佔得多，可以威脅漢城，占的少，丟下的也不過是荒山野嶺，而自己的一方是一座高山連著一座高山，對自己來說，爭山頭是「無憂劫」。但朝鮮佔領的原南方的領土有古都開城，有漁業資源豐富的翁津半島和便於農耕的平原地區，在質量上是大大便宜的。 13、「朝鮮戰爭」後中國的國際形象如何？ 1840年後的中國成了無可爭議的「東亞病夫」，被西方人所蔑視。1930年前的中國人在美國的地位比黑人還低，1931年「九一八」後正直的美國人開始同情中國人，「太平洋戰爭」後美國人承認了中國的盟友地位，這個盟友是龐大的，但又是虛弱的。「二戰」中，美國總統羅斯福為了自己的利益極力樹立中國的大國形象，但遭到蘇聯和英國的反對。「二戰」後，在美國人的心中，中國人民是善良的，勤勞的，但又是虛弱的，是需要美國保護的國家，所以當共產黨在1949年勝利後，美國國內居然在討論「是誰失掉了中國？」這個問題。朝鮮爆發戰爭後，美國基本上把中國的因素忽略不計，一方面認為中國不可能介入，另一方面也認為就算介入也沒什麼影響。當時大多數的美國人認為，只會開餐館、開洗衣店的中國人一看到美國士兵的軍服就會向後跑，結果在「二次戰役」中被悶頭一棒，聞風喪膽，最後直到停戰協定簽定也沒撈到什麼便宜。美國人重新認識了中國人。1952年以後，美國國內各個州才在法律上廢除了歧視華人的規定。而讓美國在戰場上難堪的共產黨中國成了比蘇聯還壞的「惡魔」，美國在一切領域圍堵中國，甚至美國的外交官在外交場合見到中國外交官都視而不見，以此來表示他們的惱怒。十年後，越南戰爭又不可避免地開始了，對美國來說，噩夢開始了。戰場上的美國士兵把中國顧問訓練出來的越南士兵稱為「世界上最優秀的陸軍士兵」，在明知中國的後勤部隊進入越南的情況下，美國空軍不敢轟炸中越邊界，陸軍不敢過「17度線」。一個美軍旅長在他的《一個美國人在越南戰爭中》一書中提到，一次戰鬥後發現了一具身材高大、皮膚較白的越軍軍官屍體，有人懷疑是中國顧問的屍體，這情報被當作絕密情報逐級上報，被嚴令不得泄露，不得再提起，深怕傳播出去後會影響美國的軍心民氣。這時的美國人才認識到中國不但不能輕視，而且不能忽視，於是才有了得到90%美國人擁護的尼克松訪問中國。 14、50年後的今天，還需要再來一次「抗美援朝」嗎？在美國「一極獨大」的今天，對毫無威脅的古巴仍然繼續封鎖，和已經與中國反目成仇的越南改善了關係，惟獨對朝鮮步步緊逼。網上有不少譴責朝鮮的文章，但現實是：朝鮮會主動進攻日本，美國嗎？朝鮮就算有了核武器，會扔向韓國嗎？現在是朝鮮一再要求籤定互不侵犯條約而被美國拒絕，美國甚至口頭上都不肯承偌不首先進攻朝鮮，責任在誰還不清楚嗎？美國希望保持各種壓力促使朝鮮崩潰。而朝鮮想利用「核武器問題」一勞永逸地解決外憂。以便集中精力對付內患。中國不能容忍敵對勢力再一次逼近邊境，這道理和50年前沒兩樣。我想，只有在遇到朝鮮像東德那樣被從內部和平顛覆、主動投向南方這樣的情況才不便干涉，除此以外的任何情況下「抗美援朝」都是不可避免的選擇。當然方法有很多種，但我國越是旗幟鮮明地支持朝鮮，事態越不會擴大；如果態度仍然是含含糊糊的，戰爭爆發的危險反而越大。中國不僅僅是為了友誼、更重要的是為了利益才應該這樣做。 50年前的「抗美援朝」戰爭使得中國自大唐以來又一次揚威於世界，其意義是不可置疑的。但詆毀我們英勇戰士之聲至今不斷。日本把侵略戰爭中的戰犯放進靖國神社供奉，德國也把參加「二戰」的普通老兵看做是為國盡忠，而把當年「抗美援朝」戰爭中英勇奮戰、為國犧牲的戰士稱為「炮灰」的那些人，他們還能算是「人」嗎？

