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殷弘：關於國際關係的歷史理解

　　 【內容提要】 國際關係研究基於歷史理解。對國際關係理論思想而言，國際關係的歷史論述、思考和解釋有首要意義；倚重歷史-哲理思考的經典方法應當是國際關係理論化的首要方法。國際關係史研究有其本身獨特的重大價值，並非從屬於世界或區域的政治史、政治經濟史或社會發展史研究。無論是國際關係學還是國際關係史學，都需要有廣闊的視野、總體理解能力和歷史方向意識，舍此不會有真正的歷史理解。

　　 【關鍵詞】國際關係研究 歷史理解 國際關係史研究

　　 《關於國際關係的歷史理解》--這個題目意味著本文是一種"片論"，多少類似於邊沁（Jeremy Benthan）的《政府片論》（A Fragment on Government）和根茨（Friedrich Gentz）的《歐洲均勢片論》（Fragments upon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Europe）。它遠沒有涵蓋國際關係的歷史理解所包含的所有問題， 甚至也沒有包含其中多數重大問題。然而，它要談論的確實屬於以下3類重大問題：（1）國際關係研究基於歷史理解；（2）在總的歷史理解領域，國際關係史研究有獨特的重大價值和與之相應的獨立地位；（3）國際關係的真正歷史理解需要總體理解能力和歷史方向意識，即"時間和空間"兩方面的智識恢宏性或廣闊的視野。

　　 一、國際關係研究基於歷史理解

　　 國際關係研究基於歷史理解。這一原理寓於國際關係考察和思索的悠久歷史，或曰構成國際關係考察和思索的悠久傳統。西方國際關係思想始於修昔底德對希臘城邦國家間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在他看來"比先前各場戰爭大得多的"一次戰爭--的歷史論述，絕非偶然。只有在一段足夠顯著直觀、複雜豐富、漫長多變的國際關係歷史中，才能夠相當充分地提取那些有可能"垂諸永遠"的人類政治教益和國際關係經驗。（註：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New York: Random House,1951,pp.14-15.）

　　 現代政治思想和國際關係思想的肇始同樣出自歷史考察和歷史理解。就其開創者馬基雅維利而言，無論是他在生前出版的惟一著作《用兵之道》，還是凝聚了他最多、最久思考的三卷《論李維》，或是他那著名的、格言式的《君主論》，都主要源於他的歷史觀察和思考--特別是對古羅馬共和國歷史的觀察和思考。以其《用兵之道》為例，他希望能在當時的義大利得到採納的新兵法，實際上是羅馬軍陣的舊法則。他試圖基於古代資料顯示羅馬人如何打仗，由此推導出羅馬軍事史實背後的原理，並且表明可以將它們應用於現今。依據古代歷史文獻資料，特別是依據韋傑提烏、弗朗提諾和波里比阿的文獻資料，馬基雅維利敘述了羅馬軍隊的組織和羅馬的戰爭方式，而在觀察一個個特殊和具體的歷史事件或狀態並且爭取發現它們背後的一般機理或法則的努力中，他洞察到了戰爭和兵法的基本問題。不僅如此，更重要的是，"對羅馬史家們的研讀幫助他理解他自己所處時代的國際體系：國家是逐步成長和擴張的，它們永無休止地捲入戰爭，力圖擴展它們的權勢和領土，並且為自己的生存而戰，抵擋試圖征服它們的其他國家"。（註：Felex Gilbert,"Machiavelli: The Renaissance of the Art of War, " in Peter Paret, ed.,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From Machiavelli to　the Nuclear Age,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chapter 1,section 4.）由此，馬基雅維利成了最早把握現代國際體系的權勢競爭性質的思想家。

