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獸性·蟲性

□宋牮進化論肇始於19世紀，輝煌於20世紀。150年前的1858年7月1日，兩位勇敢的英國人，49歲的達爾文和35歲的華萊士在倫敦林奈學會各自發表了關於進化論的論文，闡明世上千姿百態的生物物種是自然進化的結果，人類的祖先不是天上來的，而是大地之子，由獸類進化而成。文藝復興以降自然科學的偉大發現都沒有涉及到人類自身。哥白尼把地球從宇宙的中心驅逐到太陽系的一個角落，未影響他擔任基督教神職。牛頓一生相信神創論，他的力學三大定律無損於其信仰。進化論卻直刺基督教神學的心臟。人類竟與猿猴同宗，褻瀆了人類的尊嚴，使世俗人們震驚。帝王和教皇的權利不是神授，而是人類自己的勾當，這激怒了一切封建主君、皇室貴胄和神學大儒，紛斥進化論為反動，宣稱達爾文是歐洲「最危險的人物」。霎時間一場批判進化論的狂瀾大波席捲英國。華萊士未頂住壓力，告饒說，他講的是其它生物，不包括人類，人可能是神創的。贊成進化論的科學家也紛紛檢討，重新站隊。達爾文的老師，最早提出寒武紀和泥盆紀命名的著名地質學家賽奇威克（1785-1878）的站隊聲明是：「作為地質學家，我承認有很多證據表明生物是從低級到高級進化的。但是，作為一個虔誠的基督徒，這些證據還不能使我拋棄神創論。我為達爾文的錯誤而失望。」只有少數科學家，如赫胥黎（1825-1895）等，頂住了社會壓力，站出來為進化論辯護。達爾文不屈不撓，於1859年公開發表了《物種起源》，迅速被譯成各種文字在歐洲廣泛傳播。宗教改革（1517-1648）和法國大革命（1789-1799）後，基督教已無力像燒死布魯諾和終生監禁伽利略那樣對達爾文進行迫害。進化論點燃了全世界從新的角度研究生命科學的熱情。把唯物論引入人類學進化論的要義是，世上物種是從簡單到複雜，從低級到高級，種類由少變多，逐步演化而成，演化的動力是自然選擇。因與觀察相符，很快得到科學界多數人的支持。進化論把唯物論引入人類學，從根本上否定了神創論和皇權神授的觀念，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中引發了一場激烈的革命，點燃了全世界從新的角度研究生命科學的熱情。到19世紀末科學界已達成共識：動物進化，有如胎兒發育。脊椎動物始自魚類，見之於古生代志留紀。石炭紀出現兩棲類，二疊紀出爬蟲，中生代始有哺乳類，遞新生代第三紀乃見靈長類。先有狹鼻猴，次生類人猿，無語言，降而能語，出現人類。此乃比較解剖、個體發生及脊椎動物化石所證明了的（魯迅《人的歷史》，1907）。但是，因缺乏足夠證據，物理學、地學尚未發達，很多疑難尚未廓清，如地層絕對年齡不詳，遺傳機制不明等，進化論尚是一種科學思想，故稱為達爾文主義（Darwinism）。在人文領域，社會各界各取所需，濫用其概念，到20世紀30年代以前仍一片混亂。殖民主義抓住「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大旗，為其侵略擴張張目。資產階級編製「自由競爭，優勝劣汰」經濟學。「新達爾文主義」宣稱窮人是劣等人，不能給予平等自由，否則人類必墮落。納粹德國為維護雅利安人種的「純潔」，要「最後解決」猶太人、吉普賽人、以防「污染」。現代革命家們則相信，各民族的祖先都是平行進化而來，每人生來就是平等的，呼號為反殖民、反奴役、反壓迫、爭自由而戰。進化論昉起至今，現代科學突飛猛進，幾乎每一學科的新發現和新理論都直接或間接支持了它的基本思想。物理學的進步為地史和古生物化石的測年提供了可靠的新方法，分子生物學發現並證實了生物遺傳機制，動物學及比較解剖學對各物種的體態結構和生理特徵有了更深刻的知識，地質學和古生物學找到了豐富的化石證據，縷清了大多疑難，為進化論提供了無可質疑的佐證，從而使達爾文的科學思想變成顛撲不破的真理，成就了一門精密科學——進化生物學的出現。反過來，進化論科學地位的提高又把現代科學穩置於唯物主義的基礎之上，對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各學科都產生了巨大影響。