當中國開始公布相關資料時，幾乎所有的官方資料都把中國在朝鮮戰爭中的角色描繪成一個不情願的介入者，強調當時的中國亟想將注意力放在攻佔台灣和國內建設上，並無意捲入這場戰爭。但是，隨著越來越多的前蘇聯政府的檔案文件被解密公開，現在人們已經了解到，史學界傳統學派提出的關於朝鮮戰爭起源的解釋比修正學派的觀點更接近真相。已有幾位美國學者利用前蘇聯政府的檔案文件說明了這點。本文作者不僅參考了蘇聯的這些新近公布的資料，也廣泛和深入地分析了來自中國的資料。筆者認為：傳統學派關於朝鮮戰爭起源的觀點較為準確，中國並非不情願地捲入戰爭準備；在五十年代上半葉，中蘇、中朝之間並不存在可能令北京不願意響應莫斯科和平壤發動的朝鮮戰爭的「緊張」關係，中國之所以參與這場戰爭，不僅僅是被動地回應蘇聯的請求和美國的威脅，還明白無誤地有自己的積極的目標，如換取大量蘇聯武器為解放軍換裝、換取大量蘇聯援助以復興經濟等；在驅使中國參戰的蘇、美兩大因素中，蘇聯因素更具決定性，而且蘇聯因素之性質與以往人們所知道的幾乎截然相反。本文提出了研究中的六點主要發現，其中許多地方與大多數學者根據二手文獻得出的、目前在學術界仍占支配地位的觀點大相徑庭：其一，中國對戰爭的捲入甚早、甚深，其程度高於人們以往所知。其二，中國出兵朝鮮有三個前提條件，其中並不包括先行攻佔台灣。其三，中國雖然誤以為美國會派日本地面部隊入朝，但卻正確地預測到，美國不會假道朝鮮入侵中國；此二項預測結合在一起，對中國出兵朝鮮的決策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其四，北京曾藉助外交手段企圖令華盛頓止兵於三八線，但另一方面又設計了誘敵深入的策略、希望利用敵軍登陸和北上之機殲敵，因此中國未派象徵性部隊先行入朝以警告華盛頓不要越過三八線。其五，中國在朝鮮戰爭中的目標是多重的，不過並無支配北朝鮮的意圖，這多重目標中主要的十個是，拯救北朝鮮、打消斯大林的懷疑、讓解放軍取得現代化戰爭的經驗、用蘇制武器裝備給解放軍換裝、取得大量蘇聯援助以復興中國經濟、加入聯合國、佔領部分韓國領土以交換美軍撤出台灣等、引誘台灣國民黨軍進攻大陸以便圍殲之、消除美國以核武器報復中國本土或中國軍隊的動機、令南北朝鮮基本恢復戰前邊界。其六，中共對蘇聯的政治依附源於中共建國前蘇聯的餉械援助，這一依附性不僅極大地局限了中國出兵朝鮮的決策選擇，而且在中國建國後希求得到大量蘇聯援助以保衛和復興國家的情況下，進一步增強了。在以下的討論中，筆者將詳加分析。莫斯科和北京對平壤發動戰爭的設想是如何反應的？ 1949年初，中共控制了整個東北，北朝鮮既有了一個安全可靠的大後方，又可望直接以解放軍中成千上萬訓練有素的朝鮮族人官兵為基礎組建朝鮮人民軍的主力部隊。於是，金日成便不失時機地兩次向斯大林提出他的以武力統一朝鮮的戰爭計劃，但均遭斯大林拒絕。當時，斯大林擔心美國的地面部隊會入朝作戰，但他並未將這一考慮如實轉告毛澤東。

由此可見，參加朝鮮戰爭的中國軍隊並不是於戰爭爆發後的1950年10月才首度跨過鴨綠江的，中共於1949年（即朝鮮戰爭發動前）移交給朝鮮人民軍的三個師又兩個團官兵，才是第一批中國的「志願」軍。沒有這支解放軍部隊的加入，朝鮮人民軍就可能不具備足夠的戰力發動對韓國的進攻。所以，高崗的前衛士長魏寶玉曾透露，「中共中央東北局早就知道金日成欲以武力統一朝鮮」。