　　 國際關係的歷史論述、思考和解釋對國際關係理論思想有首要意義：這是一切高度注重歷史經驗的國際關係學者的起碼信念，並且在一切推崇和深入借鑒政治思想和國際關係思想的悠久傳統的人看來理所當然。在他們中間，有國際關係理論"英國學派"的旗手馬丁·懷特。他在一篇影響廣泛的論文中，指出了一個對於熟讀典籍的學者來說昭然若揭的事實，那就是"雖然被公認的政治研究經典都出於政治哲學家，但它們在國際關係研究領域惟一被公認的對應物只有修昔底德的歷史著作。而且，國際政治的性質、外交的要務，在政治理論或國際關係理論中體現和傳達的，少於在歷史著述中體現和傳達的"。（註：Martin Wight,"Why Is There No　International　Theory? " in Herbert Butterfield and Martin Wight, eds., Diplomatic　Investiga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31.）例如，一個人要真正理解"最高級的治國方略"，即黎塞留、威廉三世、帕麥斯頓或俾斯麥之類大國務家的均勢操作，就只能求助於利奧波德·馮·蘭克或阿爾貝爾·索雷爾之類大歷史學家的歷史著作，而非國際關係理論著作。因此，與基於"新方法論"的理論著作相比，國際關係史著作更好地傳達了對外政策的性質和國際體系的運行方式。

　　 以關於國際關係的歷史考察為基幹，結合尤以廣闊深邃的宏觀思考為特徵的哲理性思維，就有了所謂國際關係理論化的經典方法。按照對這種方法的一項經典界定，它是一種得自哲學、歷史和法律（註：它所以也得自法律，首先是因為從格老秀斯開始的國際法學家構成20世紀以前對國際關係有理論性思考和論說的主要群體之一，也是因為國際法理學傳統由此構成國際關係思想傳統的一大組成部分。） 的方法，"首先以明確地依賴判斷力的行使為特徵，以依賴這些前提為特徵，那就是……關於這個主題（國際關係）的廣泛命題必定因此來源於一個在科學意義上不完美的理解或直覺過程，它們至多只能被給予與它們的可懷疑的來源相稱的、試驗性的和非定論的地位"。（註：Hedley Bull,"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Case for a Classical　Approach," in John Vasquez, ed., Classic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nd edition,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Inc.,1990,p.83.） 以國際關係史的研習和思考為基幹的這種經典方法正是國際關係研究的悠久傳統，它至少直到很晚近的時候為止，始終構成絕大多數國際關係理論化嘗試的基石。（註："我們可以在將國際關係系統化的20世紀各項努力中看到這一方法，也就是在諸如阿爾弗雷德·齊默恩、E. H. 卡爾、漢斯·摩根索、格奧爾格·施瓦森伯格、雷蒙德·阿隆和馬丁·懷特等人的著作中看到這一方法。而且，它也是他們的各個不同先驅（他們力圖將其關於國際關係的零散的思想和局部議論彙集起來）所用的方法，這些先驅包括馬基雅維利和伯克那樣的政治哲學家、瓦特爾和奧本海那樣的國際法學家、根茨和科布登那樣的政論家、黑倫和蘭克那樣的歷史學家。正是因為這一方法是那麼悠久的標準的方法，所以我們可以將它稱為經典方法。 "參見：Hedley Bull,"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Case for a Classical Approach,"p.83。） 不僅如此，由於國際關係問題（至少是國際關係的那些中心問題）固有其複雜的經驗性質和基本的倫理性質，如果國際關係研究要真正適切和注重其根本、側重其實質的話，那麼在當今和未來，倚重歷史-哲理思考的傳統的經典方法應當是其首要方法。

　　 與這種經典方法有很大區別的是"科學方法"，其命題或論斷基於邏輯的或數學的證據，或基於嚴格的實證性驗證程序。在其趨於極端的形態上，其信仰者設想理論化等同於構建和運作模式，並且執迷於單純的量化描述和分析，力圖追求在自然科學中往往能夠達到或容易達到的那種精準、簡明、確定性和可驗證性，甚至"將國際關係的種種經典理論當做無價值之物撇在腦後，顯然將他們自己想像為一門全新的科學的創建者"。（註：Hedley Bull,"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Case for a Classical　Approach,"pp.83-84.）國際關係研究在若干方面的顯著進步表明，"科學方法"有其重大甚至偉大價值，然而它的不易避免的弊端（或者說迷信和濫用這種方法的弊端）也已經在數十年的國際關係研究中顯示出來。這些弊端主要在於脫離複雜的經驗實際，忽視根本而專註於邊際，忽視實質而專註於形式，漠視認識的相對性，缺乏對本身研究結論的適當的懷疑態度。與此相關，尤其要像近20年來越來越多的人指出和批評的那樣，那些過度倚重此類方法的國際關係理論派別有其特別基本的大毛病，即漠視哲理（特別是倫理）思考，漠視歷史研究。（註：Donald J. Puchala, Theory and Hist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2003; Roy Preiswerk,"Could We Stud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if People Mattered?"in Gordon Feller, Sherle R. Schwenninger, Diane Singerman,eds., Peace and World Order Studies: A Curriculum Guide, 3rd edition, New York: Transnational Academic Program,Institute of World Order,1981,pp.2-23; K. J. Holsti,"Scholarship in an Era of Anxiety: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during the Cold War,"in Tim Dunne, Michael Cox, and Ken Booth, eds., The Eighty Years" Crisi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1919-1999,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p.37,38.）