今天，在現代社會中的各領域，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和生產、消費、醫藥等社會事務中，我們處處感到進化論的科學意義，享用著它的指導作用。自然科學對進化論的貢獻20世紀自然科學對進化論的貢獻，犖其大端如下。居里夫婦（1867-1934）於1898年發現放射性元素釙（Po）和鐳（Ra）以後，建立了放射物理學，為測量岩石和化石的絕對年齡提供了新的可靠方法。愛爾蘭大主教1650年出版的《舊約編年史》曾斷言，神創地球於公元前4004年10月23日中午，地球年齡僅5600年，今已成笑柄。英國物理學家開爾文（1824－1907）猜想地球年齡為2000－4000萬年。也有人根據海水含鹽度推算地球年齡為1億年；另據地質沉積厚度推算為5億年。20世紀利用放射性元素如鈾-238、鈾-235、鉀-40等的半衰期已準確地測出天落隕石和小行星的絕對年齡，推知太陽系誕生於50億年前。地球和月球同庚，年齡為45.6億年，海洋已存在了40億年。地質學家制定了井然有序的《國際地層時代年表》，精度在10萬年以內。所有已發現的古生物化石都可按表入座，確定它生存的年代。地球生物進化全景史的測定已基本完成。38億年前（太古宙）出現細菌、藻類等原核單細胞生命。20億年前（早元古代）出現硅綠藻、有孔蟲等真核生物。10億年前（中元古代）出現珊瑚、水母、海綿等多細胞生物。5億年前（古生代奧陶紀）海洋中出現魚類等脊索動物。4億年前（志留紀）水生動植物爬上陸地，此前陸上未發現任何生物痕迹。兩棲類始見於泥盆紀（4.0-3.6億年前）。陸上原始森林始於3.6-3億年前（古生代石炭紀）。恐龍等爬行動物和鳥類始見於中生代三疊紀（2.5-2億年前），興旺於侏羅紀（2-1.5億年前）,恐龍滅絕於白堊紀末（6500萬年前）。哺乳類動物始見於晚三疊紀（約2.0億年前），興旺於新生代（6500萬年前至今）。最早的靈長類化石發現於新生代漸新世地層（3000萬年前）。與人類已很接近的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曾生活在400－100萬年前。北京直立人（Pekinensis）、雲南元謀人、陝西藍田人等50萬年以前即生活在華夏大地上，已掌握取用火和製造使用工具技術，腦容量為700-1000毫升，比今人（1450毫升）略小。分子生物學關於生物遺傳機制的發現是20世紀最偉大的科學成就之一。各物種如何能繁衍和父母基本相同的後代曾使數代科學家迷惘焦炙。奧地利中學教師、神父孟德爾（1822-1884）做豌豆雜交試驗，發現植物遺傳因子分離和自由組合定律，1900年才為世人所知，肇始了遺傳學的研究。美國遺傳學家摩根（1866-1945）長期從事果蠅遺傳研究，證明遺傳基因藏在細胞核中的染色體上，找到了部分基因的位置，對遺傳理論作出了奠基性貢獻。20世紀上半葉，英國、法國、美國、北歐的生物學家們在實驗中發現，細胞生產的蛋白酶是催化細胞代謝的關鍵物質，也是由基因控制的，提出「一個基因對應一種蛋白酶」的假說，後來由實驗所部分證實。到1940年代末，科學界已知道了染色體中載有遺傳基因信息的物質是由4種核苷酸（腺嘌呤A，鳥嘌呤G，胸腺嘧啶T和胞嘧啶C）聯接成的脫氧核糖核酸（DNA）化合物。1953年4月25日出版的英國《自然》雜誌刊登了美國遺傳學家沃森（1928-）和英國生物學家克里克（1916-2007）的一篇論文《核酸的分子結構》，提出了DNA的雙螺旋結構的分子模型，闡明了遺傳物質DNA的結構、生化和遺傳特性，完美地解釋了生物能準確遺傳後代的生化機理是DNA的雙股互補複製。這一發現立即得到了全世界科學界的讚揚，沃森、克里克和威爾金斯（1916-2004）一起，獲1962年諾貝爾醫學和生理學獎。從19世紀初到20世紀中葉，成千上萬的科學家們接續努力，終於明白了生物遺傳的基本原理，原來所有物種的細胞中都有數條染色體，上面負載著遺傳物質DNA。人的每個體細胞都是雙倍體，有23對染色體，生殖細胞（精子、卵子）都是只含有23條染色體的單倍體。1960年代國際遺傳學會商定了命名辦法，按染色體長度排列，1－22號為常染色體，第23對XX（女性）和XY（男性）為性染色體。人的DNA總長度為3×109個核苷酸。20世紀末開始的人類基因組測序計劃已經完成，每條染色體上的DNA精細結構已經被確定並公佈於眾。