中國此後又繼續為朝鮮人民軍補充兵員，據前蘇聯政府的檔案披露，朝鮮戰爭爆發後，毛澤東於1951年1月16日又輸送給金日成10萬名以蘇式武器裝備的朝鮮族部隊，這些部隊的兵員包括中國東北的朝鮮族人、北朝鮮人以及五萬韓國俘虜兵，是戰爭打響之後在中國境內受訓成軍的。不過，中國從1949年5月起介入朝鮮戰爭的準備階段時，毛澤東和金日成原來準備對付的並不是美國兵，而是日本兵，這是他們的誤判。莫斯科和北京批准平壤的戰爭計劃（1950年1月至6月）中共建國後不久就控制了中國大陸，在對外關係方面，關於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的談判已在進行中，中國已基本上不再面臨來自外部的威脅。據斯大林派往毛澤東身邊的特使科瓦廖夫回憶，莫斯科曾一度擔心沃德事件和「紫石英」艦事件可能引起美英對中國的聯合軍事干涉，到了1949年底這一擔心已經消除了。這樣的局面增強了斯大林和毛澤東掌控內外局勢的自信心。在1949和1950年之交毛澤東訪蘇期間，斯大林就金日成的戰爭計劃和毛交換了意見。毛澤東對朝鮮戰爭的前景有錯誤的預測，他以為戰爭爆發後美國將派日本步兵而非美國步兵幫助韓國，所以毛對金日成的戰爭計劃持積極態度。於是，斯大林向毛澤東提出了「請求」：北朝鮮攻入韓國後，若有外國出兵入朝、幫助韓國作戰，則中國也出兵入朝、幫助北朝鮮作戰。毛澤東和斯大林就此達成了協議，如果在朝鮮戰爭中發現（中蘇以外的）外力干涉，那麼，中國將派陸軍、蘇聯則派空軍入朝作戰。為了避免蘇聯介入朝鮮戰爭之事在國際上暴露，毛澤東曾向斯大林建言：「可為中國部隊提供日造而非蘇造槍械」，真是用心良苦。根據中、俄新近公布的資料，斯大林和毛澤東在會談中重點討論了避免使莫斯科與華盛頓發生直接軍事衝突的必要性、蘇聯為中國入朝部隊提供武器裝備和空中保護的必要性等。這樣，毛澤東實際上就把幫助金日成統一朝鮮置於比中共解決台灣更優先的地位上了。毛澤東之所以答應斯大林的上述「請求」，固然與中共和蘇聯、北朝鮮的意識形態相關性有關，也是中共成立以來對蘇聯長期依附的必然結果[4].在前蘇聯政府的檔案公開以前，中共對蘇聯的政治依附關係常常被低估了。美國學者約翰·L·甘迪斯提到過，南斯拉夫共產黨人曾指證說，斯大林認為，真正的革命不應當是自發的，而是受莫斯科組織和指導的，凡是莫斯科不能控制的共產黨都不是真正的共產黨。前蘇聯的檔案資料披露，從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初，共產國際與中共的接觸極為密切，斯大林一直暗中扶持中共，毛澤東並不象中國的黨史研究者和部分西方學者所解釋的那樣獨立於蘇共，相反，在外交和軍事領域，中共的行動大多數都是得到斯大林批准後才實施的。抗日戰爭末期，斯大林把在東北收繳的大量日本武器交給了中共軍隊，此後，在蘇聯紅軍撤離東北時，又悄悄地幫助中共鞏固其在東北的地位。蘇聯的大量金錢和軍事援助對中國革命起過決定性的作用，毛澤東很清楚，這都是他對斯大林欠下的舊債，如果他不以某種方式償還、不繼續依附於斯大林，斯大林是不會為他提供中國所迫切需要的各種外交支持、軍事保護和經濟援助的，而出兵朝鮮則是唯一的還舊債、邀新寵的機會。也正因為如此，斯大林實際上握有對毛澤東發號施令的權力，雖然這些號令表面上被稱為禮貌的「請求」，但對毛澤東而言實際上是難以抗拒的，否則，毛澤東就無法為中共的新政權奠定穩固的基礎，而毛本人也可能受到莫斯科的冷遇、懲罰乃至拋棄。斯大林與毛澤東之間的這種關係完全符合「權力」的定義。美國學者艾倫·惠廷曾正確地指出：「在中蘇聯盟中，權力地位的不對稱性，使毛澤東在中蘇兩國發生政策矛盾時，極端缺乏手段來推進中國的政策。」