　　 二、國際關係史研究獨特的重大價值

　　 這裡說國際關係史研究有獨特的重大價值，是指它在很大程度上並非從屬於世界或區域的政治史、政治經濟史或社會發展史研究，雖然它與這些歷史有密切的內在聯繫。或者說，後一類研究遠不足以代替前一類研究，即使只是在前者的特別基本的方面也不行。因此，近幾十年來在歷史學界與此相反的並非罕見的看法不免狹隘和錯誤。

　　 國際關係史研究所以有獨特的重大價值，是因為國際政治有其作為歷史一大基本動因的固有的、獨立的意義。當代國際關係史學家保羅·施羅德在其論著《歐洲政治的轉變（1763至1848年）》（註：Paul W. Schroed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s,1763-1848,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的前言里特彆強調了這個重要道理。他開宗明義地申明：該書的目的之一"在於使國際政治重新回到這個時代（即從七年戰爭結束到歐洲1848年革命的時代）歐洲歷史的中心位置，一如它過去曾經佔有而現在仍然所屬的那樣"，雖然這個時代發生了在現當代大多數歷史學家看來遠為重要並且支配全局的法國大革命和工業革命，甚至還有其意義超過那個時代國際政治的美國革命和1848年歐洲革命等。施羅德進一步解釋說，他"這麼做的目的並非使國際政治恢復它在利奧波德·馮·蘭克以及一大批19世紀和20世紀初的歷史學家們那裡擁有的首要地位，即作為歷史的核心驅動力和變更與進步的首要引擎"。（註：Paul W. Schroed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s,1763-1848,p.ix.）由蘭克作為歐洲現代史研究基本原則兼現代強國對外政策基本原則來提倡的"對外政策第一（the primacy of foreign policy）"觀念（註：蘭克強調：最重要的國家利益是他所說的"政治利益"，即國家在對外關係中維護自身獨立和爭取權勢，它支配和決定其他國家利益；國內生活中的意識形態或利益問題，從屬於國際權勢政治和國家對外地位。這是蘭克用以解釋現代歷史和評判時事的一項原則，名曰"對外政策第一"。見時殷弘、郝瑩：《利奧波德·馮·蘭克的國際政治觀》，載《歐洲》，1998年第4期，第4～10頁。）已經過時，不需要也沒有人想要予以恢復。然而，國際政治作為與歷史中其他多數基本要素同等重要和自在自為的一類要素，確實以它本身的相對獨立的方式屬於歷史。必須從它本身的體系和結構的角度來予以理解和研究，而不是作為其他社會體系或結構的一個附屬因素。

　　 蘭克對17世紀末英國"光榮革命"的起因和後果的闡析，連同施羅德本人對18世紀末法國大革命的根本原因的辨識，提供了關於國際政治作為歷史基本動因的固有意義的很好說明。蘭克所著《英國史》的重大特徵之一，就在於對英國國內事態與歐洲大陸政治之間關係的揭示和強調。路易十四時期法國的稱霸企圖和謀霸努力，它對英國復辟王朝和天主教復辟勢力的支持、資助和終極支配以及所有這些在英國新社會力量和新教公眾中間引起的憂慮和憤怒，造就了英國"光榮革命"，而"光榮革命"的結果（尤其是早已在抗擊法國的荷蘭執政奧蘭治親王威廉入主英國王位）對於法國以外的中西歐諸強逐步形成大聯盟，並且最終經過西班牙繼承戰爭粉碎路易十四的稱霸圖謀具有決定性的意義。由此可以說，它們變更了歐洲國際政治的基本結構和主要規範，變更了對於各國內部狀態至關重要的主要外部政治環境。由於對"光榮革命"的歐洲國際政治原因和影響的這種揭示和強調，使得蘭克關於17世紀後期英國史的論述顯著地優於在當代佔優勢的有關歷史編纂和討論，後者大致囿於英國內部的社會政治和思想文化。