到21世紀初已完成數十種動植物的DNA測序工作。對各種生物的遺傳物質DNA序列的對比分析表明，人和其他生物的遺傳基因有密切的親緣關係，他們的DNA有相當部分是相同的。人與其他哺乳類動物的DNA重疊在75%以上，甚至與細菌、酵母、線蟲等低等生物也有15%－40%的重疊。已辨認出相當數量的基因是共同的，稱為祖傳基因（Orthologousgenes）。人的23對染色體中有135個片斷與最原始的文昌魚（Aphioxus）的相同，重合部分達95%。珊瑚蟲的1300個基因中發現有90%與人的相應基因相似。這為生物進化同源說提供了最有力的證據。全人類同祖同宗20世紀的生物學、動物學和分子生物學已證明了人和猿、猴這些靈長類動物有共同的祖先，與哺乳類動物同宗，與地球上一切噍類同源。人在生物分類學中的地位已毫無疑義地被判屬於動物界，脊索動物門，脊椎動物亞門，哺乳綱，真獸亞綱，靈長目，類人猿亞目，人超科中的人科、人屬和惟一的現代智能人種。黑猩猩、倭猩猩和大猩猩是人類最近的堂親，於500-700萬年前分途進化。長臂猿和獼猴等靈長類是人類的遠親，分歧進化於1800-2500萬年以前。靈長目與其他獸類分歧於約6000萬年前。現存於西非的倭猩猩（俗名Bonobo，學名Panpaniscus）與人類的親緣最近（吳汝康，《古人類學》）。發生於30億年前的原核單細胞生物是地球上一切生物之源。從單細胞生物到現代人類是一個30多億年的不斷的進化鏈。達爾文曾推測，在現存不同動物群之間一定存在過中間過渡型動物，它們的化石都被20世紀的古生物學家們找到了。現在生活在地球上的所有人類，無論膚色、民族、語言如何不同，都屬於同一個人種，即現代智人（Homosapiens）。數萬年前地球上生活過多種不同的人種，如南方古猿，歐洲的尼人（Neanderthalman）等或者已滅絕，或者已相互融合。現存的人類，任何民族之間都可以通婚和生育身體健壯和智力正常的後代。基因序列分析表明，同卵雙胞胎的DNA完全相同，同胞兄弟的DNA有99.95%以上是相同的，世上任何兩個現代人的DNA相同部分都在99.9%以上，而人類與其近親黑猩猩的DNA相同部分只有95%左右。在最近200萬年的歷史上，全球各大洲之間發生過多次人群大遷徙。可辨認的有：從非洲向歐洲和亞洲的遷移（180萬年前、40萬年前、5萬年前），從亞洲向非洲和歐洲的遷移（3萬年前），從亞洲向北美的遷移（1萬年前），從亞洲向大洋洲和太平洋諸島的遷移（2萬年前）等等。近年對母傳線粒體和父傳Y染色體的基因序列對比分析表明，無論是白種人、黑人、黃種人或棕種人，大家有共同的祖先，屬於同一個現代智人人種，不存在生物進化程度的差異，沒有優劣之分。各民族的差異僅在於歷史、文化和環境的不同，即後天獲得的性狀有別。殖民主義者和種族主義者的「優劣民族論」已被科學所徹底推翻。今天，全球人類的基因總和是一個早已混合無垠而不均勻的龐大基因庫，各民族「你身上有我，我身上有你」。史前社會在中國江河平原種稻黎的先人，在埃及建金字塔的勞工，在歐洲狩獵馴馬的烏克蘭人等，都是我們每一個今人的直系祖先。理性後天獲得無法遺傳人類能進化到今天的優秀和強大，勝過一切其他動物而統治著整個世界，是因為我們獲得了理性，即認知世界、概念思維和邏輯推理的能力，也就是認識世界、適應環境和局部改造環境的能力。動物學研究表明，其他動物如靈長目也有初等的認知、簡單的思維和粗淺的推理能力，但都不如人類的能力那麼強大、系統和深刻。只有人類具備理性思維和行為能力。人的理性包括感性認知，學習記憶，思維推理和智能創新四部分。感性認知是通過觀察和接觸，認知周圍事物的特徵性屬，形成概念，區分類別，認清其相互關係。動物認知食物和獵物，鼠見貓逃竄等，多是先天遺傳技能。除高級靈長類外，都不能在鏡子中認出自己的影像，經長期訓練也不成。學習記憶是人類特有的能力，發達的大腦是浩瀚記憶力的物質基礎。符號語言和文字是思維和表達思想的工具，積累和傳播知識的手段，是人類獨有的後天習得的技能。能根據積累的經驗和知識對事物進行分析判斷並作出推論是人類智慧的表現。強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慾，良好的悟性，探求真理的勇氣和為集體利益的獻身精神使人類獲得了獨一無二的創新智能。