近年來，中國的官方外交史也已承認，毛澤東出兵朝鮮的決策與希求得到大量蘇援以啟動國內經濟建設有關。在中國出版的相關文獻中，有一種極為流行的說法，即毛澤東此次訪蘇時受到了斯大林的冷遇。而《汪東興日記》的記載是，在毛澤東訪蘇的頭兩個星期內，斯大林每兩天半就會見毛澤東一次，如此高的會晤頻率怎麼能被解釋成毛澤東受冷遇呢？毛澤東在莫斯科時與斯大林之間曾有過一些不愉快，源於斯大林不同意供給中共海軍艦隻以解放台灣，這並不是大爭執。在中共的成長過程中，確實有過「奶大了的孩子不聽娘」的情況，而斯大林則用援助和懲罰並舉的辦法迫使中共服從，基本上是奏效的。例如，蘇德戰爭爆發後，斯大林曾指望毛澤東在南滿一帶組織八路軍作戰，防止日軍侵蘇，並許諾首先在中蒙邊境以大量蘇援武器為八路軍全面換裝，但毛澤東惟恐因此可能被斯大林「換馬」而一再拒絕。為此，共產國際通過決議譴責了中共，蘇共從此便猜疑中共，稱中共為「人造奶油共產黨」，並採取了報復手段。[5]斯大林藉此給了毛澤東明確的信息：「你不關心我的勝負，我也不關心你的死活。」後來，在國共內戰時期，斯大林曾試圖說服蔣介石親蘇疏美，失敗之後就轉而全力支持中共。正因為毛澤東和中共欠斯大林及蘇聯的舊債太多，當斯大林「請求」中共必要時出兵援朝時，有求於蘇聯的毛澤東是很難拒絕的，而積極主動地配合斯大林的要求則是十分符合邏輯的。

1950年1月中旬，毛澤東尚未離開莫斯科，斯大林就通知了金日成，金的戰爭計劃已獲批准。不過，斯大林告訴金日成：「此一問題仍須由中國和朝鮮同志聯合作出最後決定。」因此，1950年5月，金日成到北京向毛澤東正式提出了向南朝鮮發動進攻的請求，毛澤東自然依照與斯大林的約定照準，並作出了必要時會派兵入朝的具體承諾。據前蘇聯政府檔案中一份「有關1950—1953年的朝鮮戰爭和停戰談判的情況」的文件披露，在金日成與毛澤東的會談中，「毛澤東強調，他不相信美國會為朝鮮這麼塊小地方而捲入戰爭，並說中國政府將派一支軍隊駐紮在瀋陽一帶，以備在南朝鮮吸收日本士兵加入軍事行動時入朝作戰。」1950年底入朝參戰的解放軍38軍113師師長江潮亦回憶說：「我們的失算在於沒料到美國會直接干涉。」中國捲入朝鮮戰爭既早且深，可以說，這場戰爭是北朝鮮、蘇聯、中國三方策劃的結果。在朝鮮戰爭中，斯大林既扮演了「發令員」的角色，又是中國、北朝鮮這兩個「運動員」的「教練」。他安排了一場接力賽，先由金日成起跑，再由毛澤東接棒。顯然，若無斯大林做此種安排，朝鮮戰爭或許就不會發生。一旦金日成獲得了來自蘇聯的戰爭物資和顧問、來自中國的久經戰陣的官兵，又正式向蘇聯、中國「請求」向韓國進攻而獲准，北朝鮮當局就進入了準備戰爭的「倒計時」階段。在這個階段中，中國不但不是一無所知，相反，還積極地從旁協助、配合支援。例如，朝鮮戰爭爆發一個星期後，中國政府情報部長鄒大鵬於1950年7月4日曾告訴蘇聯駐華大使，中國已向南朝鮮派出了間諜人員，並允許一支北朝鮮部隊從山東半島渡過黃海到韓國登陸。為參戰做準備（1950年1月至9月） 1950年1月，毛澤東剛與斯大林談妥朝鮮戰爭的計劃，在北朝鮮人民軍發動對韓國的進攻前數月，中國就開始為出兵朝鮮作準備了。解放軍的七個野戰師於該月奉調東北，加上東北軍區（含內蒙古軍分區）原有之部隊，那時東北共有軍隊40萬之眾。如此龐大的部隊數量遠遠超出了維持東北治安的需要，毫無疑問，這些部隊的集結是為了參加即將到來的朝鮮戰爭的。