　　 蘭克對法國大革命的原因也有其鮮明的歐洲國際政治解釋，雖然它並不排斥法國內部社會政治動因的緊要意義。蘭克在其1833年的經典論文《論列強》中，認為法國大革命爆發的一個首要原因要到18世紀歐洲國際關係中去尋找，（註：蘭克認為，"關於大革命的原因已經有了許多討論，而且人們是在絕不可能找到的地方去尋找它們。在我看來，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導致法國政府聲譽掃地的法國國際地位的變化。……因其他生氣勃勃的國家的興起（正是這些國家減抑了法國先前的勢力）而來的所有狀況，都被法國人歸咎於它們對外政策的無能，歸咎於它們國內情勢的確實無可否認的墮落。法國國內的改革運動由此而起，它太快地轉變成了一場革命，而它從一開始也正是針對外部世界的"。參見Leopold von Ranke,"The Great Powers,"in Georg G. Iggers and Konrad von Moltke, eds.,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 Indianapolis: The Bobbs-Merrill Company,Inc.,1973,p.91。）或者稍微演繹他的意思是說，要到這個時代的國際政治基本模式和形態（即幾乎毫無制約的國際權勢政治、完全"無政府"的國際體系）中去尋找，因為正是它們導致了七年戰爭以及法國在這場大戰中的失敗，從而造就了法國大革命爆發所需的根本的環境和成因。一個半世紀以後，當今最重要的歐洲國際關係史新著之一《歐洲政治的轉變（1763至1848年）》仍然不同凡響地強調這一點，並且予以更多的論說，表明國際政治是相對獨立的歷史基本動因。施羅德在該書中如此談論高度重視法國大革命的國際政治原因的廣泛學理意義，說他要向歷史學家和社會科學家提出看待18世紀後期歐洲的一種不同方式。18世紀後期歐洲的社會運動和革命通常被視為重大的結構性事態發展，具有深刻的原因和後果，而其對外政策方面的事態發展卻被當做表面現象，當做很大程度上是偶然性和個人選擇的結果："這是危險的看法。"基於一流的專業研究，施羅德指出，法國大革命的爆發一定程度上是個偶然事件，而18世紀後期的各場影響整個國際體系的重大戰爭卻不是。"法國大革命若被認為是1789年發生的一樁事件，那並不是無法避免的；它所以發生，是因為旨在避免革命的改革計劃恰好失敗了。在同一時期內，受革命威脅的其他國家避免或控制了革命--首先是奧地利，還有英國、俄國、某些德意志和義大利邦國都如此，而法國也有可能構設一種合理的方案，據此本來也可以做到避免或控制那裡的革命。（但是，）在同一個時期，沒有任何受到戰爭嚴重威脅的國家長久地規避了戰爭，包括許多費盡心機想做到這一點的國家。"（註：Paul W. Schroed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s, 1763-1848,pp.51-52.）顯然，原因是結構性的而非偶然的。歐洲國家通行的國內秩序力量（常備軍和警察、法律和稅收體系、階級機構、宗教和社會傳統等）一般提供了防止或抵擋革命的相當有效的武器；然而就防止戰爭而言，18世紀的國際體系僅提供了均勢政治這一辦法，而正是其基礎和表現--"自由放任的"經典國際權勢政治--導致了那個時代的一場場重大戰爭。