偉大革命事業的成功，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人類生存條件和健康水平的提高等都是人類智能創新的產物。理性是後天獲得的能力，靈敏的受感器官，可靠的神經系統和強壯的大腦等是理性的物質基礎。生物學公認後天習得的性狀和能力不可能遺傳子代，至少短期內不能。每代新人的理性要從頭學起，靠社會文化（制度、習俗、道德、風尚）和教育塑造而成。社會文化的進步和教育制度的完善是培育公民的良好品德、優越智慧和堅韌的創新精神的必要條件。沒有先進文化的陶冶和良好的教育而指望天賦予睿智美德是與科學規律相悖的。人是社會性動物。文化是人類社會在歷史發展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包括生產和生活方式、語言文字、風俗習慣、政治制度、法律規範、道德觀念、科學技術和文學藝術等。人的理性是從社會文化中，即群體的經驗、知識和習俗中通過模仿、傳播、學習和教育獲得的能力，只有在社會生活中才能表現出來。生來即孤單孑立與社會隔離的人無理性可言，連語言都不可能掌握。考古發現，人類文化於新舊石器交接時代（1萬年前）發生了急劇進步，稱為「文化大躍進」，從採集狩獵到農耕畜牧的轉變是人類歷史上一次最偉大的文化革命，在5000年的時間內傳遍全世界。開始於18世紀的產業革命200年內就擴散到全球。一場革命可在數十年中改變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和社會習俗，一項新的發明創造數年內就能普及到全社會，改變人民的生產和生活方式。正確把握人性天道20世紀的社會實踐和科學成就都提醒我們，人類不應該陶醉於自己智能的增長，思想的進步，科技的成就和對自然界的某些勝利，絕不要忽略人的動物性這個本質。不管我們的事業取得了多麼輝煌的成就，即使走出了地球，登上了月球，也可能造訪火星，都不可能改變我們生存的物質基礎，我們的軀體連同我們的血、肉和頭腦都產生於和存在於自然界。人類是地球上30多億年的生物進化鏈中的一環，我們已徹底適應了這個自然環境，每一滴血、每一種行為、每一種思想、每一種理論、每一種主義都是這個自然界的產物。人不能成仙，自然界不能超越，更不能破壞，否則就是人種的衰微、死亡和滅絕。航天科學的實踐已充分證明，宇航員要飛往地外星球，飛船上必須有類地的人造環境，否則就必死無疑。人類的生物性本質和其他哺乳綱動物，即真獸類是共同的，科學界通稱為動物性或獸性（Animalism或Therium）。古人以「禽獸」當惡罵，「無君無父是禽獸也」（《孟子·滕文公》），有如「鬼魅」、「惡魔」，文學誇張而已，並非物名。正名時就有「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爾雅·釋鳥》），靈長目動物也都是獸，並無貶義。人本四足而毛，叫「裸猿」，譽獸無愧，庶幾有助於把人從自封的神壇上請下來，歸乎自然。20世紀末分子遺傳學又發現人還有蟲性遺風。人的基因中有100-200個與細菌相同，與線蟲、昆蟲、珊瑚蟲等有共同的祖傳基因，有的重疊高達40%。「古人君子，每以禽獸斥人，殊不知便是昆蟲，值得師法的地方也多著哪。」（魯迅：《華蓋集》）。總之，「人類來源於動物界這一事實已經決定人永遠不能擺脫獸性。所以問題只能是擺脫的多些或少些，在於人性和獸性在程度上的差別」（恩格斯：《反杜林論》）。倘若把人的生物性稱為獸性，則人性等於獸性加理性。獸性來自遺傳，基因萬年篤守，千年不見有變。理性獲自文化陶冶和教育，隨社會發展和科學進步而迅速變化。近代生物進化學者們一致認為，獸性難改，理性的可塑性卻很大。文化、科學和教育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的機杼。即使人的獸性萬年不變，社會發展和文明進步總在提升著人的理性，增益著人性的光輝。後天獲得的理性，如科學、文化能否影響人的獸性進化？科學界仍有爭論。20世紀生命科學主流仍然否定法國拉馬克的「用進廢退的獲得性狀」可遺傳後代的理論，認為缺乏實驗證據。多數人認為，科學文化的進步會影響甚至操縱人的遺傳特性，如優生優育、基因修飾和治療，使後人免疫能力更強，變得更健康，更聰明，那是可能的，有的已經實現。