1950年2月，解放軍42軍行軍赴東北途經北京時，朱德曾指示該軍軍長吳瑞林：「你們要一面生產建設，一面準備戰鬥。目前，美帝國主義仍佔領朝鮮半島……我們必須解放那裡的土地和人民。」此外，中國還在河南屯兵九個野戰師共12萬人（隸屬於13兵團），後來，朝鮮戰爭一爆發就急調這些師入東北，與先前抵達之部隊組成了東北邊防軍，以粟裕為司令員。中國雖然不一定了解北朝鮮的作戰計劃的細節，但對其大致的構想顯然是事先知情的。北朝鮮人民軍計劃於6月25日發動進攻，就在進攻開始之前，北京的最高領導層於1950年6月22日至26日連日開會，研究朝鮮局勢，東北邊防軍粟裕司令員專程赴京與會。中國同時還展開了在韓國的諜報工作，向韓國首都漢城派出了諜報人員王以倫、丁升烈等。北朝鮮人民軍攻佔漢城及仁川市後，中國駐北朝鮮大使館武官王大綱隨即前往漢城與這幾位中國諜報人員秘密會面。那時，王以倫讓其侄子每天由仁川騎摩托車前往漢城彙報「仁川的敵情」（即聯合國軍在仁川的偵察活動），這表明中國早就預料到聯合國軍可能在仁川登陸。1950年7月下旬，志願軍正式入朝前三個月，解放軍42軍軍長吳瑞林就奉命率二名偵察參謀，化裝成火車頭司機，在北朝鮮境內勘察地形達一周之久。此事被北朝鮮的內務部察覺，報告了金日成，金日成根據報告中的描述，發現其中年紀較大者為他的老朋友吳瑞林，於是交代北朝鮮內務部人員不要打擾解放軍的諜報人員。朝鮮戰爭爆發後，聯合國出兵干涉，這才使中國認識到它先前所做的參戰準備是很不充分的。中國立即請求蘇聯為中國即將入朝的軍隊提供空中保護，1950年7月，斯大林兩次向中國保證，如果中國在東北加強兵力，蘇聯將派一個戰鬥機師前往東北為他們提供空中保護。當蘇聯作了承諾後，中央政府馬上指示東北地方當局成立一個以林楓為首的機場建設委員會，有蘇聯軍事顧問參與其事。1950年8月，蘇聯的一個空軍師就開進了東北。至1950年底，東北當局共修復了31個日本關東軍留下的機場，其標準是滿足蘇制米格-15噴氣式戰鬥機起降的要求，這些機場可供31個飛行團近2，000架飛機使用，這一飛機數量與聯合國軍在朝鮮使用的飛機數量相近。由此可見，中蘇雙方原先準備的空戰規模是相當大的。從毛澤東於1950年5月批准金日成的戰爭計劃，到金日成於同年10月初向毛澤東求救，在這短短的幾個月中，中國領導人至少召開了九次會議，討論出兵朝鮮的問題，平均每個月三次，這說明中央政府積極地進行了戰爭動員及準備。在這些會議上，毛澤東支持金日成的意向基本上得到贊同和支持，目前還沒有可靠的證據能說明，參會的高級軍政官員中有誰曾對毛澤東的參戰主張表示過重大的不同意見。在志願軍入朝作戰前兩個月的1950年8月23日，東北邊防軍入朝作戰預算即已由周恩來主持確定。中國參戰的準備大體就緒，在50萬東北邊防軍（包括13兵團、9兵團、19兵團等）和東北地方政府內部也進行了戰爭動員。1950年8月中旬，高崗就曾在一次東北邊防軍的幹部會議上說，「我們必須主動幫助朝鮮人民……讓朝鮮成為一個統一的國家」。

在朝鮮戰爭的停戰談判問題上，斯大林的態度不如毛澤東那麼強硬。這也從另一個側面表明，毛澤東支持金日成發動戰爭的態度要比斯大林更積極。斯大林曾經有這樣的期待，志願軍佔領包括漢城在內的部分韓國領土後，中國可用這些領土與美國交換，爭取讓美軍撤出台灣，進而讓聯合國接納中國、諸大國共同簽訂對日和約以及朝鮮停戰協定。中國政府曾接受了斯大林的主意，將這一精神納入停戰談判的先決條件。志願軍從第一次戰役到第四次戰役，作戰基本上是順利的。