　　 施羅德在《歐洲政治的轉變（1763至1848年）》一書中反覆表示，他力求通過對這一歷史過程的研究，具體地否定一種"最近幾十年來並非罕見的觀點"：國際關係史是表面事態的歷史，它如果不附屬於一項對歷史和社會的真正塑造力量的分析就沒有意義；或者說，國際關係史倘若為它本身而研究，就會"只見樹木不見森林"。這樣的觀點主要表現為3種形態：（1）庸俗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即研究國際關係史若無徹底的社會經濟史觀統帥，就會看不見存在於經濟-社會形態、階級結構和生產關係中的國際政治根源；（2）"年鑒派"歷史學家的觀點，即國際關係史缺乏歷史的本質框架，缺乏總體史和系列史的深層結構和聯結；（3）"社會史"（或曰"現代化史"）的觀點，即國際關係史忽視了現代歷史的動力，忽視了現代化和工業化帶來的變更。對這些否定國際關係史的獨特的重大價值、否定國際政治作為歷史基本動因之一的固有意義的觀點，施羅德機智地予以批評：庸俗馬克思主義者通常只見樹根而不見森林，"年鑒派"史家只見總的全球風景而不見森林，"社會史"則是只見木材工業而不見森林。

　　 施羅德堅定地相信，可以"像一位專業的森林學家那樣來觀察和理解國際政治這一森林，懂得並尊重作為如此的一門獨立學科的森林科學：它既同其他學科密切相聯並向它們吸取教益，又有著自身的規則和體系。這意味著精心地將森林當做森林來研究……而非簡單地當做理解其他什麼東西的工具來研究（這其他什麼東西可以是氣候、生態、木製產品的經濟學、森林動物和居民的社會組織，或者你隨便想到的任何東西）"。（註：Paul W. Schroed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s, 1763-1848,pp.x.）這番話代表了史學界對國際關係史的一種深刻理解。

　　 三、廣闊的視野、總體理解能力和歷史方向意識

　　 國際關係學必須以國際關係史學作為基礎和主要內容，而國際關係史學也必須以國際關係學包含的種種理論性範式、觀念和命題作為一類基本工具。無論是國際關係學還是國際關係史學，就其大者而言之，都需要有總體理解能力和歷史方向意識，即"空間和時間"兩方面的智識恢宏性，或在這個意義上的廣闊的視野。在冷戰結束前後世界政治的多方面突變和混沌引起的廣泛驚詫、困惑和不安之中，善於宏觀哲理思考的歷史學家約翰·劉易斯·加迪斯想起了在總體理解能力上有巨大進步的地質學。由於發生了板塊構造學說這一革命性變革，地質學成了一門"大環境"學科。其智識飛躍的重大意義就在於首次有可能將地球在其地表構造上設想為一個能予以統一理解的整體，並且由此理解在地表某個大部分進行的過程怎麼影響其餘部分。理解國際政治需要一種與之類似的廣闊的、全面的視野，亦即需要將注意力集中於國際政治事態發生於其中的舞台或環境，就像充分注意它們本身一樣。這麼做的功效將是有限的，它並不能使國際政治的觀察家和研究者比地質學家們更有可能搞出精確的預測；然而另一方面，這麼做能夠導致的實踐結果仍然非同小可，甚至興亡所系，生死攸關，因為人們據此至少能夠對地震一般的突變有所準備："我們能事先加固露天看台，加強通訊線路，標明疏散出口，使得緊急救援隊處於隨時應變狀態。"不僅如此，它還能產生遠非無關重要的智識興趣和思想滿足："即擴展我們的理念，因而也擴展我們的夢想--更能理解和適應事態發展的理念和夢想，即使這種事態發展不是天界的玄機神變，也至少是人世的風雨滄桑。"（註：John Lewis Gaddis,"Living　in　Candlestick　Park, " The Atlantic Monthly, April 1999；引語見該文最後一段。）