後工業社會和計劃生育政策改變了馬爾薩斯和達爾文倚重的人口以幾何級數增長的「自然規律」，這是社會、文化對人類遺傳性能影響的典例。然而要想脫離人的生物學基礎，超然物外，把人變成妖怪或神仙，那是萬萬不可能的。竊以為，跨科越界了解進化論以來生物學和人類學的新成就，理解人的生物本質、理性進步的必要條件和能達到的高度，對各級政府、公務人員和社會工作者正確把握人性天道，汲取史鑒，理解和建設以人為本的理性社會都絕對重要。相關鏈接達爾文查爾斯·羅伯特·達爾文（1809-1882），英國博物學家，生物學家，進化論的奠基人。1831年，他以博物學家的身份，參加了英國派遣的環球航行，作了5年的科學考察。在動植物和地質方面進行了大量的觀察和採集，經過綜合探討，形成了生物進化的概念。經過20多年小心謹慎的準備之後，於1859年出版了震動當時學術界的《物種起源》。書中用大量資料證明了形形色色的生物都不是上帝創造的，而是在遺傳、變異、生存鬥爭中和自然選擇中，由簡單到複雜，由低等到高等，不斷發展變化的，由此,他提出了生物進化論學說，從而摧毀了各種唯心的神造論和物種不變論。恩格斯將「進化論」列為19世紀自然科學的三大發現之一（其他兩個是細胞學說和能量守恆轉化定律）。達爾文面對的三大難題達爾文自己把《物種起源》稱為「一部長篇爭辯」，它論證了兩個問題：第一，物種是可變的，生物是進化的。當時絕大部分讀了《物種起源》的生物學家都很快地接受了這個事實，進化論從此取代神創論，成為生物學研究的基石。即使是在當時，有關生物是否進化的辯論，也主要是在生物學家和基督教傳道士之間，而不是在生物學界內部進行的。第二，自然選擇是生物進化的動力。當時的生物學家對接受這一點猶豫不決，因為自然選擇學說在當時存在著三大困難。第一，是缺少過渡型化石。按照自然選擇學說，生物進化是一個在環境的選擇下，逐漸地發生改變的過程，因此在舊種和新種之間，在舊類和新類之間，應該存在過渡形態，而這隻能在化石中尋找。但在當時已發現的化石標本中，找不到一具可視為過渡型的標本。第二，是地球的年齡問題。既然自然選擇學說認為生物進化是一個逐漸改變的過程，它就需要無比漫長的時間。達爾文認為這個過程至少需要幾億、十幾億年。但是當時物理學界的泰斗威廉·湯姆遜（即開爾文勛爵，一個神創論者）用熱力學的方法證明地球只有1億年的歷史，而只有最近的最多2000萬年地球才冷卻到能夠讓生命生存。對於物理學家的挑戰，達爾文無法反擊，只能說「我確信有一天世界將被發現比湯姆遜所計算而得的還要古老」。我們今天已知道達爾文是對的，而湯姆遜算錯了，現在的地質學界公認地球有40多億年的歷史，而至少在30億年前生命就已誕生。第三個困難是最致命的：達爾文找不到一個合理的遺傳機理來解釋自然選擇。當時的生物學界普遍相信所謂「融合遺傳」：父方和母方的性狀融合在一起遺傳給子代。這似乎是很顯然的，白人和黑人結婚生的子女的膚色總是介於黑白之間。湯姆遜的學生、蘇格蘭工程師簡金據此指出：一個優良的變異會很快地被眾多劣等的變異融合、稀釋掉，而無法像自然選擇學說所說的那樣在後代保存、擴散開來，就像一個白人到一個非洲黑人部落結婚生子，幾代以後他的後代就會完全變成了黑人。達爾文雖然從動植物培養中知道一個優良的性狀是可以被保留下來的，但是他沒有一套合理的遺傳理論來反駁簡金。達爾文被迫做出讓步，承認用進廢退的拉馬克主義也是成立的，可以用來補充自然選擇學說。事實上，在達爾文逝世（1882年）前後，生物學界普遍接受拉馬克主義，而懷疑自然選擇學說。如果達爾文知道奧地利遺傳學家孟德爾的實驗，就不會在遺傳問題上陷入絕境了。孟德爾在1865年就已經發現了基因的分離定律和獨立分配定律。生物遺傳並不融合，而是以基因為單位分離地傳遞，隨機地組合。因此，只要群體足夠大，在沒有外來因素（比如自然選擇）的影響時，一個遺傳性狀就不會消失（膚色的融合是幾對基因作用下的表面現象）。在自然選擇的作用下，一個優良的基因能夠增加其在群體中的頻率，並逐漸擴散到整個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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