彭德懷本欲挾第二、第三次戰役勝利之餘威，向敵方提出舉行停戰談判的要求，其目的除了要解決朝鮮問題之外，也包括上述的斯大林的設想。如果當時能按照彭德懷的意見開始談判，也許中國獲得的利益比後來實際得到的還要多，甚至可能創造攻佔台灣的條件。然而，當時毛澤東看到志願軍進展順利，就想進一步擴大戰果，以為志願軍能夠迫使聯合國軍在戰敗或劣勢的地位下坐到談判桌前來。這樣，中國政府提出了四項強硬的停戰談判先決條件：外國軍隊撤出朝鮮、朝鮮人民自決內政、美軍撤出台灣、聯合國接納中國。其意圖是讓聯合國軍無法接受、從而得不到喘息的機會。這也許是毛澤東軍事生涯中最大的敗筆之一。當時，美國提出的停火談判條件是「先停火、後談判」，而毛澤東則針鋒相對地堅持「先談判、後停火」，並兩次拒絕了聯合國的和平建議。聯合國的第二次和平建議其實對中國是極為有利的，其中包括尋求解決台灣問題和中國的聯合國席位問題。可是毛澤東當時對軍事形勢的看法過分樂觀，又想在斯大林面前表現出決不對美帝國主義抱有幻想的姿態，因而拒絕了聯合國的第二次和平建議。不久，志願軍在第五次戰役中失利，此時中國領導人才認識到，在志願軍現有的武器裝備條件下，要通過戰場勝利把聯合國軍逼到談判桌上是不可能的。因此，志願軍第五次戰役的失利成了中國對停戰談判的態度由硬轉軟的分水嶺。由於志願軍在三八線以南的推進相當有限，不但無法為北朝鮮當局奪得整個韓國，甚至連在開始停戰談判前佔領更多韓國領土這個目標也無法實現。最後，韓國和北朝鮮基本上還是按戰前的邊界各自恢復了自己的控制區。1951年7月，中國不得不放棄了上述的四項強硬條件，以與聯合國近乎平等的地位坐到了談判桌前，而中國在停戰談判中基本上什麼也未得到。對中國出兵朝鮮的評價中國留美學者陳建指出，在中國出兵朝鮮的結果這一問題上，流行的觀點是，「朝鮮戰爭為中國帶來的後果是非常負面的：出兵朝鮮導致成千上萬中國士兵傷亡，造成軍費猛增，阻礙經濟復興，令台灣無法收復，令北京至少在短期內更加依附於莫斯科，令中國遲至七十年代初才被聯合國接納」。中國軍方的學者徐焰則認為，志願軍的傷亡數字雖然很大，但並不高於聯合國軍的傷亡數字；同時，儘管1951年中國的國家預算中軍費幾乎佔了一半，但到1952年這一比例已降為三分之一；雖然中國在出兵朝鮮上花了很多錢[9]，但卻從蘇聯得到了巨額貸款作為獎賞，此一巨額貸款幫助中國奠定了國防和工業現代化的基礎。中國在朝鮮戰爭中至少有這樣一些收穫。首先，中國在朝鮮的軍事勝利為它在國際社會中贏得了大國的地位。牛津大學戰略學教授羅伯特·奧內爾指出，從朝鮮戰爭的第二次戰役開始，在此後的三年戰爭中，中國冒升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大國。這一成就當然在很大程度上是過去近30年中源源不斷流向中共的蘇援餉械所帶來的結果。與毛澤東及其同事不誠實的聲稱相反，中共若僅僅依靠自身的力量，是永遠也不可能獲得這一成就的。其次，中國成功地以出兵朝鮮換取到了大量蘇援，為中國的軍事、工業現代化奠定了基礎。如果不是毛澤東一直採取錯誤的、有時甚至是愚蠢的經濟發展政策，中國的現代化完全可能走得比實際的歷程更快更好。朝鮮戰爭是否導致中共失去了收復台灣的機會呢？據中國學者楊奎松描述，1949年7至8月，劉少奇訪蘇的目的之一便是請求斯大林為解放軍攻打台灣提供直接的海上和空中援助，但斯大林只答應給間接的援助，如幫助中共建立自己的空軍。