　　 在歷史學領域，廣闊的眼界、總體理解能力和歷史方向意識曾經造就了一個以基佐、米涅和梯也爾為代表的19世紀法國史學界"政治學派"。即使它有著如下所述倘若偏重宏觀史就容易有的弊端。按照著名的史學史著作--《19世紀的歷史和歷史學家》的評述，（註：G. P. Gooch, 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oston: Beacon Press,1959,chapter 10；以下關於基佐的引語見該書第181～182頁。）與前一個時期流行的浪漫主義史學相反，基佐和米涅等人的目標大多在於解釋而非描繪，其旨趣主要是社會的結構、政府形態的演化和國家互相間的關係。尤其是基佐，他在19世紀30年代的講座《法國文明史》成為19世紀前半期最偉大的史學成就之一。他"是類似解剖學家解剖一個生物體那樣解剖一個社會的第一人，是類似生理學家研究動物機體的功能那樣研究社會機體功能的第一人……在抓住事態底下的觀念的能力方面，在洞察那些支配外在變遷的內在變更和發現一個時代的思想趨勢方面，從未有任何人比得過他"。基佐宣告，歷史學家有三重任務：從事歷史的解剖學、歷史的生理學和歷史的外在面相學（external physiognomy），亦即（1）收集和調查事實，研究它們如何互相聯繫；（2）發現社會的組織和生命，發現左右事態進程的法則；（3）重現一個個已逝事實的活生生的面貌，展示它們的個性形式和特質。用基佐本人的話說，"這些構成歷史學，每一部大的歷史著作都必須按照這些檢驗來給予評判。"基佐所以能夠成為馬克思高度讚賞的、"在我以前很久……就已論述過階級鬥爭的歷史發展"的主要歷史學家之一，（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2頁。）"政治學派"所以能夠在馬克思主義史學誕生以前成就上述宏大的社會機體歷史解釋，主要原因就在於具備本節所談的思想方法和智識素質。（註：然而，也需要指出，基佐和"政治學派"有著倘若偏重宏觀史（特別是"科學的"宏觀史）就容易有的一大弊端，即履行不了基佐本人說的"歷史的外在面相學"任務。基佐"缺乏講故事和描繪的能力，缺乏圖畫般和戲劇般的想像力，缺乏對個人和事物個性的興趣。他的歷史記錄過於對稱均勻。對他的最透徹的批評來自聖伯弗。"從遠處來看的歷史經歷了一種變形……構成歷史的愚蠢、野心、成百上千稀奇古怪的偶然事件統統不見了。每一個偶然事件都成了必然。基佐的歷史過於符合邏輯，以致不是真的""。參見G. P. Gooch, 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p.182。）

　　 某些國際關係史學家及其著作很好地表現了廣闊的眼界、總體理解能力和歷史方向意識。這方面的一個範例是保羅·肯尼迪。差不多貫穿他的所有主要論著的一大引人注目之處，在於地緣政治眼界和地緣戰略分析。尤其在空間方面總體地把握世界政治或區域政治，或者說將局部的、一地的國家行動和國際關係置於全球或區域的地理-政治大框架內，體現了他對地緣政治思考的一項難得的突出長處，這對於國際政治和戰略考察的裨益不言而喻。此種總體性在肯尼迪《大國的興衰》一書開頭對歐洲興起的根本原因的判斷中得到充分體現。（註：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New York: Random House,1987,pp.17-22.）歐洲所以能在世界現代歷史開始階段騰躍為世界上最生機勃勃、而後又最強大有力的地區，歸根結底得益於它那特殊的地緣條件。歐洲地形支離破碎，眾多山脈和森林將各個人口中心隔離，而其氣候從南到北、從西到東都有很大變化。很大程度上有賴於這樣一種地緣特徵，歐洲在1500年後能夠超越和壓倒中華帝國、印度莫卧兒帝國、波斯帝國以及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在世界力量分布中取得壓倒性的領先優勢。較具體地說，第一，歐洲崎嶇多變的地形減少了外部勢力入侵的可能性。第二，歐洲不同的氣候條件有利於產出適於交換的種種不同產品，眾多可通航的河流又顯著便利了不同產品之間的交換，而周邊環海這一狀況刺激了造船業並促進了海上貿易，並且最終導致歐洲沿海新的財富中心的確立。第三，歐洲支離破碎的地形，加上其多變的氣候，有助於促成並維持政治上的分裂，而這對於歐洲的崛起具有關鍵意義：不存在任何統一的權威可以有效地阻止貿易發展，不存在任何中央政府可以因其取捨安排而隨意使某一產業在歐洲範圍內興盛或衰敗，也沒有無所不在的苛稅體系來對商人和企業家進行系統、全面的掠奪，正是這樣的掠奪嚴重阻礙了歐洲以外各個帝國的經濟成長。不僅如此，為維護生存與獨立，歐洲各個分散的和互相競爭的政治實體競相加強軍備，繁榮的武器貿易大大刺激了軍事技術在各國的發展，這既阻止了某一個歐洲強國能憑藉絕對的軍備優勢建立大一統的"普遍帝國（universal monarchy）"，也使得歐洲地區在軍事領域取得了對其他文明和實力中心的決定性領先地位。