那時，斯大林擔心直接的蘇援會引發美蘇直接軍事對抗，進而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1949年10至11月，解放軍渡海攻打兩個島嶼失敗後，毛澤東於1949年和1950年之交訪蘇期間再次向斯大林提出了上述請求，但斯大林仍然未讓步。楊奎松認為，毛澤東在訪蘇初期對斯大林不滿，正是因為斯大林拒絕了毛的這一請求，而不是因為中國國內所流傳的斯大林對毛澤東提議簽訂中蘇同盟條約一事的回應模稜兩可。因為在前蘇聯政府的檔案中找不出任何真憑實據來證明，毛澤東當時曾對斯大林關於中蘇同盟條約的回應產生不滿。斯大林1950年拒絕給中共海上和空中支援以解放台灣的真實原因，可能是斯大林想利用台灣尚未統一、中國未被聯合國接納兩件大事，迫使中共因需與美國對抗而不得不嚴重地依賴蘇聯。為了掩蓋這一目的，斯大林將朝鮮問題與台灣問題、中國加入聯合國問題掛鉤，他語氣堅定地告訴毛澤東，只有朝鮮解放了，才能解決後兩個問題。由此可見，在五十年代初期，由於解放軍缺乏海上和空中作戰能力，其實並無能力攻擊台灣，再加上斯大林拒絕給予支援，所以，在朝鮮戰爭爆發前，解放台灣的機會事實上就已經不存在了。因此，在朝鮮戰爭爆發之前，中共領導人就已決定將台灣戰役推遲二至三年。可以假設，如果中國當年未出兵朝鮮，也許中國可早一些進入聯合國，從而有助於解決台灣問題。但是，當中國領導人盤算出兵朝鮮的得與失的時候，大量的蘇援是非常現實、急需、又可以立刻到手的，而改善中國與西方國家的關係一事則要虛得多。虛實相較，輕重易辯。朝鮮戰爭並不是使中國轉而依附蘇聯的分水嶺。自中共於1921年成立以來，這種依附就始終延續不斷。雖然毛澤東在1941、1942年採取對蘇不合作態度曾一度引起了中蘇關係的緊張，但在朝鮮戰爭期間中蘇友好關係確實達到了頂峰。只是到了六十年代末期，中蘇關係才變得緊張起來。斯大林支援國、共兩黨的地緣政治學考慮是，阻止中國落入外國特別是日本或美國之手、或落入對蘇敵對的政權之手，他在這方面的努力是相當成功的。但蘇聯也確實幫助中國在軍事上扭轉了相對於西方的頹勢，此「功」不應被忽略。當今天中國人強調中國站起來了的時候，不能「忘記」了蘇聯在中國擺脫外來統治和威脅的歷史進程中曾扮演過的決定性角色，不應該對過去俄國人的義舉忘恩負義，也有必要從過去對毛澤東才幹的過高估計中醒覺。從國內政治的角度看，朝鮮戰爭也有負面效果。正如徐焰指出的，其中最嚴重的是，毛澤東作出出兵朝鮮的決定之後，中國取得了軍事上的勝利，這大大增強了毛澤東的個人威望，使大多數中共領導人在「集體領導」中相信毛甚於相信自己，因而導致毛的專制統治日益強化，給中國人民帶來了一系列苦難。「作者附註」本文是作者的博士論文TimesItalic{China"sParticipationintheKoreanWar，May1949-July1951的中文摘要。該論文已修改成書，書名為《中國出兵朝鮮最新揭秘》，其英文版將由英國麥克米蘭出版公司作為majorpublication出版，中文版擬由台灣麥田出版公司出版。 [1]在政府檔案方面，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在當事人的日記和通信錄方面，有《周恩來書信選集》；還有當事人的回憶錄如《彭德懷自述》；在二手文獻方面，還有許多面訪記錄，以及間接提供了史料的一些出版物，如文革後才重新向公眾開放的《偉大的抗美援朝運動》一書。 [2]這些俄國專家包括岡察洛夫、沃爾科岡諾夫、巴扎諾夫、丹尼索夫等人。 [3]一位姓陳的解放軍院校的教授曾透露：「毛澤東和彭德懷之間就朝鮮戰爭問題曾有往返電文317件。