　　 又如，依憑同樣的總體性視野和總體性理解，保羅·肯尼迪確認了工業化進程引發的地緣政治變遷，連同這一變遷導致的國際實力和潛力分布的重大變化趨勢。這使得他在地緣政治理論的基本論辯中，更多地站在麥多德而非馬漢一邊。19世紀後期開始的廣泛工業化對地緣政治造成了巨大影響，其結果在於海權相對衰落，陸權相對興盛。陸上巨型大國在人口和自然資源規模方面擁有潛在優勢，而這種優勢由於工業革命的擴散有了開發的可能和必然。它們依憑工業化過程，能夠獲得遠大於英國之類傳統島國（以及其他"中等國家"）的工業發展。特別是鐵路網路的擴展顛覆了原先海權優勢的一項先決條件--同陸上交通相比，海上交通更為便利，成為陸上大國開發其巨大資源、並且因此弘揚陸權的極有力動因。不僅如此，工業技術擴散和鐵路發展對海洋國家和陸基國家有著不同的戰略意義：陸上兵力投送更為方便、迅速，從而使傳統的海洋國家更難防範陸基國家對其海外殖民地的攻擊；發達的鐵路與新技術武器如魚雷、潛艇大大降低了島國傳統的戰略利器--海上封鎖的效用，同時使這類國家更難保護其海上生命線；工業化改變了戰爭的規模與進程，擁有巨大人口、領土資源的國家更有可能贏得一場大規模的持久戰爭。（註：Paul Kennedy,"Mahan versus Mackinder: Two Interpretations of British Sea Power,"in Paul Kennedy, Strategy and Diplomacy, 1870-1945:Eight Studies,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1983,pp.41-85."工業化產生的影響在於使各國利用自身佔有資源的機會均等化。從長遠看，它終將剝奪較小規模的海島國家享有的優勢，賦予龐大的陸基強國更多利益。"（註：Paul Kennedy, The Realities behind Diplomacy: Background Influences on British External Policy,1865-1980,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1981,p.23.）這同其他一些根本因素結合在一起，使得美國和蘇聯這樣擁有絕對規模優勢的洲級大國決然興起，相對而言，英國這樣的傳統島國和其他"中等國家"急劇衰落。這樣一幅歷史圖景，無論是其宏偉性還是其解釋力，都達到了令人讚歎的程度，並且雄辯地指示了有關的歷史基本方向。

　　 與本節的主題密切相關的一個問題是宏觀史與微觀史的區別以及宏觀史的特徵。（註：本段的談論大體依據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一書前言， 引語亦取自該處。參見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歷史學家可以分為兩類："分割者"與"聚合者"。"分割者"大多集中於特定的具體史事的精細還原、澄清和分析，並且大多為了他們自己互相討論或爭辯而寫作。與之不同，從事宏觀史的"聚合者"力求使一個有較宏大主題的史事系統呈現出內在邏輯秩序，或者說將此秩序加諸其上。"他們表達那種試圖揭示出整個時期的含義的廣泛概論；他們追求使複雜的事態系統化，將歷史的混亂、無序和絕對邋遢簡化為乾淨利落的圖案，恰好適合書裡面各章對稱的框架"，並且通常被供給不那麼富有專業評判能力的廣大讀者。在一個課題領域內，"分割者"們的努力加起來可以產生大量細緻的專著，然而並無任何總的圖案從中浮現出來。在這樣的時候，調整"分割"與"聚合"之間的既有成就對比、以利"聚合"的努力至關緊要，為此總體性視野、具有創意的視角和多少貫通全局的主題性理念的塑造必不可少。其目的是在已有的微觀史的基礎上，達到微觀史不能成就的，那就是歷史圖景獲得其總體上的統一性和各局部之間的連貫性，或者說呈現出"總的圖案"，舍此不會有真正的歷史理解。