有些文件中提出的預期效果未能達致，便不予公布。即使在公布了的文件中，分析性的內容通常也已隱去。」 [4]蘇聯插手中國的國內政治和軍事活動由來已久。從1924至1927年，莫斯科給了國民黨至少3，000萬元、12萬支槍、500至600名軍事顧問。由海路運送的蘇援槍械先後六次在廣州、汕頭卸貨，裝備了蔣介石的部隊；而由陸路運送的槍械則經烏蘭巴托至五原，裝備了馮玉祥部。自接受蘇援槍械後，國民黨的實力大增，遂得以控制全中國。蘇聯對中共的扶持更是中共發展壯大的基本條件。已有不少回憶錄透露了中共成立前後蘇聯源源不斷供給活動經費的史實。據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記載，中共早期的領袖張太雷每月從他處領取大洋220元，是當時香港海員工人月薪的十倍。二戰期間蘇聯駐延安的特使弗拉迪米洛夫在日記中也寫道：「我親眼目睹了這類金錢移交。毛對此十分清楚。他自己就得到了不少。」負責坐鎮上海租界領取和分配蘇聯匯款的人可能就是陳雲，中共在各根據地、白區各地下黨能否形成氣候與經陳雲處得款多寡有相當關係。中共在贛南、閩西建立根據地，也與就近奪取汕頭、廈門或廣州口岸以接受由海參崴運來的蘇援槍械有關。所以，在井岡山時代，中共曾先後八次發動以奪取上述港口為目標的戰役或戰鬥（包括三打潮梅），不過均告失敗。江西根據地失陷後，紅軍在長征中轉向綏遠、寧夏、甘肅地區，也與靠近外蒙、接受蘇援槍械有關。西安事變前，中共與張學良所簽密約的核心就是中共同意分撥蘇援餉械給東北軍。西安事變後，蘇聯竭力撮合國共兩黨再度合作，並同意供給國民黨30個師的重武器和局部空中保護，但交換條件是國民黨必須供給共產黨每月60萬元的軍餉（前後共發了三年）。在1937年至1940年期間，莫斯科可能通過外蒙和新疆為中共秘密運送了數萬支（非蘇造）槍械。蘇聯紅軍於1945、1947年又兩次將日本關東軍的70萬支槍械（其中20萬支來自駐朝日軍）交給了中共。據原抗聯領導人彭施魯回憶，蘇聯還曾將在歐洲繳獲的部分德造武器和捷克造武器交給中共。這些來自歐洲的槍械可能是通過北朝鮮轉運的，據記載，北朝鮮曾將2，000車皮的「日軍遺留」戰略物資交給中共。從1942年至1949年，美國通過大規模美援、為國民黨一共才武裝了45個步兵師，而從1945到1948年之間，中共主要依靠蘇援槍械卻組建了210個步兵師。 [5]當時，蘇聯對中共採取的報復手段是，突然撤銷了蘇聯對新疆當局盛世才的支持，盛世才因此轉而反共，此舉使中共失去了連通蘇聯的後方依託。當盛世才扣押毛澤東之弟毛澤民等中共在新疆領導人時，蘇聯紅軍尚未撤出烏魯木齊、卻故意見死不救。時隔半個世紀，中共元老黃火青仍對此事唏噓不已。《世界知識》1950年10月13日所載的軍事分析家鄧超一文即暗示了此項戰略。 [7]整個冷戰期間，美國可在世界各地部署的機動兵力只有十至二十個步兵師，朝鮮戰爭曾吸住了其中的大部分。根據志願軍和聯合國軍的統計數字，志願軍的傷亡人數為39萬，聯合國軍為50萬。聯合國軍的傷亡人數應有三分之二即30多萬乃由志願軍造成。 [9]關於償還蘇聯軍事和工業貸款一事，徐焰指出，還款高峰期是1957至1964年，平均每年還款金額是10億元人民幣左右，而同期中國的國家財政支出平均每年是40億元人民幣。 (朝鮮戰爭的硝煙早已散去,有關它的評論也很多,本文為轉載,一家之言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